“92派”报告：国家梦想有多大，决定企业家天地有多大

作者 早报记者 简光洲   发表于2012-01-18 16:33

　　“92派”部分领军人物:

　　“92派”：

　　由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提出，特指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大多原是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

　　“92派”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92派”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潘石屹 红石地产创办人　

陈东升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创办人

郭凡生 慧聪公关信息咨询公司创办人

田源 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创办人

毛振华 中国诚信证券评估公司创办人

郭广昌 复星集团创办人

冯仑 万通地产创办人

王石 万科地产创办人

　　2月4日，深圳向北3829公里，一群被称为“92派”的企业家将汇聚北国冰城亚布力，探讨20年前一位老人南国之旅给中国和它的人民带来的巨大改变。

　　出席这场名为“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论坛的，包括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等众多中国企业家。

　　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首创者，指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从政府部门及科研院校等单位“下海”创业的那一批企业家。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认同“92派”这一说法，但是他们大都承认，“92”这个特殊的年份对于他们个人、企业以及国家的发展，影响都是无以替代的。

　　10万干部“下海”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时年88岁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搀扶下，悄悄地登上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普通绿皮火车。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趟列车的运行轨迹，将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列车从首都北京向南，途经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最后于1月31日抵达上海。2月17日下午，当邓小平用颤抖的双手拿起仍在规划的《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图时，他说：“浦东开发晚了。”

　　确实，南巡列车经过的省份中，如今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象征的浦东在当时仍是一片农田，而列车停留的江西新余、安徽蚌埠等地，农民还在赶着牛犁田播种。

　　这一年的初春，中国大地乍暖还寒。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徘徊不决、欲进还退的关头，姓“社”姓“资”的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

　　这一年，浙江东阳人郭广昌刚满25岁，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才3年。这是一份当时看起来非常稳定又有前途的职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20年之后的今天，郭广昌可能是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授老子、康德等哲学家思想的知名教授。

　　这一年，湖北天门人陈东升35岁了，已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官至副厅级。如果按照正常的轨道向前走，今天，他可能已官至省部级。

　　然而，就两人的命运因为邓小平这一年的南国之旅而改变。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郭广昌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他拿出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他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创业，而这笔钱是他好不容易才筹集齐的。

　　在当年，3.8万元是一笔巨款，创业也是件较为前卫且有很大风险的行动。要知道，即使是复旦大学老师这样体面的职业，郭广昌的月薪不过区区二三百元。一旦创业失败，他不吃不喝，也得用10年的工资收入才能还上这笔债务。

　　在创业之初，郭广昌和当时很多放弃稳定工作下海的人一样，也有过犹豫和“挣扎”，“大学毕业后，总想对父母和家里多贴补一些，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况你知道，工资也不高，因此我要考虑有没有更好的出路。”

　　除了家庭的生活压力，那年初从媒体上传播出来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好消息，也是促进郭广昌决心下海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小平南方讲话，的确把大家创业的激情、整个社会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再一次迸发出来。”

　　远在北京的陈东升也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第二年，他辞职下海，创建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之后，他又组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陈东升年龄比郭广昌大10岁，下海创业比郭广昌还要晚一年，但他经历得更多、行政级别也更高，所以在面对这激荡人心的变革时，他似乎显得更加自信，“那时，‘下海’已经开始形成一股风潮，心理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1993年我‘下海’时曾经讲过，要是5年前‘下海’，我可能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3年前‘下海’可能是无能的人；而现在‘下海’，人家就认为你很行。”

　　“这里面隐含的，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经商的判断变化的三个阶段。当时，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大家都不认同商业的时候，去做商业要冒的风险是很大的。”陈东升日前回忆说， “当一个社会确定只有顶级人才去从事商业这样的主流价值观，才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真正走向成熟的时候。价值观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一些人成功，之后大家才把他们当成榜样来追逐。”

　　其实，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改变的不仅是这两位年轻人的命运。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年，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刚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看到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报道后，心里特别激动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会继续，而且会有更大的动作。事实证明，此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加速进行，如果没有南方讲话和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发展。”

　　“92派”壮大

　　如今已是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的陈东升认为，每一次重要变革，都在企业家身上打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他给“南巡”讲话之后的企业家发明了一个名词——“92派”。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

　　在当时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92派”都成功了。

　　吴晓波在《激荡30年》一书中写道，陈东升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的同学毛振华，当时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就在陈东升创办嘉德的半年后，他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他要做中国的标准普尔和穆迪。

　　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也“下海”了，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的投资，然后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前往当时的热土海南。邓小平南巡之后，热潮席卷海南全岛，并在那里碰到了5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他们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

　　在过去20年里，郭广昌创办的复星投资了许多领域，“但是这个核心就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节奏，来变换我们的投资重点。比如我们最早进入医药行业的时候，就是因为批销领域的开放。1998年房改了，住房消费市场真正有了需求，我们成立了复地进入这个领域。最近10多年，中国经济工业化加速，我们也投资重化工，包括钢铁、矿业等等。”

　　20年后的今天，郭广昌和陈东升都成了企业家的“榜样”，虽然他们自己戏称，一个人的头发少了，一个人的头发白了。

　　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从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做市场调研，短短20年内，成为一家管理资产超过1350亿元的投资集团，即便如美国凯雷集团、保德信金融集团这样的全球投资巨擘，也已经是郭广昌的座上宾。

　　“这些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了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郭广昌感叹说。

　　陈东升的泰康人寿抓住了中国保险市场快速成长的20年，如今，其保费收入接近1000亿元。陈东升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格林伯格”，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总裁。

　　陈东升评价自己的企业发展与时代变革之间的关系时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家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在中国工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但我记得它，因为我是南方讲话和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

　　当然，商海毕竟是海，一些盲目“下海”的人呛了水，有些人投资失败，有些人甚至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获刑。

　　如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还有不少担忧：“十一届三中全会、南方讲话及加入WTO，本质上就是一个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会很快消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未来数年内可能会遇到更多麻烦，这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和足够重视。”

　　对话

　　郭广昌：搞好经济要让猫自己去抓老鼠

　　郭广昌

　　1967年生，浙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后辞职下海，现任复星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旗帜之一，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上周接受早报采访时，用一句话总结了他个人理解的邓小平南方讲话核心——就是把“猫”放出来了，让能抓老鼠的猫自己去抓老鼠。

　　南巡解开经济束缚

　　东方早报：当年的下海与邓小平南方讲话是否有关系？

　　郭广昌：应该是有关系的。那时候小平的南方讲话，的确把大家的创业激情、整个社会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再一次迸发出来。

　　东方早报：你个人理解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郭广昌：我觉得小平先生南巡的核心思想，就是把“猫”放出来。我自己也一直相信中国人是很有能力的，也很有创造力的，只要我们自己不乱来，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能抓老鼠的猫自己去抓老鼠，我们肯定可以做到世界数一数二的，这是大趋势，也是小平先生的远见所在。

　　东方早报：你觉得此后企业的发展，与南方讲话之间是否有关系？

　　郭广昌：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个思想束缚被解开了。后来的市场准入、政策开放、加入WTO，应该说都是一脉相承的。复星在过去20年里，投资了许多不同的领域，但是这个核心就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节奏，来变换我们的投资重点。比如我们最早进入医药行业的时候，就是因为批销领域的开放。1998年房改了，住房消费市场真正有了需求，我们成立了复地进入这个领域。最近10多年，中国经济工业化加速，我们也投重化工，包括钢铁、矿业等等。

　　年年提民营经济发展

　　东方早报：小平同志南方讲话20周年后的今天，从你的切身体会来说，感觉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继续推进改革的？

　　郭广昌：我每年在全国人大会上，都要谈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由于历史的积重比较多，所以一开始力度是很大的，政策上的空间也放出来。但最近这些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又开始引起大家关注，我不认为这是方向性的选择，但的确是这些年来，民营经济领域的进展没有那么大，特别是和一些发展得很好的国有企业比起来，显得相对更引人关注一些。

　　东方早报：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调整，复星是否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郭广昌：我们做投资的，特别是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经济的调整往往意味着机会，我们重点是做好资产的配置。那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往这个消费类的投资，包括消费升级和金融消费，因为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国内消费增长比较快的时期，所以我们立足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动力，把国际资源嫁接到中国内需增长上来。对这个方向，我们觉得非常有前景，我们的很多国际合作伙伴也非常认可，所以我们正在迎来战略发展的新阶段。

　　东方早报：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会保持过去30年来的高速增长？

　　郭广昌：我们现在在国际上进行一些并购入股，一个核心的理念是把国际上的优质资源引入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来。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或者说，我们不能让国际合作伙伴相信中国的未来，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没有办法开展。因为如果在中国的合作没有未来，他们就不需要我们的加入。

　　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升级类的伙伴，比如度假品牌Club Med，时尚品牌Folli Follie，还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伙伴，比如凯雷集团和保德信金融集团，他们都非常认可我们的逻辑。这些世界级伙伴的认同也许已经说明了一切。

　　陈东升：两个《条例》分清了企业家价值

　　陈东升

　　1957年生，湖北人，现任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并取得博士学位，曾在对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部门工作。

　　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对自己当时“下海”的情景记忆犹新，特别是1992年出台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他觉得这两个条例直接解决了企业家的价值难题。

　　两个《条例》成转折点

　　东方早报：你最先提出了“92派”企业家，为什么会这么界定？

　　陈东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活跃的青年群体中有一些人开始弃官“下海”经商，我把他们叫“92派”。1992年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真正发生变革的转折点。

　　这两个《条例》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但我记得，因为我是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条例》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嘉德、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条例颁布后成立的。

　　对这两个《条例》我记忆深刻，当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创办嘉德时，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按这两个《条例》来起草的。所以我认为，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创新。

　　“原罪”祸起制度缺失

　　东方早报：你在1993年“下海”创业，是不是也受到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鼓励？

　　陈东升：是的。最重要的受到这两个《条例》的影响，这两个条例让大家有了条件去筹措资本，这才诞生了真正的现代企业家。

　　东方早报：你当年“下海”是不是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有些单位是不放人，有些人是不敢走。

　　陈东升：现在看来，在1989年前后的那几年“下海”，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特别是两个《条例》出台之后，“下海”就成为一种时代风潮。那时谁“下海”、谁能做得好企业，谁就光荣，整个社会对人的评价价值体系已经不一样了。这一批人抓住了机遇，所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东方早报：对于中国企业家，有很多关于“原罪”的讨论，认为他们起家时钻了政策的空子，或是使用了一些特殊的非法或违规手段？

　　陈东升：社会上一直对企业家有一种“原罪”说，但事实并非都如此。从1992年两个《条例》出台后，再出现的企业家和海归应该不存在“原罪”二字，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制度演变的过程，当年企业家的“原罪”更多是因为没有相应的企业家制度，没有企业家价值的评估制度，而1992年两个《条例》出台之后，有了创始人的概念，有了期权的概念，有了股权的责任，这就解决了企业家的价值问题，解决了如何承认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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