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吉高速节约多少时间:草圣三家——张旭、林散之、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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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        张旭,生于唐上元三年(675),卒于玄宗天宝九年(750),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工诗书,晓精楷法,以草书最为知名。为人洒脱不羁,豁达豪放,嗜好饮酒,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常于醉中以头发濡墨大书,如醉如痴,称“张颠”。时与李白诗,裴文剑舞称“三绝”。其书得之于二王又独创新意,书迹有《郎官石记》、《草书右诗四帖》等。其正书《郎官石记》,完全是虞欧笔法,端严规整,欧阳修《集古录》:“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记》真楷可爱。”《古诗四帖》以其崭新、高美的形式,巨大的气魂展开雄伟壮阔的书卷。丰道生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张旭:开创醉酒狂草书风 近似山水画家泼彩泼墨... 唐·张旭《古诗四帖》辽宁省博物馆藏 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汉字的起初功能是实用。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笔下的张旭,活脱脱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神采一直为世人所倾倒。           林散之          林散之(1898-1989),名霖,又名以霖,字散之,号三痴、左耳、江上老人等。安徽和县乌江镇人,生于江苏江浦。建国初,林散之当选安徽省第一届人民大会代表,曾任江浦县(时属安徽,现改名为浦口区)农田委员会副主任、江浦县副县长。六十年代初入江苏省国画院任专职画师。曾为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1972年中日书法交流选拔时一举成名,赵朴初、启功等称之诗、书、画“当代三绝”。1989年12月6日因病辞世,终年90岁。

       生平详述

  林散之的父亲林成璋是一位天性诚厚、无意功名的读书人,其个性与学养对林散之有直接的遗传与影响。林散之三岁即喜写写 画画,五岁能对物写生,六岁入塾读书。自此至十三岁,七年间读完《百家姓》《千字文》、孔孟的经典及《左传》《古文观止》《诗经》《毛诗》《唐诗》等,又习作文、属对、作诗,习字则从描红入手,继临颜、柳名碑,十二岁已能为邻居写春联。课余又写生,或钩摹《绣像三国演义》《绣像水浒传》中人物,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因其顽皮,童年时闹出不少趣事。    林散之十四岁时其父病故,家庭生活艰难。此后,他发奋求学,先从和县陈姓廪生读书,继去南京从张青甫学画人像。十六岁时因疮疾返乡。诗文请教廪生范柳堂,书法从师范培开,并习武强身,十八岁应聘在和县姐丈家教书,并从张栗庵学诗及文辞,尽读其藏书,书法亦获其指授。十九岁娶赵姓女,次年,赵氏病故。二十一岁时大病垂危,幸张师精医道,获救。二十二岁被全椒富户盛家选为婿,妻盛德粹贤淑达理,善治家,使其专心文艺,相伴数十年,感情甚笃。   林散之二十三岁时分得祖产水田近四亩,宅后山地数亩和原住房十间。又购周围荒岗,辟为果园,并植大量树木,名其居日“散木山房”。是时,其诗书画已颇有名声。   二十六岁时,他着手编著《山水类编》,至二十九岁时完稿。三十二岁时,经张栗庵介绍,辞去教书工作,赴上海从黄宾虹学画山水,至三十四岁,因家中经济困难,还乡,仍教书。当年秋,家乡水灾,他挺身而出,义务主持圩事,公正廉明,甚受拥戴。   1934年,林散之三十七岁。遵黄宾虹教导,为师造化,孤身作万里游,得画稿八百余幅,诗近两百首。次年撰成《漫游小记》,连载于上海《旅行杂志》。1936年游虞山、扬州等地。1937年游黄山,得诗十六首,画稿若干幅。 1938年,家乡为日寇侵占,林散之举家逃难,数年间,随身携诗稿、碑帖与笔墨纸砚,流浪中仍作诗书画不辍。1945年抗战胜利,他不胜慨叹,曾作诗十九首记之。   解放后,林散之于1951年被选为江浦县人代会常委,作为国家干部在江浦工作、生活了十二年。其间于1956年出任江浦县副县长,1958年当选为南京市政协常委,1959年当选为江苏省政协 委员。1963年,他正欲退休时,江苏省国画院聘其为专职画师,迁居南京,与画家钱松岩同住一幢两层楼房,林宅在楼下。从此,专心书画创作,成果日丰。   1966年林散之六十九岁时,夫人病逝,林悲拗万分,顿使双耳失聪。是年,“文革”运动爆发,林孤身一人在南京生活,来往于南京、扬州、乌江儿女间,如此经历了七年的流浪生活。1970年春节除夕,他在乌江镇浴池洗澡,不慎跌人开水池中,全身严重烫伤,救治四个月始愈,右手五指粘并,幸被抢救了拇指、食指和中指,尚可执笔,因自号“半残老人”。   197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拟编发“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特辑。评选中,他的草书条幅《毛主席词·清平乐会昌》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书名初震。是时他七十五岁。次年元月,《人民中国》第一号出版,其作品单独列于特辑首页,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此后,日本书道界的访华团体来中国,都以能拜会林散之为荣,对其书推崇备至。是年3月,他自江浦重返南京。 1975年,他应荣宝斋之邀去北京,以其诗集《江上诗存》手稿奉请赵朴初、启功教正。赵为作颂诗,启功为撰序文,给予极高赞誉。 四年后,南京教师进修学院为之刊印三千册,从此流传海内外!   由于林散之在艺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重大的社会影响, 197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书名大震后,他创作更勤,应人索请或参加展览,大量作品流传四方。全国第一、二、三、四届书法展,他均出以精品。此外,1980年,先后在南京、合肥举办个人书画展,展出作品一百四十件。1982年,又在南京举办其祖孙三代书画展。   数年间,林散之又创作了多幅巨制。如1980年他八十三岁时以丈二宣整幅作草书横披《自作诗·论书》,雄肆苍浑。1987年他九十岁时又以丈二宣整张作行草书条幅《自作诗·看长江大桥工程》,端秀苍劲。同年又为峨嵋山重修金顶书“金顶”二字,字径约二尺。又为福建妈祖庙以隶书写“和平女神 海峡之岛”八个大字,每字均用整张四尺宣写成。其巨作之雄风雅韵,感人至深,叹为观止。         197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草书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合册。1981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林散之书画集》。1985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林散之诗书画 选集》,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林散之书法选集》。1986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其草书《论书诗卷》。   1984年5月15日,日本书道访华团拜访林散之,团长、日本书坛巨孹青山杉雨敬题“草圣遗法在此翁”为赠。同年,北京《瞭望》 周刊四十七期发表《草圣遗风在此翁》评介文章。林散之“当代草圣”之称从此传颂四方。   林散之暮年患脑动脉及全身主动脉硬化,多次住院疗养,每当稍有好转,他便吟诗或作书、作画。1988年九十一岁时,他向故乡江浦县捐献历年书法精品一百七十件、画四十幅及所藏古砚两方,江浦县为建书画陈列馆于求雨山。1989年7月病重。10月,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自知命数将尽,一天上午起床后突要纸笔,写下“生天成佛”四字。至12月6日,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二岁。   林散之先生为何会葬在采石矶呢?一是林散之先生终身钦慕李白的人品和才艺。1982年清明节,林先生曾为迟逝的盛夫人题写过一篇墓记:“翠螺山色阳晴变,扬女潮声近近连;身后一杯平静土,共君永此傍青莲。”(翠螺山即采石矶,李白为青莲居士)。把墓地选正在太白楼之侧,取诗仙为邻,诗书两绝,成万世嘉话;二是林散之本籍为安徽和县乌江,出生于南京江浦乌江(此乌江即项羽自刎处,两个乌江虽分隔两省,其实只相距13公里),取采石矶隔长江工具相望。林散之生前曾十数次登临采石矶,寻访前人遗址,面临滚滚长江,遥望家乡,写生做画,抒情赋诗,情无所系。采石矶正在林先生心外属其家乡范围。

      书画人生

  林散之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也正因为其出大名很晚,数十年寒灯苦学,专心致志,积学厚,涵养富,不仅其书法功底至深,而且,又因其做人之真诚和在诗主义辞及绘画等多方面的成就,滋养了其书之气、韵、意、趣,使之能上达超凡的极高境界。也正因为其书具有超凡脱俗的境界、深邃隽永的意韵,才能使书界中人对之品赏愈久,得益愈多,感受愈深,认识愈深。而认识愈深,也就更增敬仰叹服之情,可以说,他的书法艺术中蕴涵着其人之真、诗之韵、画之意。这是我们在解读林散之书法时不可不知的。    林散之生性赣厚诚朴,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办事出以公心,敢做敢为,如1931年家乡遭受特大水灾,林应五个圩长和当地老农的要求,出任圩董,统管全圩,接受政府救济,以防乡长发灾难财,坑害灾民。同时带领乡民们兴修圩堤。因其秉公无私,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声望极高。   又如1953年,江浦大旱。河塘干涸见底,田地龟裂,禾苗枯萎,此时江潮上涨,水位已高过堤内农田,急需挖开江堤,放水灌溉。林散之急找县委书记陈述自己的经验与建议,但此事非同小可,书记甚感为难。感情真切的林散之不由出言暴躁:“江水一定要立即放,要是出事,杀我的头!”书记理解,急召集会议,研究通过了林的建议,这一年整个江浦圩区获得了好收成。    林散之出了大名后,常有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职业的学书者前来求教。其中有不少自命不凡者,出示作品本想得到他的赞扬,不料他不通世故,劈头就是数句直言相告,遭致来者怨恨不已。也有不少真诚求教者,接受其指教,认真学习。林每见有所进益,喜形于色,交谈甚欢,往往还主动作书为赠。杰出诗人、书法家高二适,人多畏其性烈,好骂人,敬而远之。然他与林二人间则互为仰慕,常诗书往还,或相叙不知日夜,互相引为知己不可多得。可见林散之待人、交友皆对之以真诚,这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林曾说:“文艺家要做真人,不要做假人欺世。”他自己正是“做真人”的楷模。   林散之治学有一往无前的钻劲。他十七岁即以范仲淹名言 “不及,非人也”为座右铭,并取号“三痴生”。他痴情于诗、书、画,终生未曾辍止。   他二十六岁开始编纂的《山水类编》,全书共二十九卷,三十五万余字,汇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内容采自数百种文献,历时三年余完成。在当时,可谓一大工程,他人未曾做过,可见其心志。 1930年,林曾将此书抄本携去上海,请其师黄宾虹审正。黄仔细阅过,并作了眉批,并打算推荐给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因抗战起,未果。   他牢记黄宾虹“师古人,更要师造化”的教导,通过几年节衣缩食,积累了一些旅费,便于1934年三十七岁时决然打点行装,告别老母妻儿,孤身出游。费时八个月,历经苏、皖、鲁、晋、豫、陕、川、鄂九省,游嵩山、华山、终南山、太白山、峨嵋山、庐山、混江、三峡等名山大川,行程一万六千余里,历尽艰难险阻,得画稿八百余幅,诗近二百首,并观摩沿途历代刻石书法,胸襟与眼界大开。此举亦少有人实行,可见他追求理想的执着与坚毅。后又两游黄山,在名山大川中体验方法,寻觅新意,尤对山川景色风云气象变化之灵韵深得感情。这对其后来诗、书、画高逸格调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林散之少年时即显出诗才不凡。今尚存其1914年十七岁时自订诗集《方棠三痴生拙稿》,内书目作诗词一百一十六首,以行书 或楷书书写,大部分作了修改。其诗文老师评曰:“词旨清婉,用典 浑切,凤呜高冈,自非凡响。”其平生,无时无地不在推敲诗作,如病卧时、睡梦中、吃饭时、走路时常不能自控地兴起作诗。甚至在坐马桶时也常沉思,忽觅得佳句急起身提裤去桌上取纸笔记下,以免遗忘,一时传为笑谈。   他在诗词上耗费的心血最多,体会最深,自我评价也最高。他在八十多岁时曾颇为动情他说过:“现在社会上风云变动不定,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这是个目的。 诗、书、画,我的诗为第一位。功夫深,用了六七十年心血。尤其 ‘四人帮’时,家籍被抢烧一空,唯诗稿常在身边,晚上枕头,不让遗失,保存下来,真是苦难重重。自下已蒙各方面努力,存印下来,可以留给后人看看。”   这一番话有两个要点:一是林散之治艺,志在与古人争一地位。他一生奋斗,标尺放在这一高度;二是他自评诗、 书、画,以诗为第一。从其所叙保护诗稿的经过,可见其倾注感情之深。《江上诗存·启功序》中盛赞:“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 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赵朴初题赞中则有“老辣文章见霸才”句,评价极高。 林诗颇近于唐人白居易、宋人杨万里的情调,朴实无华、清淡中见真情。这种意境正与其个性气质相表里。可是,这饱含着老人一生才华与深挚情感的两千几百首旧体诗词,今世又有多少人能品味其妙处呢?但其抒情写意的诗词往往见题于画作上,与画境相辅相成,并臻其妙。或见之于书法作品中,其诗词的意韵成为其书法笔墨、风格的深层内蕴,故其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中充溢着浓厚的诗的韵味,此非常人所能及。故可以说,其诗韵乃其书之魂!   林散之十三岁学画人像,并学工笔人物画,后又自学山水画。 二十余岁时,其书法工楷书、隶书、行书,工笔人物画师陈者莲、黄慎,山水画宗王烟客、王石谷,在皖东已小有名气。三十二岁时,经其方诗文辞老师张栗庵推介去上海投师黄宾虹,为其艺术生涯中重大转折。黄为诗、书、画、印“四合一”的艺术大师,其山水画尤为海内外所敬服。林从学两年,书画笔墨之道深得教益,眼界大为开阔,见识大为增长。又获读黄师大量藏书,并聆听教诲,学问大进。这两年的收获,对其一生艺术的攀高,具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林在中国画上尝试表现现实生活,1955年创作了长卷《江浦春修图》,直接取材于宏大的修圩筑堤工程,饱含着他的切身体验和深挚情感。这幅长卷成为解放后国画界最早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之一。    1963年,林散之应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曾与画院同赴苏南、苏北写生。三年间,作画甚勤。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后,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被查抄焚毁,生活动荡不定。1970年全身严重烫伤,险些丧命。此后,他作书较多。而作画,未再外出写生,多追忆往昔写生印象,尤以画黄山烟云景色为多。其用笔与作书同,曲中求直,方圆相兼。水墨则竭尽干湿浓淡的交互变化,表现烟云气象的丰富意趣,从而造就其高出时人的水墨技巧, 与其师黄宾虹不同。黄之墨法有苍浑之气,林之墨法则更多灵润之意。他在这一方面深切而独到的体验,施之于草书,为草书开一新境界。而其在写意山水画的意境追求上,景物造型上及布白的奇正、虚实、墨白的处理手法上所获得的深切体会,渗透其书法的字法、章法,又使其书具有了独特的个性趣味。   林散之自述:“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广又云:“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方稀之后,又一变矣。”其自我鉴定书法进程为四个阶段。   他从小即勤奋习书。从现存其十七岁时自订诗稿《古棠三痴生拙稿》来看,此时不仅其诗已颇具功力与性情,其小字行草书,以 《怀仁集王圣教序》为底,已颇具功力与文人气息,所书甚熟练,然点画用笔较文弱。从这本诗集手稿,可概见其“未有师承”时期至其拜师之初已达到的水平。   谈到从师于范培开所得,他自言:“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这一感受十分深刻。不能悬腕,在写诗稿一类的小字时还无大妨碍, 若写大一点的字,就不能贯气自如地运笔了。这一教导,使他有了远大的前途。   他又说:“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宋、元, 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 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 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其学书临古之 脉络如此。可见林散之思想开明,是以兼融并取的态度广为取法古人的。他无论碑、帖,无论何家何派,各取其所长。对隶、真、行。 草诸体,终其一生,苦心钻研。唯于篆书,他末提及。曾见其所书, 亦甚有功力,趣味不凡,笔法得自其师黄宾虹。   林散之曾自言其十六岁写柳公权《玄秘塔》,其结体秀峭,用笔瘦硬,对他后来个性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调。这时,他得到了范培开的指授。十八岁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书法亦获其教导。 张氏书宗晋唐,于榕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在法度与文人气息上均 对他有很大影响;从其二十余岁时画上题字与真书诗稿《四时读书乐》中分明可见。他又于魏碑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对《张猛龙碑》用 功最多,此碑体态较修长、舒展,点画亦较瘦硬,正可与柳体互补,更增奇姿异态。林书风格主要以此二碑立骨。而他“于李北海学之最久”,所取乃是北海书体势宽博中见紧密,秀中藏拙的意态。   林散之书法总体上说,是以南北朝晋唐碑刻筑基,又从《阁帖》学晋人书,并取法唐、宋、元、明诸名家手札,得其意韵,同时临习汉 隶名碑,数十年不辍,故其书刚中见柔,兼有碑之骨、帖之韵,又渗透着汉隶朴拙之意。其书,不仅创作,即临写各体碑帖,凡粗壮风格者,其笔下所临皆趋于瘦硬。他信奉杜甫所谓“书贵瘦硬始通神”的审美观念,这也是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   从师黄宾虹,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氏对笔墨技巧的钻研为现代之冠。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其书用 笔与体势在很长时期内颇近于黄体,曲中求直,圆中求方,无论纵横,均不直过,疾涩相应,强调对折钗股、屋漏痕意理的感悟。即晚年所书字形虽不似黄体,但笔法仍守黄书之神髓,可见其善学。   林散之自言:“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观其作品,确如其言。大约此前的作品,虽格调、意韵甚好,但用笔与结字均在高度的理性把握之中,观赏时可 以感觉得到。六十岁后所书循法度而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从而有天趣流露,此即其所谓“不拘于法”。大约七十岁后所书,强调个性、追求天趣成为其审美的主导倾向,创作中用笔大为放开,不同状态下作书即有不同的情意介人,故作品一时有一时之气象。八十岁后进入自由之境,作书时已无法度意识,落笔皆随意、随兴为之,出神入化,意趣天成。此时作品,笔墨变化妙不可言,往往不见点画与结字形态之具象,但其虚灵超脱的墨象似无意中受看法度的调控,有无尽的内蕴,令人捉摸不透,玩味不尽。这是林散之书法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境界。这是足以笑傲于中国书法史 的、不同于古今书坛所有大家的独到境界。   林散之中年时代的行书基本面目是米芾、董其昌和黄宾虹的 合成。后又钻研王铎的行书与草书。关于他学草书的年龄,其自 言:“我到六十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 不会有成就。”他学书数十年,常写碑,旨在锤炼其书法线条的力 度、涩度、厚度与拙朴趣味。所谓“六十岁后才学草书”当指其六十 岁后才以草书为专攻。现存他三十余岁时的草书作品已颇见功 力,四十余岁所作草书已形成其个人风格的基本模型,大抵为黄宾 虹笔法与怀素草书体势相渗透。六十岁后,他将主攻目标转向了 草书,对书体中难度最高、艺术抒情性最强的草体作最后的冲刺。 以攀登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在这最后阶段,他谋求诸家草法的溶合,尤其是将怀素与王铎 两家草法加以变通。他对王铎草书有深刻的认识。王铎草书承继 二王、怀素,并合以米芾笔法,精熟至极,奇巧至极,真可谓无以复 加,走其老路,恐难以再创新境。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加以变 长法。其以隶意入草,涵溶于笔墨之间,无一生硬之迹,非深识其书 者,难以看破。他以深厚的汉隶功力来改造王铎草法,返熟为生, 以拙破巧,从而造就了林散之草体。这是他独具胆识与创意之处, 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72年底,《人民中国》杂志选拔现代中国书法精品向日本介绍,林的草书作品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诸位权威人物的高度赞誉,名列榜首,代表现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那一幅作品确可以称之为林散之书法衰年变法前期的代表作。其在有意无意间,既循法又破法,随意自如,时出天趣,又恰到好处,令人赞叹不已。   但林散之并末以所获殊荣为满足,他对越来越多的赞扬声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淡然处之,默不作声地、我行 我素地向自己认定的更高境界不懈追求,使其书法在八十岁前后全面进入化境。他在七十人岁时曾有感赋诗一首:“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可见其对性灵境界的追求毫不含糊,他视书法为性情中物,自喜能“写到 灵魂最深处”,纯乎真性灵的显现,这是一种“天籁”之境。   他八十三岁时所作论书诗云:“自攫神奇人画图,居心末肯作凡夫。希贤 希圣希今方,无我无人无主权。一种虚灵求不昧,几番妙相悟真如。浑然天趣留多少,草绿山中认苾刍。”这亦是进入化境后才能深刻体验到并道得出的心声。他将此诗写作丈二整宣横幅,气势撼人心魄。通幅真气弥满,既雄厚又狂放,用笔亦圆亦方,斩钉截铁,又柔韧有节,变化莫测。其涨墨、浓墨处厚重而不滞,枯笔散锋 渴墨处有如烟云腾绕,字形笔画散漫而神意在,内力更强。长锋羊毫在其手中经数十年的运使、研究,创出一套独特的笔法,笔锋的正侧翻转,无不如志,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笔法与墨法互为作用。林散之从王铎书法中悟得涨墨之妙,又从黄宾虹画法中承取焦墨、渴墨与宿墨法,随其兴致所至,施之于书法创作,其八十岁后作品,有时通幅以浓墨焦墨为之,聚墨处黑而亮,神采夺人,枯墨散锋处一枯再枯,墨似尽而笔仍在擦行,只见笔墨化作虚丝,在似有若无间尤显其意韵、精神之超凡。有时又以宿墨为之,时而墨晕中见有浓墨凝聚,乃运笔之实迹,时而变枯、变淡,笔意一翻转,又变润、变浓。他充分利用长锋羊毫蓄水多、下注慢,便于连续书写的特性,笔毫内所蓄水、墨不匀,即可随笔锋翻 转、运笔速度的快慢产生浓淡干湿的无穷变化。   由于这种种技巧的作用,使长锋羊毫在笔画的粗细和点画形态的表现上不易产生很大变化的局限性,通过水墨的丰富变化得到了奇妙的补充,笔法与墨法互补相发,是林散之书法对中国书法技法宝库提供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一神奇的技巧,成了其书法化境的重要表现手段。   林散之艺术馆   “大江绕绝壁,草圣伴诗仙。”大自然造化了采石矶,采石矶挽住了李白,李白吸引了林散之。为了纪念这位当代杰出的书法大师、诗人、画家,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决定建立林散之艺术馆,并于1991年10月15日在马鞍山采石风景区建成,了却了先生“归宿之期愿与李白为邻”的心愿。   林散之艺术馆是我国草书大家,有当代草圣之称的林散之先生的作品陈列馆。林散之先生祖籍安徽省和县乌江镇,一生酷爱山林,早年受益于书画大师黄宾虹,他每遇山水佳境,必登临、吟咏、图貌之,得写生画稿八百余幅,诗作二百余首,尤精于书法。他六十岁起始作狂草,却功深力到,妙造自然,享誉海内外,有一代宗师之誉。先生生前曾十余次放歌采石,心仪先贤,素有“归宿之期与李白为邻”的愿望,因此,在他百年之后,马鞍山市为他设馆于采石公园内,以遂其愿。   林散之艺术馆设计为园林风格,占地三千八百平方米,绿草茵茵的庭院里主馆、副馆和学术馆三个以茅草为顶,粉墙红窗的仿古建筑错落有致。主馆名之为“江上草堂”,内藏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一百余幅,大多为草书精品;他生前所作写生画稿及诗作手稿则保存于副馆内;值得一提的,是庭院里有几株史前时代的树木遗骸--硅化木默然伫立,与杜鹃同沐春光,与翠竹共享冬雪。联系草堂内先生晚年自述中曾以“散木”自号,然而散木不朽,便可一窥此艺术馆设计者的匠心了。

      泽被后世

  林散之是诗、书、画三绝的艺坛大家。其书震撼中外后不几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很快出现了全面兴盛的局面。林散之的书法,从其审美观到形式技巧都对国内外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苏及南京地区的中青年受益尤多。今日南京及江苏中青年书法家总体艺术素质较好、创作水平较强、审美识见较高,有些已成为全国书店的中坚,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多 或少地得到过他的教导与影响。林散之对现代中国书法艺术事业的贡献,真可谓“功莫大焉”。     
            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他的侄外孙刘遵义教授乃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别名: 伯循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陕西三原   出生日期: 1879.04.11 逝世日期: 1964.11.10. 代表作品: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

       人物简介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陕西泾阳斗口村(“斗口于家”),原名伯循,字右任,曾用名刘学裕、原春雨,后以“右衽”谐音“右任”为名;笔名“神州旧主”、别署“骚心”,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先生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以后“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著籍为三原人了。”]   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书法家、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与好友刘觉民等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筹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他的侄外孙刘遵义教授乃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主持部务。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反对袁世凯。1922年,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他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后担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   于右任善长诗词书法,所创“标准草书”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并著有《于右任诗词集》《标准草书千字书》等。   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二位为王羲之、颜真卿)。   于右任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诗人。他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被尊称为“元老记者”。

      不凡的一生

  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进入震旦公学,后在震旦学院肄业。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有推翻清王朝的思想,遭缉捕亡命上海。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于右任寓台湾15年,台湾书法风气首次出现碑学压倒馆阁帖的趋势。1964年因为政治原因而长期郁闷成疾,病逝于台北。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尤擅魏碑、楷书、草书,首创“标准书”,被誉为“当代草圣”。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中国汉字的草体书法,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于右任有“近代书圣”之誉,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于右任先生当今唯一健在的养子、弟子刘田依(又名刘田一、刘天一)先生在南京定居生活,目前正在整理、研究于右任书法的相关工作, 并且在编著新的《中国汉字书法草体字常用标准大字典》。这部字典是刘田依先生在继承与发扬于右任《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宗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为丰富广阔的古今百家体貌姿态,并且修订完善了中国汉字书法在当今社会实践中推广交流应用的局限与不足,使《标准草书》跳出了个人及小部分人保守、陈旧的汉字书法艺术及学术思想的局限性、片面性认识,将中国汉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应用从原有繁琐的笔画、笔法中得到合理的艺术化解放,让中国汉字书法草体字真正成为提高中国文字书写速度与效率的工具,这也是于右任先生生前在大陆经常对刘田依先生教导的意愿。   “右任”本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向报社投稿用的笔名,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养。后经三叔于重臣帮助,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两年后又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曾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随即报告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于的亲友听到消息,以重金雇人去开封,向正在那里参加会试的于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的公文反比于的家信晚到,于得以迅即逃离开封到上海,化名刘学裕,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于右任出钱、出关系并聘用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   这一年,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进行无理限制,愤然回国。于与王敬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公学,使这些留日归国学生能在其中继续读书。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次年4月,于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好友刘觉民引荐结识孙中山,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于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回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任社长。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次年2月,毗邻的广益书局失火,祸及报社。重新复刊时,因内部意见分歧,于退出该报,另筹《民呼日报》。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创刊,于任社长。此前,于即有创刊《启事》公告天下: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该报问世以后,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发人深思的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和于右任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负责人的眼睛,并于同年8月3日将于拘捕。于在狱中多次表示“报纸不能停刊”;但报馆同仁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于便一日不得出狱。商讨再三,“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于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发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报馆财产转让。五天以后,《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于被判令“逐出租界”。 于并没有屈服,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又创刊《民吁日报》。他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但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当时,因自己不便公开露面,乃以范光启为社长,但他仍是该报的实际主持人。不久,租界又以该报报道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文章“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再次将于拘捕。11月19日,又查封了《民吁日报》,并不准报社原来的机器再印刷报纸。于出狱之后,计划办一规模更大的报纸。在爱国人士沈缦云等人资助下,宣统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以于为社长的《民立报》问世。由于有宋教仁、王无生、景耀月、刘觉民、张季鸾、范光启、谈善吾等一批骨干的帮助、支持,《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于以“骚心”为笔名,在《民立报》先后发表300多篇文章,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毛泽东曾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于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   

                                                                                                           于 1948 ()

        袁世凯死后,陕西爆发了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刘觉民等人在三原树陕西靖国军旗,请于回陕主持。8月,于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挥这支武装坚持四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于当年8月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陕事经过,并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此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请于出任校长。于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于到校讲话,宣布就职。翌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任该校讲座教授,并推荐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办校。在于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刘觉民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1924年1月,于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北京政变成功,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于右任、刘觉民等人北上。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京。 不久, 命于和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特任于为内务总长,于坚辞未就。192 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对爱国学生的遇难十分痛心,亲自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会安葬死难和抚恤受伤的陕籍学生。后受李大钊之请,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并解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围。冯、于回国后,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于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接着,于随援陕先头部队,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境。11月下旬,刘镇华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于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12月22日,于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吧!”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前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邓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1928年2月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1930年11月,于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后,他口诛笔伐,并赞成将其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于还为《大公报》撰文,首倡将对中国含有蔑意的地名“印度支那半岛”改名为中南半岛。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去看望过于。于亦设宴款待毛泽东。   1948年春,于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落选后仍任监察院院长。这时,他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石家庄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颜、章等人返回南京时,于亲往机场迎接。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作为特使去北平,于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由于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遂未能成行。 周恩来闻知, 对于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去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转告于,“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屈武到南京后向于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他已身不由己。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被“护送”至上海。25日由沪抵穗,继续主持监察院院务。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主席,于是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于是近现代学术成就最高的书法宗师。他编著了易识易写、准确美观的标准草书,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中国草圣、书圣”。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

       于右任的爱国诗作

   于右任临终诗《国殇》      

                                                                                                                                   望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刘

                                                    于右任的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先生在台北谢世后。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就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   这是他眷恋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而结发妻子和儿子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所以,他的《望大陆》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深藏了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祖国统一,是诗人一生所志追求的。   阅读此诗,给人一种悲怆深沉、爱国情挚的感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于先生久居台湾,不能回归桑梓,但是海峡波涛却隔不断、阻不了他望大陆、念故乡、思亲人的深情。    

                                                                                                                                        刘

        诗的前两节采用重章复踏的手法,反复咏唱,抒发对大陆、对故乡深切向往、眷恋的情怀,是诗人真情实感的强烈表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正是这真挚强烈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思念,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引起读者感情与思想上的共鸣。诗的最后一节开头两句借用了北朝民歌《敕乐歌》里的两句话,采用叠字,状物形象而生动!最后两句“山之上,有国殇!”语意双关而寓意丰富。《国殇》出自屈原楚辞《九歌》。《九歌》是屈原流放途中模仿楚国南方的祭歌而创作的一组诗篇,《国殇》是其中一首,是追悼将士的挽歌,所谓“殇”,《小尔雅》说:“无主之鬼之为殇。”诗人巧借“国殇”,抒写自己死后不能葬在大陆,不能魂归故里的遗憾。古人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兽犹如此,人何以堪?人为的阻挠,使亲人分聚、骨肉离散,死后尚不能魂归故里,不得安宁,读来怎能不令人怆然而泪下?诗人借助这两句诗,表达出许许多多和诗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的心:他们魂牵梦萦、心中无法忘却的正是祖国的统一!先生生前见不到祖国的统一,死后还要葬于高岗,向大陆遥望,真是死不瞑目啊!   如今,香港和澳门已回归,我们正企盼阻隔半个世纪的台湾早日回到母亲的怀抱!相信,一个统一富强,繁荣昌盛的中国不久将屹立于世界东方!到此,于右任先生将会含笑九泉!

      于右任临终之谜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的感念先生。   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书》等,他还是著名书法家,创立了“于体”书法艺术。林语堂曾说过:“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于右任与烹饪

  饮食烹饪属于文化范畴,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人雅士对富有地方风味特色的美馔佳肴给予评价,题词(匾),或吟咏赋诗以述怀,使这些菜点增光添色,身价倍增。   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大师、诗人于右任,祖籍陕西省三原县,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在县城德亭餐馆品尝地方风味菜点。这餐馆有煨鱿鱼丝、干煸鳝鱼、白封肉、疙瘩面;有外形如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口感油而不赋,清爽利口的金线油塔;有由唐代《烧尾食单》中的“见风消”(油浴饼)演变而来的泡泡油糕,色泽乳白,表面膨松,如轻纱、蝉翼,有密密麻麻的珍珠小泡,其味花芳醇香,入口即消,其形玲珑剔透,酷似巧制绫花。于氏对这些菜点的制作技艺和风味特色倍加赞赏。他乘兴为该店挥写了“明德亭”匾额和“名厨师张荣”的题词,从而使这家创建于一九三一年的餐馆,蜚声遐迩,誉满三秦。   一九二一年清明节,他亲临西安东关长乐坊徐仁福开设的徐记稠酒店。这酒店有由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醪槽”演变而来的黄桂稠酒。   当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李白斗酒三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酒和“贵妃醉酒”的酒,就是没有加浆的“撇醅”稠酒。此酒酒精成分含量为15%,汁稠似乳,色白如玉,入口绵甜清香,酒味浓郁醇厚,饮后口齿流芳。风味独特的美酒使这位书法大师为倾倒,饮后啧啧称赞,即兴挥毫书写了,“徐家黄桂稠酒店”。徐家将之制成牌匾,高悬店门之上,声誉大增,在古城传为佳话。   一九四二年入蜀途中,于右任以陕南宁强县,品尝了县城里著名的王家核桃烧饼。此饼清朝时曾作为贡品,它是以面粉、核桃为主料,配以油、盐等辅料制成的,酥脆油香,回味悠长,营养丰富。于氏食后赞不绝口。随后,这家店生意日益兴隆。   一九四七年夏,陕西师专第一届学生毕业,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各省观摩学习。到达南京后,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闻讯,特意邀请全体师生到他的寓所会见。接着,招呼大家聚餐。在大院之内,花坛四周,摆满了众多的摊担:有凉粉、酿皮、凉面、扯面、醪槽、元宵、甑糕、烧饼、腊汁肉等各种陕西风味小吃,诸色纷呈,香气扑鼻。于氏让大家不拘一格,任意就餐,宛似今日的自助餐。师生们情绪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饶有兴味的是,在江苏省太湖之滨,灵山下的吴县木读镇,有一家著名的“石家饭店”。店里十大名菜中,有一道菜叫“(鲃)(鱼市)汤”。此菜原名“斑肝汤”。系采用太湖特产斑鱼的肝,辅以火腿片、香菇、笋片等,用鸡清汤烧制而成。一九二七年,于氏偕夫人游西湖赏桂,归途中在石家饭店尝了“斑肝汤”,食后,他即兴题诗:“老桂花开天下香,香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鱼市)汤。对(鲃)(鱼市)汤有人分析,于氏是陕西人,对“吴侬软语”听不真切,故误写了。以后,又由于他的书法颇负盛名,加之诗也写得有韵味,“(鲃)(鱼市)汤”反而取代了“斑肝汤”而流传至今,在烹饪界传为佳话。

     于右任的书法

  于右任的最为有名的《游山西村》(陆游诗),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作。   此图行书中偶夹草楷之体,使整幅作品沉稳而又富于变化,这是于右任从早期到晚年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作品中“笑、酒、留、重、无、明、风、夜”诸字皆以草法为之。这种安排并非刻意的做作而是他性情的自然表达。于右任在此时已开始对草书进行研究,1932年12月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学社”,所以此作出现草书字体就不足为奇了。   于右任行书的成就源于他早期对李北海、王羲之、赵孟頫的研究和对北碑的大量吸纳。从二王一路走来,吸收北碑之精华,加之他个人品质修养和才情智慧的非凡,因此造就了许多价值难以估量的艺术品,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宝,为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宝库树立了索靖、张旭、怀素、二王、颜柳、苏、黄、米、蔡等之后的又一座书法艺术丰碑。   左图为民国三十四年于右任游四川成都崇州街子镇光严禅院(古寺),并拜读明代第一部官刻大藏《洪武南藏》后题写的“藏经楼”。      

                                                                                                            拜

       于右任与中国的高等教育

  于右任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校长,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        于右任故居位于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是于右任16岁时他的父亲用多年积蓄所购置,作为他攻读诗书精研古今之地。该故居原占地2008平方米,分为中院、祠堂和磨房,后屡遭破坏,1999年7月为了使于右任故居得到妥善保护,三原县人民政府公布于右任故居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于右任故居文管所,并拨专款进行了全面维修。        现在修复的面积只有700多平方米,该故居主要包括于先生青少年时期曾住过的“三间老屋,一株老槐”的小院和于先生的恩伯母房太夫人曾住过的厢房。在小院内布置有于右任先生生平事迹展和卧室复原陈列展。        于右任先生生平事迹展,以丰富翔实的照片和实物资料记录了先生伟大的一生。卧室复原陈列有先生睡过的土炕和几件简陋的桌椅,桌上摆放有于右任先生曾经用过的茶罐、食盒、镜子。 恩伯母房太夫人的厢房被称为“上房”宅院,就是说一个家族当中辈份最高而且具有威望的长辈居住的房屋即为上房,共有6间,南北对称,也是整个故居中建筑风格最为考究的房屋。 于右任先生在这所院子断断续续生活了25年,也是在这所院子居住时写下痛斥慈禧太后的“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的诗句。         1992年,三原各界群众、单位、台湾标准草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等各界人士筹措集资兴建 “陕西于右任纪念馆”,1997年11月10日开馆,占地10亩,主楼三层,仿古建筑2700平方米,该馆内树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创修记”碑及六角碑亭,“于右任先生纪念碑”及六角碑亭,双亭并峙,黄瓦红柱,六角飞檐,亭子周围修建于右任书法碑廊14间,砌树“千字文”、“拐子马”、“满江红”及著名书法碑石20多方。该馆主要包括 “于右任先生爱国事迹展”“于右任先生墨品展”“现代书法展”三个展厅。         于右任先生墨品展:陈列于右任先生各个时期的楷、行、草书作品、亲笔书稿、海内外出刊的于先生诗文、书法版本等150多套件,习仲勋、马文瑞、屈武、赵朴初、张爱萍及台湾陈立夫、蒋纬国、林洋港、孔德成、原标准草书社成员等名流大家的题词书法等30余件。 现代书法作品展:该展厅展出全国各地包括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著名的书法家(沈鹏、肖劳、刘艺、李普同、金泽子卿)的书法、篆刻作品130件,并开辟“茹欲立先生书法陈列室”,展出茹欲立先生的文稿、手札、书法作品60多件。

      于右任与新三中学

  新三中学便是今天座落于岳池县凤山脚下的四川省岳池县第一中学的前身。   清朝末年,很多陕西籍人士纷纷南下四川经商,于右任先生的父亲于新三也随乡人来到四川,选中了民风淳朴的岳池经商,其父亲曾与人在岳池县城开当铺近二十年。于右任先生也就在岳池度过了他的童年,对岳池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民国28年(1939年),热爱教育事业的于右任斥资3500银元,选中岳池县城西门外土观寺修建一所中学,并以父名“新三”作校名,自己任校董事长。于先生把学校命名为“新三中学”,既有对父亲的敬意,还有他希望学生成为“三民主义之战士、顶天立地之完人”的双层含义。   于右任先生给新三中学题的校训是“以学报国”。   于右任先生给学校撰写的校歌是:   凤山特秀,蔚起人文,光分星野接西秦。   为三民主义之战士兮,为顶天立地之完人。   德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于右任故居和纪念馆

  于右任故居位于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是于右任16岁时他的父亲用多年积蓄所购置,作为他攻读诗书精研古今之地。该故居原占地2008平方米,分为中院、祠堂和磨房,后屡遭破坏,1999年7月为了使于右任故居得到妥善保护,三原县人民政府公布于右任故居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于右任故居文管所,并拨专款进行了全面维修。现在修复的面积只有700多平方米,该故居主要包括于先生青少年时期曾住过的“三间老屋,一株老槐”的小院和于先生的恩伯母房太夫人曾住过的厢房。在小院内布置有于右任先生生平事迹展和卧室复原陈列展。于右任先生生平事迹展,以丰富翔实的照片和实物资料记录了先生伟大的一生。卧室复原陈列有先生睡过的土炕和几件简陋的桌椅,桌上摆放有于右任先生曾经用过的茶罐、食盒、镜子。   恩伯母房太夫人的厢房被称为“上房”宅院,就是说一个家族当中辈份最高而且具有威望的长辈居住的房屋即为上房,共有6间,南北对称,也是整个故居中建筑风格最为考究的房屋。   于右任先生在这所院子断断续续生活了25年,也是在这所院子居住时写下痛斥慈禧太后的“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的诗句。   1992年,三原各界群众、单位、台湾标准草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等各界人士筹措集资兴建 “陕西于右任纪念馆”,1997年11月10日开馆,占地10亩,主楼三层,仿古建筑2700平方米,该馆内树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创修记”碑及六角碑亭,“于右任先生纪念碑”及六角碑亭,双亭并峙,黄瓦红柱,六角飞檐,亭子周围修建于右任书法碑廊14间,砌树“千字文”、“拐子马”、“满江红”及著名书法碑石20多方。该馆主要包括 “于右任先生爱国事迹展”“于右任先生墨品展”“现代书法展”三个展厅。   于右任先生墨品展:陈列于右任先生各个时期的楷、行、草书作品、亲笔书稿、海内外出刊的于先生诗文、书法版本等150多套件,习仲勋、马文瑞、屈武、赵朴初、张爱萍及台湾陈立夫、蒋纬国、林洋港、孔德成、原标准草书社成员等名流大家的题词书法等30余件。   现代书法作品展:该展厅展出全国各地包括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著名的书法家(沈鹏、肖劳、刘艺、李普同、金泽子卿)的书法、篆刻作品130件,并开辟“茹欲立先生书法陈列室”,展出茹欲立先生的文稿、手札、书法作品60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