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学材料。科举时代，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名称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一百多年以来，教科书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从最初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儿童日常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抗日救国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插图的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完善、适于教学的教科书等等；教科书的发展日趋完善与成熟。 社会变革是通过社会各种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新旧制度的转变，它是社会多种合力的结果。德国的世界文化史家斯宾格勒曾经提出：“历史观有双重任务，一是比较地研究各个文化的生活进程，一是探讨各文化之间一些偶发的和不规则的相互关系而钻研其意义。”以往人们对教科书的研究，更多地从社会变革对教科书的影响，即教科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进行。笔者认为，教科书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动向虽然不能决定社会组织斗争、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的成败，却反映和影响了人心向背，显示了社会变动的方向与矛盾起伏规律，成为社会生活中较为活跃的因素。教科书作为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不仅惠及各类学堂的学生，其思想内容还对社会产生辐射力，成为清末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教科书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变革的策源地。若深究的话，何以是教科书而不是其他文化载体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原因道理何在？影响的途径与方式如何？结果又是怎样呢？本文试对此做一粗略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末民国教科书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策源地
1、西学译书虽然表现近代中国人最初的世界意识，但其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精英，特别是少数开明知识分子阶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促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惊醒。近代中国人面对突兀而至的社会变革潮流，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找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的一批介绍域外史地知识的新书陆续出现。这些著作有的是关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些是关于中外关系、风俗人情、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据研究者统计，1860—1900年四十年间，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其中自然科学162种，占总数的29%，应用科学225种，占总数的41%，两者合计387种，占总数的70%，社会科学有123种，占总数的22%，其他45种，占总数的8%。又据
《译书经眼录》收1900年至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这时，西书的引进虽然开启了国人的世界意识，具有启蒙意义。但从西方异质文化而来的代表着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普遍方向的新思想要在中国扎根，却缺乏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所以其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精英，特别是少数开明知识分子阶层，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相对于广大民众变革意识而言，其仅仅是沧海微澜。
2、报刊发行虽然风起云涌、竞放光彩，但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及市民阶层。
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马礼逊等在澳门、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中外文报刊，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开始在中国出现。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开始有报纸，随后迅速发展，品种和发行量均居全国之首。1872年《申报》问世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西文、中文报纸、期刊出过多种，但因其读者范围主要限于寓沪外侨和少数文化人当中，与一般市民关系不是很大。1872年《申报》创刊，由于其紧贴上海社会，在市民中影响广泛，其初创时销数为600份，三年后日销6000份，1877年日销已近万份，在1926年其最高销售量达14万份。《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救亡运动的高涨，维新人士开始自办报刊，上海为其主要阵地。1901年-1905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办报热潮，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发行的报刊达200种。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460种是在上海出版的，占26.24%。这些报刊形式多样，以出版周期论，有日报，有周刊，旬刊，月刊，季刊；以内容论，有综合性的，有专门性的，如宗教报刊，科技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以文体论，有文言文的，有白话文的，还有图文结合的画报。毋庸置疑，报刊以其迅速、及时、有针对性的特点，在中国社会，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居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大量的农村人口的社会变革思想并未因报刊的繁荣而实质性的改变。
3、教科书作为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不仅惠及各类学堂的学生，其思想内容通过学生不断对中国社会产生辐射力。
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次年的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发端。但总的来说，19世纪的中国新式教育处于逆境中。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维新浪潮在1895-1899五年间也仅仅推出150所学堂。1905年正式废科举制后，新式学堂一枝独秀，取得长足发展。1895年以前，学堂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1899年扩展到包括云、贵、川、陕等内陆地区的17个省。20世纪以后，蒙、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纷纷办起了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不断普及，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贫民教育及女子教育的顽强发展，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加上未计算在内的教会学堂、军事学堂、日、德等国所办非教会学堂以及未经申报的公私立学堂学生，总数超过300万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据1916年教育部刊布的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据统计, 从1904 —1949 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全国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在20 %左右。当新式学堂迅猛发展时，从19世纪70年代前期,教会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开始，到洋务运动中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有系统的引进西方教科书，再到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之发轫、书坊教科书之繁荣、审定教科书之成型，以及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发展。教科书以其独具的优势，影响着成长中思想尚未成型的青少年，且其作用的触角轻而易举地伸向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清末民国社会变革思想的主要策源地。
二、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途径和方式
（一）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途径
1、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1）教会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从1842至1877年全国基督教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为了教学，当时比较著名的教会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教科书。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当时，系统引进西方教科书是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也称益智书会。据1890年傅兰雅报告该会历年来的成就,14年中自行编辑出版的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115册。 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纷纷采用新式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仍直接采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中,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的是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两套丛书。
（2）官方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学堂为了应付西学课程的急需，在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甄别和正规的编制的情况下，临时仓促翻译了一些西方教科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处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据载，同文馆“在短短的几年內，同文馆师生共编译书籍20余种，而且还在馆內设立了专门的印刷机构，以聚珍版刊行于世。”，同文馆的许多译书也被当时该馆和其他新式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如《格致入门》、《化学阐原》、《物理测算》、《天文发轫》、《星轺指掌》、《算学课艺》和《全体通考》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19世纪中国官方最大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9年，计译出160余种,1075卷。这些译书，很多都被洋务学堂和新式书院作为教科书使用。
2、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出版
（1）学堂教科书的发轫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中西并重”几乎成为所有新式学堂课程设置的基本准则。缺乏合适的教科书已成为新式学堂教学的巨大障碍，于是一些有创新思想的中国人率先开始了自编教科书的尝试。从1897年开始，上海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上海三等公学堂的《字义教科书》、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以及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等是同期最完备的新式教科书，特别是无锡三等公学堂将所编的《蒙学读本全书》七编请官厅存案,付文法书嗣出版,载明“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并附有文法书,类似于教学法,以供教师教学时参考。至1907年—1908年间，已印10余版，各地翻印者，不可胜计，是同期最完备的新式教科书，可谓我国自编第一套小学教科书，曾执当时小学教科书的牛耳。
（2）书坊教科书的繁荣
1898年，商务印书馆率先拉开了出版新式教科书的序幕，并于1904年推出《最新教科书》一套，独步神州，发行“不及两周，便销出5000余册，未及数月，行销10余万册。”到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教科书就有40种，其中学生用30种，教员用10种。在此期间，文明书局出版蒙学教科书数种。民国成立后，各家书局出版了大量的教科书。其中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有《共和国新教科书》（1912）、《实用教科书》（1915）、《英语模范读本》（1918）《新体教科书》（1919）、《新法教科书》（1921）、《新学制教科书》（1921）、《新撰教科书》（1924）、《新时代教科书》（1927）、《基本教科书》（1931）、《复兴教科书》（1933）等，该馆还根据当时不同的学制和办学形式，先后出版《女子教科书》、《民国新教科书》、《简易课本》、《半日学校课本》、《单级教科书》、《复式学校教科书》、《现代教科书》《中学白话文范》、《白话本国史》等教科书。中华书局先后出版有《中华新教科书》（1912）、《新制中华教科书》（1913）、《新编中华教科书》（1913）、《单级中华教科书》（1914）、《中华女子教科书》（1914）、《新式中华教科书》（1916）、《新教育教科书》（1921）、《新教材教科书》（1922）、《新小（中）学教科书》（1923）、《新中华教科书》（1927）、《新课程标准课本》（1933）、《修正课程标准新编课本》（1936）等。世界书局先后出版有《新主义教科书》（1928）、《新标准世界教科书》（1933）以及《世界儿童国语》、《世界儿童算术》(大型本)、《图画课本》等。开明书局先后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1929）、《开明国文课本》（1932）、《开明读本》（1934）、《国文百八课》（1935）、《开明新编国文读本》（1946）等。另外，大东书局出版《新生活教科书》（1933）、儿童书局出版《儿童教科书》（1934）、正中书局1934年也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一套，还有中国图书公司、普通学报社、上海藻文局、上海会文学社、杭州彪蒙书室、乐群书局、北新书局、新国民图书社、民智书局等也出版了一些教科书。
（3）统编教科书的发行
1905年底，清学部成立。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教科书审定办法》。至于审查的项目，除了教科书的内容外，还包括价格、纸质、挂图、教授法等。从1906年起，清学部陆续审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初级师范、国民教育以及女子教育方面的教科书。清政府颁布新学制之后，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清政府先后成立了大学堂编书处和编译图书局，作为出版统编教科书的官方机构。1907年春季，中国第一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初小国文教科书》应运而生，开创统编教科书之先声。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出版机构内迁重庆，教科书由多家书店竞争出版的局面即为“国定本教科书”所取代，由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文通组建成“七联”在重庆共同印行。上海各书局教科书的出版业务暂告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移至上海印行，原有教科书进行了增订，在“七联”基础上增加儿童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公司，成为“十一联”负责印行。
（4）不同体制教科书的出现
早在苏区时期，共产党就禁止使用基督教的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和《四书》《五经》等作教材，要求各地小学使用苏区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共产党设立了中央和地方级教科书编审机构，专门出版供军人、干部、学生和农民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政治类、军事类、文化识字类、扫盲类及专业技术类教科书。在延安时期，教科书管理机制趋于完备，教科书更为系统，并总结出教科书研制的经验，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于1938年、1942年和1944年出版三套初级小学课本。解放战争时期，了适应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需要重编的，教科书补充了反映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内容。为了密切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际，密切联系生产劳动和边区群众生活实际，密切联系儿童的知识经验和生活实际，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共出版7套教科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1931—1945），在其占领区所实施的奴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的殖民教育。伪满洲国建立后，1932年，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出版了一套《伪满洲国小学教科书》有修身、国文等科目。1932年左右，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还出版了初级和高级新满洲教科书。1934年，满洲帝国政府文教部出版了《初级小学教科书》一套，有修身，国文、算术、自然等科目。1939年，满洲帝国政府民生部出版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8卷，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发行。
（二）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方式
1、通过教育教学影响青少年学生。
教科书作为学堂的教学用书，它用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鼓动学生，使学生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态度坚决、意志坚韧，具有前驱意识，进而影响民众观望犹豫和统治者动摇妥协的作风，使社会的变革意识普遍加强。社会寄变革之希望于教育，教育又将希望的支点放在教科书上，于是通过新式学堂的教育教学，教科书唤起人数众多的下层民众共同斗争，自觉勇敢地担负起“向导国民”和“社会准的”的历史重任，教科书教学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天然媒介和动力。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的思想内容“系统地指导”这些未来社会发展主体人群的思想,就等于“指导”了中国四亿人民的思想。
2、通过赠送、折扣与社会广大平民、上层官员发生联系。
为了扩大教科书的影响，最初的教会学校采用的是免费赠送的传统手法，以广学会为例，赠送途径有两条:一是在每次举行乡试、省试、会试科举考试时,派人到考场外面赠书; 1888年,各地举行乡试时,广学会向有关考场分送了2000册的《格物探原》,1889年又将1004册《格物探原》平均分送到举行科举考试的杭州、南京、济南和北京。二是通过各种关系向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吏赠书。不仅李鸿章、张之洞等获得广学会赠书, 华亭知县葛培义也得到赠书《西铎》,他读后“即授儿童辈,捧为鸿宝,俾增益其学识焉。”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书坊通过折扣的方式底价销售教科书，已普及国民之教育。如商务印书馆从《共和国教科书》开始，实行对折销售，后来中华书局从《新制教科书》开始也实行五折销售，这这些策略虽然是从书局间竞争的角度考虑，但其受益者自然是广大的学子和民众。
三、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程度
1、传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推动中国现代科技的创新和变革。
从教会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开始，教科书就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知识视野，有力地削减了因人为阻断所造成的中西文化间的长久隔膜，增强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智慧的信心。教会的译著及教科书开创了众多第一。如《重学》将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传入我国，还有包括阿基米德定律、波义耳定律、托里拆利实验等。《谈天》第一次把万有引力和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引介到中国。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教科书中不胜枚举。伴随着科学知识的领域的拓展，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被介绍进来，如中译本《植物学》的出版，使西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植物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尤其是细胞研究方法，使我国对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植物分类方面，使我国按植物用途分类的传统方法变为根据植物形态构造的特点和生长方式分类的科学方法。此后，新式教科书一直沿着这种思路发展，一改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
2、宣扬现代民主自由思想，促进中国现代政治的觉醒和敞亮。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出现，教科书不断宣扬现代民主自由思想，如在《万国公法》这本教科书中，中国人见到了这样一些字眼：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其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向近代中即国人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中若干民主与平等的交往原则。《星轺指掌》因引进“三权分立”原则，在历史上意义更加突出。而《公法便览》在凡例中将《星轺指掌》中关于“三权分立”的内容又全文重复了一遍，足见其鼓吹之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中，详列“有关宪政之事”、“本国要政及世界大势”等内容，蔡元培在编写《修身教科书》时从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点出发，强调社会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平等关系。清末民国许多教科书在内容上都加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内容。当五四运动时期，学生以其先进性、坚定性和自觉性独具异彩时，当学生体现出强烈的民主意向和追求时，我们还能忽略教科书对社会变革之影响吗？
3、提倡新的社会伦理观念，鼓吹社会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任何新型的社会伦理观念，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教科书配合，都绝不可能真正立稳根基，取得预期效果。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讲求新文化。如蔡元培在编写《修身教科书》时都是用古人的一则则小故事来讲授为人处世之道，更是摒弃了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说教，而改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并附以现代伦理观念。中学修身教科书讲理论,前四册讲述伦理关系的各个专题;第五册讲述伦理学,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主张平等共和,鼓励人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并另辟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下,荣誉之得在乎人,注重职业道德。这些观点出现在清朝统治尚未结束的教科书中，实属难能可贵。教科书提倡改革蓄辫、缠足、赌博、纳妾、吸毒、风水迷信等劣习陋俗，反对宗法家长权威，破除就的思维方式，洗刷陈腐观念，对种种民族劣根性表现大张挞伐，呼吁男女平等平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鼓吹标新立异，提倡新道德规范等等。
4、凸现生活生产建设之实用，呼吁社会民众求强和求富。
清末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前期受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后又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教科书编写在价值取向上普遍重视生活之实用，并与社会生产建设密切结合。洋务时期译介西式教科书，大都与洋务运动的练兵制器、建厂采矿等近代化建设紧密相联。这正如华蘅芳讲到他之所以首先翻译《金石识别》，是因“五金之矿藏往往与强兵富国之事大有相关”，而之所以接着又译《地学浅释》，是因“金石与地学互相表里，地之层累不明，无以察金石之脉络"《化学鉴原续编》和《化学鉴原补编》分别介绍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方面的知识。续编介绍有机物中的染料、木材干馏产品、糖类、动植物碱类、有机酸、植物颜料等，除此以外，还涉及一些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封底有《最新农业教科书》和《最新商业教科书》的广告，如《最新农业教科书》广告词“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农业之盛衰为我国贫富之关键。数十年来，人口孽生倍翻，谋食惟艰。然泰西农学家言以我国疆域之大，若让求农事，虽人口什伯於今亦不足惧。本书於气候、土壤、肥料、农具、耕种、收获、农业经济、农业薄记及蔬菜、茶桑、养殖、牧畜、果树、森林、农家副业等类无不择精语，祥可资实用。”
5、弘扬爱国民族精神，激励国家独立和自主。
结合近代中国贫弱相仍、外患日亟的残酷现实，清末民国的教科书普遍加入了比较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爱国志士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善良愿望的内容。如无锡三等公学《蒙学读本》第3编第2课是这样写的：“祝我国，固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后来，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反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被编入的课文，有的揭露匪盗、军阀、列强的罪行，有的称颂爱国历史人物，有的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等。特别是20世纪初,乡土教育的大力开展，乡土教科书的大量编撰出版，大力弘扬了爱乡与爱国的情感，激荡着救亡图存的思潮。如1910年长沙人辜天祐编著的《湖南乡土地理》（初等小学教科书）是湖南最早的一部小学乡土地理教科书，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正是在强劲的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激发下,一改传统县志述而不作的惯用体例和扬善隐恶、曲笔回护的春秋笔法,评议社会人伦,褒贬风土人情,剖析国民根性，即已从“励俗维风,信今传后”发展到“教人爱国,励人心志”。到抗日战争时期，商务印书馆1933年直接将其出版的教科书命名为《复兴教科书》，其意义不言自明。爱国与启蒙相统一，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动摇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教科书的确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代表了国人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心声。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ed6ec40100ftgb.html
附录：
“男儿第一志气高”（由沈心工1902年在东京作的《体操》改名）：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黄河”（1904年杨度作词）：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中国男儿”(1906石更作词)：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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