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k宇宙卡组: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恶果

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恶果
       环球视野编者按：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一文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以来，立即遭到广大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严厉批判。谢韬提出的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鼓吹资本主义，要我们的党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按照他们这一套主张走下去，无疑是一条亡党亡国的道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前车之鉴就活生生的摆在那里。为了深入批判和肃清民主社会主义的谬论流毒和影响，本刊从1998年1月出版的李振城同志的专著《苏联兴亡的沉思》一书中选摘出有关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过程和给苏联党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2月全会（1990年）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经过3天辩论，苏共中央2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这一事件表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已经从理论和局部实践转向全面的社会实践，是苏共和苏联告别过去的正统历史，面向前途未卜的重大历史转折。所以，它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界和政界的特别关注。    2月7日，《新德意志报》评论说，苏共2月全会制定了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方案，从变革规模看，可以说那是一场“二月革命”。9日，《柏林日报》评论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的经验表明，实行多党制后，共产党是何等迅速地失去政权，随后是政治和社会政策发生了质变。苏共是不是要步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后尘?同日，匈牙利《人民之声报》说：“戈尔巴乔夫政策是推动东欧积极变革的力量和重大因素。戈尔巴乔夫政策的成功，对世界局势、匈牙利民主的命运具有直接的影响。”匈牙利《人民自由报》甚至说，1989年是东欧“革命的一年”，1990年将是“苏联变革的一年”。
 
    2月8日，法国《费加罗报》赞扬戈尔巴乔夫所表现出的“大胆精神”，他在2月全会“开辟了通往民主的道路……或者说通往动乱的道路”。“戈尔巴乔夫迫使他的党选择了自杀。”同日，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说：“1990年2月7日将作为同列宁意识形态最终告别的日子载入史册。”9日，日本《产经新闻》社论说，苏共2月全会纲领“同当年被列宁抨击为‘叛徒’的考茨基和现代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有着共同之处”。13日，法新社评论说，苏共中央全会刚通过的纲领草案打下了“它决心同正统的过去决裂和朝着多极民主制方向前进的标记”。因为它“放弃对政权的垄断”，“放弃马列主义的基石——阶级斗争观念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将使苏联政局发生急剧变化”。19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布热津斯基的文章，标题是《要混乱不要镇压》。文中说：“苏联正在放弃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列宁主义。”由于戈尔巴乔夫选择了“要民主化混乱而不要实行镇压的暴力”的道路，苏联境内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民族沙文主义势力正在“纷纷应运而生”，苏共影响力进一步下降，5～10年内苏联将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的推测已经够大胆了，可是时局的发展比这快得多，不到两年苏联就已沉沦了。    由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能够起到和平颠覆东欧和苏共、苏联这种西方多年梦想而未能实现的作用，所以西方领导人给予“新思维”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格外的偏爱、颂扬和夸奖。1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对报刊编辑发表的讲话中夸奖戈尔巴乔夫“干得很好”，“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2月7日，布什又发表讲话，对戈尔巴乔夫在2月全会上“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在苏联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建议感到高兴”，并说这件事“特别令人鼓舞”。同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来访的苏联代表团说，2月全会决定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这是戈尔巴乔夫对保守势力的一大胜利。这个行动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她在1990年元旦给苏联的贺词中特别表示，由于东欧发生了普遍变革，应当感谢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远见。她说，戈尔巴乔夫“理应因席卷欧洲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称许”。2月25日，她对《泰晤士报》记者说，戈尔巴乔夫将使苏联在“一场朝着自由前进的革命”中变成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他不再是严格的马列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6月10日，英国《星期日快报》刊登了撤切尔夫人发表的电视讲话，说明她为什么要支持戈尔巴乔夫。她说，苏联选择了一条新的历史性道路，即在各加盟共和国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宪法关系；建立了一种多党民主的新的政治结构；制定了新的市场经济政策。这种变化中的任何一种，同苏联过去相比，都是令人惊愕的，而这三种变化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确实很了不起的举动。    当然，站在不同的阶级和党派立场，对同样一件事情却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共产党员、政论家迈克尔，达维多在《苏维埃俄罗斯报》(1990年3月4日)发表文章，其中所持的观点就与布什和撒切尔夫人等人的看法不一样，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拥护者也是大相径庭的。达维多说，自从实施“新思维”的改革以来，苏共的“过去和现在都被涂上了一层面目皆非的黑颜色。事实被歪曲得使人们看不到党有任何前途的地步。而这正是一种势力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几乎每一个错误、每一次失误都被随心所欲地加以夸大，添枝加叶甚至颠倒黑白，并大肆利用它作为怀有恶意的谣传。甚至党在历史上如此诚实和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和失误，也被利用来作为反对党的武器”。“有些人煞有介事地说什么1917年十月革命，是由预料之中的一种灾难的力量夺取了权力，并通过对其他所有政党进行压制的办法来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因为当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已有过与其他政党共事的短暂历史。如果当时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愿意合作，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是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可是，他们不愿意与无产阶级政党合作，而积极帮助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参与密谋策划，并采取各种破坏性的行动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人民的反对。他们的非法举动自然要受到取缔，这是咎由自取。难道还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对这种可悲的结局负责吗?苏联实行一党制，是当时各种阶级力量较量的结果，是一种自然的和特殊的历史产物。而实行一党制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
    达维多在文章中说，“舆论工具——报刊、电视、广播等等在改革斗争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不过，据我所知，许多新闻工作者还没有意识到，用不负责任的自由化的态度对待舆论工具，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消极的、极端危险的后果。显然，国家的舆论工具尤其是电视，事实上已经频频地被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反党的、反对真正改革的势力所利用。在不少宣传报道和评论中，没有明确地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一伙人为了牟取私利企图向党向人民夺权这种非社会主义民主的界限。这样，后者就可以面对几百万听众，打着“民主”旗帜招摇过市，引诱人们去干各种坏事。以我的亲身经历向你们证明：在资产阶级垄断势力控制下的美国舆论工具尤其是电视，从来都没有像苏联现在这样，让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如此放肆地自由活动。在所谓‘公开性’的掩饰下，如今苏联电视上主要是用黑颜色来展现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却为资本主义的西方涂脂抹粉。我已经注意到，由于这样的误导，社会主义的形象、苏共的形象完全被歪曲了，因此观众只能从电视屏幕上得出片面的绝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结论。我完全赞成，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给各方面的群众表达各种意见和创议的机会。但是，任何政党的力量都是表现在党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之上的。确实，过去忽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民主这一部分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可是，如果没有集中，那整个党就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危险的关头，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伴生物。
 
    达维多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些重要观点的非常犀利的驳斥，同时指出了当时苏联社会动乱的真正根源之所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政策，并没有使激进民主派止步，反而使他们得寸进尺，要求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下台的活动规模越闹越大，呼声越来越高。2月25日，由激进民主派头目组织的莫斯科的集会达30万人。与会者除了苏共民主纲领派跨地区议员团外，还有民主俄罗斯、立宪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呼喊侮辱列宁和苏共的口号，动员苏共党员退党，要求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下台，等等。    2月18日，2000多俄罗斯人在苏联电视台发射塔附近举行示威游行。这是由“俄罗斯工人联合阵线”等组织发起的。他们谴责戈尔巴乔夫“出卖社会主义”，将苏联“推进贫穷和西方式堕落的深渊”，为“摇滚乐、现代主义和色情文学”敲开了大门，他们认为这么糟蹋社会主义成果，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英雄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的莫大侮辱。总而言之，2月全会后，苏联社会更加动乱。西方记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致命弱点在于他的“个人民主主义和非暴力”思想。这确实点到了要害之处，往后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夹击。他跌跌撞撞往前走，路越走越窄，能守住的地盘越缩越小，最后在各种力量撞击之下，使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带着苦不堪言的愠色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权力之巅的宝座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的悲剧是很自然的。他们说，“公开性”和“民主化”只有好处，可事实上却使普通老百姓吃尽苦头。他们说，改革已使人们“摆脱桎梏的束缚”，“获得了公民的尊严”，可就在2月全会召开之时，在苏联境内竟然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改革前从未发生过的难民达50万人之众。他们说，改革已使每个苏联人“把国家的管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事实上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工农代表却寥寥无几，私有化后原有的国有资产绝大部分都落到极少数当权者、投机商、黑社会势力和外国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说，通过“人道的、民主的”途径实现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过渡，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可事实上却导致亡党亡国，经济连续七八年衰退，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空前浩劫。他们说，实行“新思维”外交路线后，可以建立“全欧大厦”，从此天下太平，可事实上却是丢掉东欧，而北约不但没有对等地与华约一起消亡，反而不断扩大，还要东扩至俄罗斯后院，置俄罗斯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实践的结果，都与其倡导者和拥护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
（《环球视野摘》摘自《苏联兴亡的沉思》199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