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浅谈文革爆发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的设想，不是毛泽东想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形成后来那样的规模与声势，文革之所以会发展成那样，必然有着其他众多的原因，故讨论不应该仅仅讨论毛泽东或者说中央部分的领导人为什么会想去发动这样一场的运动，而应该讨论会什么文革在爆发的时候会迅速的形成那样的声势，也就是说文革是如何从毛泽东的设想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这是我要主要讨论的。首先讨论的是毛泽东形成文化大革命设想的原因和条件。接下来将讨论的是为什么会有众多的人支持文革，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原因。在毛泽东产生设想到获得众多支持并最终形成社会运动的过程，这之中的原因才是个人认为的文革爆发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矛盾文革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要寻找这一切的原因，只能从最开始的矛盾出发，个人认为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经济矛盾。自清末的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强国力恢复大国的地位，所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所以首先要谈的就是经济因素，1957年我们党错误的发动了”反右”斗争，使一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打击和排挤，使得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遭受了挫折．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盲目的发动了”大跃进”。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没有实事求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科学原理，从而，导致了1960年－1963年的3年经济困难，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作了深刻地检查。在此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在农村经济工作中采取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形式，在指导工业生产中采取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建设出先了转机和恢复的局面，1963年－1965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进步出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地提高。但是，问题就在于，65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所采取的手段，是与毛泽东以及一部分领导人所设想的建设方式所不同的，故最初的矛盾就在于对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两种不同意见的矛盾。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他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且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所以文革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落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思想见解的矛盾。而产生了这个矛盾之后，毛泽东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将与自己设想不同的人都视为右倾思想，而站在其对立面。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一般情况下的政见之争，最终的手段都是彻底的达到一方，对人不对事，如唐代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中共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等。而对其意见的打到又恰恰满足符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故既然而然的被用于到了有关建设思想的讨论中。而我们从建国后的历次大争论斗争中，发现到这种矛盾指向的对象越来越接近中国的领导核心，手段也越来越趋向于社会行的大运动，打57年反右59年庐山会议以及之后的八届十中全会等等，斗争的对象也逐渐的从党外的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转化到了彭德怀等“党内右倾主义者”到后来的党内走资派。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占据主导思想的都是毛泽东的个人左的思想，不仅没有回归到党的正确道路上，反而将越来越多的人划入到了右派，使得阶级斗争立论的适用对象不断扩大。并最终在文革前，形成了毛泽东对党内一线领导集体的矛盾。从而使得斗争的方式仅仅党内斗争已无法解决，只有借助于能彻底改变党内状况的方式，于是全民性质的社会运动孕育而生。以上就是矛盾的发展过程。下一个要讨论的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首先就是其极高的个人威信和严重存在个人崇拜，当然这种威信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在之前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张在大多数时候都被证明的是正确的，由此而产生其地位。故而在当时除去中央一线的主要领导外，其余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中，毛泽东都有着绝对的声望和实力。其次就是党内制度建设的落后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集体又往往接受了他的个人专断，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另外一点就是军队的绝对支持，作为人民军队的建立者，毛主席在人民军队中有着相当的威望，并且有着军队的绝对支持，在当时，实际主持军委一线工作的林彪更是文革的主要支持者，军队在建国后的历次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对毛泽东的绝对支持。严格而言，再文革之前及文革初期收益最大的群体，绝对有军队。文革前后期间，军队对中央政局的影响力大大增加了。故正如同林彪在1967年8月9日与刘丰等人的谈话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考解放军的力量。以下部分将是讨论为什么文革可以从毛泽东的设想迅速成为社会性的革命，到底哪些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支持。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传统观点中的林彪和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革。所以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两个集团。林彪集团，很大程度上是军队或者说是解放军高级军官团体的代表出去其人员构成而言，解放军将领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八届十一届全会中，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都在增加中，也有统计文革期间，在中央委员的组成中军队高级将领的数目都是上升趋势。所以，跑去林彪集团的特殊性而言，在中央的政治构成之中，军队的声音不容小视，即使不出现林彪集团，或许也会出现其他的集团，毕竟需要一个代表整个军队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的文革初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而第二类江青集团，严格而言，在文革爆发前后，江青集团还不能成为集团，但是从其主要成员来看我们也能看出一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代表着党内理论研究和宣传的代表，在建国以后的长期社会主义宣传过程中，这些人是对于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当熟悉，而文革之后，对于这些纯理论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武器。另外一方面从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历史走过了十五年的历程，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那些怀着对自由、民主的美好愿望奔赴延安以及那些在国统区盼望共产党的青年人已经成长起来，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他们需要在政治上实现自我价值，尤其是在那个没有经济途径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年代，人们对政治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但是，那些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者都还正处年富力强的壮年（毛泽东55岁任国家主席，其它将军、省部级干部也多是四十岁左右上任的，县团级、师地级则多是三十左右的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种体制让他们退出政治权力体系，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政治素质自愿结束两届的任期交出权力。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其它文化大革命的其它大量的大大小小的所谓“闯将”其实都是这些成长起来的新兴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们的政治渴望从本质上说并没有过错，但当时的中国没有给他们提供正常的渠道获得正当的政治权力，于是在他们内心里希望有一种新的政治方式使自己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这种心理与毛泽东希望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将刘少奇等人赶下台的欲望不谋而合，于是毛泽东找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同盟者。另外一股力量，就是学生群体，这部分好理解，简单而言就是受到建国以来的政治教育和刚好处在这这个年段，又对毛主席有着个人崇拜，个人政治理想不成熟，在某些政治敏感的人士的鼓动下顺理成章的成为的重要力量。对于广大地方上的，我们回顾建国以来的干部任用，和容易就找到了很多问题，在地方上主政的主要领导和文革前后参与对其进行批斗的造反派之间有着众多的矛盾，首先是年龄，前文讲过了；接着是籍贯，建国初年因为重重问题，派回各省市县的主要领导大多都是外省人士，在经过了15年的发展之后，当地的主要干部大多成群的成长起来，与外来的领导之间形成着矛盾；在这，南下的过程中，大量的军队干部被派往各地任职，与非军队干部和当地本身的干部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等等，所以在文革前后，很多的地方顺势出现了各级干部造反上级的现象。而细细观察这几类矛盾在南方大城市和偏远农村比较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时期上海等大城市和很多偏远农村问题比较严重的原因。接着是为什么在文革前后，会有那么多的广大群众响应，出来对各级政府进行造反。联系一下自建国开始的三反运动，和后来文革之前63年开始的四清五反运动，当时的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一再强调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生动地拿另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作了生动的比较。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是用心良苦的。但人性并不是几句忠言、几句警告就可以改变的。进城以后，不少干部首先换上了城里年轻、漂亮、时髦的老婆，并住进了国民党留下的别墅里。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渐渐脱离了用生命和鲜血送他们进京的百姓，也渐渐脱离了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与信仰。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为完成高指标而盛行的强迫命令风，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还有三年困难时期的干部特殊化，特别是与民争食。河南信阳事件就是一个因领导浮夸谎报粮食产量，又拒不检查纠正，以致造成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的突出的坏典型。 广大群众对领导脱离群众，干部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作法心里有气，某些地方出现干群的尖锐对立。毛泽东提出“走资派”作为“文革”中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把矛头指向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所以有那么多群众热烈响应，除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而产生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坚定信念之外，客观上确实存在这种矛盾，群众对某些干部有气，恐怕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当伟大领袖号召他们与这些官僚主义与特权作斗争时，他们能不激动、能不心动、能不行动吗。所以如果没有干部和群众的那些矛盾，不可能有文革群众运动。单凭着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和军队的支持，绝对无法再开始就形成那样的声势，和迅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举个例子： 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严重的省份河南，也是如此。当年河南造反派的头党，就因为对浮夸风和饿死人的揭露批判被省委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而河南造反派反的就是那些应当对于饿死人要负责任的直接领导人。 对大跃进灾难特别是对饿死人的直接责任人的调查与追究，却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这样的与主流文革叙事完全不同的说法，对于文革原因和性质的探讨能否提供一点什么启发呢？ 所以，文革爆发，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像很多人想的那样简单，毛泽东的个人问题或者是当时制度的建设问题，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多方面的矛盾，文革给了这种矛盾的一个宣泄口，所以，参与这场文革的人，自毛泽东以下，才能在怀有着各种目的的情况下，将这之中设想，迅速的从原来的捍卫革命果实的文化运动，发展成一脱离设想和控制的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