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作品选邮票价格:吴长青：高贵是一种力量

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随想》中写过这么一件事，当他身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监狱之中时，有－个作为看守的年轻军官向他说，有一次，他奉命去搜捕一个准备逃亡的波兰地主，到得他的庄园，发现四门紧闭，似乎人去楼空，但职业的敏锐使他觉得这些都是假象，遂破门而入，一个高大漂亮的女人站立在他面前，默默地指着一个怀抱小姑娘的男子、并且十分沉静地问他是否要狠心地弄死他们。军官向她解释如何奉命行事，可女人的双目一刻不离地逼视着他，他不知为什么突然说出了：“那我该怎么办？”女人以不容商谅的语气发出了命令：“你下去告诉他们，这里没有人”。军官下楼带着他的士兵到别处执行搜查去了。只两个小时的功夫，这一家人就离开了小屋、成功偷越国境，到达了安全的地方。军官袒露他作出那次举动的心迹是，“唉，女人啊！我承认！”

　　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在上海提篮桥女监也出现过类似的一幕。林昭的男友回忆他最后一次去看望她，带去的是生日蛋糕。那时的林昭头发已成花白，干枯如草，但额头和双眸放射出圣洁的光芒。在监狱接见室内，她吃着男友送去的蛋糕，口干难以下咽，她看也不看狱卒一眼，高贵地命令到：“给我倒杯水。”你猜结果怎样，没有人敢怠慢，她立刻就得到了水。林昭和那个波兰女人能成功得到良知的回应，显然是借助了高贵的力量，它们瞬间击垮了职务者思想上体制的防线，使良心得以突围。

　　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们往往忽视了示以高贵的姿态可能带给命运的转机或荣誉。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不敢对良心作出预期？是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所处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我们被教育把卑谦绝对视为一种美德，我们的文学过度地赞美忍辱负重、欣赏苦难，或是不恰当地鼓励反抗或提倡复仇，久而久之，我们没有培养出—种恰到好处的高贵。虽有“中庸之道” 、“和为贵”的人生哲学，但更有纲常伦理、加上几千年专制暴力的实践，在暴君和奴隶之间，没有生长出真正的贵族（权贵不算贵族）阶层，没能孕育出高贵这种品格。同时，高贵也就失去了市场。当人们只有钻营才能进身，只有贿赂才能显达时，权力者就非常容易地把职务的标签贴到了每个人的身上，然后要求我们按职责行事，功劳归于体制或者领袖，过错也归于体制，那人也就被改造成了机器，良心便成为多余。体制和个体之间一旦失去了弹性层，它的善就有可能打折扣，而它的恶也可能得到放大。《收容审查条例》虽被人指为恶法，但它并没规定孙志刚必死。孙志刚的死，其实只能算人性的恶放大了制度的恶；佘祥林的冤狱并不能由制度本身逻辑地推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性的恶。体制该负的责任是任由某一群人粗暴地践踏了法律，使得冤狱事件真实地发生了。而枪下留人、11年冤狱得以昭雪，恰是体制内个别人的良心起了重要作用，其后的赔偿受害人、惩罚作恶者，体制的作为并没有显示出恶。

　　我们中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良心的作用，他们总是说，面对一个强大的权力机器，良心是无能为力的。这句似是而非的话，不仅助长了暴力，而且不符合实际。那种体制不能容忍、而良心有所作为的事情时时处处都有发生。二战时的一部分犹太人的逃离魔掌受到庇护；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上法国总统的控诉书；十月革命之初高尔基写给列宁的信：要求保护科学家、释放政治犯，都是人类良心的伟大榜样。人们今天还在反复谈论它们，就说明它们的作用还在。

　　有些人总想以迫不得已来掩饰自己的道德责任，这不仅没有对他们想效忠的体制负责，而且充当了恶化体制和个体关系的不光彩角色，这样的人往往有超出于普通人的清醒和预见，但他们的问题在于虚伪。索尔仁尼琴说：“暴力和虚伪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暴力出生时是公开的，一旦它的地位牢固地确立，它就会退到虚伪中去。”由谁来制造虚伪的蜜糖，文人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可以说，文人在暴力面前最高贵的姿态就应当是不参与虚假，不支持虚假。

　　我们有时屈从权力而不敢表露高贵的姿态，按照弗罗姆的分析，我们“屈从的只是市场、成功、舆论、‘常识’----不如说是常有的废话----的权力，而不是害怕独裁者和政治官僚的权力。”“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不关心。”按照民间的俗语，我们把自己看得贱了。而《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的“公开信”中就有这样一句相反的话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们的笔没有这么贱！”；“地球的女儿”赵晓义也有类似的表述，当有关的权势者企图用重金收买她们面对污染保持沉默时，她的态度是：“我们太贵，你们买不起！”

　　高贵的姿态给予人的是心灵的慰籍和荣誉的提升，而丝毫不会增加你的权势和金钱，从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为什么不愿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高贵的姿态。我们总乐意于表示出恭顺和谦卑，这样可以消灾避祸，邀功取宠。还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感到恐惧，如果是这样的失去姿态，是值得同情的。假如是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或明知错不在己，却理性地表示出顺从于一个强势，那就是大不幸了。有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顾全大局，甚至连自己的小利也难以保全。恶劣的习惯就像流感病毒，是极其容易传染的，如果不加以预防，用不了多久，我们都会患病。

　　高贵是一种力量。高贵的品质永远震撼着人类的心灵，特别是在某一瞬间表现出的高贵，它会让人类角色的外壳失去作用，上帝超验地埋在人类心底的良知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决断。我们城市的公共汽车上贴有这样一条公益广告：站起来你就是一棵树。我只要一眼看到这一行字，心口就发紧，眼眶底层就泪潮涌动，我被这棵树的意象（和崇高的人同构）所激励，尽管我看了无数次，次次都有站起来的冲动，我知道那是高贵的姿态。当一个人凛然不可侵犯的时候，他表现的也是那种高贵的姿态。梁漱溟为雅量之争是一种高贵，而其后的缄默也是一种高贵；陈寅恪的不合作是一种高贵；胡适的合作但不合污同样是一种高贵。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一种高贵；傅雷夫妇一言不发地吊在窗台上也是一种高贵。

　　高贵之所以是一种力量，因它总是生根在真理的磐石上，任凭风浪起。无理的傲慢不是高贵，以势凌人也不是高贵。高贵的姿态是永无定型，美国黑人罗莎·帕克斯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公然藐视种族隔离的法律、坐着而不想站起来是一种高贵；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着也是一种高贵。高贵昭示的是思想的姿态，高贵凝聚的是真理的力量。高贵的普遍出现，必须要等到公民社会来临的那一日，而在此之前，高贵只能是少数高贵者的姿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