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达ol敢达ez8:思想的生成

2010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54

       一

中国自来就不是一个崇尚思想的国度。当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孟子分别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和“息邪说，放淫词”而把自己的儒家学说绝对化时，就已经确立了禁绝思想的基本精神。此后，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两千多年中国王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思想，思想基本就在传统中国灭绝了。

我这样说，也许立刻就会有很多人反驳我：思想灭绝了？怎么会呢？难道儒家思想本身不就是“思想”吗？难道在社会上一直存在的道家、法家思想不是“思想”吗？当然，这都可以说是“思想”，甚至构成了“学说”，但他们并不是我所说的“思想”；我说的“思想”是指人类向永恒的未知世界无休止探寻的精神，是对世界以及人类的实践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取的知识理性。任何“思想”都必须有助于思想的生成，以其“思想”的存在，催发和激活思想，这也是思想的基本要义和基本属性。那种依据自己的狭隘经验形成的学说，并且一经形成就自以为是“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绝对真理”，再以此来拘囿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我花开处百花杀”，它就由最初的“思想”迅速地转化成了一个僵化、板结、绳范思想的体系，不再具有任何思想的意义了。

老实说，我对孔子的儒家学说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它从头到脚都不过是些道德训谕，再把这道德训谕统一在自己“仁”的学说里，最后落实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上；使我真正感到兴趣的是何以这样一个诞生得那么久远的学说，竟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而岿然不动，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无数并不比孔子缺乏思维能力、也许比孔子有更丰富历史经验和更广阔视阈的智者，居然都无例外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对其基本原理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一切“思想”也就只在它的原理中打转——什么“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什么“尊德行”还是“道问学”，什么“宋学”还是“汉学”，“学问”自然颇精深细微，却不曾越雷池一步。——这倒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本文当然不是回答这一问题——这也是本文无力承担的大问题；我想说的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联想：想到思想的艰难，想到思想生成的一些机制性问题，由此也不免生出一些感慨。

       二

思想，是人类从野蛮人向文明人过渡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也是只有人具备的能力。然而，对人来说，思想是比简单的生存需要所付出的体力劳动艰巨得多的一种劳动，是对形而下的生存的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和升华，这对人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太愿意经受的考验。所以人是能不思想就不思想的。人之所以思想是出现了某种特殊的形势，或出现了刺激他思想的“问题”，这形势要求他作出抉择，他如果不作出抉择就要威胁到他的生存，或那“问题”强烈地吸引了他，他如果不解决它就会寝食难安，于是那“形势”和“问题”迫使他思想了。

即以孔子而论。那是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这形势逼得本来很乐天安命、又很“入世”的孔子不得不思想：我是认同这种情况还是不认同这种情况呢？于是就有了他的全部思考和思考后作出的结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还对自己这种情况作出了说明：“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确，我们纵观孔子的思想，他只是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学说，并没有脱颖而出，体现出对新出现的社会局面意义的发现和探索精神。自然，法家在“法古”、“泥古”这一点上，与孔子相反，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所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变，因为之备”。对儒者的“以古非今”、“道古以害今”真可说是恨之入骨，“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也”，甚至主张“以古非今者族”。不过它的“以法治国”强调的也是礼的绝对性，只是要用刚性的法来统治老百姓。“诸子百家”其他各家的情况，也大抵如此，都是对“社会形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的回答。

如果拿孔子和“诸子百家”的情况与古希腊大体同时期的哲学家们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孔子等是直接面对已经出现的社会变动，完全是形而下地匆匆作结论和选择，纷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虽然还是“独立的”，却表现出与权力体制的融通姿态；而“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却是高高地站在已经出现的社会变动之上，观察它，理解它，表现出对未知事物的积极探索精神，并且把这种探索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例如，赫拉克利特就论证变化是万物的始基，肯定“战争（矛盾、对抗）是万物之父”，说出了“万物皆流”那句名言。他们的思考与权力统治也不发生任何关系。这里的“超越”和“不超越”，是看得很清楚的。

我们知道黑格尔是不大看得起孔子的，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曾对孔子有一些不太高的评价：“我们有孔子与其弟子间的谈话，其中包含通俗的道德；这种道德我们到处都见得到，而且比它更好；它并非杰出的东西。孔子是一位实践哲学家；在他那里完全没有思辨哲学，只有良好的、精明的、道德的教训，但我们从中无法取得任何特别的东西。”

黑格尔这些看法当然有些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1958年中国一些新儒家的代表性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几个人，还发表过一个“宣言”（用“宣言”的方式谈一个学术性问题，不免有点让人发笑），驳斥这种认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精神的看法。不过，说实在的，如果单单从学术着眼，而不把“民族感情”扯进来，我倒很同意黑格尔的观点。

我常想，如果当时有人这样问一问孔老夫子：“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周礼看作是不可超越的真理呢？历史才发展到今天，你就把那一套绝对化，不是太武断了吗？”我不知道这位老夫子该作何回答。当然，也没有人这样问老夫子，似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也没有一个人这样问过。

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一类问题？我想最关键的就是在所有人的思维中都承认有那么一个“绝对真理”，也就是“天理”；这“天理”竟早早地为“孔圣人”发现了，没说的，我们只能服从这“圣人言”。顺便说一句，这思维一直统治了我们几千年，至今还在发挥着它的余威。

历史学家钱穆一向是以“美化”中国传统文化而著名，但他下面这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话，我以为还是比较客观的：

 “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见他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文）

 “精光凝聚”和“无横溢四射之趣”，这未免太美文化了，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其实说透一点，就是早早地在人生政治等方面“凝聚”为一个不变的王权专制主义学说，至于更广大无边的宇宙和无限发展的人类历史则不在他们思索认识之内了。

东方和西方早期思想家一“思想”，就步入了区别甚大的两种思维领域。前者是以古代已有的人生政治为出发点形成自己的思想，并以自己的思想为绝对真理，封杀一切其他思想；后者是超越政治之上，向人类普遍面临的未知世界探索、求知，在永恒的实践和变化中开拓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   

当董仲舒说“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时，当自汉以后的历代中国王朝都把儒道的基本精神视为“地维”和“天柱”时，孔子的儒道就被彻底绝对化了。有一句话说“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发笑”。我想，上帝“发笑”的一定是这种情况：可怜的人啊，你刚走出伊甸园，就以为把世界一览无余、握有“绝对真理”了，是不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三

不过说实在的，孔子把自己绝对化，后人再把孔子绝对化，倒也给中国士子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再也无须思想了，思想的问题已被孔老夫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按照孔老夫

子的教导做事就是了，如果他们还想干点“思想”的事情，那就“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把孔老夫子的思想发扬光大吧。而尤其重要的是，孔老夫子还强调：“学而优则仕”（当然这是孔子的弟子说的，但代表了孔子的思想），也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官僚，如此，还要“思想”干什么？

两千多年的中国王权专制主义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丛生，时时让它自身面临危机。比如，就在董仲舒强调“王道三纲，可求之于天”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不受制约的王权的可怕性。但儒道早就先验地确定了王权的至高无上，他就只能以“灾异说”来“规劝”王权而别无他法了。这就是儒家学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

所有的思想都困囿在儒家的大经大法中。一切矛盾、冲突都要在“三纲”的大前提下“解决”。人们的一切希望都只好寄托在理想的“仁君”、“清官”以及“替天行道”的“义士”、“侠客”身上。中国的全部思想都“精光凝聚”在这里。于是中国，既是政治大国，却无政治学；既是伦理大国，却无伦理学；既是“儒表法里”，却无法理学；……在儒家学说和为儒家学说所支撑的王权专制主义的合谋下，中国既无法生成思想，也失去了思想的生成者。

如此，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迎来了历史“未有之大变局”。国门一被强行打开，国人顿时看到了一个儒教文化圈以外的世界。不管它是“夷狄”也好，“化外”也好，反正那世界之强大是“中华上国”所无法比拟的。这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甚至让人不太相信这就是事实。它对国人的刺激更在于国人意识到了在儒道之外居然还有另一个广大的思想世界，居然有那么多学说和“主义”，操着让人似懂非懂的概念，阐述着那么多让人目不暇接、想都没有想过的“思想”。它让人国人感到所谓“天朝上国”不过是个井底之蛙。两千多年前中国“精光凝聚”、无与伦比的发达文明，竟显得那么落后和陈旧。那个带头欺侮中国的小小的英吉利，公元四百多年还是一些沿波罗的海岸以劫掠为生的海盗（那时我们已经快进入盛唐了），后来才辗转落脚在大不列颠岛上，如今已经发展出了灿烂的近代文明。这真是匪夷所思！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长期被禁锢着思想的大脑已经不大会思索了。尽管儒道渐渐在我们眼里失去了它神圣的灵光圈，欧风美雨也纷至沓来，但我们并不太知道自己的深层问题到底是什么。落后了，停滞了，是人人都承认的基本事实，但何以落后，何以停滞，却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在最早把西方文化向中国介绍的国人中，严复从中/西对比中说出的那句话“自由不自由云尔”，也许是最到位的了，但那“自由不自由”到底指向何处，却不得要领。“孔家店”不好，“打倒孔家店”；西方的一切都好，见着西方的就“拿来”；一个“绝对真理”被否了，再找一个“绝对真理”。这就是其时“最先进”的中国人的“最先进”想法。——这是“自由”么？

可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到现在也不太清楚，中国的落后和停滞既不是“孔家店”的问题，也不是王权专制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对“孔家店”和王权专制主义的“态度”：是我们把它们绝对真理化了，然后再没商量地拜倒在它们面前，从而丧失了本属于“独立和自由”的“思想”。这种“态度”或思维方式不改变，我们就要丢掉一个“绝对真理”，再换上一个“绝对真理”，丢掉东方的“绝对真理”，再“拿来”一个西方的“绝对真理”，刚在一个“绝对真理”面前挺起腰板，又立刻在另一个“绝对真理”面前弯下腰去，当完一个“绝对真理”的奴隶，再当另一个“绝对真理”的奴隶。于是自己永远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获得自己生气勃勃的生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到现在也不太清楚，“诸子百家”的哪一家都不是绝对的“坏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好东西”，决定“好”与“坏”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态度”。一旦把它们绝对化，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在我们这里都会无例外地化为陷我们于灾难的专制魔王。就是“自由”也不例外。法国大革命的可怕灾难不就是出现在“自由”的旗帜下么？如果不是这样绝对的“态度”，那么无论是“孔家店”还是“王权专制主义”，还是其他什么思想，都会在我们强健的胃里，化为丰富的营养。

也许有人会说：那“孔家店”和王权专制主义是不允许人们不以“绝对”的“态度”对待它们的呀！问题并不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无论它们“允许”/“不允许”，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否定了那种绝对化的“态度”，以平常心对待任何思想、主义，你必定会相当审慎地并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任何思想，你更会把眼光投放到生气勃勃的社会实践而不是那僵死的教条中，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奇效：另外一些思想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和发展起来，社会也会由此形成“多元”，那些“多元”的存在必定会与“孔家店”形成一种“张力”和“制衡”。其实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就在这种“张力”和“制衡”中。全部问题就在于当我们把一个“绝对真理”顶在头顶时，“自由”就先在我们心中被自己取缔了。

这个“思想”上的问题，可能很不引人注目。当人们沉浸在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社会表面形态时，当人们充满激情和理想讨论他们的选择时，谁也不会意识到这个基因性的文化深层结构正在暗中操纵着他们的命运。当人们兴高采烈地选择了一种能“绝对”给他们带来光明前景的“绝对真理”，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它时，那灾难其实已经一步步展开在自己的脚下了。思想消弭了，个体不再存在了，生气勃勃的生命形态没有了。那最神圣、也最让人们心仪的“绝对真理”把这一切都吞噬了。还要什么结果吗？

最后，我想用哈耶克这样一段话结束这篇不太完整的文章：

“一个民族极可能因遵循它所认为的最优秀者之教导而走向自我消亡，尽管这些最优秀者或许是确凿无疑地受大公无私之理想引导的圣人。如果把这种情况放在一个其成员仍能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社会中，就不会发生任何危险，因为在该社会里，可以自行纠正这种趋势：只有那些由‘不切实际’之理想引导的群体，才会走向衰落；而其他用现行通用标准看不太合乎道德的群体，便会取而代之。但这只有在自由社会里才行得通，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这样的理想不会强加到一切人头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被迫服务于相同的理想，如果不允许意见不同者遵循不同的理想，那么只有通过受这些理想引导之整个民族的衰落，来证明这些理想是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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