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走路上学 电影下载:500萬上班族賣肝窮忙苦勞經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23:50:24
2011年經濟關鍵報告】500萬上班族賣肝窮忙苦勞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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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經濟關鍵報告】
為何台灣的上班族年薪只有OECD國家一半？為何台灣的上班族時薪不到先進國的三分之一？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都是工時過長、薪水偏低。為何即使是高科技產業員工，都必須過著朝十晚一的畸形生活？找不到產業升級的新方向，台灣已經陷入嚴重的苦勞經濟！
時間是凌晨一點，張鳳茹（化名）騎上她的五十ＣＣ摩托車，二行程的引擎聲實在刺耳，但她管不了那麼多了，狠狠催動油門，急著上路。此時此刻，如同過去四年來的每一天，張鳳茹剛剛結束十五小時以上的工作，帶著一身疲憊，下班回家。
在某科技公司桃園總部上班的她，距離住處其實並不算遠，騎車大約只要十五至二十分鐘。路程雖然不長，但她說，每天回家時路邊的住家和商店幾乎都已熄燈，人行道空空蕩蕩，路上也沒有太多車子「作伴」，「二十分鐘的路，前半段總是害怕，騎到後半段，常常忍不住感到心酸。」
「有一回，意外能在晚上十點『提早』下班，回家路上看到幾家商店的招牌還亮著燈，竟然感動地想哭。」她說。
張鳳茹今年二十六歲，她的工作是責任制，所以上下班的時間並沒有硬性規定。「但工作很多，如果沒有在早上十點以前到公司，恐怕真的要在辦公室過夜了。」她苦笑著說，自己的生活是「朝十晚一」，早上十點上班，午夜十二點以前不可能下班。
忙碌的她，每天仍然固定吃「三餐」：
早餐？「上班路上買個三明治，到公司吃。」
午餐？「因為早餐很晚才吃，所以就省了吧！」
晚餐？「通常在便利商店買個微波食物解決。」
那麼，第三餐是？「每晚一點多回到家，一定要在冰箱翻出食物，邊看電視邊吃剩菜。無所謂看什麼、吃什麼，只是，一定要經過這個『儀式』，才有那麼一點『家庭生活』的感覺。」她無奈地說。
／拿青春賭明天／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
張鳳茹和父母同住，但多半只有周末才能碰到面、講講話。一次，媽媽忍不住念她：「工作不能留到明天再做嗎？差那幾個小時會怎麼樣？」張鳳茹頂嘴：「你覺得我很喜歡待在公司嗎？不行就是不行！」
能夠進入高科技公司工作，照理說，應該是人人稱羨，但是過長的工時，完全沒有生活品質，卻讓張鳳茹深感痛苦。
其實，她真的搞不懂自己為何必須「朝十晚一」。
一度，張鳳茹以為是自己的工作內容必須克服時差障礙，所以難免晚下班，「但是，公司裡的軟體工程師不必和國外廠商聯絡，工作時間卻比我還長，要到凌晨兩點才能下班吧！」她說，工程師每天大概會接到從各個部門打來將近二十通的「催繳」電話，「我的那個那個好了沒呀？這東西很急的，你知道嗎？」從早，到隔天一早，一刻都不得閒。
既然與時差無關，超長工時必然另有原因，「只能說，這就是台灣的企業文化吧！」張鳳茹說，同學們只要收入稍好一點的，每天工作多半都是十二小時以上，「我也想過換工作，但工時過長好像已經是普遍現象，在這樣的就業環境裡，我想，如果我是老闆，也不怕員工流失，反正你到哪裡去都一樣；要不，就是薪水少得可憐！」
為何台灣的上班族年薪只有OECD國家一半？為何台灣的上班族時薪不到先進國的三分之一？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都是工時過長、薪水偏低。為何即使是高科技產業員工，都必須過著朝十晚一的畸形生活？找不到產業升級的新方向，台灣已經陷入嚴重的苦勞經濟！
張鳳茹說自己的底薪不高，固定月薪不到四萬元，但每年拿到的上百萬元分紅則羨煞同學，「他們想像不到我是拿命拚來的，如果比時薪，我恐怕高不了多少。」她想起小學時的一首流行歌，其中一句歌詞說：我拿青春賭明天！「年輕人好像就是這樣，必須在『收入』和『生活』之間選邊站，若要賭一個稍微像樣的未來，就必須燃燒自己的青春。」
與其說「拿青春換明天」，不如說是「拿肝保工作」來得貼切，許多像她一樣在科技業上班的年輕人，其實都是過著半夜才回家的生活，簡直就是犧牲身體健康換取金錢。
今年的五月一日勞動節，大批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台灣的就業環境讓年輕人的未來「不是窮死，就是累死」；某種程度上，這番抗議訴求的確符合張鳳茹的體會，對年輕人來說，收入與生活像是一場零和遊戲，窮或累，至少必須選擇一邊，而無法在一流公司上班的人，不僅僅是累死，還窮死！
／不是窮死，就是累死／苦勞結構，收入與生活像是零和遊戲
相較於學生團體聲嘶力竭的吶喊，幾個真實發生的數字，已經更直接、更客觀、更有力地說明，台灣勞工正身陷「苦勞」的困境。
台灣薪資成長停滯已是各界普遍認知的問題，據統計，自二○○○年至○九年的十年間，國內工業、服務業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僅○．八％，同期間，以先進國家為組成主體的ＯＥＣ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則有一四．四％。
但比起平均薪資成長幅度的落差，更殘酷的數字，是工時與時薪。
在工時方面，據主計處資料，○九年台灣勞工的全年平均工時約是二一二○小時，這個數字，超過所有ＯＥＣＤ成員國的工時水準（按：ＯＥＣＤ成員國共三十四國，其中八國未在ＯＥＣＤ資料庫中提供工時數據），與ＯＥＣＤ國家全年平均工時一六九七小時相比，每個月，台灣勞工多出了三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
薪水不漲，工時又比別人長，結果就是時薪的差距更加驚人。○九年，國內工業、服務業的平均時薪約為七．二二美元（以○九年平均匯率一美元兌三十三．○五元台幣換算），不到ＯＥＣＤ成員國平均水準的三分之一，就連在成員國中排名墊底的波蘭，平均時薪也比台灣勞工多了一．八美元以上。
據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料，二○一○年台灣的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可以在ＯＥＣＤ國家當中排名第十八位，人均ＧＤＰ也能排在第二十四位，但台灣人的勞力卻是如此廉價，工時長、時薪低的程度若與ＯＥＣＤ成員國相比，別說是遠遠遜於平均值，就連車尾也吊不上。這麼看來，勞工的加薪要求合情合理，那麼，企業為何不願加薪、不能加薪？
「企業賺錢回饋員工是天經地義，但是，賺錢不容易，政府不能只要勞工、不要雇主！」說話的是蔡練生，全國工業總會祕書長，他的這一番話，是針對日前勞委會擬再次調高基本工資的消息有感而發。
只是，企業真的賺錢不易嗎？
「事實上，台灣的企業已經面臨嚴峻的微利化壓力。」蔡練生曾任經濟部國貿局主任祕書、投審會執行祕書、智慧財產局局長等職，長期以來，熟悉國內產業的整體發展與生態，他說，台灣企業微利化的原因，一是原物料漲價，更重要的，是民間企業多半只會賺「管理財」，「說穿了，就是藉由提高製程良率、壓低成本，來創造獲利空間。」
練生強調，「壓低成本是台灣企業的重要獲利方法，這是宿命，也是現實，政府如果不顧現實而調高工資，只會逼得企業出走。」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調高工資是為了淘汰低階產業，引導企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發展，「那我要問，對於產業升級，政府又提供了多少幫助？」
蔡練生說，政府長期高喊創新、研發，但實際成果極為有限，「台灣申請註冊的專利數量是有不少，但多數都是『製程專利』，沒有真正的創新或發明。」曾任智慧財產局局長的他，說出這句話時格外鏗鏘有力，「台灣企業會製造、會降低成本，但是關鍵技術和品牌、行銷通路等，全都掌握在別人手上，要擺脫微利化的宿命，談何容易。」
／只會賺管理財／不顧現實調高工資，將逼得企業出走？
除了計畫調高基本工資，近來，馬政府也開始「道德勸說」民間企業調高薪資。四月十二日，金管會邀請上市櫃企業經理人與行政院長吳敦義進行座談會，主題是「企業經營與社會責任」，實際目的就是勸說業者加薪。
「聽說，我老闆這天也有被請去『聽訓』呢！」陳艾婷做個鬼臉、俏皮地說。
二十七歲的陳艾婷(化名)，是某上市紡織業者的基層員工，在台北市的總部上班，負責海外客戶與本地工廠之間的聯絡。她不像張鳳茹必須「朝十晚一」，但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她是「朝七晚十」，早上七點十五分走進辦公室，下班時間往往是在晚上九點以後，算一算，一天至少也得工作十四個小時。
每天早上，陳艾婷會花十五分鐘吃早餐，「七點半，來自國外客戶的信件已經塞爆信箱，多數是說布料的品質不符要求；八點過後，成衣廠的電話開始接不完，多數是抱怨客戶的要求太不合理……」陳艾婷交代著一天十四個小時以上「質量皆重」的工作行程。
「不只如此，我還得經常到國外出差，媽媽抱怨，說我一年回家的次數比飛到美國的次數還少。」不過，在和國外客戶開會的過程中，年紀輕輕的陳艾婷也逐漸感受到，台灣的產業與勞工為何始終走不出苦勞宿命。
「老外有品牌、有通路，所以姿態很高，有一次，一位客戶臨時延後和我們約定好的開會時間，原因竟然是要去遛狗！」陳艾婷又說，品牌客戶經常天馬行空地講一個想像中的產品，就看你要不要接這筆訂單；接了，工廠就要想盡辦法把虛幻的東西做出來；做出來了，還會被刁難說品質不夠好，不符合對方的想像，「最後，台灣的工廠往往必須降價求售。」
回頭再談自己的老闆，陳艾婷不認為吳院長的道德勸說真能改變老闆的薪資決策，「我的時薪的確不高，但好像也不能抱怨老闆，因為我很清楚，台灣紡織業真的賺錢不易，也就是因為這樣，大家只好都很拚命。」
陳艾婷目前月薪能夠拿到五萬元，加上獎金，每月平均約有五萬五千元水準，與同儕相比並不算差，「但如果換算成時薪…」，她掐著手指憑空試算：「大概是二一○元，也就是七．二美元。」比起ＯＥＣＤ國家平均時薪約二十二美元，實在是少得可憐，更遑論其他月薪低於五萬元的廣大台灣上班族。
紡織業基層員工的體悟，和工總祕書長的說法不謀而合，繞不出低附加價值的產業迴圈，企業只能繼續微利、人民只能繼續苦勞。
只是，這樣的宿命論調，在學者眼中，卻也正是台灣勞工薪水偏低、工時超長的真正原因。「不斷依賴過去的成功模式，沒有尋找新的出路，這就是台灣經濟的最大問題。」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說。
所謂「過去的成功模式」，就是「只去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的成功模式。「政府和民間企業都一樣，永遠都在思考降低成本。但你不能怪企業，政府如果不能帶頭改變，企業就沒有改變的動力。」
／苦勞經濟的元凶／政府在產業升級上「缺乏作為」
在林向愷的眼中，「缺乏作為的政府」，加上「阻升匯率的央行」，正是台灣無法擺脫苦勞經濟的兩大元凶。
以製造業的情況而言，央行壓低匯率有助於國內出口業者低價搶單，自然也就牽制了業者朝向高附加價值產業轉型的動機。就數字來看，國內出口金額雖然一路攀高，但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出口商品的平均單價卻是一路下滑，而與出口商品單價同步走跌的，則是新台幣的實質有效匯率。
由此解讀，壓低匯率雖然提高了出口業者的殺價搶單能力，讓台灣的出口金額向上躥高，但卻也讓業者一步一步地「沉陷在過去的成功經驗」，只會仰賴低單價的商品為生，走不出「降低成本」的經營思惟...【本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今周刊7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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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台灣的上班族年薪只有OECD國家一半？為何台灣的上班族時薪不到先進國的三分之一？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都是工時過長、薪水偏低。為何即使是高科技產業員工，都必須過著朝十晚一的畸形生活？找不到產業升級的新方向，台灣已經陷入嚴重的苦勞經濟！
時間是凌晨一點，張鳳茹（化名）騎上她的五十ＣＣ摩托車，二行程的引擎聲實在刺耳，但她管不了那麼多了，狠狠催動油門，急著上路。此時此刻，如同過去四年來的每一天，張鳳茹剛剛結束十五小時以上的工作，帶著一身疲憊，下班回家。
在某科技公司桃園總部上班的她，距離住處其實並不算遠，騎車大約只要十五至二十分鐘。路程雖然不長，但她說，每天回家時路邊的住家和商店幾乎都已熄燈，人行道空空蕩蕩，路上也沒有太多車子「作伴」，「二十分鐘的路，前半段總是害怕，騎到後半段，常常忍不住感到心酸。」
「有一回，意外能在晚上十點『提早』下班，回家路上看到幾家商店的招牌還亮著燈，竟然感動地想哭。」她說。
張鳳茹今年二十六歲，她的工作是責任制，所以上下班的時間並沒有硬性規定。「但工作很多，如果沒有在早上十點以前到公司，恐怕真的要在辦公室過夜了。」她苦笑著說，自己的生活是「朝十晚一」，早上十點上班，午夜十二點以前不可能下班。
忙碌的她，每天仍然固定吃「三餐」：
早餐？「上班路上買個三明治，到公司吃。」
午餐？「因為早餐很晚才吃，所以就省了吧！」
晚餐？「通常在便利商店買個微波食物解決。」
那麼，第三餐是？「每晚一點多回到家，一定要在冰箱翻出食物，邊看電視邊吃剩菜。無所謂看什麼、吃什麼，只是，一定要經過這個『儀式』，才有那麼一點『家庭生活』的感覺。」她無奈地說。
／拿青春賭明天／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
張鳳茹和父母同住，但多半只有周末才能碰到面、講講話。一次，媽媽忍不住念她：「工作不能留到明天再做嗎？差那幾個小時會怎麼樣？」張鳳茹頂嘴：「你覺得我很喜歡待在公司嗎？不行就是不行！」
能夠進入高科技公司工作，照理說，應該是人人稱羨，但是過長的工時，完全沒有生活品質，卻讓張鳳茹深感痛苦。
其實，她真的搞不懂自己為何必須「朝十晚一」。
一度，張鳳茹以為是自己的工作內容必須克服時差障礙，所以難免晚下班，「但是，公司裡的軟體工程師不必和國外廠商聯絡，工作時間卻比我還長，要到凌晨兩點才能下班吧！」她說，工程師每天大概會接到從各個部門打來將近二十通的「催繳」電話，「我的那個那個好了沒呀？這東西很急的，你知道嗎？」從早，到隔天一早，一刻都不得閒。
既然與時差無關，超長工時必然另有原因，「只能說，這就是台灣的企業文化吧！」張鳳茹說，同學們只要收入稍好一點的，每天工作多半都是十二小時以上，「我也想過換工作，但工時過長好像已經是普遍現象，在這樣的就業環境裡，我想，如果我是老闆，也不怕員工流失，反正你到哪裡去都一樣；要不，就是薪水少得可憐！」
為何台灣的上班族年薪只有OECD國家一半？為何台灣的上班族時薪不到先進國的三分之一？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都是工時過長、薪水偏低。為何即使是高科技產業員工，都必須過著朝十晚一的畸形生活？找不到產業升級的新方向，台灣已經陷入嚴重的苦勞經濟！
張鳳茹說自己的底薪不高，固定月薪不到四萬元，但每年拿到的上百萬元分紅則羨煞同學，「他們想像不到我是拿命拚來的，如果比時薪，我恐怕高不了多少。」她想起小學時的一首流行歌，其中一句歌詞說：我拿青春賭明天！「年輕人好像就是這樣，必須在『收入』和『生活』之間選邊站，若要賭一個稍微像樣的未來，就必須燃燒自己的青春。」
與其說「拿青春換明天」，不如說是「拿肝保工作」來得貼切，許多像她一樣在科技業上班的年輕人，其實都是過著半夜才回家的生活，簡直就是犧牲身體健康換取金錢。
今年的五月一日勞動節，大批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台灣的就業環境讓年輕人的未來「不是窮死，就是累死」；某種程度上，這番抗議訴求的確符合張鳳茹的體會，對年輕人來說，收入與生活像是一場零和遊戲，窮或累，至少必須選擇一邊，而無法在一流公司上班的人，不僅僅是累死，還窮死！
／不是窮死，就是累死／苦勞結構，收入與生活像是零和遊戲
相較於學生團體聲嘶力竭的吶喊，幾個真實發生的數字，已經更直接、更客觀、更有力地說明，台灣勞工正身陷「苦勞」的困境。
台灣薪資成長停滯已是各界普遍認知的問題，據統計，自二○○○年至○九年的十年間，國內工業、服務業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僅○．八％，同期間，以先進國家為組成主體的ＯＥＣ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則有一四．四％。
但比起平均薪資成長幅度的落差，更殘酷的數字，是工時與時薪。
在工時方面，據主計處資料，○九年台灣勞工的全年平均工時約是二一二○小時，這個數字，超過所有ＯＥＣＤ成員國的工時水準（按：ＯＥＣＤ成員國共三十四國，其中八國未在ＯＥＣＤ資料庫中提供工時數據），與ＯＥＣＤ國家全年平均工時一六九七小時相比，每個月，台灣勞工多出了三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
薪水不漲，工時又比別人長，結果就是時薪的差距更加驚人。○九年，國內工業、服務業的平均時薪約為七．二二美元（以○九年平均匯率一美元兌三十三．○五元台幣換算），不到ＯＥＣＤ成員國平均水準的三分之一，就連在成員國中排名墊底的波蘭，平均時薪也比台灣勞工多了一．八美元以上。
據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料，二○一○年台灣的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可以在ＯＥＣＤ國家當中排名第十八位，人均ＧＤＰ也能排在第二十四位，但台灣人的勞力卻是如此廉價，工時長、時薪低的程度若與ＯＥＣＤ成員國相比，別說是遠遠遜於平均值，就連車尾也吊不上。這麼看來，勞工的加薪要求合情合理，那麼，企業為何不願加薪、不能加薪？
「企業賺錢回饋員工是天經地義，但是，賺錢不容易，政府不能只要勞工、不要雇主！」說話的是蔡練生，全國工業總會祕書長，他的這一番話，是針對日前勞委會擬再次調高基本工資的消息有感而發。
只是，企業真的賺錢不易嗎？
「事實上，台灣的企業已經面臨嚴峻的微利化壓力。」蔡練生曾任經濟部國貿局主任祕書、投審會執行祕書、智慧財產局局長等職，長期以來，熟悉國內產業的整體發展與生態，他說，台灣企業微利化的原因，一是原物料漲價，更重要的，是民間企業多半只會賺「管理財」，「說穿了，就是藉由提高製程良率、壓低成本，來創造獲利空間。」
練生強調，「壓低成本是台灣企業的重要獲利方法，這是宿命，也是現實，政府如果不顧現實而調高工資，只會逼得企業出走。」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調高工資是為了淘汰低階產業，引導企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發展，「那我要問，對於產業升級，政府又提供了多少幫助？」
蔡練生說，政府長期高喊創新、研發，但實際成果極為有限，「台灣申請註冊的專利數量是有不少，但多數都是『製程專利』，沒有真正的創新或發明。」曾任智慧財產局局長的他，說出這句話時格外鏗鏘有力，「台灣企業會製造、會降低成本，但是關鍵技術和品牌、行銷通路等，全都掌握在別人手上，要擺脫微利化的宿命，談何容易。」
／只會賺管理財／不顧現實調高工資，將逼得企業出走？
除了計畫調高基本工資，近來，馬政府也開始「道德勸說」民間企業調高薪資。四月十二日，金管會邀請上市櫃企業經理人與行政院長吳敦義進行座談會，主題是「企業經營與社會責任」，實際目的就是勸說業者加薪。
「聽說，我老闆這天也有被請去『聽訓』呢！」陳艾婷做個鬼臉、俏皮地說。
二十七歲的陳艾婷(化名)，是某上市紡織業者的基層員工，在台北市的總部上班，負責海外客戶與本地工廠之間的聯絡。她不像張鳳茹必須「朝十晚一」，但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她是「朝七晚十」，早上七點十五分走進辦公室，下班時間往往是在晚上九點以後，算一算，一天至少也得工作十四個小時。
每天早上，陳艾婷會花十五分鐘吃早餐，「七點半，來自國外客戶的信件已經塞爆信箱，多數是說布料的品質不符要求；八點過後，成衣廠的電話開始接不完，多數是抱怨客戶的要求太不合理……」陳艾婷交代著一天十四個小時以上「質量皆重」的工作行程。
「不只如此，我還得經常到國外出差，媽媽抱怨，說我一年回家的次數比飛到美國的次數還少。」不過，在和國外客戶開會的過程中，年紀輕輕的陳艾婷也逐漸感受到，台灣的產業與勞工為何始終走不出苦勞宿命。
「老外有品牌、有通路，所以姿態很高，有一次，一位客戶臨時延後和我們約定好的開會時間，原因竟然是要去遛狗！」陳艾婷又說，品牌客戶經常天馬行空地講一個想像中的產品，就看你要不要接這筆訂單；接了，工廠就要想盡辦法把虛幻的東西做出來；做出來了，還會被刁難說品質不夠好，不符合對方的想像，「最後，台灣的工廠往往必須降價求售。」
回頭再談自己的老闆，陳艾婷不認為吳院長的道德勸說真能改變老闆的薪資決策，「我的時薪的確不高，但好像也不能抱怨老闆，因為我很清楚，台灣紡織業真的賺錢不易，也就是因為這樣，大家只好都很拚命。」
陳艾婷目前月薪能夠拿到五萬元，加上獎金，每月平均約有五萬五千元水準，與同儕相比並不算差，「但如果換算成時薪…」，她掐著手指憑空試算：「大概是二一○元，也就是七．二美元。」比起ＯＥＣＤ國家平均時薪約二十二美元，實在是少得可憐，更遑論其他月薪低於五萬元的廣大台灣上班族。
紡織業基層員工的體悟，和工總祕書長的說法不謀而合，繞不出低附加價值的產業迴圈，企業只能繼續微利、人民只能繼續苦勞。
只是，這樣的宿命論調，在學者眼中，卻也正是台灣勞工薪水偏低、工時超長的真正原因。「不斷依賴過去的成功模式，沒有尋找新的出路，這就是台灣經濟的最大問題。」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說。
所謂「過去的成功模式」，就是「只去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的成功模式。「政府和民間企業都一樣，永遠都在思考降低成本。但你不能怪企業，政府如果不能帶頭改變，企業就沒有改變的動力。」
／苦勞經濟的元凶／政府在產業升級上「缺乏作為」
在林向愷的眼中，「缺乏作為的政府」，加上「阻升匯率的央行」，正是台灣無法擺脫苦勞經濟的兩大元凶。
以製造業的情況而言，央行壓低匯率有助於國內出口業者低價搶單，自然也就牽制了業者朝向高附加價值產業轉型的動機。就數字來看，國內出口金額雖然一路攀高，但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出口商品的平均單價卻是一路下滑，而與出口商品單價同步走跌的，則是新台幣的實質有效匯率。
由此解讀，壓低匯率雖然提高了出口業者的殺價搶單能力，讓台灣的出口金額向上躥高，但卻也讓業者一步一步地「沉陷在過去的成功經驗」，只會仰賴低單價的商品為生，走不出「降低成本」的經營思惟...【本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今周刊7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