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男鞋价格图片:只要看看你们自己80年代之前--中国医改前后观（一）

中国医改前后观

说在前面的话

4月6日，新医改方案在“回归公益”，“摈弃了此前改革过度市场化做法”的承诺中正式公布了。在新医改方案公布前夕，3月25日。《羊城晚报》报道了顾昕教授做客广州，在中山大学发表了“新医改中的国家与市场”的演讲，称“医疗改革必须走市场化道路”，顾教授以“中国新医改课题组组长”的身份直指新医改方案，说“ 新医改整体还是在探索 ”，“新医改方案仍有计划经济的思维”。4月5日，《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医改方案近日公布部分公立医院将转民营”的新闻，在“新医改方案”正式公布之前有多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新闻。是为了先声夺人？还是为了提示新医改方案中的“市场化”精点？看来，在医改的反思中，“回归公益”与“市场化”的争论，并没有打上句号。顾昕教授的话语给在等待与期望中的人们，平添了不少的迷茫和担忧。

此间，看到一篇台湾学者陈美霞评论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后面，有一个注释：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2）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现行的论量计酬医疗系统，并让市场主导医疗系统，那么医疗费用无法控制的飞涨、医疗保健极端不平等这样的灾难性的状况很有可能发生。

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如果现在的医疗改革继续走市场化道路，这种已经发生的“灾难性的状况”很有可能更加深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篇《中国医改前后观》,只是为了表达一个事实：说什么“医疗改革必须走市场化道路”，只会误导社会，回归公益，才是阳光道。至于文章中引用到一些数字和图片，不管是否注明了出处，向相关的老师、学者、教授表示感谢。

阿马蒂亚·森：只要看看你们自己80年代之前

－－－－－中国医改前后观（一）

在谈到中国医改的时候，因为在福利经济学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中，做出几项突出贡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中国人说过：“你们不要到处去学国际经验，只要看看你们自己80年代之前，再看看80年代之后，你们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俗话说的好：旁观者明！在中国人完全迷信于“医疗市场化”的时候，一个印度人、阿马蒂亚·森为中国人指点了迷津。解放60年了，中国人有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如何医改，应该有所继承、有所反思、有所创新。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都与其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旧中国百孔千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少的可怜，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全国不存在预防计划和体系，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

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贯坚持的主张。因此，新中国一成立，就将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瞻目的成就。

（一）、医疗卫生领域逐步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四个体系，即：

一、国家直接举办层次不同的医疗机构，形成以三级医疗机构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

二、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三、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国有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直系亲属的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创设赤脚医生制度，实现低成本、广复盖，惠及中国几亿分散农民的医疗保障体系；

四、鼓励中西医结合，坚持以国家调控为主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二）、建国后，霍乱很快在我国绝迹。1955年，基本控制了人间鼠疫，1959年，性病基本被消灭。20世纪60年代初，比世界范围早了十余年灭绝天花；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麻疹、乙脑、白喉、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1949年到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这是当时发展中国家难得的成就。需要强调的是，医疗卫生方面的成功，教育水平的提高、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发展、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政府的主导作用、群众的广泛参与、社会成员对筹资和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性，对中国人民健康状况的快速改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就，赢得世界公认。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之后，当中国政府将一份20世纪70年代中国卫生状况的报告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长馬勒博士感到无比震惊：在当时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55岁的状况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已达到65岁！而且中国的农民享受着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合作医疗，有着一张从县到乡镇一直到村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有着一支直接为广大农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基层卫生技术队伍——“赤脚医生”。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却以自己的“模式”在卫生保健领域在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这可能吗？哈夫丹·马勒博士从最初的惊愕转

 而对这份报告的不信任。1975年，马勒博士来到中国考察，他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国卫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卫生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国家、集体、群众共同集资兴办卫生事业等；特别是实行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从而使人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提高。

图为1976年，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的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赤脚医生”覃祥官（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向外国卫生官员介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供图／胡振栋)，下载于《三峡在线》。

马勒博士在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卫生保健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广大农民获得了较好的卫生保健服务而明显提高健康水平后，从开始的“不相信”到“大加赞赏”，并希望把中国的宝贵经验推广出去。

1978年9月6-12日，来自134个国家的代表，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正式联系的专门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67名代表来到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参加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签署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提出“实现人人享有保健”的口号。当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对我国广泛建立的一套富有创意的、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放在预防和消除传染病、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在经济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保证了大多数人都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各种传染病得以控制，性病被根绝，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用30年的时间提高到68岁，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称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正如台湾省的学者、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陈美霞所评论：中国在建国后的三十余年时间内发展的这种特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所决定的。在毛泽东时代，被称为“中国模式”的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举世瞻目的成就，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呢？

一、“面向工农兵”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

毛泽东主席强调医疗卫生工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4年8月10日，他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为了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毛主席强调要把农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他说：“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并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而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更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1968年底，毛泽东主席批准、转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一时间，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站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二“救死扶伤”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

毛主席说医疗机构 ：“不能为金钱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公益性和医疗工作是与生俱来的。2400多年前，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就创立了“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中国唐朝的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是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皆如至亲的理念。毛主席的“救死扶伤”四个字则高度概括了医疗工作的公益性性质、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

三、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反对医疗为主的导向。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今后人民的政府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卫生防疫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便立即组织力量，把对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20种传染病作为防治目标,建立起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的公共体系。

四、“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

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开明绅士李鼎铭说“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解放后，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五、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

在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规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受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通过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广泛参与到卫生防疫和爱国卫生运动中，在运动期间，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墙报，漫画，讲演，小组讨论，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等各种信息传播手段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从清扫街道、杀灭钉螺，在除四害中，长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居民在城镇约占91%，在农村约占 60%。在发动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基础之上，结合专家指导，开展防疫工作。“送医送药下乡”、“赤脚医生”制度的创立，“农村合作医疗站”的“低成本、广复盖”，同样都是在动员群众、发动群众中完成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医疗卫生方面的成就，不仅得到世界的公认，而且还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卫生事业的发展。比如：卫生工作的重点从大城市、大医院转移到农村、基层去；以治疗疾病为主转移到预防疾病为主；从为少数人服务转移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无不是从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中得到启发的，并逐步明确了这些观点的。1978年9月，《阿拉木图宣言》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保健”的目标设想，和开展“初级卫生保健”的建议，主要得益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卫生工作模式的启发。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自1979年元旦，时任中国卫生部的部长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开始，一系列旨在鼓励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政策和措施，使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面临尴尬的境地：2005年被告知，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中尼泊尔、越南之后，排第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一些传染病、性病死灰复燃，艾滋病从无到有，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彻底动摇了“中国模式”的基础，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个困扰着许多人们的、积重难返的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