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莞高速惠州段:《蒋介石日记》解读:蒋介石与邓演达关系破裂始末

《蒋介石日记》解读:蒋介石与邓演达关系破裂始末

蒋介石与邓演达自1922 年开始交往以来，经历了由陌生到紧密合作，继而分道扬镳的过程，并以1931 年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而告终。在这十年的交往中，1927 年初成为两者关系转变的重要分水岭。从现有史料看，1927 年以前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尽管因中山舰事件影响而出现分歧，但总体上仍可称融洽，两人保持着较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1927 年1 月至4 月间，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间，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蒋邓两人从亲密合作到尖锐对立？蒋介石眼中的邓演达是“如何可恨”的人？ 1927年1 至4 月间的《蒋介石日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蒋对邓的观感，有助于梳理蒋邓关系破裂的历史过程，了解背后的真实原因。

　　迁都之争使蒋介石对邓演达耿耿于怀

　　

晚年蒋介石

　　随着北伐军事进程的节节推进，蒋介石在1926 年9 月就提议迁都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1 月26 日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委托邓演达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12 月13 日，邓演达出席武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会议决定，为使权力不至中断，迁都完成以前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几日后，邓演达又被选为临时联席会议宣传委员会主席。

　　尽管蒋介石最早提议迁都武汉，但唐生智势力在武汉和两湖地区的扩展，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迅速高涨，引起了蒋的高度警惕。蒋认为，倘若任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驻守武汉，其势力必定大受制约。因而蒋介石决计改迁都自己控制下的南昌，因为其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且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邓演达和宋子文由武汉赴南昌参加会议，代表武汉方面的意见。会上，蒋介石力主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邓演达据理力争，陈述迁都武汉的理由，并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尽管反对之声不绝，蒋介石仍旧强硬作出决定：“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国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未开会前暂驻南昌。”由此，蒋挑起了迁都之争。

　　武汉方面的抵制，使蒋介石感到“精神痛苦”，他当日记道：“心神烦闷，几难成眠”。蒋仍于1 月5 日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1 月7 日，武汉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敦促蒋介石赴汉。为了打破迁都问题的僵局，蒋介石于1 月12 日由九江抵达武汉。邓演达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和总司令下属，全程陪同蒋介石。当天的晚宴中，苏联顾问鲍罗廷盛气凌人，因迁都之事出言讥讽蒋介石，令蒋感到“生平之耻，无踰于此”。 1 月15 日，蒋介石在普海春设宴招待各界代表，席间又因迁都之事遭众代表质问。在武汉之行中，邓演达对蒋的态度也较强硬，周佛海曾回忆说，邓的“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极大”。

　　1 月17 日，蒋介石在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再度提出改都南昌的要求，遭到反对。当晚，他与顾孟余、何香凝、黄郛等谈话，感到“不胜悲伤”、“亦惟沉痛”。
由于武汉之行并未达成预期目的，蒋介石在回南昌后继续向武汉方面施压，并派戴季陶赴武汉，敦促在汉中央委员赴赣。1 月26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派邓演达、何香凝、顾孟余等随戴季陶去南昌，力图说服在赣中央委员启程赴汉。由于蒋介石当时在庐山牯岭，邓演达一行也上了牯岭。蒋介石视鲍罗廷为改都南昌的一大绊脚石，所以决计去鲍，“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但邓演达等“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以致蒋感叹“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1 月27 日，蒋介石与谭延闿、戴季陶深谈至午夜，谭、戴同意在去鲍之后，将中央迁至武汉。但邓演达坚决反对改都南昌和驱鲍罗廷，蒋介石认为邓“跋扈殊甚”，对邓耿耿于怀。

　　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深了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的误会与裂痕。《邓演达年谱会集》和郭沫若的回忆文章均记载，邓演达在2 月1 日与郭沫若同赴南昌途中，遭遇朱培德所部第三军一部的兵变。2 月3 日，邓演达秘密逃离南昌，回到武汉。郭沫若就此指责蒋介石，此为除掉邓演达而导演的一次阴谋。但证诸蒋介石日记，发现其实邓、郭是多虑多疑。2 月2 日蒋记道：又接岳军（张群——引者）及益之（朱培德——引者）电称，第七师昨夜在三军部闹饷兵变，财会损失云，不慎苦痛。宋子文有意为难，靳饷不发，各军扣饷不清。革命至此，无聊极矣，徒加罪戾，何益于国与民耶？

　　次日，蒋仍记此事，且发感慨：第三军兵变，其长官反辞职要胁……（此处多字不清——引者）。干部办事错误，常启误会，且致偾事。近日之被压迫侮辱要胁轻视，不一而足，如此何必愧为总领，务虚名而受实祸，可不戒者？

　　北伐战争过程中，蒋介石时感军中财政吃紧，且对无法控制非黄埔系的军队颇感头痛。结合以上记载，大致可以推断，第三军第七师在旧历年关兵变系为索军饷，并非蒋介石为除掉邓演达蓄意制造。蒋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亦非常恼怒。况且，此时双方关系尚未破裂，蒋介石仍在努力拉拢邓，不至于突施毒手。其后，邓演达于2 月间曾再度赴南昌，并小住数日，未遇险境。因此，郭沫若回忆中指责第三军的兵变是蒋蓄意除掉邓的阴谋一说，恐怕只是20 多年以后的推测而已。

　　然而，此一事件确实使邓演达对蒋心生疑窦，郭沫若回忆邓当日即有言：“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邓演达一系列反蒋行为使蒋邓之间的裂痕变鸿沟

　　蒋介石与邓演达彼此在疏离的路上渐行渐远，还同国民党党权与军权之争紧密关联在一起。1927 年1 月3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出了“提高党权案”，明眼者都知道，此案目的在于限制掌握军权的蒋介石。邓演达是提案倡议者之一，势必把自己摆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2月初，武汉发起了试图制约蒋介石的“恢复党权运动”，邓演达和徐谦、吴玉章、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关。蒋在当日记大发感慨，称“择生（邓演达——引者）反对烈然，引起一般同志怀疑”，指责邓与共产党站在一边，感叹“天下事之败坏，莫甚于不知历史与事理之徒，彼犹自以为智者，而后悔即在目前矣”。

　　2月17 日至26 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等文章，指责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强调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够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的军队，无论是旧有的或新收的。不然的时候，那一刻离开了党，那一刻违背党大多数同志们的意志，违背党的规定，那一定立刻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自己丧失政治的生命。”文章所指责的对象，无疑就是蒋介石。2 月2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见择生论文”，其内容“纯诋毁我”，“不胜骇异”，悲叹“人情如此”。然而，蒋仍期望能争取邓演达，他曾给邓演达写信，“犹冀其悔悟也”。

　　然而，邓演达坚持自己的主张，2 月23 日，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上强调：“中央党部是民主的集中的，是高于一切的，‘一切权力都要属于党’，军事的指挥更是要统一在中央党部之下，国民政府之下，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次日，邓又在武汉国民党员大会上进一步表示：“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腐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蒋介石不容他人染指他的军队，尤其军校学生，故对邓演达在军校的演讲十分愤怒，他写道，邓“公开诬蔑，播弄学生，使其倒戈”，抱怨“汉口邓演达等愈趋极端，煽惑挑拨，无所不为，逼迫横逆，令人难堪”。 2 月27 日，蒋介石在与陈铭枢的谈话中获悉，“武汉反动甚烈，而演达犹甚”，不禁“独忧党国之已亡，人心之卑弱，不可救药矣”。

　　此后，邓演达又陆续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等场合一再宣扬提高党权，反对独裁，并把党权与军权之争提升到“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的地位。蒋介石获悉邓演达在武汉的种种言行，难掩悲愤，指责邓是与唐生智“狼狈为奸”，共产党的高度一致的“赤足而踞”。
3 月10 日至17 日，邓演达在汉口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作为会议的核心人物，邓演达对各项决议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晨报》当时即指出：“徐谦、邓演达为武昌派（即共产派）之领袖，在党中权力甚大，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所议决各重要议案，半皆出自二人计划。”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集体领导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如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由该委员会主席团集体决策，撤消了由蒋介石任部长的军人部（此系邓演达提议），原属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改隶军事委员会等等。蒋介石虽仍列名中常委，但其余8 人多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的权力造成极大的制约。邓演达则在会上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在武汉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以上决议，让蒋介石感到“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加之在此期间，武汉工人运动倒蒋亦甚为激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部分学生对护蒋心切，在总工会与工人有所摩擦，其中20 多名学生遭到邓演达为首的校方“禁闭“处分，有些学生逃离武汉到九江投奔蒋介石。蒋在日记中专记此事，称学生“被邓等压迫逃来”，“其心可爱”。同时，蒋认为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的邓演达所作所为“诚亡人也”。

　　即使到此时，蒋介石仍未放弃拉拢邓演达。3 月17 日，蒋在离赣东下之际，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等带其致邓演达的亲笔信去武汉，蒋在信中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信中并欢迎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邓演达断然拒绝，表示：“对校长别无他意，惟照他那样的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三大政策的执行，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至此，蒋邓之间裂痕已成鸿沟。

　　蒋介石发起的“清党”行动使蒋邓两人走向尖锐对立

　　真正导致蒋、邓二人走向尖锐对立的，是1927 年4 月蒋介石发起的“清党”。随着武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扩大。蒋介石一直深信，由于共产党的阴谋挑拨，才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共产党合国际全力以倒余”，蒋已“甚恨CP（中共的英文缩写——引者）之挑拨本党内部也”。他只是考虑到自己尚需共产国际的援助，故一直强压隐忍而不发。

　　在成功克复上海以后，蒋介石对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态度愈发强硬。4 月1 日，蒋接到汉口免其总司令职的消息，“终夜不能成眠”。次日便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会议，申明“为本党计，非与之（中共——引者）分裂不可也”。会上将邓演达列为“丙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晚间，蒋等又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武汉党部与政府。4 月10 日，蒋介石宣布解散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并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办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4 月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当日便发布“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2 人，邓演达名列其中。上海四一二“清党”事件发生以后，邓演达立即反对，指斥蒋介石是“替帝国主义效劳，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

　　4 月15 日，邓演达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当日，他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 月17 日，根据邓演达和董必武的建议，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撤销其本兼各职，严惩逮捕之。4 月22 日，邓演达与在汉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等40 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次日，邓演达主持武汉3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清党”、反共和屠杀工农的罪行。5 月7 日，黄埔各期学生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在邓演达支持下召开讨蒋大会，并成立讨蒋委员会。

　　时代洪流惊涛骇浪，冲击着原有革命阵营。短短四个月间，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巨变，蒋介石与邓演达延续近十年的合作关系无以挽回地步向破裂。在1927 年初的迁都之争、党权与军权之争，以及最终的“清党”事件中，虽然蒋对邓的政治声望和工作能力极为欣赏，邓亦一度努力争取蒋同武汉方面的合作，但二人彼此立场与利益终至不可调和，由此分道扬镳。（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朱晶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