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une global forum:伟大的俄罗斯戏剧家契诃夫

伟大的俄罗斯戏剧家契诃夫
    作者:童道明  　　演讲人简介: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戏剧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著有论文集《他山集》，专著《戏剧笔记》，随笔、散文集《惜别樱桃园》等，创作话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我是海鸥》等。　　阅读提示:　　■契诃夫在世界上首先创作了这样的戏剧:戏剧人物在剧中几乎相互不冲突。契诃夫戏剧成为现代戏剧的发端。　　■契诃夫表达的“物质与精神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的理想，具有穿越时代的普世价值。　　■剧作家曹禺读过契诃夫的《三姐妹》后这样写道:“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　　■帕斯捷尔纳克在其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写道:“在全部俄罗斯文化中，我现在最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俄罗斯式的童真。”　　曹禺是这样描述契诃夫的……　　今年是契诃夫诞辰150周年，也是曹禺诞辰100周年。我在想到契诃夫的时候，每每会想到曹禺，想到这个最早深刻地理解，热情地赞美契诃夫的中国人。这位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6年在《日出·跋》里，是这样表达他对于契诃夫的深情的:　　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姐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　　“秋天的忧郁”——曹禺用这五个字来描述契诃夫戏剧的情调，显示了他不凡的睿智和鉴赏力。要知道高尔基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说过相似的话:“在阅读契诃夫小说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恍然置身在一个忧伤的秋日。”　　契诃夫常常将人物的心绪与时序联系起来，而且特别善于让秋风秋雨来呼应作品人物的惆怅。在小说名篇《带阁楼的房子》里，画家与少女米修斯相遇在夏天——“夏日之晨永远是特别迷人的”，而这对有情人的别离则在秋天——“这是个忧郁的八月之夜，说忧郁，是因为有了阵阵秋意。”契诃夫描绘的就是曹禺用“秋天的忧郁”来概括的令我们神往的此情此景。　　但曹禺对于契诃夫的赞美并没有到此完结，他在文章中继续写道:　　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　　这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丹钦科曾用“潜流”这个字眼来概括契诃夫戏剧的充满有意味的“停顿”与潜台词的内在美，联想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告诫:“谁要是只表演契诃夫剧本中的情节本身，只在表面上滑行，做做角色的外部形象，而不去创造内部形象和内在生活，那他就犯错误了。”曹禺和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通过对于契诃夫戏剧的鉴赏，认同了一种从内在的意义理解戏剧行动的新的戏剧美学。　　俄罗斯出版的《文学遗产》第100期是以《契诃夫和世界文学》为书名的契诃夫专号。书中收录了欧美及世界各国文学界、戏剧界人士曾经发表的关于契诃夫的种种评说。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曹禺是俄罗斯之外对契诃夫戏剧理解得最深刻的一个人，是契诃夫故乡之外的一个最最杰出的契诃夫的知音，这证明着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与热情来走近契诃夫。　　契诃夫戏剧是现代戏剧的发端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戏剧的版图发生了变化。1950年5月11日，在巴黎的一家名叫夜游人的剧场里，上演了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这就是后来被称作荒诞派戏剧的欧洲现代戏剧的发轫。不久又涌现了像贝克特、品特这样的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现代派戏剧作家。这些戏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的剧本里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分的，他们的剧本里的戏剧冲突的主轴不是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而是所有的这一群剧中人物与包围着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冲突。　　戏剧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们还要追根溯源，寻找这一种新的戏剧范式的源头，他们找到了契诃夫的戏剧。因为契诃夫的剧作里也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契诃夫戏剧里的戏剧冲突同样也不是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这就是新一轮的对于契诃夫戏剧重新认识的开端。从此，欧美戏剧界对于契诃夫戏剧的兴趣骤然高涨起来。一个标帜性的戏剧事件是，一部在俄罗斯几乎被遗忘了的契诃夫在中学时代创作的戏剧处女作《普拉东诺夫》在1957年首度出现在比利时与法国的戏剧舞台，随后演遍欧美各国。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契诃夫国际戏剧节上，中国国家话剧院在中国首演《普拉东诺夫》。好像是晚了一点，但俄国谚语说得好:“晚做总比不做好。”　　1960年是契诃夫诞辰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年是“契诃夫年”。这一年也成了重新认识契诃夫的标志性的一年。这年第一期的俄罗斯《戏剧》杂志是契诃夫专号，打头的是一篇题为《契诃夫》的编辑部的文章。今天重读这篇50年前的文章，有三处可以视为在当时是让人耳目一新甚至可能是让人振聋发聩的论点:　　一、“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得以完全看清，契诃夫对于俄罗斯，对于二十世纪的意义。”　　二、“契诃夫在世界上首先创作了这样的戏剧，戏剧人物在剧中几乎相互不冲突。所有的戏剧人物，更准确地应是每个人物以各自的方式，与他们的共同敌人，与可咒的生活冲突着。”　　三、“在西方，契诃夫常被称作二十世纪的莎士比亚。”　　过了不多久，这样的论点就一一应验了。有些学者以后更加明确地指出，契诃夫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属于20世纪。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了他对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的告诫:在物质文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人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于精神的追求。契诃夫表达的“物质与精神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的理想，在新的时代更具有时代精神。与此同时，有些戏剧学者开始试图根据戏剧冲突的性质来把世界戏剧发展史分成三个阶段:一，古希腊戏剧，其戏剧冲突的内涵是人与神的冲突；二，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其戏剧冲突表现为人与人的冲突；三，现代戏剧，其戏剧冲突表现为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而现代戏剧的发端恰恰是契诃夫戏剧。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莎士比亚与契诃夫也的确成了在西方世界剧坛最受青睐的戏剧经典作家。　　优雅人品造就优雅文品　　到了上世纪末，有眼光的中国戏剧家开始把契诃夫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曾有记者问当代著名导演林兆华:“您最崇敬的戏剧家是谁？”林兆华说出了三个名字，前两个就是莎士比亚和契诃夫。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契诃夫的《樱桃园》也成了这位中国导演的两部导演代表作。　　从这，我得到了一个启发:继续局限在“19世纪俄罗斯”的时空里研究契诃夫已经远远不够了，而是应该具有20世纪的视野，世界的视野。对于契诃夫创作的国度的社会学解读也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契诃夫戏剧在全世界的风行已经足以说明，人们之所以爱到剧场去观看《樱桃园》，并不是因为他们对19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阶级变动发生了兴趣，而是因为这个戏里包含着具有全人类价值的内涵。　　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获得大奖的叶尔朱洛夫的充斥着社会学解读的《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一书，在60年代之后就淡出了俄罗斯契诃夫研究者们的视野。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的地位提升了，作为人的契诃夫也更加引人注目。　　有两本书值得一提。　　一本是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日瓦戈医生写的札记:“在全部俄罗斯文化中，我现在最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俄罗斯式的童真。”　　另一本是爱伦堡1960年出版的《重读契诃夫》。爱伦堡在这本书里反复论述契诃夫的谦虚与羞涩的可爱的性格特征，而且指出契诃夫的优雅的人品造就了他的优雅的文品。　　帕斯捷尔纳克和爱伦堡都不是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但契诃夫的好友高尔基倒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一个契诃夫谦虚到了羞涩的场面:一次在克里米亚的相聚中，托尔斯泰大大夸奖了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契诃夫的反应如何？高尔基写道:“契诃夫沉默良久，终于叹了一口气，轻轻地，羞涩地说:‘那里边，还有印错的字’……”　　高尔基在回忆录里还这样向我们描述契诃夫式的纯真:“我觉得，每一个走近契诃夫的人，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让自己变得更单纯、更真实的愿望。”　　库列晓夫教授编写的《俄罗斯文学史》(1989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三个人是放在一个章节里写的。这三位的确是最有世界意义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不同的是，前边两位都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契诃夫却没有，他是个自由的人。前边两位都是需要我们仰视的哲人，唯有契诃夫可以让我们当做一个和我们心灵贴得很近的经典作家来对待，我们可以平视着他。　　他代我们说出今天的痛苦　　半年多前，我写了篇纪念契诃夫的文章。我说:“我敢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台词吗？不敢。我敢给托尔斯泰写台词吗？更不敢。到现在为止，在俄国作家里我只敢给契诃夫写台词。因为他是我最贴心的一位俄罗斯作家，他一直活在我的形象思维里。”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当真写了一个有契诃夫出场的剧本《我是海鸥》。这是个戏中戏，写两个当代的中国青年男女演员在排演契诃夫的《海鸥》时遇到的情感纠葛与生活磨难。契诃夫三度出现在女演员的梦幻中。我给契诃夫编写的最后一句台词是:“二三百年之后，人类的科学将会何等的昌明，社会的财富将会何等的丰饶，但即便是一千年之后，人们还是会说:啊，生活多么痛苦。”　　《我是海鸥》演出之后，李耀军在《新京报》上写了篇剧评，说“台上的故事，观众们正在现实世界演出”。孙小宁在《北京青年报》上发了篇剧评，说“这个活在19世纪的人，就是现在代我们说出痛苦的那一个。”　　真是这样的，契诃夫之所以让我们感到亲近与亲切，是因为他代我们说出了痛苦。这痛苦当然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　　2004年的契诃夫国际戏剧展期间，以色列剧团带来的《安魂曲》特别让北京的观众感动。《安魂曲》由契诃夫的几个短篇小说的故事改编而成。戏的开头的主人公就是小说《洛希尔的提琴》的主人亚科甫。这个棺材匠不住地追问:“为什么人们不能好好生活？为什么人们老是做些恰恰不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人们总是妨碍彼此的生活？”这位棺材匠的痛苦我们能够理解。戏的结尾就是契诃夫小说《苦恼》的结尾。马车夫姚纳的儿子死了，他要把自己的丧子之痛向人们诉说，但没有一个人肯听他诉说，最后他只好把他的痛苦诉说给他的那匹小母马听。《苦恼》写了人与人的隔膜，这位马车夫的痛苦我们完全理解，因为这个痛苦也正是当代人的痛苦。　　已故清华大学教授徐葆耕是我的中学同学，两年前他对我说他现在很喜欢契诃夫的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老教授因为找不到人生的终极真理而倍感痛苦，现在的文化人也都能理解这位契诃夫笔下的老教授的痛苦。我们曾为信仰而痛苦，也为失去信仰而痛苦。　　小说《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讲说契诃夫，一再引证他的小说《牵小狗的女人》。我们知道，高尔基读过这篇小说曾写信给契诃夫说:“你杀死了现实主义。”这是否意味着高尔基已经看出了它的更高可以与未来的读者产生共鸣的可能性？重读契诃夫的这篇写于19世纪最后一年的小说，我们会发现，生活在20、21世纪的人，肯定会比19世纪末的读者，更能体会到这个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不得不戴上面具过着双重生活的痛苦。契诃夫的那些优秀的小说，一直是广大读者喜爱的读物，而他的优秀的戏剧作品更是独步世界舞台。特别是他的绝后作《樱桃园》，更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杰作《哈姆莱特》一道成为在当今世纪戏剧舞台上演出最多的戏剧经典。那是因为真正的戏剧经典能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观众心中引起共鸣，真正的戏剧经典能和时代一起前进。　　《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的独白:“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这段独白在现代人心中引起的强烈共鸣，是因为现代人所面临的“选择”的考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要普遍与严峻。所以现在排演《哈姆莱特》的戏剧导演好说“我们人人都是哈姆莱特。”　　《樱桃园》的情形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更加痛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被挤压，人们不得不与“樱桃园”告别的情景更加让人牵肠挂肚。　　在契诃夫这个剧本里，樱桃园的女主人为了挽救这座即将被拍卖的花园，从巴黎回到俄罗斯故乡，一个商人建议她将樱桃园改造成别墅楼出租，女主人不听，樱桃园易主。女主人只好与樱桃园黯然告别。落幕前，观众听到“从远处隐隐传来砍伐树木的斧声。”　　樱桃园是个象征，它象征着一切虽然陈旧但毕竟美丽的事物。与这样的樱桃园告别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情感波澜，就像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墙逐渐消失的时候，梁思成先生要垂泪与之惜别。　　1995年我写过一篇题为《惜别樱桃园》的散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谢谢契诃夫。他的《樱桃园》同时给予我们以心灵的震动与慰藉；他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站在新世纪门槛前的我们，心中会有这种甜蜜与苦涩同在的复杂感受；他启发我们正要进入21世纪的人，将要和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像契诃夫这样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都能让一颗颗向善的心跳动起来。我们感谢契诃夫，还因为千千万万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和观众，因为对于契诃夫的共同喜爱而彼此亲近起来。　　巴金1954年7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的大会上说:“全世界善良的人民的心由于对这个伟大死者的纪念而更贴近地连在一起了: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景象。”　　记得，爱伦堡的那本《重读契诃夫》是这样结尾的:“谢谢你，安东·巴甫洛夫维奇！”我也用这句话结束我的演讲:“谢谢你，安东·巴甫洛夫维奇·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