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乔木晚年三首新诗看其两重性

[导读]胡乔木不是简单的所谓‘极左派’，也不是布满心机的政治家。他是个一个没有自由的笔杆子……在中国，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很难有自己的声音，而胡乔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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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作者系文史学者

【左还是右：荡在秋千上的人】

1982年1月，胡乔木仿鲁迅《我的失恋》，作《歌者》一首，诗曰：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对于“中共一枝笔”胡乔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场关乎中国前途的事件之后，对其“羡慕”者有之，对其“厌恶”者也有之，由此似乎形成了耐人寻味的“胡乔木现象”。大概胡乔木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才会有上述那样一首颇为自信和热烈表白的诗。

想来知识界对胡乔木评价的分歧，主要发生在1979年《苦恋》事件之后。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开启之时，人们多年积蓄的对“文革”及“两个凡是”等的强烈不满，在文坛上引发了一场以揭露和控诉为主旨的文学创作高潮（是谓“伤痕文学”等）。而电影作为最能表达大众情感的艺术方式，彼时几乎每一部新作品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如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影片还在送审时就已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它“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后来总算得以公映。到了《苦恋》（电影名为《太阳和人》）时，议论更是沸沸扬扬，以至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考虑再三，也不便先观看影片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谢绝了作者和导演的请求，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又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而经验似乎告诉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小到一部小说或电影，都不是“小事”，它往往会牵扯人们的神经，进而造成影响面极大的事件。这样的例子，在过去还少么？胡耀邦在那时已经很不容易了，最终他遏制或抵制了一些带有“左”的倾向的批评，并一再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即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任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不过，有人却不这么看，有人还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1981年8月，在由中宣部召集的在京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胡乔木讲话长达3个多小时，多次提到《苦恋》，并对文艺界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在社会科学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了……

对于当年批《苦恋》（应该说就是此后“清污”运动的先兆），曾彦修先生以为：“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胡乔木和×××做的一些事，知识分子都非常反感，动不动就触网，颇有寸步难行之感。”（《我认识的胡乔木》）。不过，又如曾彦修所说：“胡的外表与内心似乎大有矛盾之处。胡的一生表现出来的似乎全是政治（‘文字改革’可能例外），似乎全是苏联的政治与毛的政治。但他内心的许多想法，似乎又不一定是如此的。胡的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晚年心理状态似乎不甚好懂了。胡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我同他的某些接触中，感到他的内心世界有时似乎与他公开表露出来的东西并不那么一样。”这就涉及了胡乔木的两重性。

所谓知父莫若子（女），胡木英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有一篇口述文章，她说：“我父亲去世以后，有的同志回忆说：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便很难了解胡乔木这样一个一生为政治服务、追求政治思维的人的理论品格。实际上，我父亲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不少同志反映说，乔木在私下谈话、在研讨中、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班子中间，说出的话，很多观点、很多道理，是很超前的。如朱镕基总理1994年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我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时期，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开放。’父亲逝世前几年，曾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父亲的思考，超越了他本人的心理负担极限，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考。”无疑，这也是胡乔木身上两重性的一种表现。

对于“一生为政治服务”的胡乔木来说，他的一些反思和表达，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比如，几乎在“《苦恋》事件”的同时，是他率先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即他第一次公开、正式地指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的问题：“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对于人们的不同反应，可能胡乔木也有估计，遂有《歌者》一诗。不过，或许让他意外的是，他又开始“两头不靠岸”，成为荡在秋千上的人——有人说他是“左爷”，有人则说他是“右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