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资讯中心神马新闻:史蒂芬罗奇：“后泡沫世界”的陷阱 (2)

二）亚洲的关联
　　随着美国消费陷入困境，亚洲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机制目前也处境危险

　　虽然看似“美国制造”，但这个过剩时代的规模也确实席卷了全球。美国的消费狂潮，正是世界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给养，对发展中的亚洲而言尤其如此。自世纪之交以来，亚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地区。其规模之大，足以占据世界总产出（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20%。2000年至2007年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实际GDP平均增长8%，是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3%的增速的2.5倍。为了寻求快速增长，以达到发展及减贫的目标，亚洲新兴经济体将美国的消费狂潮视为“来自天堂的甘露”；消费不足的日本也做出了类似的回应；韩国与台湾这两个亚洲地区较大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亦是如此。
　　一点也没错，正是这种“高能燃料”推动了亚洲的繁荣增长——那是一种日益强大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机制。对于整个发展中的亚洲而言，2007年的出口创下纪录，占当年该地区总GDP的45%，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的主流比例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这就令亚洲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比以往更依赖于外部需求。而随着上述外部需求的最大来源——美国消费最终陷入困境，亚洲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机制目前也处境危险。
　　在此，中国的角色无疑很关键。经过2006年到2007年这两年间GDP近乎12% 的高速增长，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至10.1%。这种下调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明显减速的结果——2003年到2007年之间，出口年均增幅超过25%；而此后，2008年6月年同比增长仅为8% 。很明显，约占中国总外需20%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出口以及GDP增长都受到了挤压。而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对欧洲（2008年6 月增长25% ）及日本（增长22% ）的出货量依然充满活力。但由于日本及欧洲也在减弱，迄今为止在中国外需中较有活力的部分（合计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0%）也将开始衰退。由于这些因素的拖累，中国的GDP增长极有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内从10%进一步降至8%。
　　日本对外需冲击的防御也很脆弱。其6月的出口总量增长同比下跌1.6%，是16个月内首次走向负值。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日本对欧洲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也显现出疲软，而此前，这些一度活跃的市场还能掩饰日本对美国出口减弱的事实。主要由于上述原因，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在2008年二季度收缩了3%，为七年以来最急剧的下降。
　　就亚洲对外的脆弱度来看，中国和日本恰位居两个极端。中国拥有巨大的缓冲条件，过去两年内接近12%的增长率可以抵挡住外需震荡的打击；相反，日本经济近几年来仅维持着2%的增长率，缺少中国那样的缓冲。在外需走弱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可能在8%左右，而对于日本，则更可能接近于零。这就突显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再度萌发衰退的明显可能性。
　　2002年至2007年中期的全球经济繁荣，是全球化强大的跨境联接作用的自然结果。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比出口导向型的亚洲从这种关联性中获益更多。该地区以中国为主导的飞速发展的经济便是佐证。脱钩（decoupling）——将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世界的假设性分离——与过去五年强大的全球化趋势的核心理论背道而驰。无论在全球经济周期的低谷还是高潮，这种全球化的关联度都不受影响。通过发达的跨境反馈机制，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对美国需求减弱的反应，正在各地市场及经济体中触发强大的影响。

（三）经济衰退“三部曲”
　　金融危机及实体经济衰退相互交错的“三部曲”，掌握着未来几年宏观经济前景的密钥

　　怎奈，全球经济周期已经转变。在2004年至2007年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接近5%，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增长最强劲的四年。而现在看来，未来几年似乎又要回归到3.5%的区间。虽然这也并非什么灾难性的结果，但确实意味着增长率比之前四年减速30%。
　　全球经济周期可能转向低迷，这并非一则孤立事件。随之而来的，是信贷市场危机的空前爆发，对世界金融市场构成极大破坏。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影响，无疑掌握着未来几年全球宏观前景的密钥。
　　为便于解说，我现将这一繁复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信贷危机是第一阶段。由2007年夏天开始的次贷危机引爆，一场跨产品的危机迅速蔓延至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抵押贷款证券（MBS）、结构型投资工具（SIVs）、银行间同业（LIBOR）离岸融资、杠杆贷款市场、标售型利率证券（ARS）、所谓的单线保险商，以及其他众多含混的产品及结构化产品。
　　不同于十年前那场跨境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如今复杂的工具及结构型产品所具有的“起始及扩散”（originate and distribute，指贷款产品原形及包装待售的证券化产品）的特性，最终也传染了离岸投资者。这使当前的这场危机罕见地滋生了“既跨产品又跨境”的双重特征。美国金融机构一向激进地减计“问题”证券的价值，同时，市场残忍地处罚了那些在美国“后泡沫时代”的悲惨世界中首当其冲的金融机构，尤其是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与美林。多半由于这个原因，我相信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大约65%。虽然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历程的大半部分，但随着经济周期的介入，我们仍有很多需要面对，因为这将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收入造成新一轮的打击。
　　第二阶段反映的是信贷及住房市场内爆对美国经济实体面的影响。如上所述，这一阶段调整的表征可能是过分挥霍、储蓄短缺、过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的屈从。近15年来，每年的实际消费增长平均接近4%，而随着消费者开始重建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并削减债务负担，消费需求将出现历时多年的下滑现已成为可能。
　　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认为消费趋势增长率将减半至2%左右。甚至会有几个季度，消费开支不能达标，而美国经济也会陷入一种衰退的状态。毫无疑问，也会有几个季度消费增长高于2%这一标准，经济也看似复苏。但非常不幸的是，这样的反弹对于“后泡沫时代”的美国消费者而言，犹如昙花一现。这方面的宏观调整方才上演。因此，依我之见，第二阶段仅仅完成了20%左右。
　　第三阶段需要放眼全球局面——美国消费业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联更强调了这一点。同样如上所述，这些关联才刚刚开始发挥效用。订货及跨境运输滞后，说明这一阶段的调整将花去大量时间。
　　前期影响在中国及日本已经非常明显——很大程度上以美国肇始的出口调整为基础；而在欧洲，连锁反应才刚刚显现，未来几个月乃至几个季度内，这种跨境影响将蓄势待发。因此我认为第三阶段仅完成了10%左右。
　　简而言之，这场宏观危机远未结束。主要原因在于，已经破裂的房产和信贷泡沫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最终传染了美国经济的实体面。美国正调整适应更加艰难的后泡沫现实，相互依存、全球化的世界其他地区应当紧随其后。
　　此外，各阶段间还存在反馈效应——特别是经济周期现已开始施压于那些在信贷危机中首当其冲的金融机构。银行及其他贷款机构承受的新一轮收入压力可能导致信贷紧缩进一步恶化，加重美国及世界上依赖贷款的经济体面临的周期性压力。
　　总之，宏观调整应该持续至2009年，并有可能扩散至2010年。

（四）艰难的再平衡
　　由于不可持续的非理性增长已经停止，全球经济将会面临一个历时多年的再平衡过程

　　经济繁荣的本性源于对经济增长的贪婪渴求，而这种繁荣现已败落。收入短缺的美国经济拒绝缓慢的内需增长节奏；相反，它转向了一种与历史悠久的、源自生产力现状的创收支柱不太相关的资产融资与债务融资的狂热增长。
　　而对发展中世界而言，快速增长是脱离赤贫的一剂强力良方。正像发展中的亚洲所经历的那样，旺盛增长成为即便造成通货膨胀、污染、环境恶化、收入差距加大、以及周期性的资产泡沫等外部经济的负面效应，也要不择手段地实现的目标。世界各国政府从前想要——现在仍然想要增长，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但现在，是付账的时候了。
　　全球经济正面临一个历时多年的再平衡历程。对美国而言，抛弃其新发现的资产导向型储蓄与消费相结合的策略，而重拾往昔的收入导向型储蓄作为根基，这注定意味着个人消费增长将持续下滑。
　　然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弱势美元令美国人顺利地巧妙完成这场变奏——现在，美国的消费主导型增长又将让位于货币主导型的出口增长。一切皆有可能。但是鉴于美国的制造及出口产业已然经历了多年的虚空，我对美国出口的复兴甚为怀疑。一度“永远消失”的工作机会和工业门类不会一夜复苏。在我看来，美国现在将不得不认真应对更加缓慢的增长趋势——在未来两三年内乃至更久，GDP增长可能将从过去13年中的3.2%减速至2%以下。
　　这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应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结果——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向过度挥霍的美国消费者出口商品，并从中获得了太多的经济给养。它们的目标在本质上与美国所面临的正好相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应该将增长方式转向国内需求，特别是私人消费。这对那些依赖廉价货币、额外的储蓄及基础设施战略而达到经济大跨步发展的国家而言，并非易事。但是随着美国这个它们的主要出口市场遭受到压力，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少有消费抵补，发展中世界几乎别无选择，只好着手自身消费导向型的再平衡。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世界在接下来几年内也将面临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前几年7.3%的年均增长率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降至5%左右。
　　这样的全球再平衡，源自经常账户赤字国与盈余国之间几年来的空前分化。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2006年至2007年间，经常账户赤字的绝对值创纪录地占到了世界GDP的6%，是20世纪90年代的三倍整，当时此项份额仅占2%。在我看来，那些为失衡辩护的人，其严重谬误并非在于试图用新的说辞来解释这场空前的外部失衡，使之合理化；而是未能意识到资产和信贷泡沫在催生过剩问题上的影响。这些泡沫现已破裂，全球再平衡成为这个失衡世界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全球经济也将为多年以来的疏忽付出惨重代价，未来几年全球将走入更加缓慢的增长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