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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重庆模式”

唱红打黑，肃贪整顿，植树造林，内陆开放……一年多来，薄熙来书记领导下的重庆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也使人们对重庆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好奇，有人把它概括为“重庆模式”。那么什么是重庆模式的确切内涵呢？ 4月12日，乌有之乡请来了重庆市委党校的校刊主编苏伟教授解读“重庆模式”，并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

主报告人（苏伟教授）：

我准备讲三层意思。

一、澄清几个关于“重庆模式”的误解

关于重庆模式（我本来不同意“模式”这个提法，但现在流行，只好借用一下），我首先要澄清三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将重庆模式理解为“打黑”。

重庆引起关注是因为打黑，但“重庆模式”的含义远不止于此。打黑，是资本主义社会各国乃至封建王朝都要做的，现在全国不少地方也在打黑，重庆的特点一是在于把打黑与肃贪结合起来，因为形成了黑保护网，挑战“白社会”，不得不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为之；二是在于把打黑与唱红（唱红色歌曲、读经典名篇、讲进步故事、传至理箴言等的总称）结合起来。这唱红的意义其实比打黑重大不知多少倍，但远远未被大家意识到。

全世界都在打黑、肃贪，为什么重庆受关注？有人放风：重庆的肃贪是不是在搞运动，在破坏法治？3000万重庆人都大吃一惊：我们那么发自内心拥护、欢呼的打黑、肃贪，居然还有反对者！但事实是确实有，尽管确实是“一小撮”。反对者往往搬出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名言：再也不能搞运动了，然后指责重庆打黑、肃贪是在“搞运动”，最后下结论说重庆“左”，破坏法治。其实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搞”的运动，指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运动，而重庆的打黑、肃贪，要说是“运动”，我看也可以，因为确实是有广大群众热情参与，但这个“运动”是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活动，主要表现在群众实名举报非常踊跃，80%的黑社会分子都是群众实名举报的。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张三李四哪个在“吃血饭”，附近群众心知肚明。政治气候阴云密布，哪个敢说！政治气候阳光灿烂，东风浩荡，哪个不说！中国人民至今有巨大的“青天”情结，这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嘛。重庆能有这么一片艳阳高照的“青天”，真是重庆之福，是3000万重庆人之福！

重庆黑社会组织的形成与较沉重袍哥历史传统有关。袍哥组织最初是中性的，是小生产者联合自保的一种组织。“一般”的袍哥组织首先要求成员要忠于老大，其次要求其不得扰民，两次要求要遵守一整套江湖道义。袍哥组织后来是善是恶，取决于老大。老大仁义，可以做些好事；老大恶劣，肯定成为祸害。到今天，袍哥传统与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相结合，就形成了黑社会。黄、毒、赌基本上都有黑社会保驾护航。重庆几大民营企业家，包括做过副省级干部的尹明善都曾被勒索保护费，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重庆黑社会的常用武器主要是大砍刀，后来收缴的大砍刀堆积如山，此外还有制式枪支，甚至还有一些“007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使重庆及西南地区的大量产品可以更方便地出口至中亚、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美国的惠普，已投入巨资，将其在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其基础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重庆的生产要素质优价廉，而决定性因素之一，则是兰渝高速铁路的修建。因为惠普笔记本23要销往欧洲，惠普总裁曾说，在高油价时代，空运电脑“是一种奢侈”。而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比如说，三五年后，以出口为主的笔记本产业就会“再造一个重庆工业”。因此，把“重庆模式”归结为内向型经济，也是误解。 二、统筹城乡发展确实是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但还不是实质性内容 那么，什么是重庆模式呢？有媒体把重庆模式概括为“统筹城乡发展”，我认为这很重要，也是符合中央给重庆定位——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的。 重庆强调城乡统筹，与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库的建设是紧密相关的。 重庆之所以成为直辖市，重要原因是三峡水库建设。最初方案与重庆无关，是准备成立三峡省的，由湖北省的宜昌和四川省的万县、涪陵三个地区组成。它的好处是库区在一个辖区，更方便统一移民。但弊端在没有一个大经济中心和大工业基地，来带动三峡库区发展。所以后来决定重庆直辖，因为必须要有一个大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来带动三峡库区发展。大家知道三峡地区本来就是号称“天险”的大巴山区，又经几十年“不上不下”（三峡工程曾搁置几十年，然而又不能库区投资）、“不三不四”（中央决定修三峡水库后，动议中三峡省不可能投资，四川省也不愿投资），故穷上加穷。重庆在直辖之前，一点不穷，只有一个贫困县叫潼南，其实是个鱼米之乡，因是一位前国家元首的故乡，据说因此得了一顶帽子，好给点支援。但是一直辖，重庆真穷惨了——40个区县，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贫困县！建设三峡水库，移民百万，国家虽有巨量投资，城乡移民都盖起新房，但两岸良田淹没了，农民后靠到生荒坡地种地；码头生意没有了，居民后靠到无甚人气的新区开店；“五小”工业关停了，为了保证三峡水质，又不能在库区使劲发展工业，库区一些城镇失业率一度高达百分之二三十。所以三峡库区必须要由重庆这个大城市来带动，否则无法发展。这本身就涉及城乡统筹，所以重庆的统筹城乡不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才开始搞的，而是1997年直辖后就搞起来了。当然科学发展观提出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更自觉了，其战略构想也更加宏伟、更加出众了：基于三峡库区不能大规模发展工业的特殊市情，决定在重庆主城区一小时车程范围内超常规地发展起一个庞大的经济圈，将大量的库区人口，以及重庆另一连片贫困地区武陵山区的相当人口，都吸引至这一小时经济圈内，使之达到2000万，占重庆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并且主要从事二、三产业，还要带动三峡库区、武陵山区的多数人口从事二、三产业，这样来实现重庆的统筹城乡发展，同时实现重庆的工业化、城市化。 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五个统筹当中，统筹城乡难度最大。不是简单地取消户籍限制，或搞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就解决问题了，关键是要改变城乡二元化的发展轨迹，把城乡发展搞成一元化的，尤其是城市不能再剥削农村，城市企业不能再剥削农民。重庆搞过很多支农产业链，有蚕桑、水果、烟叶等等，有一些搞起来过，但也有不少又断掉了。失败的主要原因，都是公司对农民剥削得太厉害。90年代末，我在一个贫困县见过一起命案：一个农民背了40斤烟叶，走了40里山路，中间过河还付了2元船钱，结果因为收购站压价，比往年少卖了不少钱，心里本来就气得慌，回家老婆还和他吵架，怀疑他逛窑子把钱用了，他一耳光打过去，气得老婆喝农药死了，他也跟着喝死了。这就激起农民愤怒，围攻收购站。本来因压价，当地收购站与农民的矛盾就严重，上级甚至分发了炸药条，讲威胁到生命时可以用。该站点见势不妙，为了驱散农民，真的扔出一条炸药，被农民捡起来扔了回去，炸死一个人。由此可见当时城乡矛盾、商农矛盾、官民矛盾有多深。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从观念到政策，再到做法，乃至城市对农村、企业对农业、官员对农民的态度，都有很大的转变。重庆直辖后，在三峡库区提倡大种果树，联合国也很支持，现在重庆库区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柑桔产区，已经到了收获期，但又出现了“卖难”问题。当然，各级党委政府也在积极想办法，比如建饮料加工厂等等。最近，重庆市委市府更是提出了一个使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农民三年之内每户增收1万元的“万元增收”计划。尽管难度很大，但我看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小。因为这项计划的投入、政策、措施都是很大、很好、很实的。更重要的，重庆是“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新特区”嘛。所以，把重庆模式成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很有道理。然而，我认为，尽管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统筹城乡”也还不是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 三、对重庆模式本质的看法 那么，“重庆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以“三洋战略”为重要支撑的内陆开放，以国有经济带动包括民营、外资经济在内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等等，都是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但都还不是其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核心内容。我认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信心。其做法，主要就是已引起全国反响的“唱红打黑”，和尚未引起外界关注，但实际意义比“唱红打黑”还要重大、深远得多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 对于干部“大下访”，我记得的数据是，自去年开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大下访”活动以来，重庆各级领导干部共走访群众近千万户次，帮助群众解决了数百万件所反映的问题，有的是积存多年的老问题。而“三进三同”，即党员干部特别是机关的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我更了解了。一是因为毛主席老早就要求过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因为这项活动是从我们市委党校开始的。那是去年，我们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让100名已是市管干部的中青班学员深入边远贫困区县的农村，当一周的“村官”。学员反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市委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全面开展“三进三同”。不少干部刚进农家时，“吃不饱”、“不敢睡”、“不会干（农活）”。但几天下来，灵魂确实受到常常震撼，不少干部对三同的群众有了真情实感。“结穷亲”，则是让党员干部，尤其是市里的干部与贫困区县的城乡贫困户结成“亲戚”，既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更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从“大下访”到“三进三同”再到“结穷亲”，层层递进之后，会自动层层回推：结好“穷亲”后，不用组织统一安排，不少党员干部就会经常主动地“走亲戚”，也就是去“下访”，去“三进三同”。尽管时间还不长，但重庆不少干部气象开始完全不同了：开始走出舒舒服服甚至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告别灯红酒绿、山珍海味，告别“傍大款”，走进穷街陋巷、穷山僻壤，与“穷亲”们同食粗茶淡饭，共斗穷山恶水。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一来，老百姓重又真正把共产党，把党员干部看成了“自家人”。 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这就是我理解的“重庆模式”（科学说法应叫“重庆经验”）。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式的高科技装备。

重庆打黑的直接起因是黑社会火并，接连好几起。一般性的打黑打不下去了，才发现保护伞的问题。目前抓出来的最大的保护伞文强，看来是个双面人。一方面，他业务素质可能很高，很早在当公安局副局长时就已是“正厅级侦察员”，并在不少重要场合讲破案诀窍，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包括指挥擒获了杀人魔王张君；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知廉耻的无赖，贪污腐败、吃喝嫖赌无所不尽其极。不要说在当今世界所有的警察局长中坏得独一无二，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中，甚至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可能也找不到这么坏的警察局长。重庆出了个这么坏的警察局长，真是这座出了那么多“红岩”英烈的英雄城市的历史性耻辱。

第二个误解，是将重庆模式说成国有经济“一股独大”、“一枝独秀”，甚至理解为通过打黑来清算非公有制经济的“原罪”，以进一步打压非公经济、壮大国有经济这样的模式。这个误解就更深了。一些一心想清算“原罪”的同志满心希望重庆模式就是如此，其实确实不然。重庆打黑，确实打了一些沦为黑社会的私企老板，但这绝不是对第一桶金“原罪”的清算。可能很多打黑者，包括领导者，根本没有“清算原罪”这一概念，甚至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此事。这是一些政治思想倾向比较“左”的同志的主张，但响应既不广泛，也不热烈。我也认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重庆“儒商”尹明善自己都说，像他这样的民营企业能在这么短时间这样迅速地发展、致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有“原罪”的私企也有“原功”，而且算个总账的话，应该说还是功大于过。比如就业，重庆直辖以前公有经济比例一度高达近80%，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结果失业问题严重得不亚于东北。直辖后非公经济发展很快，失业问题大大缓解。雇一个工人，国企投入的固定资产要比私企高10倍，哪有那么多钱？所以应该发展私企，只是不能为主。而任何私企，都有原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列宁要搞新经济政策，对此是清楚的，所以他讲这是不得已的“退却”。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邓小平要搞改革开放，对此更是心知肚明，所以他讲要“两手抓”，最早讲的“两手抓”的另一手，还不是精神文明，而正是属于“原罪”范畴的“经济犯罪”。这也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自己抓得不好，致使中国私企的原罪比较突出，但仍然小于其原功。故当务之急是限制其“后罪”，扩展其“后功”。有统计资料称中国私企老板现约800万。当年共产党能消灭国民党军800万人马，何其英武，现在管800万老板，还管不下来吗？

话说回重庆，薄熙来打黑，不但不是为了清算“原罪”，打击民营企业，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以尹明善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就是要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重庆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他主张重庆经济搞三驾马车：国有、民营、外资，并驾齐驱。打黑的结果，是重庆的投资环境大大地改善了。打来打去，重庆去年外商投资比前年猛增了几乎一半，内商投资更是猛增了百分之七八十。据我作为一个重庆市政协委员的观察了解，重庆的私企老板群体对打黑是欢迎的，对重庆私企发展的政策是感激的。

第三个误解，是将“重庆模式”说成是以内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此种说法较多，京、港、穗等地的多家著名媒体都这样讲，并讲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沿海外向型模式遭受重挫后，重庆这种百分之八九十工业产品内销的模式是中国唯一发展路径。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问题。本来，重庆的经济的确以内需为主的，但那是因为重庆处于内陆，又一直找不到大规模对外开放的路径，故对外向型经济“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是，薄熙来来了以后，重庆市委市府真是弘扬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而且，创造的开放条件之充分、之必要，简直使人拍案叫绝。我只举一个“三洋战略”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战略，大家都会想到，当然是以修了三峡水库后万吨级舰队可直航渝沪这条长江黄金水道，让重庆乃至西南、西北地区更好地通达沿海地区、通达太平洋。然而这只是重庆太平洋战略目的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因为重庆的太平洋战略是个双向战略——还有一半姑且可叫“反太平洋战略”，即将来沿海地区出口至欧洲、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变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东绕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长江至重庆，再经过由重庆的“第二洋战略”——印度洋战略——开辟的重庆至昆明再至缅甸海边的印度洋通道，抵达目的地。如此将大大缩短这些线路的运输时间，大大缩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如果以输油管道、高速铁路与公路等构成的重庆至印度洋通道建成，则我国的石油运输安全水平将大大提高——船队可以绕过别说是美国、日本，就连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都可以随时切断的马六甲海峡，绕过领土争端异常激烈的南海，由印度洋安抵我国，并经重庆送达东部发达地区。当然，重庆作为重要枢纽，当然可以在拥有雄厚天然气化工的基础上再建成一个巨无霸型的石油化工基地。这“第三洋战略”，即修建渝兰高速铁路，接上亚欧大陆桥，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使重庆及西南地区的大量产品可以更方便地出口至中亚、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美国的惠普，已投入巨资，将其在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其基础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重庆的生产要素质优价廉，而决定性因素之一，则是兰渝高速铁路的修建。因为惠普笔记本2/3要销往欧洲，惠普总裁曾说，在高油价时代，空运电脑“是一种奢侈”。而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比如说，三五年后，以出口为主的笔记本产业就会“再造一个重庆工业”。因此，把“重庆模式”归结为内向型经济，也是误解。

二、统筹城乡发展确实是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但还不是实质性内容

那么，什么是重庆模式呢？有媒体把重庆模式概括为“统筹城乡发展”，我认为这很重要，也是符合中央给重庆定位——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的。

重庆强调城乡统筹，与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库的建设是紧密相关的。

重庆之所以成为直辖市，重要原因是三峡水库建设。最初方案与重庆无关，是准备成立三峡省的，由湖北省的宜昌和四川省的万县、涪陵三个地区组成。它的好处是库区在一个辖区，更方便统一移民。但弊端在没有一个大经济中心和大工业基地，来带动三峡库区发展。所以后来决定重庆直辖，因为必须要有一个大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来带动三峡库区发展。大家知道三峡地区本来就是号称“天险”的大巴山区，又经几十年“不上不下”（三峡工程曾搁置几十年，然而又不能库区投资）、“不三不四”（中央决定修三峡水库后，动议中三峡省不可能投资，四川省也不愿投资），故穷上加穷。重庆在直辖之前，一点不穷，只有一个贫困县叫潼南，其实是个鱼米之乡，因是一位前国家元首的故乡，据说因此得了一顶帽子，好给点支援。但是一直辖，重庆真穷惨了——40个区县，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贫困县！建设三峡水库，移民百万，国家虽有巨量投资，城乡移民都盖起新房，但两岸良田淹没了，农民后靠到生荒坡地种地；码头生意没有了，居民后靠到无甚人气的新区开店；“五小”工业关停了，为了保证三峡水质，又不能在库区使劲发展工业，库区一些城镇失业率一度高达百分之二三十。所以三峡库区必须要由重庆这个大城市来带动，否则无法发展。这本身就涉及城乡统筹，所以重庆的统筹城乡不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才开始搞的，而是1997年直辖后就搞起来了。当然科学发展观提出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更自觉了，其战略构想也更加宏伟、更加出众了：基于三峡库区不能大规模发展工业的特殊市情，决定在重庆主城区一小时车程范围内超常规地发展起一个庞大的经济圈，将大量的库区人口，以及重庆另一连片贫困地区武陵山区的相当人口，都吸引至这一小时经济圈内，使之达到2000万，占重庆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并且主要从事二、三产业，还要带动三峡库区、武陵山区的多数人口从事二、三产业，这样来实现重庆的统筹城乡发展，同时实现重庆的工业化、城市化。

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五个统筹当中，统筹城乡难度最大。不是简单地取消户籍限制，或搞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就解决问题了，关键是要改变城乡二元化的发展轨迹，把城乡发展搞成一元化的，尤其是城市不能再剥削农村，城市企业不能再剥削农民。重庆搞过很多支农产业链，有蚕桑、水果、烟叶等等，有一些搞起来过，但也有不少又断掉了。失败的主要原因，都是公司对农民剥削得太厉害。90年代末，我在一个贫困县见过一起命案：一个农民背了40斤烟叶，走了40里山路，中间过河还付了2元船钱，结果因为收购站压价，比往年少卖了不少钱，心里本来就气得慌，回家老婆还和他吵架，怀疑他逛窑子把钱用了，他一耳光打过去，气得老婆喝农药死了，他也跟着喝死了。这就激起农民愤怒，围攻收购站。本来因压价，当地收购站与农民的矛盾就严重，上级甚至分发了炸药条，讲威胁到生命时可以用。该站点见势不妙，为了驱散农民，真的扔出一条炸药，被农民捡起来扔了回去，炸死一个人。由此可见当时城乡矛盾、商农矛盾、官民矛盾有多深。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从观念到政策，再到做法，乃至城市对农村、企业对农业、官员对农民的态度，都有很大的转变。重庆直辖后，在三峡库区提倡大种果树，联合国也很支持，现在重庆库区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柑桔产区，已经到了收获期，但又出现了“卖难”问题。当然，各级党委政府也在积极想办法，比如建饮料加工厂等等。最近，重庆市委市府更是提出了一个使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农民三年之内每户增收1万元的“万元增收”计划。尽管难度很大，但我看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小。因为这项计划的投入、政策、措施都是很大、很好、很实的。更重要的，重庆是“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新特区”嘛。所以，把重庆模式成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很有道理。然而，我认为，尽管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统筹城乡”也还不是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

三、对重庆模式本质的看法

那么，“重庆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以“三洋战略”为重要支撑的内陆开放，以国有经济带动包括民营、外资经济在内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等等，都是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但都还不是其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核心内容。我认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信心。其做法，主要就是已引起全国反响的“唱红打黑”，和尚未引起外界关注，但实际意义比“唱红打黑”还要重大、深远得多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

对于干部“大下访”，我记得的数据是，自去年开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大下访”活动以来，重庆各级领导干部共走访群众近千万户次，帮助群众解决了数百万件所反映的问题，有的是积存多年的老问题。而“三进三同”，即党员干部特别是机关的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我更了解了。一是因为毛主席老早就要求过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因为这项活动是从我们市委党校开始的。那是去年，我们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让100名已是市管干部的中青班学员深入边远贫困区县的农村，当一周的“村官”。学员反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市委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全面开展“三进三同”。不少干部刚进农家时，“吃不饱”、“不敢睡”、“不会干（农活）”。但几天下来，灵魂确实受到常常震撼，不少干部对三同的群众有了真情实感。“结穷亲”，则是让党员干部，尤其是市里的干部与贫困区县的城乡贫困户结成“亲戚”，既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更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从“大下访”到“三进三同”再到“结穷亲”，层层递进之后，会自动层层回推：结好“穷亲”后，不用组织统一安排，不少党员干部就会经常主动地“走亲戚”，也就是去“下访”，去“三进三同”。尽管时间还不长，但重庆不少干部气象开始完全不同了：开始走出舒舒服服甚至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告别灯红酒绿、山珍海味，告别“傍大款”，走进穷街陋巷、穷山僻壤，与“穷亲”们同食粗茶淡饭，共斗穷山恶水。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一来，老百姓重又真正把共产党，把党员干部看成了“自家人”。

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这就是我理解的“重庆模式”（科学说法应叫“重庆经验”）。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

交流部分：

杨帆：重庆唱红与打黑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唱红？

苏伟：中国应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即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任其自发发展，也有问题：道德大滑坡。应该承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现在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比较起来，毛主席的思想道德凝聚力强，像“老三篇”中的典型和他们的精神，以及雷锋精神，至今仍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毛主席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力量弱些，而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力量强些，但思想道德凝聚力相对弱些，现在的科学发展观有以人为本，思想道德凝聚力又强些，包括八荣八耻，但八荣八耻要求还比较一般，凝聚力还远远不够。若能将毛主席的思想道德凝聚力和特色理论的发展指导力结合起来，就真的无敌于天下了。薄熙来主张唱红打黑，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我感觉他不但把新中国60年视为一体，成功的都拿来，毛邓江胡的都拿来，毛主席的思想道德凝聚力和邓江胡的发展指导力都有，而且还把我们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把世界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精华也容纳进来，弄得好的话，真的要出精神原子弹呐。而打黑只是很表面的问题，唱红才是方向问题，合起来可以解决吏治的问题。当然还有上面讲到的三同三进，结穷亲。重庆科局以上干部必须结穷亲，而且要下去住，要帮助解决困难。级别越高的干部，需要结穷亲的户数越多。这可以视为对干部傍大款的一种矫正。

余斌：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好，因为这本身可能产生腐败，而且干部为了帮助穷亲戚解决困难，可能会更加巴结富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苏伟：崔之元说重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有一定道理。其实，这还不全面。薄熙来明确讲重庆三马驾车，国企、民企、外资各占1/3。以前重庆发展条件不是很好，很多民营、外资企业不来，于是重庆的发展、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不得不借助于国有经济。另外，重庆一向是个内陆城市，比较闭塞，交通不便，过去一直吸引不了外资，薄熙来想扩大重庆的对外开放度，把重庆建设成一个内陆开放城市。

杨帆：李庄的事情怎么样了？

苏伟：李庄认罪了。王立军的政策水平高，很注重程序。薄熙来在怎么用他的问题上是很有讲究的。公安系统涉黑，就像《水浒》里衙门公差与绿林好汉勾结一样，所以动用武警，并发动群众。

余斌：重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我有所调研。城乡统筹，并不是说农民有了社保就统筹了，应该把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工业放到农村中去，这样对城市化也是一种支持，让农民接受工业纪律的训练。城市工人住房的问题，应该由政府来解决，由政府来统一建立工人宿舍。这一点香港已经解决了，就是建立工人社区。

杨帆：我要纠正一下。南方系和政法系自由派攻击薄熙来唱红打黑，尤其是发动群众起来打黑是有他们的逻辑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没有打黑这种行为，他们强调法治，强调法的程序正义。资本主义国家有黑社会，但他们不打黑。打黑并不是所有人都做的。实际上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过黑，那就是意大利，而意大利只有一个时期才真正打黑了，那就是墨索里尼统治时期。这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与黑社会相伴的。你一打黑，尤其是发动群众打黑，就破坏市场经济的秩序了，就破坏法治的秩序了，破坏程序正义了。

余斌：这不奇怪，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就是靠法律来统治的。

徐海亮：薄熙来在重庆的表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高干子弟中有不少人都说共产党不能败在我们手里。但我同意对薄的保留态度。老百姓对薄是拥护，一部分年轻人也拥护。但干部唱红歌是否出于真心，我是怀疑的。另外，我想补充一点，重庆市少数有山歌传统的大城市，这可能是重庆唱红的一个因素。重庆的房价低，是不是因为土地储备较多？（苏伟：重庆土地储备的确较多）

李昌平：关于总结，我只说三句话：一、不唱红不足以打黑；二、薄熙来可以帮助共产党保持30年活力；三、重庆的农村问题还没有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