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b长管隔离有香味好重:蔡定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 1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与会学者：
　　蔡定剑，王贵秀，高  放，郭道晖，于建嵘，
　　吴  思，张  鸣，袁绪程，周孝正，任剑涛，　　　　王长江，毛寿龙，汪玉凯，吴稼祥，赵树凯，
　　辛  宇，王占阳，党国英，李  楯，展  江。
　　内容提要：
　　一、对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反思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和障碍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主持人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
　　从198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传媒圈子里摸爬滚打。传媒在言论自由领域，属于公共物品，可以影响利益分配和政治体制，自身的开放程度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我主要说说这个领域的历史和问题。
　　首先我得承认，30年来言论自由有进步。比如说，许多过去被批判被禁止的文艺作品现在放开了。在消费、娱乐，经济领域，几乎说什么都行。在政治方面，一般的说些民主、自由也行，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可以讨论甚至争论一下，当然不能碰那几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在网络上，非常尖锐的话不时也能看到。传媒甚至自身也有分化，有了不同政治色彩的差异。
　　为什么能有这种进步？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因素：大量的传媒被当作财政包袱甩给市场，于是传媒人要迎合市场，不让说政治，说吃喝玩乐总可以吧？在政治方面不让说敏感问题，说说不那么敏感的问题还不行吗？传媒方面冲，管制方面放，几个回合下来，这方面就有松动了。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传媒生存的获利方向变了，要在市场上找饭吃了，这个方向一变，后面的变化是很难挡住的。只要市场需求存在，传媒就有一个强大动力挤大言论空间。
　　如此十几年发展下来，传媒自身的性质越来越多元化。党政机关的报刊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结束。许多既无官方投资，又不在党政和事业编制的传媒出现了。灰色身份的主体越来越多。传媒人个体的流动性和市场性也越来越强。再加上网络和博客之类的新兴传媒主体，一定要自己找饭吃的主体，管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非政府或半政府半市场的利益主体，不敢让读者一看就换频道。反过来，如果他们提供的东西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就能迅速扩张。
　　第二点，在承认进步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言论空间的扩展过程中，传媒也不断遭遇阻击。
　　我在2007年7月做过一个统计，以统计时间为基点倒推十年，我搜集到停刊和撤换总编之类的报刊处罚案例31个。为什么对报刊痛下杀手？第一大类，占32%的主要原因，是报刊揭发黑幕，损害了党政系统中某个地方、部门或个人的既得利益。再加上调侃高层领导人那一类的6%，触犯权贵导致灭顶之灾的比例就是38%。因此，各级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封刊撤人主要的力量。第二大类，占26%，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这两大类合起来就超过60%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是某部门第一位的工作，第二位才是维护整体形象。
　　所以刚才各位有几个判断——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权贵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从传媒领域来看，可以得到量化的证明。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觉得咱们对30年改革不要过于歌颂。什么叫“改革”？我理解就是无非把世界人民都有的权利给了我们，就说原来是你把人捆起来了，后来你放开了点，还没放全：哪个国家不让老百姓自己经商？哪个国家不让农民自己种地？就这么点事，说实在的，你给了，这些权利是我们之前就有的啊！不是来源于恩赐，阻力来源于党和政府自己啊！今天的成就有多少是执政党的？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在70%以上，你国家掌握了最核心的资源民营企业还有这么大贡献，你说你的贡献在哪？在我看，唯一的（贡献）就是这30年维持了国家的稳定，这恐怕就是它唯一可以自己称道的。下一步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原来你拿绳子捆了，我们现在问问你这“绳子”怎么样？“绳子”是不是要改一改？你别用那么硬的“绳子”——总是直接控制，能不能用一些“软绳子”——法治、宪政啊？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往前走就变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困惑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一定程度能否（避免）让革命扑倒改革？这个问题恐怕是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的，怎么处理？我相信在座诸位没有一个人愿意让革命扑倒改革的。
　　咱们对比一下清末新政：清朝的改革如果从1860年总理衙门算起，一直延续到1911年，不止十年，50的改革，中间也有过大倒退，比如说义和团，和我们现在非常相似，尤其是到最后几年的时候、革命要来之前。革命来的时候并不是清政府最弱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6000-7000万（两白银），辛亥年是2亿4000万（两白银），它当时的政府能力是最强的，等于在最高点发生革命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发生革命之时并不是民怨沸腾的时候，1910年的统计全国“民变”——我们讲“群体性事件”——1万起，1911年新政的时候民众的信任度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倍——瓮安事件，没政府啥事，“哗”就往政府身上拸。强化国家机器是没有用的，清末新军是改革的产物，到最后变成起义的主力了。不是说没有危险，实际上危机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实际上相似之处是很多的。清末新政的时候也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纲常伦理已经不行了，包括慈禧太后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刚才王长江说穿裤衩跑步，实际上咱们早裸奔了！但我们老想披上一层什么东西，实际上啥都没有，早进入了一个赤裸的利益格局时代。关键对统治集团来说，就是一个利益格局的问题。当年搞预备立宪，西太后最核心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皇族或满族集团它的位置在哪？她反复地问立宪派和进京讲法律的官僚们：我们站在哪？日本宪政以后皇族怎么样？德国宪政以后皇族怎么样？其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政局关心的问题很相似：党或党的上层怎么安置？这是宪政逃不脱的一个问题。明智一点的是松动了——不管怎么样要试一下，塌了以后再说——但现在必须得搞。而当时鼓吹立宪的人是高度一致的，跟现在不太一样。官、绅、民、商，尤其是官绅商高度一致，整个一个立宪运动是铺天盖地的压力，这种压力它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我要分享权力”，从谘议局到资政院，这帮家伙他们其实也不懂什么叫民主，但有一点“我要分享权力”是很明确的，跟素质没关系。（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