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1911-2001），黄炎培之子，1932年以优异成绩在唐山交大毕业后，正当一个优秀桥梁工程师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时，1933年长江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7万人被淹死。有感于江河泛滥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以拯农为己心”，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专攻水利，获硕士、博士学位。
在美国期间，为获得治理江河的第一手经验，他自己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1936年美国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至出海口，在洪水滔滔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远远不能解决洪水问题，“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
1937年回国后，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在实践中他进一步认识到：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之间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正是这个尊重大自然规的科学认识，使他在1957年，讨论黄河水利规划和三门峡建坝会上，分析黄河利害，力排众议，舌战群儒，直陈：在三门峡建坝“将造成泥沙淤塞”，殃及上游。希望纠正工程设计的错误，成为当时唯一的“反上马派”专家。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颇为不屑，认为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开始蓄水拦沙，就在这一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区农民一批批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的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防洪大堤，往昔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土地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泥沙淤积同时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这一切早在黄万里的预见之中。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百亿（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以上）。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富足的渭河谷地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徙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地方官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直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尽管他的意见和预言为后来严酷的事实所证明，当年却遭批判围攻，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备受折磨。黄万里的一个学生党治国当年在批判黄万里的会上站出来为老师辩解，被打成极右分子，长期从事体力劳动，1970年又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的时候，有人反而迁怒于黄万里，1961年他被下放到密云劳动改造，“所居半自地下掘土而筑”，文革中更是把他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但科学的良心使黄万里不能闭上自己的嘴，工程上马之后又再三上书，多方论证，要纠正行动中的错误。19964年，黄万里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和不能建造三门峡工程的理由。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中央召开四省治黄会议，确定“排沙放淤……打开1-8号导流底孔”。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是黄万里当年在自己反对意见被否定后，请求保留下来，以备将来排沙用的。1973年，黄万里上书周恩来，说明必须以外加能量改修大坝，才能消除威胁渭河下游地区的潜在威胁，挽救八百里秦川。
黄万里回忆道：“73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一个大好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河方略。”沿途，黄万里写诗抒怀：“听罢毕家遭害苦，不觉簌簌泪交颐。暴洪肆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害》）
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虚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需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据报道，当时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黄河万里独行客》的作者徐刚感叹道：“这掌声雷动如今想来，却多少有点辛酸的意味了：三门峡工程一波三折，黄河怎么可能变清？在中国要想博得掌声并不难，掌声是拍巴掌拍出来的，也可以一巴掌打将过去，或者竟是捏成拳头，挥拳猛击致人死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击倒黄万里这样的书生，而同时又将掌声给予科学及民主决策时，中国肯定要富强许多、美丽许多。”
黄万里1980年被平反改正重返讲台，晚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三峡工程持不同见解。在90高龄，与采访他的作家徐刚言及治黄，老人仍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人为地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再用数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制造的问题。”“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测社会实践的结果，没有预见就谈不上科学。如果所有像三门峡这样本可以通过充分的讨论获得科学预知的项目，都要通过代价惊人的实践来检验，那我们还要科学做什么？人民高薪养活的那么多科学家还有什么用？”（党治国：《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
这个故事所展示的，不是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以及如何修的技术问题，而是科学精神与盲目决策的冲突。黄万里的所作所为曾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哪有这样固执的人？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黄万里先生的高洁精神，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的一个优秀的精神遗产：择善固执。
福柯说：“或许，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这是说，在庞大的权力关系每时每刻都在规定着我们是谁的情况下，拒绝的可能与必要。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拒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黄万里的人生故事中，权力关系要求黄万里成为一个为三门峡工程欢呼鼓掌的人，黄万里拒绝了，为此他被剥夺了20年站在讲台上的权利。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