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presentation ppt:胡开明在安徽?张育瑄

胡开明在安徽·张育瑄

　　1980年3月我离开安徽日报社记者岗位，调到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开明的秘书。

　　在整整四个年头的秘书工作中，我几乎每天都在开明同志身边。他的音容笑貌，处世为人，他的无私情怀，献身精神，今天历历在目，不由让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毛主席说：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胡开明一生中受到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出现了饥饿，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由开明同志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张家口市，因地处高寒地区，饥荒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大饥荒，他冒着丢官和被批判的风险，力主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禽，试行牲畜“分户喂养”，允许荒山林地承包给个人，主张进行生产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他的这些救命的措施，使许多农村恢复了生产，重现了生机。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胡开明经深入调查研究，又大胆推出了一种新的“包产到组”方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良好的效果。1962年8月8日，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胡开明直接向毛主席写信，建议在全国推行“三包”到组。在这之前，毛主席曾批示、肯定了胡开明的郭磊庄生产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试点经验，胡开明才直接上书。想不到的是，情况发生了巨变，毛主席突然在北戴河大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在8月9日的会议上，即胡开明上书的第二天，公开批判了“包产到户”和胡开明。毛主席说：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是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家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万里点将，胡开明奔赴安徽

　　1977年“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撤职罢官的铁道部长万里，正下放在辽宁营口一个农场果园里“劳动改造”。1977年6月被邓小平点将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万里刚刚主政安徽时，安徽农村绝大部分地方受极“左”路线影响，尚未摆脱“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农民虽然辛苦一年，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许多人家全家合盖一床破被。沿淮、淮北的凤阳、泗县、怀远等一些地方，冬、春季节，大批人外出讨饭，乞讨人往往把一些火车站候车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农村的状况，使万里为首的省委一班人十分焦虑，如何改变这种农民吃不饱、田地不出粮食的状况，他们在思考1960年代“包产到户”曾使一些地方出现过“粮食丰产”、“农民吃饱”的现象。

　　万里这时想到了那位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而历史证明批判错了，至今被贬在河北省一个小县级市当最后一位（第8位）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1978年7月份，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安排胡开明到安徽工作。

　　胡开明在电话里对万里说，调转手续还没办，党员组织关系也没转，怎么动身？万里干脆地说，不用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谁不知道？先来吧，手续以后办也不迟。

　　1978年7月12日，胡开明偕夫人、延安时代的女干部李克林来到安徽。当时还没恢复省政府，胡开明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同时兼任省农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开始由万里兼任，后由省委书记王光宇兼任）。可能因为胡开明解放前曾搞过学运，当过学生领袖，分工时还分给他共青团、学联等群团工作。虽然他的分工很多，而实际上万里是把他推到农村改革的第一线，“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他不辞辛劳奔跑在肥西与凤阳之间

　　1978年，安徽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八百里皖江和淮河的水位大幅度下降，许多支流干涸，江淮大地河流沟渠不是断流，就是见底，许多地方连人畜饮水都发生困难。预计这样下去，全省将减产几十亿斤粮食，又要出现饥荒年景。

　　1978年9月1日，省委常委会在稻香楼西苑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专题研究如何战胜旱灾，度过灾荒的问题。万里为全省的灾情和民众的生计深深的忧虑。农村改革步履维艰之时，由省委直接提出“包产到户”的时机尚不成熟。正在会议沉闷之时，胡开明站起来大胆发表意见：“大面积的秋种看起来已难实施，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种不下去。这样下去，土地将大面积抛荒，明年农民吃啥？一家人生活指望啥？农民穷得叮当响，别说没有那么多救济粮，就是有，哪里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也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撂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万里和其他常委立刻眼睛一亮，好！一个“借”字，打开了一班人的思路。赞成的，感到顺理成章；即使不赞成的，也不便反对。这个“借”，实际上就是“包”，让农民先“包”几亩干干看。

　　省委常委根据胡开明的提议，立即形成决议，制定了六条。其中核心内容是：为保命，“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开荒、垫洼、边边角角的零散土地，则允许谁种谁收。

　　“省委六条”，震动了农民的心，人们感到有了活路。几千万被“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欢快。一个“借”字，土地终于回到农民自己手中，有了自主权了！

　　胡开明对万里十分佩服，关键时刻敢于拍板。

　　胡开明深知，“省委六条”等于开了个闸门，省委说3分，下边就敢借3亩，人少地多的地方又能更多，农民就有用武之地了。当时中央只是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办法，但仍严令不准“包产到户”。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被“单干”、“复辟”的罪名吓怕了，都严守这个“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当时胡开明和袁振却有着不同的观念，他们常常交流、恳谈，认为“包产到户”没什么可怕，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应该算作农业生产的一种责任制形式。

　　胡开明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只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要按劳分配，就没有离开社会主义。来自于群众的农业上的种种责任制形式，只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标准，就是目的。他用最浅显的道理来证明他的观点，说，各单位的车队，司机就负责开一台车，这也是责任制。如果几十人轮番开一台车，不讲责任，很快就会把车开散架了。又如工厂车间里，每个车床总明确一个熟练工人掌握使用，决不会大家混起来随便用。农业也是这个道理，你把这块地包给一户或一位农民，他就有了责任，他就会好好侍弄，精心耕种。反正土地是集体的，这一点改变不了，何不包给他，给他自主权。为什么汽车、车床可以包给工人，土地为什么就不可以包给农民，真奇怪！

　　那一段时间，胡开明一有时间就往肥西的山南跑，往凤阳的小岗村和一些萌芽搞包产的地方跑。他去的最多的山南，有个黄花大队借“省委六条”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支持下，大胆实行包产定土地：决定每个劳动力承包一亩麦田，半亩油菜地；定产量：小麦每亩200斤，油菜籽每亩100斤；定奖罚：超产时，每100斤麦子可提成60斤，若减产，则百分之百赔偿。这叫“三定一包”。不到两天，全队1700多亩地被承包了1400亩。紧接着“三定一包”呼啦啦推广到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6万亩地全部承包到人。庄稼全部点播完毕，国家指令性任务完成外，还比历年多播种了8万多亩。

　　这时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赶赴山南来，给干部和农民吃定心丸：“不要怕。主要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大旱之年，把粮食拿到手，即使包产到户，也没什么可怕。”

　　紧接着，身兼省农委第二书记的胡开明也赶到山南来，为农民撑腰打气。他安慰大家：“不要担心。要看实际效果，要看收成，别光把眼盯在‘红头文件’上。到秋后看看亩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就没错！”

　　原来，王光宇、袁振等一批领导都明确表态支持山南的试验。山南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包产到户”，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典型。

　　胡开明另一个爱去的地方就是凤阳，跑了许多大队，许多生产队，走进许多农户。他到的第一个点是梨园公社。映入眼帘的是衣服破烂的人群，低矮破烂的茅棚，几乎家家没有一床不打补丁的被子，几口人换穿一条破棉裤，多数人外出讨饭。不能外出的老弱残疾和儿童每天用稀汤野菜、山芋梗充饥。胡开明眼睛泪花在闪。他没想到，解放快30年了，广大农村仍处在这样赤贫状态。

　　在他经常去的小岗村，他每去一次都鼓励农民探索点办法，如何把生产搞上去。其实在他走后不久，几十户农民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大的举动：全村（也是生产队）20户人家中，除了两户人外出不在本地外，其余18户都聚集在农民严立华家里合计一条生路。他们按下血手印以表盟誓、立约：

　　一、全队实行“大包干”，瞒上不瞒下，任何人不准走漏风声，向外透露；

　　二、交纳征购粮油给国家和集体时，任何人不准装孬，拖欠或耍赖；

　　三、村干部若因包产到户倒了霉或坐大牢，全村人要负责把他的子女抚养到18岁。

　　后来这种“大包干”责任制被简化为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既简明，又扼要，责、权、利分明。

　　一夜间，517亩地包到115人名下。这种“大包干”不久就显示出神奇。当年，全队粮食总产达到132370斤，相当于前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过去25年间，没有一年能交公粮，年年吃返销粮。然而这一年光交公粮就2500斤。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他们的“机密”，也是来个“瞒上不瞒下”，默认他们的办法，一直在保密。

　　1979年初，胡开明再一次来到凤阳时，陈庭元了解胡开明的“心思”，对他放心，于是就把小岗村的“机密”透给了胡开明。胡开明心领神会，会心地笑了，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在给陈庭元吃“定心丸”。胡开明过了一会儿才说：“大呼隆”那一套，农民早就厌倦了，不灵了。大家“大呼隆”捆在一起，美其名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地里不长苗，庄稼不打粮食，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工厂里的机器，一人开一台，那能叫资本主义？农民一人扶一犁，就叫“单干”吗？一人负责种一块地就叫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打下的粮食按任务上交，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不允许买卖，农民只有使用权、承包权，那就不是资本主义！那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制！

　　万里在凤阳表态，“大家大胆干，有我呢！”胡开明先后三次赴凤阳，一次比一次明确：“你们干得对！放开胆子干，实践是最好的证明！有了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支持你们的，反正我已经打倒一次了，再打倒一次也不怕！”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

　　正当肥西、凤阳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进行成功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时候，1980年1月，万里调离安徽、回京另有任用。干部的变动，带来了情况的变化。1980年2月份国家农委办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续发表文章否定安徽的责任制，特别有一篇发自安徽宣城地区署名“印存栋”的文章，攻击安徽全省刮起了“单干风”。

　　在京的万里震怒。要求安徽省委派人调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到底效果如何，用事实来做回答。省委决定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由袁振负责，调查组人员由卢家丰（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和一位姓金的干事。另一个调查组由胡开明负责，调查组人员由胡瑞镜和我。

　　由胡瑞镜和我组成的调查组，在油菜花盛开的阳春三月，走遍了长江南岸的繁昌县和芜湖县。我们邀请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交谈，并同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县农委的同志，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同志，同一层层的领导交谈，大家都非常坦诚的介绍情况，汇报责任制后的变化，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了解，走访，核算，经过梳理，我们写成了关于繁昌、芜湖两县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全面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出了结论：（一）繁昌、芜湖两县农民所探索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管是包产到组也好，包产到户也好，“大包干”也好，都坚持了土地公有，土地和水利设施仍为集体财产，农民只拥有承包权、使用权，而且都是按照责任制的形成作出规定，签订包产协议。上交国家的公粮一粒也不含糊，留给集体的一分一毫也不拖欠，农民的责任、权利明明白白。这绝不是什么“分田单干”，也不是什么“单干风”！（二）所谓“刮起单干风”后农村经济遭到破坏、集体财物遭到毁坏，也是一种不顾事实的瞎说。大多数生产队在实行责任制后，过去集体的农具、牲畜、房屋、机械，都采取了租借、转卖或有偿转让，或联户有偿使用，除极少数地方有些损失外，绝大部分地方解决得比较好，农民满意，干部们满意。过去集体所有的财产都得到了有效使用和保护。（三）实行责任制后，粮食、油料等农作物没有减产，而是大幅度增产，有的甚至成倍增产。两个县粮食、油料成倍增长的生产队是大多数，增长少的其幅度也在三到四成之间。面对丰产丰收，农民喜笑颜开，只愁没那么多仓库，纷纷要求粮站多收一点。过去是口中没饭吃，家无隔夜粮。现在愁的粮食没处放。因为粮食收购站也没有精神准备，粮站也无法放开收购。胡开明听到这一情况后，幽默地说，粮多发愁总比没粮挨饿发愁好啊！两个互不见面的调查组完成了调查任务后，先后向省委办公厅交了调查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两个调查报告所反映的事实完全一致，观点也完全一致。两个报告都很快通过省委上报万里，让中央放心，同时也给那些向责任制发难、泼冷水的人一个有力的回答。

　　如果说，《农村工作通讯》的发难是第一股“寒流”，不久，另一股更大的“寒流”也涌过来了。

　　1980年1月，万里离皖赴京后，有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开始对责任制进行责难和质疑，提出“包产到户虽能增产，但干部要头脑清醒，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农民的一些不正当要求，如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的，我们在迁就。毛主席早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我们是怎么教育的，教育他们去搞资本主义了……”这些言论识传下去后，使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改变态度，对责任制产生了怀疑，形势急转直下。

　　当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对责任制的责难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不但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搞包产到户是怂恿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一些地方领导甚至闻风就是雨，提出“紧急刹车”。

　　在与安徽交界的邻省的一侧，则出现了“顶住安徽的单干风”、“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标语。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王光宇、胡开明、袁振等同志没有动摇，没有低头，而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试验，支持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胡开明同志，在担任省委常委的同时，还兼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辅佐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顾卓新，主持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在日理万机、格外繁忙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多次深入到肥西、凤阳的基层社队，甚至深入到生产队和农民家中，调研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调研，在开明同志主持下，高思明同志参加，由我执笔，写出了《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八个大方面回答了一些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怀疑和责难。这八个方面是：（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是“分田单干”？（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集体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削弱了？（三）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四）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社队企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五）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机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碍了？（六）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科学种田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七）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是否会造成军烈属、五保户没人管，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八）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多种经营是否没有办法搞？这个报告经开明同志审定后，很快送达省委办公厅。

　　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对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出批示，加以赞扬和肯定。批示中提到，“安徽的肥西、凤阳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责任制，方向是正确的，是应当给予支持的……”这关键时刻，对小平对责任制作出明确表态，彻底扭转了一部分高、中级干部对责任制的怀疑、责难和打击。

大声疾呼振聋发聩

　　1978年7月胡开明应万里之邀来安徽上任后，就遇上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5日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上，继于光远发表了指导性意见，冯定、祝明夫、邢贲思等理论大家发表意见之后，胡开明发表了《坚持实践标准，敢为真理而献身》的讲话。他针对一些人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的名义反对农村改革的情况，胡开明说：“我们要真高举，不要假高举，有的人似乎对毛主席很有感情，要句句照办，其实是借高举以营私，举得只是旗杆，连个旗帜都没有，只举旗杆不举旗帜，他要干吗呢？要用旗杆打人，伤害同志，伤害农民，伤害百姓。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啦，什么‘复辟’啦，什么方向不对了，什么‘砍毛主席的旗帜’啦，什么‘破坏集体经济’啦，什么‘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一夜回到解放前’啦，这些都是用旗杆来打人的！各类承包制已证明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符合现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什么错？有人谈‘包’色变，我看实际上是头脑僵化，作茧自缚！”这位当年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省级干部，沉寂多年，一旦走上政治舞台，仍然锋芒毕露，认准了真理，一步也不退让！

　　当时的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先是在凤阳，后在来安、天长，继而又扩展到全滁州地区，搞起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喜笑颜开，大丰收在望。但反对的浪潮也很凶，王郁昭、陈庭元这些人政治压力非常大。在这关键时刻，万里派胡开明出席在滁州召开的一次全省宣传部长会议。胡开明在最后代表省委作总结讲话时说：“什么事都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大家可以到大田里看看庄稼，到农民家访访农户，一看便知，一问便知，让实践来回答。许多地方，农田包下去，粮食就翻番，粮囤都撑开了，收购站前卖粮车排起长队，农民开始吃得饱，穿得暖，家里有了陈粮，油都吃不了啦。这不叫分田单干，是一种责任制形式！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承包这块地，就像司机承包了一部汽车，车还是国家的。不能说一承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王郁昭同志推行的责任制我看是正确的，是非常适合农村现状的一种责任制形式，省委支持他！”

　　有人说，中央文件上也没允许搞“包产到户”。

　　胡开明说：“一切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它正确，迟早，中央也会支持，也会写入文件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总要有一些先行的人，把路踏出来！凤阳，滁州，就是先行试验，先行开路的拓荒者。”

　　王郁昭说，胡开明一席话，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最宝贵、最有力的支持。

　　1979年8月28日，胡开明受省委委托，出席安徽省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烈呼吁：“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来。只要有利于发展现代化的事，我们就要支持就要做，再不能畏缩不前，前怕狼后怕虎，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了。”

　　胡开明反对一事当前，先问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姓“社”姓“资”要让实践来检验。同时胡开明还认为，精神与思想政治工作都不是万能的。比如“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天天讲基本路线，四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右倾，拔黑旗，学大寨，争上游，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串连一串，可农民的积极性就是调动不起来，地里就是不出粮食，大呼隆，磨洋工，到处都是消极怠工、衣服褴褛的人群，其根本原因是多劳不多得，劳动付出与每人的收入不挂钩。

胡耀邦称赞他是“先知先觉者”

　　1982年10月份，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安徽视察。

　　10月下旬的一天，胡开明同志来到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育瑄，耀邦同志给我平反了！党中央给我平反了！”可以说，这一天是我当秘书以来看到开明最高兴的一天。听办公厅的同志说，近日耀邦同志一直在安徽视察。当时他在稻香楼宾馆的西苑居住。省委常委会也安排在西苑小楼的一个会议室，以便由省委汇报工作，耀邦同志作指示。

　　耀邦同志的记忆力让人称奇，他还记得这位当年在河北张家口主张搞“包产到户”而遭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胡开明。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

　　耀邦在省委常委汇报完了工作后，话题转到农村改革工作时，深情地说：“你们安徽最早开始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时候，我当时还不理解，不支持，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经过实践检验是对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因此现在我是支持的。”他转过脸面对着胡开明、袁振等同志说：“1960年以后，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醒悟早，可以说他们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较早地主张要改革1956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办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也好。”说到这里，他高兴地朝开明同志点一点头，接着说：“还有今天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他当年在河北省就主张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当然，还有陶铸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啊！”

耀邦同志的公正评价，不仅给胡开明同志彻底平反，而且彻底掀掉了压在胡开明及其家属身上二十多年的大石头。1982年10月29日，这是胡开明和夫人李克林以及全家人最幸福的一天。我这个当秘书的，也打心眼里高兴。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