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日秘密接触事件汇总

作者: yzy96  发布日期: 2010-2-20    查看数: 169   出自: http://www.fyj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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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日秘密接触途径主要有：

【一】陶德曼；  【二】乔辅三—中村丰一；  【三】贾存德—萱野长知；  【四】萧振瀛—和知鹰二；  【五】“桐工作”；  【六】司徒雷登；  【七】王子惠；    【八】钱永铭。

（【一】）陶德曼调停。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和中国和谈。
在收到日本发出的欢迎德国出面调停的信息之后，德国外交部担当起“递信员”的角色。10月29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德国愿作中日之间的联系途径。
日方遂提出议和条件，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一）内蒙自治；（二）扩大华北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中日如能缔结和约，则华北行政权交给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亲日首长；（三）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四）中国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降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在华外侨权利。
在中国政府未作答复时，日方又提出新的谈判条件：
1．    中国抛弃亲共、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本及“满洲国”合作；
2．    在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
3．    中、日、满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
4．    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蒋校长表示三点：
一、德国调停可以接受；二、华北政权保存是最低立场；三、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成为胜利者的看法”，日本切不可以胜者自居。
显然，双方要求相距甚远。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
1938年5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改组，被一般人视为温和派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宇垣是反对近卫声明的，他在出任外相前提出四个条件：（一）强化内阁，以求统一；（二）外交一元化；（三）开始与中国政府和平交涉；（四）必要时取消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宇垣试图把被军方分割了的外交权真正收归外务省。在近卫认可这四项条件之后，宇垣就职。宇垣在就职后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时，暗示将来中日两国有讨论议和之可能，声称，如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可能会重新考虑其态度。此时，日本参谋本部也希望对近卫声明进行修正。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在6月向五相会议提出建议，要求“逐渐修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观点，并允许第三国的斡旋，以扩大有关处理对华战争的自由”。
国民政府也在战和之间徘徊不定。一方面，他仍未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索价太高，中国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便表现出这样一种姿态：（一）不放弃任何和平的希望；（二）这一和平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这既给日本人发去了中方仍然希望和谈的信息，也表明了中方的让步将是有限度的。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便如此表明了国民政府的立场：既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最终希望仍在和平”，同时又指出“唯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必如是，然后对内得以自主，对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若舍正义而言和平，非和平也，屈服而已。”
在中日双方高层都有意恢复接触的背景下，中日间的秘密接触通过多种渠道在暗中展开。这其中既有通过外交官员进行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接触，也有通过民间人士进行的非官方的但同时又具有强烈官方背景的接触。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条路线：（【二】）乔辅三——中村路线、（【三】）贾存德——萱野路线、（【四】）萧振瀛——和知路线。
宇垣就任日本外相后，中国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份向他表示祝贺。张群在贺电中期望宇垣能实现其中日亲善的一贯抱负。宇垣则回电表示：“日华两国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势，实令人遗憾。余昔日谈及之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实现。”宇垣并询问张群能否出面会谈，但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建议改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同意。
乔辅三、贾存德是孔祥熙的亲信，中村（中村丰一）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萱野（萱野长知）是赞助过孙中山革命的同盟会日本会员。
无论是乔辅三与中村会谈，还是贾存德与萱野会谈，都面临一个障碍。即这时日本并未彻底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仍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下台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孔祥熙深知这条件中方万难同意，因此他致电萱野，表示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需的话，他作为政府领导人愿意承担责任，以他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代替蒋介石下野。
除了孔祥熙所控制的这两条渠道外，还有一条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所掌握的渠道。1938年8月间，何应钦的顾问雷嗣尚奉蒋介石、何应钦的密谕去香港活动。雷嗣尚通过其结拜兄弟萧振瀛的关系，第二天便与日本人和知鹰二接上了关系。和知系日本政府派遣，专门从事对华诱降工作。他当即表示愿意做和谈的沟通工作。后雷、萧先后飞回武汉，向蒋、何作了汇报。老蒋亲拟谈判原则，交萧振瀛带回。据抄录人后来回忆，蒋所拟定的条件内容大致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日本承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中日合作，共同防共；双方对战时所受一切损失，互不赔偿。
萧振瀛带着蒋开列的条件赴港与和知接洽。数日后，和知答复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此原则条件，一旦考虑成熟，双方应派全权代表进行会商，并称：希望由近卫和何应钦在福州进行会谈。后因蒋、何迁往重庆及送交报告者飞机失事，联系一度中断。而日军侵入武汉后，对和议亦不热心，此项接触遂不了了之。
在欧战爆发后的一年中，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达到空前活跃的程度，其接触的路线、规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也为八年抗战中所仅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是被日本人称之为（【五】）“桐工作”的日蒋香港—澳门会谈。
1939年11月底，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出任日本驻香港武官，其使命是策划建立与重庆间的联络线。铃木选中了宋子文的弟弟、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为目标。
12月下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良”（以后日方查明此人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系国民党特工人员所扮）取得联系。数次会谈后，铃木提出由双方政府各派代表来香港举行会谈的建议。
“宋子良”于1940年2月回重庆报告。其后声称：经最高国防会议研究，政府同意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秘密会谈。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四次秘密会谈。中方出席的正式代表据称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张友三及宋子良。日方代表是军总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大佐及铃木卓尔【据最近研究，中方代表全系假冒，其所出示的蒋介石的委任状均系伪造。这一会谈实际上未获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授权，是军统特工刺探日方动态并企图加以利用，以阻止汪政权成立的行动。参见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2）】。谈判中，在一些重庆政府看来不立时关系到其政权存废的非要害问题上，如在经济合作、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权和经营权、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在附有但书的情况下同意作出让步。
然而，围绕着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中日双方的意见难以调和。日本要求重庆公开承认“满洲国”，但中方代表认为，如果公开承认，“会引起国际上的误会，政府会失掉国民的信任”，还会引起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反对。因此，中方代表要求目前暂不讨论东北问题，中方将对已是既成事实的“满洲国”取默认态度，留待将来解决。但日本方面却不肯作任何让步。他们企图通过中国政府对“满洲国”的公开承认，确认“满洲国”的国家地位，使它对东北的侵略从此合法化。日本还以共同防共为借口，要求在内蒙和华北等地继续驻军，试图把这些地区长久地置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对此，中方代表不敢退让，他们要求届时日本在华军队“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迟撤退”。在谈判中，中方代表表示可以考虑在部分地区延长日军的撤兵期限，但不同意使用“防共驻兵”一词（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香港会谈，中日之间未能达成协议。6月4日，双方在澳门开始举行第二轮会谈。澳门会谈仍然未能就“满洲国”问题和撤军问题达成协议。6月6日，中方代表表示：双方意见看来难以一致，今后的会谈可留待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到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 待有关汪的问题解决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直接会谈。于是，日方代表提出举行蒋介石、汪精卫、板垣三巨头会谈的建议。澳门会谈结束。
中国代表于6月22日答复日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召开三人会议，但会谈须在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地区举行。板垣和汪精卫表示同意。但日方同时提出，重庆政府须以书面保证出席三人会谈的日、汪代表的安全。然而中方以“绝对保密”为理由，不同意出具书面文件。7月25日，中国方面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卫声明，而且要日方保证严守这次会谈的秘密，并不再介入汪、蒋是否合作的事务，国民党方面还要求日本把以上这些承诺写成书面文字交与中国政府。显然，日方难以接受这样的要求。
此后，日方为了换取中方用书面文件保证日、汪代表的安全，近卫首相和板垣曾写私函给蒋介石。此时中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东北问题和驻兵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长沙会谈暂行搁置。
这期间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7月，日本内阁改组，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东条迷于武力，对和谈不感兴趣。9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命令中国派遣军停止和平谈判。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暂停“桐工作”，观望形式的变化。至此，前后历经近一年的“桐工作”无果而终。
在这一时期，除“桐工作”之外，中日之间的接触还有（【六】）司徒雷登路线、（【七】）王子惠路线和（【八】）钱永铭路线等，但这些活动都还处于互探和谈条件的初级阶段，均未走到像“桐工作”那样由双方派遣正式代表坐下来谈判这一步。
“司徒雷登工作”始于1940年2月。
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受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委托，向重庆转达日方希望蒋政府改变抗日容共政策、实行蒋汪合作的信息。对此，蒋介石一方面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国有决心打下去，中国希望得到外国的贷款，以解决目前的财政困难；一方面又提出，中国需获得不受侵犯的保证，日军应从长城以南撤出，满洲问题则留待和平恢复后再作处理，日方提出的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内容可加以修正。4月初，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转达给日方。同时，司徒雷登也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报告，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财政困难。但此时“桐工作”的香港会谈已经开始，为避免多头绪进行所造成的混乱，日方暂停了通过司徒雷登的这一临时路线。
“王子惠工作”的时间大致与“桐工作”同期。
王子惠曾任伪维新政府实业部长，后辞去伪职，从事中日间的秘密接触活动。王子惠在日本得知板垣有从速结束战争的想法后，将这一信息通过贾存德告知孔祥熙。孔要求王尽快与板垣取得联系。1940年5月初，板垣会见了王子惠，提出五项议和条件：
（一）中日共同防共；（二）中日经济合作；（三）取消汪精卫政权；（四）中日休战；（五）日方撤军。
板垣并表示他急切希望与孔祥熙会谈。孔认为这一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便报告了蒋。但此时“桐工作”已经开始，“王子惠工作”便被暂时搁置。经过一番筹划，8月下旬，王子惠作为孔祥熙的代表与板垣的代表岩奇清七在上海举行会谈，贾存德等亦参加了谈判。谈判中，贾发现王对日方让步太多，遂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会谈不欢而散。
“钱永铭工作”则大致始于“桐工作”结束之后。
钱系交通银行总经理，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颇深，时常居住香港。钱与日方在8、9月间就已有所接触。“桐工作”终止后，日方于10月下旬派外务省参事田尻爱义赴港，会见了钱永铭的代表，提出了日方的条件。钱随即派人去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提出：如果日本确认两个条件，即一、无限期延期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二、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全面撤兵，中国方面就同意与日方进行谈判【沈予《论抗日战争时期日蒋的“和平交涉”》，载《历史研究》1993（2）】。11月中旬，钱永铭向日方转达了这一立场。
11月24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先允诺重庆政府所提的这两项条件，要求其派代表到香港会谈。但“钱永铭工作”遭到了日本政府内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阻碍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的策略，而主张应及早承认已于该年3月间成立的汪精卫政权。汪政权的首要人物周佛海也力劝日方不要中“重庆拖延之计”，因为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渝方暂无和意”（《蔡德金编《周佛海日记》）。很快，主张承认汪政权的意见便压倒了主张继续与重庆政府接触的意见。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预定计划于11月30日与汪政权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同时宣布对汪政权的外交承认。至此，“钱永铭工作”也告终止。
1940年是中日秘密接触最频繁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口。经历了这一高峰时期后，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显见减少。随着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国民党失去与日本媾和的兴趣。
1941年初，板垣通过司徒雷登提出了一个比日方以往所坚持的条件要大大后退了一步的谈判条件，表示日方愿意撤退山海关内日军、承认重庆政府、保证中国独立为条件，以期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并表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或举行中、日、美三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此时蒋校长对日方提议谈判的态度已不同于以往，他声称：中日问题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


        参自《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