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理安全期:国家宝藏1

国家宝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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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斿父铜方壶——破解曾国之谜

    春秋·曾（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通高66.7、底长30.8、底宽23.8厘米

    1966年湖北省京山苏家陇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壶器体高大，通体以波曲纹为基调，动静呼应，虚实相谐。阴刻与阳刻，宽与窄的变化形成节律，气势凝重而华丽。与此器同墓出土的还有鼎、簋、鬲、豆等共计97件，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按周礼，只有周天子才能用“九鼎八簋”。但铭文告诉我们，该墓的墓主人只是一位曾国的上层贵族，据该墓另外几件铜器铭文“曾侯仲子斿父”可知，墓主为曾侯次子，是没有资格用这么高规格的礼器的。这显然是西周晚期以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地方诸侯僭用天子之礼而出现的现象

    铭文中记载的曾国，在历史文献中却不见其踪影。而历年在汉淮地区发现的曾国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甚广，其中尤以曾侯乙墓最为著名。学者们研究发现，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曾国，其实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随国。因此，曾仲斿父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其高超的制作水平，还为我们揭开千年曾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羊方尊——德如羔羊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高58.6厘米

    1938年湖南宁乡月山铺(今黄材镇龙泉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长颈高耸并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物重心所在，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四羊的前胸构成尊的腹部，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可谓构思奇巧。羊首之间饰浮雕的双角形龙，龙身蜿蜒在方尊的肩上。羊的颈腹部铸鳞纹，两侧饰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此外，各主纹之间填饰刚劲圆润的几何纹或由几何纹构成的动物纹及怪兽纹。

    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汇贯通、将器形和动物形状巧妙结合起来，匠心独运，恰到好处。在商代青铜器中，四羊方尊以其优美雄奇的风姿，端庄典雅的气度、寓动于静的意韵，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羊的善良知礼，外柔内刚，跪乳习性，被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诗经?召南》中就有“文王之政，德如羔羊”的说法。汉代以后，羊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突目铜面具——“纵目”之王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通高85.4、宽78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1986年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掘，出土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以青铜器最具特色，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此件突目铜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份竟呈圆柱状向前突出达9厘米。《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被称为“纵目人冢”。 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此地直到近代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 “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玉猪龙——龙的祖形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

    高7.2、宽5.2厘米

    20世纪50年代辽宁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玉猪龙是红山文化后期玉器制品，猪首龙身，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的土沁。龙体蜷曲如C形，首尾相连，器体厚重，造型粗犷。猪首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大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露出獠牙，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中央的环孔光滑，背部有一可穿绳系挂的小孔。出土时位于死者胸部，可能用作佩饰，象征着主人的某种权利。

    玉猪龙在红山文化中多有发现，因为它的头像猪首，整器似猪的胚胎，所以认为龙起源于猪。猪在红山文化时期与远古先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当出现宗教祭祀和神灵崇拜时，猪逐渐被抽象和神化，进而演化成龙，猪成为龙的祖型。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和河北省北部地区，是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其中尤以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著称。 

玉 琮——沟通天地人神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

    高49.7、上宽6.4、下宽5.6厘米

    传山东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其表面细密的阴纹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在既没有青铜、又没有钢铁的良渚时期，对硬度超过一般岩石和各种金属的玉料，是怎样进行加工，使之成为纹饰精美繁细的玉琮呢，至今还困扰着研究良渚古玉的学者。不仅如此，良渚玉琮还以体大自居，更显它独特的魅力。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误差在1毫米左右，每节上下间距也几乎完全相等，而且玉琮兽面纹的构图也基本相同。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样的组合使原本呆板的兽面更显生动且具变化。

    玉琮是中国古代玉器中重要而带有神秘色彩的礼器，对良渚玉琮用途的猜测目前不下二十多种。《周礼》中就有“以黄琮礼地”的记载，也就是说在礼仪活动中用琮来祭祀地神。多数学者认为琮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法器，上大和内圆象征天，下小和外方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象征当时巫术活动情况。

    这件玉琮器身共分十九节，每节四角雕成一简化带冠人面或兽面神像，全器共有76个神像。玉琮上端射部正中刻有阴线日月纹，是天上世界的象征，反映出先民对太阳、月亮的崇拜，也有人认为是原始的图画文字。

涡纹彩陶罐——黄河波涛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

    高50、口径18.4、底径15.9厘米

    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彩陶涡纹罐是马家窑文化中期彩陶的一个杰出代表。陶罐腹部硕大，造型周正，器壁厚薄均匀。为了便于提拿，在腹部还塑有两耳。这件彩陶的图案纹饰是用黑彩在泥质红陶罐的颈部和上腹部，绘成了许多旋转的圆涡，圆涡之下加两道水波。彩绘施于罐的口、肩和上腹，向下俯视，可以看到彩陶罐的全部纹饰，它那流畅自然的线条，仿佛会产生流动的节奏和韵律，让人感到有无数的涡纹在眼前周而复始地旋转，展示了先民神奇的艺术创造才能。这是一幅表现当时人类与水密切相关的图案，其韵味无穷的构图意境，似乎让人们隔开几千年的时空看到浪涛翻滚的黄河急流中激起的一圈圈涟漪，而后又顺波而去，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是继仰韶文化后，在甘肃的洮河和青海的黄河支流湟水流域一带发展起来一个富有独特地方风格的文化，它将中国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顶峰。

白陶鬶——挺立的雄鸡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500年）

    高14.8厘米

    1957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鬶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一种造型别致的器物，既实用又美观。东夷人崇尚鸟图腾，故把自己喜爱的鬶做成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有的似展翅欲飞的鸟，有的似仰首高歌的雄鸡，造型独特，姿态生动，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典型器物。由于它独特的特征，为周边部族所模仿，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甚至江西都发现了类似鬶的器物。

    这件夹砂白陶鬶是原始先民用来烧水或温酒的容器，系由高岭土经1200℃左右的窑温烧制而成的，胎壁较薄，质地却很坚硬，它的出现表现了制陶技术的又一新进步。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豫东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

兽面纹铜铙——最早的编组乐器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通高71、口长47.2、宽38.3厘米

    1959年湖南宁乡县老粮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铙是打击类青铜乐器，《周礼》说“金铙以止鼓”，是军队中用来指挥进退的器具。而这类被称为“大铙”的青铜器，比一般铙要高大厚重，大都出土于南方地区，主要用于军旅和祭祀活动。

    这件虎纹兽面大铜铙形制较大，气魄雄伟，敲击其侧，声音雄浑空阔，悠扬久远。同时出土的大饶共有5件，1993年又在与该地点相距仅20米的地方出土铜铙10件，其中有9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测音的结果是，形制相同的9件可发出C、D、E、F、G五种调的音，部分学者视为是铙成组演奏的证据，因此称之为编铙，是我国最早能编组演奏的乐器。

    此类青铜乐器有几个特点：一、出土地点集中在湘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中原没有发现一例，长江中下游地区偶有发现；二、形体厚重，最重的达221.5公斤，最轻的也在10公斤左右；三、纹饰以兽面为主，但兽面的表现方式及其配饰与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四、使用时口朝上，甬(柄部)植于木桩上。

    大铙在西周早期继续流行，但发展到西周中期终于被另外一种乐器甬钟所取代。

青铜天亡簋——记录周朝开国大典的礼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高24.2、口径21、宽18.5厘米

    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天亡簋是西周早期的标准器，是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时期的作品，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周铜器之一。此器肃朴庄重, 圈足连铸方禁，周身饰以旋龙纹。内底铸铭文七十八字，记述乙亥这天，武王举行重大祭典，祭告文王和上帝，由于文王的佑助，终于灭商。天亡助祭卖力，得到武王赏赐，铸簋以纪荣宠。

    铭文记载的这次祭典颇具“开国大典”的意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祭典的地址――“天室”，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指宗周辟雍内的明堂；一说指“天室山”，即今河南登封境内的嵩山。

    簋是西周青铜礼器中的重要成员。周礼“鼎簋制”规定，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以“九鼎八簋”组合的最高礼仪。

匽侯盂——燕国遗珍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高24.3、口径33.8、足径23.3厘米

    1955年辽宁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出土

    盂为古代盛食器，匽侯即西周燕国国君。匽侯盂的主题花纹是一种很特别的凤纹，龙首而华冠逶迤下垂。周武王封其弟召公为燕侯，燕为商故国，地望在河南延津。召公为示区别，另创“匽”字来替代商朝的“燕”字。新创的“匽”字，有“像燕之匿于巢”的意思，表示“在此安居下来”。此外凤的别称为“鶠”，可能也与“匽”国独特的凤崇拜有关。

    这件器物的铭文只有简单的“匽侯作饙（fen）盂”。意思就是“燕侯所作用于盛放熟饭的盂”。 从器形、铭文综合考虑，这件器物是西周成王时铸造的，同时代的燕国青铜器中有“匽侯旨”使用的器物，这个“匽侯旨”就是召公的长子。从时代推定，这件器物也可能是召公长子匽侯旨所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器的出土地点远在辽宁凌源县境内，而据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证明，西周的匽都在今天北京房山琉璃河。器物出土地点离我们熟知的燕地相去甚远，匽侯盂的出土表明，西周初年匽国在北方的扩张已达辽河流域。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西汉军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骑马指挥陶佣：高46、长36厘米

    骑马陶佣3件：高67-68.5厘米、长61-64.4厘米

    步兵陶俑 10件：高48-51厘米

    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杨家湾汉墓是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据专家分析，其墓主可能就是汉代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前者是开汉元勋，后者因平定“七国之乱”而威震一时。

    杨家湾汉墓共发现11个陪葬坑，出土彩绘兵马俑2500余件，包括步兵俑1800多件、骑兵俑580多件和战车模型，号称“三千兵马”。其造型逼真，步伍严整，表现了汉初军阵的真实形象。骑兵俑按真身四分之一比例制作。战马或安然站立，或昂首嘶鸣；马上的“指挥官”表情冷峻，威武剽悍；骑士手举武器，握紧缰绳，好象正在准备向前冲杀。步兵俑身着交领袍服，外罩黑色铠甲，其中四人左手持盾下垂，右手原持长兵器；其余六人双手均作持兵器状。

    骑兵俑独立地组成了阵容宏大的骑兵群，说明当时骑兵已经完全取代车兵，开始成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在军事史上，这个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朝曾经依靠骑兵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辉煌胜利。

    这些彩绘陶俑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大规模兵马俑群，陶俑组成整齐雄壮的阵容，继承秦俑陶塑的气势，显示西汉军队阵列的威严。如此壮观的兵马俑军阵，正是墓主人生前叱咤风云、平定内忧外患的雄壮军容的写照。

“滇王之印”金印——印证《史记》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高1.8、边长2.3厘米，重89.5克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墓（六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方金印上饰蛇纽，印面阴文篆刻“滇王之印”四字，造型精巧规整，金光璀灿。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军队大举南下，滇王举国投降。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同时“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此后，有关滇人和滇国的记载即神秘消失，以至后人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否可信，是否真有滇王国存在都深感怀疑。直到1956年11月，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了一方蛇钮金印，印面上清晰地刻阴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滇王之印”金印的问世，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滇国是真实存在的，为我们探索滇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钥匙。同时，它也是云南隶属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证。

朱绘兽耳陶壶——隐身的怪兽

    战国·燕（公元前475-前222年）

    高70.2厘米

    1964年北京昌平松园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朱绘兽耳陶壶是仿青铜的陶礼器。造型吸取方壶、圆壶之所长，上方下圆，既挺拔秀美，又不失庄重典雅，寓圆于方，别有情趣。壶由盖、身两部件组成．内侧有子母口套合。颈部两侧有对称的兽耳，正面饰衔环铺首，两眉角上挑，并用朱色描绘分叉的犄角、躯体和四肢，贴塑与彩绘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怪兽形象。朱彩保存如此之艳，令人惊叹。

    壶是古代盛酒或盛水器，同时也是上古时期祭祀神灵和先祖的重要礼器之一，往往与其他礼器成组使用。战国时期战争频繁，青铜多用来铸造兵器，因而出现大量陶质礼器。这类彩陶壶常见于燕国贵族墓中，在蓟城和燕下都均有大量出土。

鸟形铜鼎——鼎的另类一族

    春秋.燕(公元前770-前476年)

    通高15.7、口长11.9、口宽15.3厘米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全器呈鸟形,器体似匜，有流口与鋬手，盖已遗失。流向前突出作鸟首状，倾水时上喙可以开启，设计颇为巧妙。外腹部饰精细的羽毛状纹，腹内铸有两个鸭形图案，鸭头与流朝同一方向，张翅展尾，非常生动；环形鋬与流口相对，上饰一鸟呈回首状。

    鼎最具中国特色的青铜器，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也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礼器。作为王权或贵族身份的象征，它在造型上一般较为规整，给人以端庄凝重之感，主要有两种造型：四足而方、三足而圆。这件鼎虽然有三个类似的鼎足，但其器形却颠覆了我们对鼎的基本形制的认识，在鼎的大家族中显得另类。该器出土地属燕国，可能体现了燕国的地方特色。

人形铜灯——齐国武士

    战国·齐（公元前475～前221年）

    通高23.9、盘径11.5、勺长22.7厘米

    1957年山东省诸城葛埠口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国古代青铜灯的式样很多，其中有一类艺术造型灯，工艺考究，式样繁多，集实用器与艺术品为一体，均为王公贵族使用。常见的有人形、羊形、鸟形、兽形、树形等。此灯整体为一身着短衣男子双手擎灯状。此人双手各擎一屈曲带叶竹节形盘柄，盏盘下的子母榫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随意拆卸，构造精巧。人足下为盘龙形圆盘。出土时还随附有一柄供添油用的长柄铜勺。这件铜灯设计巧妙，造型新颖，专家研究认为它应是战国时期齐国宫廷中所使用。

    人形铜灯的人俑粗壮有力，身穿短衣，圆眼阔口，腰束宽带，立于盘龙座上，双手向左右张开擎灯，完全是一副武士的模样，脚踏龙，显示了他的神勇；双手擎灯，显示了他的神力。有神力而兼神勇，这是齐人对勇武力士的一种标准表现方式，体现了齐人尚武的传统。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中国古代苏门犀的踪迹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通高34.4、长58.1厘米

    1963年陕西省兴平豆马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犀牛昂首伫立，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

    考古发现也证明，犀牛曾广泛生活在中国古代中南部地区。中国古代不仅有十分珍稀的野生犀牛，而且有丰富多彩的犀牛文化。犀牛皮质坚韧，春秋战国时期被用于制作盔甲。作为一种重要的军需，需求量非常巨大，因而导致大量的犀牛被捕杀，汉代开始业已只能从国外进口犀角了，进入唐宋，犀牛在中国已基本绝迹，明清时代的人已不知犀为何物，而现在的中国人只能在动物园偶而看到犀牛了。

五牛铜枕——财富的象征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高36.4、长70、宽13厘米

    1972年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此铜枕作马鞍形，左右两端上翘。铜枕饰圆周立牛2头，浮雕立牛3头，牛造型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具有极高的艺术品位。在铜枕上装饰牛的形象，为滇文化所特有。滇人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想拥有更多的牛，在各种生活用具上也铸造千姿百态的牛。滇青铜器中众多“牛”的出现，反映了古滇民族与“牛”的关系密切。对于以稻作为生的古滇人来说，牛是他们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中的重要财富。

    此外，牛还充当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在现代云南少数民族中，仍保留胡这样一个古老的习俗：将祭祀用过的牛的头骨挂在室外墙壁或室内显眼的地方。他们认为，悬挂的牛头越多，表示奉祀之心越诚，也就越能得到神灵的保护。

    滇文化青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古代青铜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青铜器，为人们传递着关于古滇王国的社会环境和古滇人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展现了古滇王国典型的青铜文化特征，揭示出古滇文化的人文精神。

鎏金“中国大宁”铜镜——铜镜上的棋局

    新莽（公元9-23年）

    直径18.6、厚1.3厘米

    1952年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镜作为古人整束衣冠、修饰仪容的生活用具，早在四千多年前便已出现在齐家文化遗址中。汉代是铜镜大量出现的时代，其整体日益厚重，装饰也愈加精美。

   这件铜镜是典型的汉代六博博局纹镜式样。六博是当时从宫廷到民间都十分流行的棋类游戏，棋盘也因此常常被当作镜子上的装饰纹样。这面镜子最珍贵的地方，一是其精湛的鎏金工艺，二是在于镜缘间铸的一首诗。该诗共计五十二个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刚。”，诗的内容包含了阴阳五行思想和对国家、子孙的祝福祈愿。其中“中国大宁”四字，更能在华夏子孙的心中引起深远的共鸣。

陶 船——最早的有舵之船

    东汉（公元25-220年）

    全长54、通高15厘米

    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陶船模型呈长条形，头尾狭小，中间宽敞，底部较平。船锚拴系在船头，船头两边分别插有三根桨架。船两旁为撑篙的走道。船分前、中、后三舱，均有篷盖。前舱适合用作货舱。中舱比前舱稍高，屋呈方形，两侧各开一门以供人出入。后舱为舵楼，特高，便于舵手鸟瞰前方，操掌航向。后舱右侧附有一间小房，推测是船上的“洗手间”。船舱里还设置横木“梁担”。可使船身骨干坚实，吃水深，负重大，行驶平稳。

    这件陶船模型最先进之处在于它既做出了锚的模型，又做出了舵的模型。舵楼中装有舵，舵的形状下宽上窄，下部向后伸斜入水，舵下端与船底齐平，水浅时无须提舵。船的整体结构复杂，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按人物身高比例推算，船实长应为15～20米，高度应为4～5米，载重量达5吨，是一艘设备完善的航行于内河兼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远航能力。

    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使用舵的船，“舵”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西方迟至1242年才出现舵。

击鼓说唱陶俑——汉代说唱艺术家

    东汉（公元25-220年）

    高55厘米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陶俑以灰陶作胎，头戴软小冠，并以长巾围绕一周，前额上打一花结。上身裸露，下身穿长裤，赤脚，额前布满皱纹，眯缝双眼，呈活泼诙谐憨厚之态。左臂挟鼓，右手举槌作击鼓状，正忘情地进行说唱表演。其手舞足蹈的形态，眉飞色舞的表情，将一位汉代“说唱艺术家”的现场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件陶俑富含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四川东汉墓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这说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汉代往往以身材短胖、相貌滑稽的侏儒充任表演者。他们以裸其身体为戏，以击鼓戏笑为业，同其他舞乐百戏节目同场献艺，类似后世戏曲中的丑角，也是后世说唱曲艺的发端。

青瓷骑俑（2件)——最早的马镫

    西晋（公元265-317年）

    分别高24、23.5厘米

    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贵族出行的仪仗队员，共出土23件。魏晋之际，是世家大族势力鼎盛的时期，其出行必是车马喧哗，仪仗威严。仪仗人员的多寡是官员身份高低的标志。这两尊青瓷骑俑为我们展现了豪门贵族仪仗骑士的风采。马体矮小，额饰当卢，有辔无缰。头顶设弯曲的长角，供骑者扶手。马颈前佩有“挡牌”以遮挡前面的泥水。背上设有马鞍，鞍左前缘上系有三角形马澄，供上马踏足之用。两个骑吏，头戴高冠，一人持简册，另一人吹奏管状乐器。

    此俑马鞍的两端已从平坦转为高翘，表明已出现了鞍桥。鞍桥的使用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为骑手提供了纵向的稳定。而马澄的作用，是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的稳定。这件骑俑马鞍左侧的单马镫，可能仅供上马使用，但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马镫，为双镫的发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英国科技史家怀特认为，这项发明看似简单，却意义重大，它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在骑兵作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彩天王俑（一对)——护法金刚

    唐（公元618-907年）

    分别高：61.5，53.5厘米

    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天王俑一般成对随葬，多置于墓门两侧，起镇恶驱邪的作用，以保护墓主不受侵扰。两件天王俑皆作武士装扮，身材魁梧，头戴盔冠，身穿铠甲，四肢矫健，怒目圆睁，足下踩踏欲做垂死挣扎的夜叉。工匠大胆采用对比夸张手法，突显天王驱邪镇恶的威慑力量。夜叉在佛经中指一种恶鬼，列为天龙八部神众之一，在民间夜叉又是阴间独有的鬼怪。

    天王俑源于佛教中的护法神，多置于寺院门前或者佛像前。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逐步汉化。护法神的外表也逐渐改造成经过艺术夸张的中国武士形象，不仅见于寺庙，也被用来驱鬼避邪，保护墓主的安宁。其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佛教领域，变为凡人世界正义、威猛的象征。

    这对天王俑三彩鲜艳华丽，红、绿、蓝三色相互交融，自然流淌，是唐三彩中的佼佼者，也是唐代天王俑中罕见的艺术珍品。

镶金边白玉杯——追思夭折的“金枝玉叶”

    隋（公元589-618年）

    高4.1、口径5.6、足径2.9厘米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是一件华贵精美的玉器。玉杯大口，口沿内外镶金带一周，金沿宽0.6厘米，此杯由上等和田白玉雕琢而成，通体光洁无纹，保存亦相当完整，其柔和的光泽、温润的玉质、洗炼的造型使得这件小小的器物显得高贵典雅、气宇不凡，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品。

    玉杯的主人李静训是一位早夭的九岁贵族女孩。她身世显赫，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世代都为朝中名将高官，而外祖母更是北周皇后。她从小长于宫中，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她的早逝，令整个皇室都十分悲痛。金扣玉杯，饱含着 “金玉满堂”的寓意，也寄托着亲者的哀思与祈福。

花鸟纹鎏金银香球——暗香盈袖自销魂

    唐（公元618-907年）

    球高5.1、直径4.8、链长14.8厘米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香球出现于唐代，当时又叫香囊。这是一种精巧的熏香用具，外部由上、下两半球组成，以合页相连，并装有勾链以备开启，球上饰镂空花鸟纹。球内两个相连的圆环内装有小盂，用于盛放香料。受重力和活动扣环的作用，无论球体如何转动，小盂始终保持平衡向上。这是古人利用机械原理所作的巧妙设计。香球外还有银链一根，用于悬挂或系带。类似香球在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里还出有两件。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从沿海地区舶来的异域香料，成为王公贵族们追求的高雅情趣。唐代诗人元稹写有《香球》一诗，高僧慧琳《一切经音义》中也香球的设计及制作大加赞赏，并说它是“妃后贵人之所用之也。”史载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思念旧情，秘密派人改葬杨贵妃，控开后发现其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香球可以把玩，或置于袖中，李清照的《醉花阴》“有暗香盈袖”即指此。香球还可用来熏被，或悬挂闺房，外出又常挂在车上，“香车宝马”一词即源于此。

卤簿钟——“靖康之难”见证物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通高184、钮高47、口径81

    辽宁省博物馆藏

    钟形体正圆，呈桶形。钟身由弦纹分隔成六层：第一层为钟顶，呈半球形，上铸双龙钟钮；第二、三、四层凸铸“卤簿仪仗”与“宫卫”纹饰，皆宋代服制，分别是“车辂”、“旗仗”和“宫卫”三个部分；第五层为山林、树木、屋宇、人物；第六层为海水、仙人、蛟龙。口部有“右街僧官（押）宛平县仰山院官（押）”阴刻文字1行13字，并有清代加刻“大清乾隆年造成”六字款。

    此卤簿钟铸于宋徽宗宣和时期。据考证，此钟约于靖康二年由金人自汴京（今河南开封）掠运至燕京宛平县仰山寺，清乾隆年间加刻清乾隆年款后运至承德，后由汤左荣从承德盗运至其奉天官邸（即辽宁省博物馆旧址）。解放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

彩绘画像砖（一组）——南朝社会百相

    南朝（公元420-589年）

    长38、宽19、厚6厘米

    1958年邓州学庄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南阳市邓县学庄村发现的南朝刘宋墓,墓壁镶砌模印彩色画像砖,它们既是浮雕性质的作品,也可作为彩色绘画作品看待。彩画砖大小一致,一砖为一个完整的画面,计有三十四种不同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反映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二、描绘社会生活的内容,如出行、郊游、乐舞,进献、运输以及战马武士等；三、为孝子故事。这些画像砖构图之紧凑、形象之生动、线条之流畅,表明已从汉画的古拙状态中走了出来;人物造型的颀身蜂腰,具有南朝人物画"秀骨清象"的特征。

    此墓墓室券门上还有保存完好的彩绘壁画。门上中部画一形象凶猛的兽头;两旁各画一衣带飘拂的飞仙,门两侧各画一卫士,头戴冠巾,圆目长须,手持利剑,状貌威严。整幅壁画的人物形象写实而典雅,怪兽夸张而富有装饰性。邓县彩色画像砖和壁画因绘工精湛,被学术界看作是唯一保存完好的南朝墨笔彩绘的艺术珍品。

泥马渡康王图——杜撰的神话

    南宋（公元1127－1279年）

    绢本，设色，纵29、横197.6厘米

    1959年征集

    天津博物馆藏

　　该图描绘的是一段神话故事。传说宋钦宗弟弟康王赵构在金当人质，与金太子同射，三箭俱中，金人以为宋朝派了个长于武艺的人冒名顶替而遣还他，要求换真太子来。这样赵构得以脱身，奔逃路上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城北的崔府君庙打盹儿，梦见神人对他说：“金人追过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马已在侧，便跃而南驰。渡过河，马便不动了，一看竟是泥马。这段传说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诸王及皇族也随之而去，只有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宋廷旧臣拥戴赵构于归德即位称帝，是为宋高宗。当时金兵逼进，赵构一路南逃，待金兵撤退后在杭州安定下来，开始了偏安一偶的南宋政权。因为徽宗、钦宗尚健在，因此南宋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于是高宗赵构利用了这种神话传说来表明自己称帝是秉承天意。该图描绘的正是传说中康王在金兵围追的危急时刻骑泥马渡河南逃的场景。

汝窑天青釉盘——名瓷之冠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高3.4、口径19.6、足径1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盘通体内外施淡天青色釉，釉面滋润，开细碎片纹。外底留有5个芝麻粒大小支烧钉痕，并刻有“寿成殿皇后阁”六字，可见是当时宫廷中的陈设用瓷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青瓷以釉质取胜，不求人工附加装饰，追求清淡含蓄之美。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成了千古难觅的稀世珍品，自古流传“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目前世界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汝窑瓷器，都是传世品，数量不足百件。

    从1987年开始，考古工作者经过５次大规模发掘，终于在2000年找到了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烧造区，清理出汝官窑的生产作坊和窑炉，并在一个窖藏中出土了完整的汝瓷器。该发现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仿铜瓷器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高32.6、口径26、底径2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一件宫廷陈设用瓷，其特色在于尊体饰有十二个长方形戟，造型为仿商周青铜器式样，端庄肃穆，雄浑古朴。尊内外均施匀净的月白色釉，釉层晶莹肥厚如凝脂，蓝色光泽如荧光一般幽深含蓄，釉面有明快的流动感，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

大尊缶——酒器之王

    战国·曾（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

    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

    曾侯乙墓是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巨型木椁所使用的成材木料达378。63立方米，出土的文物总数多达15000余件，其中经确认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43件套，包括最著名的是青铜大编钟。

    曾侯乙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的国君，从墓中出土的文字资料可知，他死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卒年45岁左右，殉葬13～25岁的女性13名。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立体的“清明上河图”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通高53、器盖直径32厘米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M12出土

     贮贝器就是滇人的贮钱罐，出土时往往装着大量的海贝（当时滇国的货币），因此得名。贮贝器上多雕铸战争、纳贡、杀人祭铜柱、杀人祭铜鼓、纺织、狩猎、驯马等滇人社会生活场景。

    该贮贝器作圆筒形，盖上雕铸1间干栏式房屋，楼上的贵妇为主祭人，其周围放置16面铜鼓，被捆、戴枷和被蛇吞吃的人是祭品，铜柱可能是祭祀的对象。此外还有参与祭祀者，有持刀的屠夫，有喂猪、喂孔雀的妇女，有击打铜鼓和錞于乐人，有持器盛物的杂役等等。生动形象地记录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雕铸人物残存127人，是目前出土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仿佛是一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

金缕玉衣——幻灭的永生之梦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长182、肩宽49厘米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金缕玉衣包括头罩、脸盖、上衣前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左右足套等部分。各部分均用玉片和金丝连缀而成，共用玉片1203块、金丝约2567克。同时出土的还有九窍玉、玉握和玉枕。墓主人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第五代孙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在位时间15年。

    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等贵族死后特有的一种殓服。目前两汉王侯墓中出土有玉衣（包括玉衣片）的墓葬有60多座。目前出土的金缕玉衣均来自西汉王侯墓，已复原的有5套，除金缕玉衣外，还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编缀玉衣材料的不同，代表着身份的不同。东汉时期玉衣的使用形成了严格的制度，据文献记载，汉代规定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皇帝的宠姬、皇帝的女儿用银缕玉衣，前一代皇帝的姬妾和皇帝的姐妹用铜缕玉衣。

    汉代皇室贵族迷信“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然而事与愿违，用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往往会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顾的墓葬，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神秘的墓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早已化作一抔泥土。这些精美绝伦的玉衣。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秦始皇武士陶俑——再现秦皇铁甲雄师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高190厘米

    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74年3月，村民在此打井时发现了陶俑，经考古工作者钻探发掘，证实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桶坑。这一2000多年前秦始皇神奇的地下军阵一经发现，即以其巨大的规模，威武的场面和高超的科学、艺术水平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兵马桶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个呈品字形排列的兵马俑坑，总面积22780平方米，坑内置放与真身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共7400余件。其中一号坑最大，坑内有6000余件陶人陶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环形方阵。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由骑兵、步兵、弩兵和战车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三号兵马俑坑平面呈凹字形，它与一、二号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为统帅三军的指挥部。

    这件武士俑出于一号坑，是秦轻装步兵之原型，头绾圆形髻，身穿交领右衽长衣，腰束革带，左手作按剑状，右手作提弓状。发掘时，俑的附近伴出有成束的铜镞及铜弩机。此武士俑身材修长高大，长方面庞，五官粗犷，是典型的关中秦人形象。

    秦始皇陵的修筑驱使劳役72万，用时38年修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难以想像的。秦俑地下军阵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宛如昔日铁甲雄师再现，显示了二千多年前秦国军队所向披靡、横扫六合、一统宇内的气势，是秦始皇当年浩荡大军的艺术再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彩绘雁鱼铜灯——汉代环保艺术台灯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通高52.6、长34.6、宽17.8厘米

    1985年山西平朔照什八庄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全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站立状，鱼腹、雁颈、雁体内部中空，且彼此相连。照明时，燃料燃烧形成的烟雾，先由鱼形灯罩将烟导入雁颈造型的烟管，再经烟管进入盛有水的雁腹，最后被水溶解。同时，灯罩为两片弧形铜挡板，可左右转动开合，这样既能挡风，又能调节灯光亮度及照明方向。这一设计避免了烟雾对室内空气的污染，艺术而又环保。

    彩绘雁鱼铜灯不仅造型生动、设计精巧，而且装饰华丽。雁鱼通身施翠绿彩，又用墨线、红彩分别勾出瓴羽、鳞片，雁额顶施红彩为冠。它与河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所出著名的长信宫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将实用功能、优美的造型与科学的环保原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汉人的全新发明，体现了汉人的智慧与高雅的生活情趣。

蜷体玉龙——中华第一玉雕龙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

   高26.5、最宽26厘米

   1971年内蒙古翁特牛旗三星他拉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龙墨绿色，体卷曲c字。龙首吻部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龙眼突起呈梭形，颈部长鬣上扬，与弯曲的体形一起，呈现飞升的动感。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光洁亮丽，工艺精湛。

 玉龙背部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首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同我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蜷体玉龙由玉猪龙逐渐演化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猪龙慢慢首尾分离，头上长出了鬣和角，一条真正的龙便由此诞生。因此，此龙也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因此，龙的起源与中华文明、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密切相关。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5000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