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钓鱼钱:毛泽东破敌36计汇总

[原文]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译文]以为自己防备（或准备）得已经十分周全，就容易松懈斗志，麻痹轻敌；经常看到的事物很容易熟视无睹，对它就不抱有任何怀疑，因而缺乏警惕。秘计往往隐藏在显而易见的事物里，而不会和公开的事物绝对相排斥。某些事物过于大张旗鼓地宣扬或暴露，就很可能有极为机密的东西藏于其中。

[毛泽东论述]

一、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攻进，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的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

——《关于攻打长春的几点考虑》1948-6-7

二、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3-31

[范例]巧渡金沙江

事后诸葛亮的蒋介石作出了红军“必渡金沙江”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江边扔下几只烂草鞋，以资“奖励”。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时候，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进或东出湖南，纠集了其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广西敌军共计四十万人，企图一举围歼红军于昔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覆灭的大渡河地区。前面是敌人扼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尾追扑来的敌人重兵，红军能否跳出敌人日益紧缩的重兵包围圈，这已是关系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处于千钧一发的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左倾”领导教条主义的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胸怀全局，果断作出科学的决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调动敌军、撕裂包围圈，乘隙脱险。

在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变被动为主动——两占遵义、四渡赤水、智调滇军……毛泽东导演了一幕幕精彩纷呈但致蒋介石歼灭红军梦想彻底破产的活剧；数十万敌军在红军勇猛矫健身影里，被搞得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精疲力尽、胆战心惊。

四月二十八日晚，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召开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三条意见：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阳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压来；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第十三师师长）的第十三师为前锋，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从进入云南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原地带同敌人进行大规模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汇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军距我尚有数天行程，迅速地抢渡金沙江，夺取先机。

会后毛泽东即下令一军团为左纵队，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央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前锋，抢占皎平渡口。五军团为后卫，诱惑敌人，使其以为我军仍要进攻昆明。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选择渡江地点，过江后与主力部队会合。毛泽东同时指示，务必在四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因敌人尾追部队只需三四天路程即可与我军交火，所以他强调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配图：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在长征中合影照片）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为长江上游的一部分。奔流的江水冲入海拔5000米的哈巴大雪山玉龙雪山之间，削出了3000多米的大峡谷，即举世闻名的虎跳峡。金沙江盛产黄金，江底流沙聚集，江边受太阳照耀，灿灿金光，故获其名。金沙江流经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部分称金沙江，而四川宜宾以下称长江。金沙江两岸除几个渡口外，都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红军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可能被敌人压在深谷中全军覆没的危险。常言道“兵贵神速”。那么，毛泽东仅仅强调了一个“快”字就能够摆脱这样危在旦夕的险境吗？

龙街渡口和皎平渡口是金沙江较大的渡口。而龙街渡口处江面宽阔，容易暴露目标，视野开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袭击、侦察，不便大部队安全渡江。然而，毛泽东却令麾下劲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经武定、元谋日夜兼程，以每日至少5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该渡口，迅即架桥，摆出了一副渡江架势。敌人经侦察由此认定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口渡江，便集中兵力气势汹汹压过来，妄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当敌军麋集于昆明、元谋地区时，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疾驰。五月三十日，刘伯承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只找到六只船和一条渔船。当晚，毛泽东和干部团团长陈赓上船，渡过金沙江。警卫员陈昌奉为毛泽东选择了江边上的一个潮湿的山洞作为办公、休息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直接观察到对岸部队集结和渡江的情况。毛泽东即把两个装文件的铁皮箱子对在一起，当作办公桌，指挥千军万马迅速渡江。就在此刻，他接悉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未成功的电报。毛泽东估计敌人的飞行员早已责无旁贷地圆满完成了他并未拜托的“情报”传达任务，自己的“瞒天过海”之计应已奏效，为红军渡江争取更多时间及更大安全保障的目的已经实现。“不能让能征惯战、屡建奇功的红一军团稍有闪失。”他即令红一军团火速赶到皎平渡口过江。当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等人渡过金沙江时，毛泽东正在石洞里焦急地等候，一见他们便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经九天九夜苦战，七只船将红军全部人马送到了金沙江北岸。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曾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戎马生涯的“得意之笔”。

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以来，他指挥红军千里转战，高度机动，大范围的迂回；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示形于东而形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可谓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就连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昆明，至渡金沙江，一环扣一环，环环衔接天衣无缝，确实高明。从此，红军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没有辜负遵义会议及全军将士的重托，在历史的千钧一发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渡江两天以后，精疲力竭的国民党中央军才追到金沙江边，而红军烧毁了渡船已经大踏步走到了百里之外的四川会理。望江兴叹的敌人只好捡了几只烂草鞋作为“战利品”开庆功会去了。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元明时《薛仁贵平辽事略》、《薛仁贵征东》等古典小说中，原意为瞒着皇帝，并且渡他平稳地过海。后指把秘计隐藏在明显的什物之中，利用人们司空见惯的错觉，来完成自己的军事企图。是一种示假隐真的疑兵之法，主要用于战役伪装，以隐蔽军队的集结，发动攻击的时间等，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

二、此计历史上运用的典型战例：公元五八九年，隋朝灭亡陈国之战。战前，隋将贺若弼频繁地组织沿江守备部队调防，并规定每次调防，都要在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地区）集中，插上很多旗帜，野外搭许多帐篷。开始，陈国以为隋军要进犯，马上集结了国内全部兵力进行防范，事后才知到是隋军的守备部队调防。于是将集结的军队撤回驻地。以后，隋军屡次三番地这样调防，陈军渐渐地习以为常，就不再防备了。当陈军松懈了警惕性之后，隋军即秘密集结军队，顺利偷渡，一举攻取并灭亡了陈国。

[原文]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译文]与其让敌集中兵力，不如适时开辟新的战场，吸引、调动、分散敌人，以利我军攻击时，将敌分而歼之；在敌力强盛时不应为抢先机而追求先下手为强，那不如在敌力消弱和暴露破绽后再倾力攻击，即所谓后发制人。

[毛泽东论述]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

[范例一]袭占汝城

南昌起义部队几经周折，与井冈山的毛泽东取得联系，部队正在向井冈山进发，敌人预设战场，欲歼我军，毛泽东围魏救赵，朱德、陈毅化险为夷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一部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领掩护朱德、陈毅部队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也回到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从此，威震天下的朱毛红军宣告诞生。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毛泽东，为迎接和掩护朱德、陈毅部队安全抵达井冈山，屡施妙计，重创敌军。其中袭占汝城之战使“围魏救赵”这一古老战法增添异彩。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在起义部队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受挫后，毛泽东果断率领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挺进，十月二十七日，达到井冈山茨坪。经毛泽东的卓越指挥、艰辛开拓，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然而，毛泽东如此伟大、如此成功的实践和创造，却遭受当时中共中央的三番五次的严厉批评和处分。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更是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横加指责，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他甚至将中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不是党员了，毛委员只好改任师长。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转战于粤赣湘地区，并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地区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毛泽东即派何长工星夜兼程下山寻找朱德、陈毅，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为此，于十二月十八日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表示了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毛泽东根据情报得知朱、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敌军的南北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分兵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这支部队撤退；并立即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方向前进；同时命令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向彭公庙和资兴方向前进。沿途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

四月上旬，探知敌军胡凤璋部自汝城出动，北进资兴，企图侧击撤退中的湘南农军，毛泽东立即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开赴滁口，迎击胡凤璋部，自己则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汝城疾进，六日，旌旗飘过桂东、汝城两县交界的寒山岭界，击溃反动地主武装何其朗部。兵贵神速，毛泽东指挥第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汝城；八日，该城城头红旗飘扬。胡凤璋惊闻老巢被红军夺占，仓惶撤兵回援。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之危遂解。

[范例二]早登天台山

朱德一席话，令蒋介石倒吸一口凉气

一九四四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当年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仍不无遗憾地指出：“在这（按：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时期，毛主席主张向东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第132页，以下引用朱德讲话均出自本文）（配图：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央根据地）

直到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重游故地时，朱德元帅触景生情赋诗曰：“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这首诗体现了毛泽东当年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战略构想。据作者自注：“一九三二年春，毛主席主张以红军一部，由赣东北向福建方向发展，通过出击来巩固和扩大苏区，在武夷山、仙霞山、天台山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朱德诗词选·经闽西感怀》）

这些话若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不让他倒吸口凉气，出身冷汗才怪呢！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提出“早登天台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使浙赣闽三省连成一片的战略构想呢？

一九三一年冬，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大“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央根据地已拥有250万人口、21个县，成为全国最大的红色区域。全国红军壮大发展到10万之众。其中闽浙赣区的红十军在毛泽东广州农民讲习所的第六期学生方志敏领导下，一九三一年春秋恢复到近万人。中央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时。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情景所陶醉，他深知蒋介石绝不会甘心失败，必将会更加穷凶极恶地扑向根据地。毛泽东天才地提出乘胜前进，挺进到反革命力量较弱，我们的群众基础较好，经济发达的浙江，在那里的广大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使闽、浙、赣三省的各个红色区域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互相支援，联成一气，造成威慑甬、杭、沪的势态。这的确是个大胆而又有现实依据，前景广阔的战略部署。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从战略角度以一种攻击态势施以“围魏救赵”之计的一个光辉典范。

毛泽东对浙江的地理民情曾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有《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等著作。因此，他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绝非一时兴之所致，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的。

从毛泽东的的战略构想和朱德地诗篇来判断，天台山无疑是构想中的新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天台山脉，山体雄伟连绵，蜿蜒于浙江省金华、绍兴、台州、宁波四个地区（市），14个县（市），入海构成舟山群岛，主峰华顶山在天台县城北。即以狭义的天台山言之，亦为天台盆地四周诸山之总称。县城处于盆地中部始丰溪畔，四周群山峻岭，森林茂密，道路崎岖曲折，没有公路，交通堵塞。就浙江省而言，天台居于中部，东北越天台、四明二山可抵军事重镇宁波镇海，东跨猫狸岭可至府城临海，南跃大雷、括苍二山可达温州，西翻大盘山可走金华丽水，北履关岭、会墅岭可至绍兴杭州。出可取两浙，退可凭借一面近海，三面环山而成割据形势，可战可守，便于隐蔽和机动，是与强敌周旋的理想游击场所，历来为兵家所瞩目，夙为枭雄屯兵争战之地。就当时浙江和台州地区的革命形势来看，也是比较好的，在地主恶霸敲骨吸髓的盘剥下，山区人民过着“乌糯当早稻，紫秣当棉袄”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不断起来反抗。一九二八年始，天台县委、台州中心县委相继成立，工农武装在白色恐怖中顽强成长——发动了亭旁暴动、桐柏暴动，建立了欢岙、坞根等小块革命根据地，组编了红十三军第二团，并于一九三○年八月在华顶成立了天台县革命委员会。农民运动因此蓬勃发展，武装斗争渐有燎原之势。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经历了一九三○年以后的革命低潮阶段，当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在经过天台宣传抗日思想，惩办土豪劣绅，分粮疏财时，受到了贫苦百姓的拥护和配合，事后反动势力也不敢报复。可见当地革命火种一直在基本群众心底埋藏着。

就是基于对历史、地域和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脉搏，及时而果断地向中央提出这一惊世骇俗的战略构想：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地区发展，新辟“武夷-仙霞岭-天台山”根据地，把工农武装割据的势力推进到会稽山、杭州湾，从而使福建、浙江、江西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造成包围杭州，威逼上海的形势。诚如朱德所说：“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果然如此，则不但可以减轻日后中央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压力，变大战略上的被动为小战略上的主动，变纯粹被动防御为主为以积极防御辅以局部进攻，形成中国革命的崭新态势；而且，我们在台州、浙江乃至南方各省的形势都将有很大的改观；中国革命将发展得更快更好。

令人惋惜的是，正如朱德元帅指出的那样：“毛主席这一正确的指示，没有被执行。红军的一部主力，反而南下去打当时的中等城市赣州（作者按：碰了硬钉子，反被援敌分割，陷于被动。项英专程赶赴东华山古庙，请毛泽东暂停休养即赴前线决策。毛泽东立刻动身下山，冒雨回到瑞金，果断命令由宁都暴动部队组建的红五军团火速出击，解救了由彭德怀率领的冒险攻击赣州的红三军团），结果整个形势，由出击变为防御，这是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整个战略指导思想相违背的。”聂荣臻元帅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里也对此有所论述：“他们也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断然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制造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成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聂荣臻回忆录》第192页）

那些在上海洋楼里吃面包，用尺子量地图，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最终却不得不撤退到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上来继续发号施令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宁都会议上疯狂攻击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战略战术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会后将他排挤出红军，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地方专做政府工作。

然而，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法官。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粟裕、刘英领导的浙江游击战争，其第一步目标——建立以仙霞山为中心的浙西南根据地，是与当年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一致的。接着又建立了浙南根据地，兼及浙东。“活跃在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敌人感到威胁很大，视为‘心腹大患’……”（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这不但部分实现了当年的战略构想，而且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战略思想的英明正确。（配图：粟裕在江南游击时期照片）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该文记述了战国时期的齐魏桂陵之战。其基本思想是强调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以达到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目的。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述桂陵之战：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国军队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双方攻守逾年，赵衰魏疲。这时，齐国应赵国的请求，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八万救赵。开始，田忌力主直扑激战正酣的邯郸，孙膑却认为，要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拽；要劝解别人打架，不能直接参加进去动手。派兵解围，要避实就虚，击中要害。他向田忌建议说，现在魏国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赵国，内部空虚，我们如果挥师直魏都大梁，占据其后方交通，必然逼迫魏军回师保卫。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取大梁，魏军闻讯慌忙回救，齐军趁其疲惫，在预设战场桂陵（今山东省菏泽县东北）伏击魏军，大获全胜，赵国之围遂解。

三、共敌：使敌人的兵力集中。

[原文]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译文]敌人的情况已明了，可能的盟友还令人扑朔迷离，引诱盟友向敌人发动攻击，自己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这是善于用《易经·损》卦中关于“损下益上”的逻辑推理演算。

[毛泽东论述]

他们（按：指对法西斯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所谓民主国家，即英美法等国）的目的，在于使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双方都在战争中消耗起来，然后自己出来干涉，借收渔人之利。至于英法把奥捷两国奉送给德国，这是作为交换条件，就是说，作为交换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的。英法美想使苏德两国冲突起来，借刀杀人，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就好独霸世界。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9-14

[范例一]盛赞《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定。近在咫尺的欧洲各共产党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却心领神会，为之喝彩

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一直谋求与英法等国联合共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可是英法等国拒不理睬，一心想把德国法西斯的祸患引向苏联。为了挫败这个阴谋，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消息对于正在组织反对法西斯斗争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难以置信。而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却于九月一日向记者发表讲话，指出：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联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意义。”（《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这个谈话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后，引起震动。欧洲共产党人如梦方醒，由衷敬佩毛泽东的真知灼见。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斯库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得这样透彻。”

苏联当时之所以不与口口声声反法西斯的英法等国签约，却与法西斯德国签约，对此毛泽东后来曾有专门的论述：

“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面怕法西斯国家侵害他们的利益，一面更怕革命势力的发展，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与真正反侵略的战争……英法苏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经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的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他们却不保证苏联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议的这样一种丝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的条约，苏联当然不愿意订，而苏联愿意订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而真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真正有意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订。这就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由。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延缓了德国向苏联的军事进攻，使苏联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重要条件——时间。而英法等国则因此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闪击英法附属国波兰；九月十九日，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航空母舰“勇士号”；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被德军占领；一九四一年三月，隆美尔挥师向英法殖民地北非挺进……这一切同样也极大地消弱了德国法西斯的力量。从而，为苏联日后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于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德军得以长驱直入，苏军仓惶溃退，主要是由于斯大林过于相信一纸“条约”，而放松了对德国法西斯的警惕所致。这并不能否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策略上的正确性。（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从香港截获情报——德国将于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中共中央迅速电告斯大林。遗憾的是苏方未予重视，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苏联军官照常放假，星期六晚上就全部离开了战斗岗位。而德军正是按情报中的时间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后来，苏方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来一封感谢电。）

[范例二]坚持山地游击战

蒋介石命令“八路”独当一面，妄图借日军屠刀置我于死地；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抗战主张，这便有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主任；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为抵御外侮，抗击日寇，八路军将士同仇敌忾，奉命奔赴前线。但是，如何使用八路军这支纪律严明、富有牺牲精神、能征惯战可是兵力有限、装备十分低劣的人民军队，使其在军事行动上切实起到战略支援作用，毛泽东和蒋介石根本无法达到共识。

蒋介石在红军改编后企图施以借刀杀人毒计，消灭共产党军队，达到他十年“围剿”未达之目的。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为此，毛泽东统筹全局、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原则。为了使八路军各级指挥员统一认识，理解其意义并在军事行动上切实执行，毛泽东运筹帷幄、殚思极虑、奋笔疾书，仅九月份一个月内就发出重要指示十数次。以下引录《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一文，是他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发给彭德怀的电报——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引者注）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山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正由于毛泽东的及时指示，使其谋略思想深入军心，才使得八路军在抗战初期未陷被动，未遇灭顶之灾，反而出奇制胜，站稳脚跟。为持久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面对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倘若当年毛泽东没有及时坚持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对当时弥漫全军的打大运动战的思潮稍加鼓励甚至只是默许，这不仅对华北局势起不到扭转作用，阻止不了穷凶极恶的日军正面进攻，反而会使我们久经战火锻炼的骨干军力在日军精锐装备下消耗拼光，徒演悲壮的败局。同时，若不抓住当时日军长驱直入，后方空虚，坚持山地游击战首先建立起山地根据地作为立足点，从而有了山地和平原的广大根据地的存在，就不可能在后来连续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清剿”，对付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以及打退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就是兵员的补充也是无从谈起的。（配图：我八路军敌后斗争照片）

也许有人会问：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是否有点杞人忧天呢？下面事例很说明问题。当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准备东渡黄河，沿同浦线北上抗日。一天，师部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乔茂才，过去在川军中曾与刘伯承有过交往，时任国民党高级参议。他名义上是来拜望“旧僚”，实际上是奉国民党驻西安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之命，带来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令一二九师按蒋所示，经陇海路转平汉线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的战斗。

显然，蒋介石绕过八路军总部，直接给一二九师下达作战命令，居心叵测，十分险恶。当时，毛泽东对八路军的战略部署是：

“（一）我二方面军（即一二○师——引者注）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即一二九师——引者注）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1937-9-17）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部署可使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即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易守可攻，还能相互联系和支援的抗日根据地；而如果按蒋介石命令，一二九师的行动部署就会打乱我军整个战略部署，扯断八路军三大主力的联系，使一二九师孤军陷入正面阵地防御战中，难免玉碎。

智勇双全的刘伯承岂是“小孩子”？他看穿了蒋介石企图借日军来拼耗一二九师的阴谋，气愤地说：“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

由于八路军各级指挥员遵循了毛泽东山地游击战原则，自九月二十五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胜仗后，捷报频传。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潮，畏敌如虎的亡国论声嚣尘上的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是以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中流砥柱！为此，毛泽东在十月一日的一封电报中不无欣慰地写道：

“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近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平型关战役战果》）

[注释]

一、《兵法圆机》下卷《借》：“不能诛，借敌之刀。”原属于腐朽的封建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一种政治权术。意为自己不出面，借助别人去害人。军事上指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利用矛盾，巧借别人的力量去击破对手的策略。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事例如北周将领韦孝宽，经常用金钱、财货收买北齐人暗通消息，所以，对北齐的宫廷政局了如指掌。公元五七○年，韦孝宽为了除掉北齐左臣相斛律光，就利用其内部矛盾，散布谣言：“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意思是说斛律光要当皇帝。后来，齐帝杀了斛律光。韦孝宽借敌之刀杀了对方良臣，为北周灭北齐创造了良机。

[原文]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译文]造成敌人陷入困境的不利形势，不一定都需用战斗手段来达到，可以根据刚柔相济的原理，实行积极防御，一步一步地消耗、疲惫、懈怠敌人，使敌由强变弱，我就自然会由弱变强，由被动转为主动。

[毛泽东论述]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

[范例]锤炼人民空军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命令：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可是，斯大林临战退缩，谎称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拒绝出动战机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中支援。为此，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仅仅一年以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记者招待会上惊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从打着白旗的美军车队驶入我军控制下的开城那天起，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交锋之激烈不亚于战场。美国人自恃经济技术、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企图通过施加压力，逼迫中朝方面就范。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刚刚开始，美方就蓄意制造事端，寻机施加压力。当时，谈判伊始，美方代表就要求记者出席。我方代表经请示，认为双方远未取得协议，不应让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举行签字的那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可是为了这一很小的枝节问题，美方代表竟在七月十三日拂袖而去。

事情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亲自以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名义给“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起草复信：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给贵方以方便。”

中朝方面据此于七月十五日答复美方，表示同意双方派新闻记者到谈判会场，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这么一件小事为什么要惊动最高统帅毛泽东呢？而他又为什么如此关注还亲自提笔呢？当时看来的确有些蹊跷。

关于支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苏两国曾经商定：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可是，中国陆军即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斯大林突然临阵胆怯，以苏联空军尚未做好战斗准备为由，决定暂不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让中国自己重新考虑出兵问题。苏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曾让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为此，他令彭德怀暂缓过江。但仅仅数小时后，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下定最后出兵朝鲜的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心以陆军独立迎战“联合国军”的陆海空三军。（配图：毛泽东与金日成在一起照片）

毛泽东将此最后的决定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让他立即转告斯大林。据说，斯大林听后不觉一怔，随后，热泪夺眶而出。

经过战争初期的犹疑后，加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勇猛顽强、旗开得胜，基本稳固战场局面的鼓舞与感召，苏联方面终于同意从一九五一年一月起，以两个空军师（每师战机不足百架）有限地掩护清川江以北的100余公里的交通线。苏联由于担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一直否认空军在朝鲜上空参战。驻扎在中国东北的苏联空军人员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我方解释说，是志愿军中的俄罗斯族。苏联这种很有限的空中支援，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需求。同时，考虑到我国的空中防卫力量不能长期依靠别国，中央军委、毛泽东于一九五○年末作出我空军参战的决策。毛泽东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采取稳妥办法为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美国就是世界上空中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一九五○年美国空军拥有各类作战飞机1.7万架，美国海军拥有各类作战飞机1.4万架。美军在朝鲜战区的作战飞机一直保持在1000架以上，最多时达2400架，美军飞行员至少都有1000个小时的飞行纪录。而新中国人民空军飞行员只由教员带飞50～60小时，即投入战斗。与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进行崭新的殊死搏斗，人民空军自身乃至后方基地都将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在面对风险的同时，新中国的人民空军又把握了一次难得的机遇——通过驾驭最新式机种同最现代化的敌人交战，无疑可以迅速地在战争中学会空战本领，很快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这也就贯彻了毛泽东所倡导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战略思想。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空军迎来了第一场空战。这天上午美空军F-84飞机20架沿平壤-新义州至宣州上空，轰炸志愿军后方铁路线。我空军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队起飞迎敌。在清川江桥上空1000米接敌，一番苦打猛斗，李汉击落敌机一架。二十九日，进行了第二场空战，仍是李汉率队迎敌，经过激烈的空中角逐，我空军以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自己无一伤亡的战绩凯旋归来。

首战告捷，揭开了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序幕；为组织更大规模、更多部队的参战积累了经验，为人民空军掀开了足以使海内外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空战史第一页。

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从鸭绿江打退到三八线附近，并把战线稳定在这一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方被迫同中朝方面开始停战谈判。毫无疑问，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打得胆战心惊了，但还没有打趴下；打败了所谓的“联合国军”，但还没有使它惨败。所以，对手还不服气，凭借其空中优势及精良装备，还会像疯狗一样猛扑过来嘶咬。对此，统帅毛泽东焉可不虑？二十日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三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请示毛泽东，准备在九月份开始，志愿军空军即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一线机场参战。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批示：

“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同志：六月二十三日你们给我的报告收到了。同意你们这个计划。望你们按此计划进行切实的准备工作，以便九月实行作战，是为至要。”

毛泽东还当面指示刘亚楼：“空军要抓紧时机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并说：“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为尽可能给空军多一些准备时间，拖延美军发动新的攻势，毛泽东才亲笔写信答复美方谈判代表的无理要求。这样，谈判方得以继续，美军计划实施的“夏季攻势”因此后拖了整整一个月，等到八月十八日才发动。

另一方面，从这一件小事上容忍美方的无理要求，自己退一小步，也可给敌人以示弱胆虚的假象，从而骄纵敌人，特别是美军骄横狂傲飞扬跋扈的空军，诱其大胆目空一切地向中朝边境冒进，为我空军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我人民空军装备了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时速1072千米，升限15500米），性能很好。但是，由于米格-15战斗机是为国土防空设计的，其活动半径只有300千米左右。战区清川江铁路及周围地区是美机肆虐严重的地方。而从安东浪头机场起飞的人民空军飞机飞抵清川江的距离即近一百余千米。因此，清川江周围是人民空军最佳作战区域，若再向南进至三八线，我军战机将接近或超出作战半径就会“疲劳”。（配图：志愿军空军战机照片）

而当时美军飞机主战机型，如F-84、F-86，都是为远程攻击设计的，航程较远。但它们从日本或南朝鲜起飞，飞抵清川江上空也将“气喘吁吁”出现“疲劳”。

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其空军执行“空中封锁铁路线计划”。这时，美在朝鲜的作战飞机已经增至1400架。空中力量明显增强，空中活动甚是嚣张。

九月，人民空军正式参战。四日，空四师和友军一起进行了双方有200多架飞机参加的激烈空战，战斗中飞行员刘涌新击落美军最新式的F-86战斗机一架，首开击落F-86战斗机（时速1100千米，升限15100米）的记录。二十五日，空四师出动飞机32架，配合友军与企图袭击清川江桥的100余架美军混合机群在长空进行了殊死搏击。一大队长李永泰遭美F-86战斗机的围攻，在飞机中弹30余发，受伤56处的情况下，仍沉着应战，并驾机安全返回基地。刘涌新为掩护长机，单机与6架美机激战，击落其中一架，终因寡不敌众被击落，壮烈牺牲。人民空军的指战员这种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刘亚楼等空军领导的嘉奖。在此后五天的空战中，我空军又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使美空军不得不承认志愿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活动”。

十月二日，毛泽东审阅了刘亚楼上送的关于空四师作战情况的战报，批示道：

“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十一月间，空三师和空二、空十四师也转入第一线作战。空三师在八十六天的空战中共击落击伤美机64架。毛泽东看到战报后批示：“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人民空军不畏强敌，英勇果敢，战绩辉煌，令毛泽东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锻炼出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这一批飞行员不愧是一批有着史诗般经历的英雄飞行员，他们不仅经受过地面作战的考验，还有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习飞行的动人经历。在战争中，人民空军涌现出王海、刘玉堤、孙玉禄（在作战中牺牲）、赵宝桐、张积慧、鲁珉这六名一级英雄，还有一大批二级英雄和功臣模范。空三师的大队长王海（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上将）带领全大队团结战斗，共击落击伤敌机29架，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王海本人击落敌机4架，击伤敌机5架；空四师中队长张积慧击落敌F-86战斗机4架，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空中英雄”，有着击落21架敌机记录的乔治·阿·戴维斯少校和他的僚机。这些空中英雄们，把勇敢和智慧、技术和战术灵活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空中战斗中赢得了辉煌的战绩。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的人民空军先后有10个驱逐师和2个轰炸机师的部队，共672名飞行员和5.9万名地勤人员参加了实战的锻炼。毛泽东直接参与了指挥，他与刘亚楼等共同探讨、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了空军战斗的胜利。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侵朝美军空军、海军及其它国家空军的飞机330架，击伤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共有116名飞行员阵亡（由于空战中有机携照相机拍照，所以战果统计数字比较准确）。

从以上战果说明：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被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彻底打破了！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人民空军几乎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九五○年秋天到一九五三年秋天，仅三年时间，中国人民空军由只有一个航空兵师，几十架作战飞机，发展到拥有23个航空兵师，近3000架飞机，从空战实力看仅次于美苏，跃居世界空军力量的第三位。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孙子·军争篇》：“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意为让自己的部队从容休整，养精蓄锐，去对付疲劳之敌，以便取得战斗的胜利。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乌陵之战：公元前三四三年，魏国庞涓带兵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齐国仍派出田忌、孙膑，战术仍袭“围魏救赵”。庞涓回兵救驾。此时，孙膑对田忌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他抓住庞涓骄兵轻敌，又迷信兵法中关于带兵走百里去争利，先头部队会受挫；走五十里去争利，士卒也有可能逃亡一半的传统观点，强而示之弱，故意退避，装做返回齐国的样子。在行军途中，第一天齐军做饭造十万锅灶，第二天减少为五万锅灶，第三天减少为三万锅灶，急于寻找齐军决战的庞涓见此大喜，误以为齐军逃亡严重，军心不振，便丢下步兵，只带一支轻骑兵，兼程追击。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动计算，判断庞涓统兵将在日落时分进抵乌陵，于是令齐军在乌陵道设伏待敌，大败魏军，庞涓亦饮箭身亡。

[原文]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译文]敌方出现极大的动荡、危机，就乘势向其发动攻击，取得胜利。这就是强者趁机获得利益，一举击败处于困境之敌的策略。

[毛泽东论述]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的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与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的谈话》1941-11-6

[范例]开辟中央根据地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得到，当年毛泽东是在昔日的部下李立三劈头盖脸的斥责声中，吹响了开辟中国最大的也是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进军号角，由此奠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扩大了红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信里即已预言：“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高潮开始复兴的时候。”不出所料，这年五月，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在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以蒋介石为一方，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军阀为一方，展开了百万大军的厮杀。双方死伤近30万人。这场战争是国民党统治期间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战事初起，蒋军屡遭重创，连连告急，幸有黄埔官兵效命加之英美的财力支撑，战至九月，蒋军渐有扭转战局之势，在此关键时刻，拥兵关外的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平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终操胜券（西安事变后，蒋杀杨虎城，而不杀张学良，概因念其此次殊功）。

曾经吟唱“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畅怀名句的毛泽东，此时遥望中原烽火，岂能放弃又一次推动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天赐良机？按照他主持的三月楼梯岭会议的决议计划，毛泽东果断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闽西。临行前，作为当时红军大本营的赣西南地方特委向各级党组织印发了正确阐明红军行动意图的《通告》，指出：

“蒋阎大战的爆发客观的环境有利于我们南方五省政府的前途。我们为南方五省政府前途计，首先就要把东江闽西赣西南三块赤区联系起来，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同时闽省的小军阀张贞、卢新邦、刘和鼎等正在自相火并，我们应乘机去消灭一些敌人，扩大工农武装，四军要担任这种时局伟大的任务，开赴闽赣边打通闽赣的联系，解决经济问题。”

六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寻乌出发沿武夷山南端第三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先后进占武平、汀州。由于上次红四军在闽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此时已开花结果，诞生了红军第十二军和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正蓬蓬勃勃地发展。毛泽东一到闽西极为关心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十一日，在长汀的南阳龙田书院，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提出了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然而，身在大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从未闻过战场上的硝烟，却在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命令红军“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描绘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天真烂漫阿Q式的畅想。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四军前委信》，以劈头盖脸的愚枉之词把红四军和毛泽东批了个一无是处。信中言辞之激烈，在中央致下级信中实属少见。信中说：

“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转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的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手里拿着这封泰山压顶、硬梆梆的中央来信，毛泽东权衡再三，为不致红军分裂，以及遵守组织原则——他李立三毕竟不是安源大罢工时的部下了，他已架空了那位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仅仗着工人身份被斯大林钦定为中共中央第三任总书记的向忠发，张口闭口“中央中央”了。于是毛泽东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较可行的办法是，在执行中采取谨慎步骤，见机行事，尽力避免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处于中央压力和与敌人生死战斗的两方面夹击之中，其斗争艺术更加显示出酣畅淋漓、炉火纯青的出神入画之境，犹如嶙峋高耸的三峡风光绚丽多姿。

六月十九日，在长汀南寨坝广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宣告成立，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以毛泽东、朱德等组成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并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一军团辖三个军：第四军，军长林彪；第六军，军长黄公略；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按照中央指示发出想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称：“（一）蒋桂战争极烈，双方死伤各达十万，蒋逆亦负伤。张桂军到长沙。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二）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命令还具体规定了各军行动任务。

这个命令并不符合毛泽东原来的战略思路。然而，既然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就应该努力从积极方面进行宣传。六月二十五日，为宣传动员群众，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十七人发表《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通电》是完全按照中央的意图的，而红军的双腿却是跟着毛泽东走的。当毛泽东获悉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急调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防消息后，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苏区，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乘敌兵力薄弱之机，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二十四日，红军占领樟树。

与此同时，奉命成立的以彭德怀为军团长的红军第三军团，由于没有从军事战略上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完全执行了中央指示，七月二十七日，仓促攻入空城长沙。但不过一星期，红三军团便在何键部的反攻下被迫撤出长沙，而且陷入被敌军的追剿被动挨打的险境。

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何键部向红三军团反扑的消息，立即决定率红一军团由江西进击湖南，支援红三军团。八月三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先取浏阳进略长沙的命令》。命令说：

“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五日由此地（奉安、新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于本月九日以前到达上高城、宜丰城、会市之线（在此期中各部得以一天或两天时间休息），限于本月之十六号以前到达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

毛泽东发布的上述命令颇有耐人寻味之处。虽然在行动上对攻打大城市采取的是十分谨慎的做法，但在命令中，又始终没有放弃进攻长沙、武汉的目标。这是毛泽东在“左倾’错误统治下为避免损失争取胜利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十八日，红一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探得追击我红三军团之敌分布态势。毛泽东决定抓住战机，集中兵力，采取奔袭战术，歼敌于立足未稳之际，解三军团之围。同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进攻文家市的命令》。二十日拂晓，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红一军团按计划向文家市之敌发起猛攻。经三个多小时激战，歼敌三个团又一个营，敌第三纵队司令戴斗恒、团长田应棠被击毙，俘敌3900多名（包括旅长一名、团长两名）及大批枪支弹药，敌第三纵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一仗，是红一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对于打破敌人对红三军团的追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奉“左倾”冒险主义之命的艰难征途中，就是依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进军方向，实际上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既避免了红一军团的损失，又在红三军团危难之刻主动支援，旗开得胜（何键由此恼羞成怒，逮捕杀害了杨开慧）。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胜利会师，第二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辖第一、第三军团。同时，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统一指挥红军及地方工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分别为书记和主席。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使活动于赣南、闽西和湘鄂赣根据地的两支主力红军汇合到一起。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重大转折；它对土地革命战争的广泛开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欢庆的鞭炮声还在耳边萦绕，李立三在上海的霓虹灯下草拟的一方面军“再占长沙”的命令訇然而至。然而，此时的长沙城已不是一月以前的空城了，敌人兵力已猛增到30多个团，并且，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三道防线。可是，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领导干部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仍然沉浸在红三军团曾经攻入长沙的飘飘然之中。当时在总前委会上，红三军团的一员将领竟然目空一切地说：“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了，为了团结三军团，也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毛泽东不得不忍耐，等待时机。（配图：彭德怀与其他红军将领照片）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二十八日，发布攻击长沙的命令。但是，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根本无法进行阵地攻坚战，广大红军指战员尽管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然而，一排排红军战士在敌人的枪炮中倒下，敌人的防线始终难以突破。

毛泽东此时心急如焚，如何才能尽快结束这无谓的牺牲？机会终于来了——中共长江局转来张发奎的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当即提出先消灭这股桂军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这样，就可以把红一方面军调到机动位置，因为没有放弃打长沙和武汉，也得到了坚持打长沙的干部的赞同。九月十二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红军这只猛虎终于从平川窘境摆脱出来。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的训令。在训令中，毛泽东把撤离长沙待机萍、醴、攸作为“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郑重其事地提出来，不过有弦外之音：大城市是要打的，但是目前行动仍然是立足于小城市和根据地。毛泽东高深莫测的领导艺术使得上海的中央大员也颇感有弹冠相庆的味道，自然也不好阻止了。

九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向三县进发，并在三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元气大增。

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曾被毛泽东尊称为自己的军事教育顾问、当时任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军事理论家郭化若中将有过一段评述：

“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的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回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诱导三军团，沿株萍路会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萍乡红一军团总部发布了《进军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夺取九江、南昌、长沙、武汉作为大目标，只是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

在向吉安进军途中，毛泽东先说服了曾是李立三冒险主义坚决拥护者，此时身携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九日要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密令，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军事部负责人的周以粟，与他彻夜长谈后，周以粟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帮助说服三军团的一些领导干部，后来他十分感慨地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之后，毛泽东又在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上与几个月前赴上海参加了李立三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来完成传达使命的赣西南地方党负责人李文林邂逅。李文林告诉毛泽东，中央还是要他们去打南昌，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

十月二日，毛泽东、朱德下达“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四日，红军胜利攻占吉安，俘敌2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随后，红军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平、清江等地，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力量最强大的。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此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被通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毛泽东此次趁军阀混战领兵出击开辟了大块根据地，虽然，由于当时中央的瞎指挥而未能实现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目的，但一年后，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终于实现了这一目的。中央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由于毛泽东卓越超凡的领导，当蒋介石十月份从军阀混战中腾出手来，陆续调集10万余人的兵力，任命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第一次”围剿“的时候，红四军已由出兵前的8000余人发展到4万，加上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兵力已近5万。这对于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准备了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毛泽东从此以其一系列的正确主张和天才般的指挥艺术，不但使红一军团而且也使红三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指战员所折服。由此而来，毛泽东在红军中逐渐建立的至高无尚的权威，使得他在指挥反第一、第二、第三次大“围剿”时，其战略部署、战争决策能够比较顺利地执行，因此一仗一仗打得得心应手、潇洒自如、出神入化。也因此有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不过，那些在大上海住洋楼、嚼面包、用尺子量地图的，被王明“左倾”思想路线支配着大脑的中央首长们，并没有因此重新认识毛泽东。一九三三年一月，当他们在上海实在没办法保住脑袋的情况下被迫来到这片毛泽东艰辛开拓曾被他们不屑一顾的中央根据地时，给予毛泽东的不是金灿灿的勋章，而是残酷无情的“批判”、“打击”、“撤职”。于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便有了反第五次大“围剿”的惨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便有了被迫举国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便有了全国90%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几乎100%的白区革命力量的损失！

[注释]

一、《西游记》第十六回：“正是财动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哄打劫，拽回步云，径转山洞而去。”此计原意为趁人家发生火灾，处于一片混乱，自顾不遐的机会去抢东西。比喻趁别人危急或困难之际捞一把的不道德行为。战场上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绝无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可言。所以，趁火打劫就成了军事家选择战机所惯用的谋略。《孙子·计篇》中讲：“乱而取之。”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杜牧进一步解释说：“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都是讲的乘敌之危，就势取胜的意思。

二、历史上运用次计的典型战例是勾践灭吴。春秋时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经过几年卧薪尝胆，暗中备战，后来乘吴国名将伍子胥被害，国内遭受严重旱灾的时候，策划反击吴国，而且把发兵时机选在吴王夫差北上和中原个国诸侯在黄池盟会，国内空虚的时候，一举得手，迅速灭亡了吴国。

[原文]敌志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译文]敌方指挥机关混乱如麻，军如无头之蝇，乱撞乱碰，就不能判明和应付突发事件，这是指挥员失去对战场情况分析判断能力的一种象征。要利用对手的这种失去控制力，缺乏正确主见的时机将其消灭。

[毛泽东论述]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论持久战》1938-5

[范例一]奇兵唯有昆仑出

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位统帅，在数万敌兵穷追不舍的危急关头，还敢从自己几百人的警卫部队抽调人马主动出击与敌短兵相接？有！当然，这样的统帅只有一位，他，就是毛泽东

主动撤离延安的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而且，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没有打败胡宗南之前绝不过黄河的决定也是毛泽东作出的。对此，陈毅元帅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毛主席和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在当前这盘棋上，毛泽东认准不过黄河。他说：“我们不能去那条路，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牵敌人，磨敌人，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直到消灭它！”战局的发展证明，他果真是一语定乾坤。周恩来当时即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

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彭德怀的卓越指挥下，在我党中央撤离延安仅四十余天的时间里，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取得三战三捷的战绩，共歼敌14000余人，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基本稳定了西北战局。为最后粉碎敌军的进攻奠定了基础。此时，毛泽东命令彭德怀在安塞休整部队，召开祝捷大会，并派出周恩来前往慰问。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召开的军民祝捷大会上正式宣布：“乡亲们，同志们，自从放弃延安后，我们中共中央、我们的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战斗！”这席话，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近乎狂热的欢呼。毛主席还在陕北！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与共产党生死与共的老百姓顿感有了主心骨，艰难转战的全体指战员更增添了胜利的信心和无穷的力量。

蒋介石获悉中共首脑机关及毛泽东本人还在陕北的消息，好像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气得脸色煞白，恨得咬牙切齿，他过去信誓旦旦地向公众宣布说毛泽东已经逃到了佳木斯，已经逃到了苏联等等谎言，被撕得粉碎。蒋介石立即向胡宗南发出命令：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抓住毛泽东。

胡宗南拿着这封电报，顿感有千钧之重；嘴里不禁又吟起毛泽东在窑洞留赠给他的两句话：势成骑虎，进退两难。气急败坏的他严令亲信干将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亲率四个半旅并携带有美国最先进电台测向仪，气势汹汹向毛泽东逗留的王家湾扑过来。（配图：毛泽东转战陕北照片）

王家湾，陕西靖边县的一个小村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的那两间半窑洞前，用树枝搭着凉棚，下面放着几条板凳，这就是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司令部的议事处和会议室。许多重大事件和有关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作出的。

这一天，像往常那样，在窑洞前的凉棚下，毛泽东等又坐在那几条板凳上议事。手枪连连长高富有一进院子便被任弼时叫住，问：

“高富有，你们警卫团还有多少人？”

“还是那四个连，300多人。”高富有答。

“你们连多少？”

“一百一”

“骑兵连多少人？”

“七八十人。每个连都不超过120人，作战人员也就是那300多人。”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挥一下手臂，说：“300人，拉出去即使打掉一半，留下150，战斗力比现在还强。”

任弼时一听急了，忙说：“拉出去300，打掉150？那连哨也没人放了，那还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在延安，部队过了十年和平生活，能不能打仗？还得靠实际锻炼。”

“少去一点，可以锻炼锻炼嘛。”任弼时仍放不下心里的担忧。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就在这里，第二天，昆仑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召集警卫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派部队出去打仗的问题。任弼时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告诉大家，中央决定组织部队出去，进行战斗侦察，跟踪追击敌人。并说：“把南边刘戡这一股，再往南赶一赶。”同时也看一看延安的情况。“我们撤出延安已两个多月了，那里如今怎么样了，大家都很挂心。”亦可看准机会，袭扰敌人后方机关，使敌人畏首畏尾，以干扰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行动。任弼时宣布这支部队为连的规模，由副参谋长汪东兴和警卫团政委张挺桢带领，番号6支队。

七月十七日，当6支队凯旋时，已是中央举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小河会议的前夕（在该会议上，毛泽东作出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进攻的决策）。他们远离党中央独立活动长达一个多月。据《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汪东兴的汇报，高兴地说：

“你这次带小部队深入敌后，插到延安附近的枣园地区，该打的仗打了，不该打的就坚决不能打。不要以为仗打得不多，任务就完成得不好。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获了八百多担麦子，这同消灭八百个敌人一样重要。你们这次深入敌后开展的活动，一方面了解了敌情，另一方面也更深入地了解了敌后的民情，任务完成得很好。”

毛泽东以其雄视百代的气魄胆识，出神入化、挥洒自如的指挥艺术，在仅有300多战斗人员跟随他转战陕北负责警卫的昆仑纵队中抽调一个连的兵力，主动出击，牵制、骚扰、迷惑敌人，不仅更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而且为彭德怀在西北战场寻求战机隐蔽意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态势。

[范例二]苏加诺讥讽联合国演滑稽戏

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打德·苏加诺访问美国时，直言不讳地表明：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参加，那么，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之后，他又来到中国，极力劝说中国尽快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却和他谈起京剧《雁荡山》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致联合国电》，电文中说：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我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抗议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坚决反对驱逐国民党残余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愿望未能实现。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和国力的日益强盛，国际上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政府对此心存恐惧，极力阻挠，而后又“急中生智”，以其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出发，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由国民党残余集团占据安理会席位的妥协而“明智”的方案。毛泽东目光如炬，明察秋毫，断然拒绝这个严重威胁中国主权的“一中一台”的荒谬滥调。自始至终不为各方面的诱惑所动，终未给美国分裂分子和一小撮“台独”分子假以一丝一毫的口实，进而将祖国统一的主动权紧紧攥在我们手中。

《毛泽东外交文选》缉录了一篇毛泽东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谈话，颇耐人寻味，兹节录如下：

“毛泽东：好的，作为斗争，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要准备两条，我们就要准备进去，同你们在一起，多一票。

苏加诺：由一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主席认为这样一个策略如何？

毛：这个办法不妥。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只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

苏：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伊里安和印尼的关系一样。

毛：西伊里安不代表印尼。相反地，在联合国里，印尼有代表，西伊里安没有。

苏：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弄成像印尼和西伊里安的问题一样，那就是说，把台湾作为中国将要收复的领土？

毛：在联合国里有没有西伊里安的代表？

苏：我建议的只是过渡的办法呀！

毛：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苏：那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就要退出，没有台湾代表的地位。

毛：对。（面向黄镇大使）中国京剧团到印尼去表演过没有？演出过《雁荡山》没有？

黄镇：演出过。

毛：在这个戏里，两派作战。保守派守城，革命派把城围住，后来飞进城去。英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

苏：已经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可以联合起来，要求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列入议程。

……

毛：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提案，而我们却不能进入安理会，那我们就有了斗争目标，就还有时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六年之后，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何必急呢？……对的。最后，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走路。到那时候，我们就飞进联合国了，戏就唱完了。但是，我们必须准备第二条，那就是，多少年不让我们进去。”（配图：毛泽东与苏加诺会见照片）

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友好日月可鉴、无可非议。但由于他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而访美期间，他又大张旗鼓地宣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政客岂是等闲之辈？他们无疑会绞尽脑汁使苏加诺的大脑吸附许多改头换面的美国政府“两个中国”的观点和谬论，潜移默化之中，苏加诺会在美国“声东击西”的迷雾里“不识庐山真面目”；即表面支持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在联合国内，而实际上使“两个中国”在国际法上制造既成事实，令你百口莫辩。勿庸讳言，苏加诺虽尊为印度尼西亚国父，但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不但从他后来因一次军事政变就被轻而易举地推翻中得以验证，即使以下一个小事例亦可窥豹一斑。

毛泽东和苏加诺都是极富浪漫气质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的浪漫浸润在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瑰丽诗章之中；而苏加诺的浪漫却弥漫在女人的脂粉香气里。60年代初，苏联由于十分嫉妒苏加诺对中国的亲密，妄图以卑劣手段迫使苏加诺就范。于是，苏联克格勃趁苏加诺访问莫斯科之机，为了讹诈，投其所好，精心设计了圈套：他们热情地给苏加诺介绍了几个国色天香般的苏联姑娘，让她们在苏加诺的卧室里过夜，由隐蔽在房间里的窃照录像机录下苏加诺和女人们床上活动的全部过程。然后，克格勃首脑邀请苏加诺到其总部观看。令苏联人迷惑不解的是，苏加诺始终笑容满面、饶有兴趣地观看自己与女人厮混的一幕幕场面，最后竟询问陪同的苏联官员，是否可以提供复制录像带，让他带回印尼去公映？他还说：“那时，我的人民将为我而感到骄傲。”苏加诺以其惊人的从容挫败了克格勃的阴谋，在当时的国际情报界不胫而走传为奇谈。但也由此暴露出他缺乏政治家的警觉和原则。

对于中国因为“台湾问题”而迟迟不能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在党内外，特别是对国际友人苦口婆心，不知做了多少解释工作。如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解释说：“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如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国的附属机构等，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你们在内，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在他的一次与友人的谈话中披露了他还向赫鲁晓夫做过解释，他说：“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参见第十一计李代桃僵“范例”）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西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乡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又见于唐代杜佑《通典·兵典六》：“声言击东，其实击西。”意为表面上声称攻打东边，实际上却攻打西边。军事上是迷惑敌人，出奇制胜的一种谋略。

二、此计是历代军事家熟知，常用之法，所以它就容易被识破。西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叛乱，汉将周亚夫固守城垒，拒不出战。当吴军佯攻城东南角时，周亚夫却下令在西北方向加强防守。不久，吴王果然派出主力攻西北角，结果碰了硬钉子，攻不进去。这是指挥员头脑清醒，不被对方“声东”的假象所迷惑的典型战例。

三、敌志乱萃：敌志，敌人的指挥机构或首脑；乱萃，团团丛生的野草，乱成一团。《易经·萃》卦：“彖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六十四卦经解·萃》：“萃，草貌。物之聚者，莫甚于草，假至也。”

四、不虞：意料不到。《孙子·九地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原文]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

[译文]用假情报欺骗敌人，但是，并不是欺骗到最后，而是要巧妙地由虚到实，由假变真，用各种各样的假象掩盖真相，使敌人深深陷入一片假象之中，我此时大举攻击，敌必措手不及。

[毛泽东论述]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之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2～1960-2

[范例]海南岛战役

叶飞第十兵团兵败金门，震动全军。毛泽东对渡海作战倾注极大心血。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年初，毛泽东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心系国内战事，躬亲谋划解放海南岛战役。当我军先遣队偷渡成功，暴露敌人防御破绽时，林彪仍坚持继续如法炮制；毛泽东果断下令：邓华第十五兵团，万船竞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当毛泽东一路风尘到达莫斯科，未及休息，即收到第四野战军解放全广西的捷报及请示进攻海南岛的电报。电报称：准备以韩先楚的第40军和李作鹏的43军，共10万人的兵力组成渡海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毛泽东对四野攻击海南的战役极为关注。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3.2万平方千米。它和广东省雷州半岛隔海相望，其间琼州海峡的最短距离为40千米，部队登陆作战需绕过暗礁和敌人的火力点，这样，最近的距离也要60千米左右。由于海峡过宽，我炮兵部队无法对登陆部队进行火力掩护。而此时的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兵力达10万，并配有军舰50艘，飞机30余架。四野将用木帆船面对国民党军的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进行此次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有无获胜的把握？有无重蹈兵败金门覆辙的可能？毛泽东在思索。

十八日，毛泽东起草了被军史界称之为“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第一次对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的电报并电告林彪。该文指出：

“渡海作战完全与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斗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鉴于林彪提出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等不切实际的主张，毛泽东在莫斯科繁忙的国务外交活动中，又先后向林彪发出指示：“动用大量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毛泽东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一个海上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参战部队就学会了划桨、摇橹、拉帆、掌舵和识别风向、潮汐等本领，掌握了海上作战的多种战术技术，还培养了600多名水手。

为了使攻击海南战役万无一失，旗开得胜，毛泽东身在莫斯科而心系海南前线。一九五○年一月十日，他又一次致电林彪，对解放海南战役进行了更加周密的布置，指示：

“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人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二月上旬，华南分局书记、广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海南岛作战的广州会议。渡海兵团、第40军、第43军和琼崖纵队的指挥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而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会后，在叶剑英及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广东全省大量筹集船只。广大渔民踊跃献船，报名参战。连海南岛根据地和游击区党政机关和部队，也在岛上动员了400多名船工，征集了170多条木帆船，分批渡海，送到雷州半岛，支援渡海登陆兵团作战。当时得到情报，盘踞在北部湾涠州岛的国民党军控制着大批船只，韩先楚即派一个团的兵力突袭，夺取了既大又好的300多只帆船。这样，我渡海作战部队先后征集了4000名船工和2100多艘船只，保证有能力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还绰绰有余。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准先以小部队偷渡的方针，指出：“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偷渡，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结束访问苏联那天，在登上专列前再次电示四野渡海兵团，叮嘱：“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三月四日晚，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刚刚安全回到北京，他就马上和林彪接通了长途电话，授以机宜。

三月五日19时，雷州半岛西南端的楼角海滩上，早春的寒风从海峡吹来，海浪拍打着待发的13艘木帆船的船舷。韩先楚缓缓地走到荷枪实弹的队伍前面。他们是40军118师353团精心挑选的800个壮士，是实施进攻海南岛偷渡计划的第一个渡海先遣营，他们配备了电台与两门迫击炮。在暮色中，他仍看得清这一张张年轻饱满而神情严肃的脸。他作为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亲自来到起渡场为第一个渡海的先遣营送行，把一面绣有“渡海先遣营”五个大字的红旗，授给率领该营的师参谋长苟在松。战船扬帆，顺风顺流，向预定登陆地海南西北白马井地破浪前进。

韩先楚站在岸边，望着船队渐渐消失在琼州海峡的夜幕里。赶回指挥部，便一直守在电台旁，这一夜，他没有合眼。

天快亮了。按原定计划先遣营应于拂晓前在琼西白马井地区的登陆点上岸。但是现在还没有消息——先遣营在穿越海峡时，遇到了意外。

当船队驶到离海南岛约30海里时，风突然停了，木船只能靠划桨、摇橹航行，行速很慢，不可能按原定计划天亮前在白马井预定登陆了。苟在松参谋长遇变不惊，当即命令各船准备战斗，充分做好对付国民党海、空军袭击的准备。天亮了，苟在松发现在同方向行驶的几十艘国民党军帆船，立即下令各船伪装成民船，尾随其后。当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飞机盘旋时，就模仿前面船队的做法，敌飞行员无法分辩。至中午一时许，先遣营船队驶近白马井地区预定登陆点，被国民党军察觉。先遣营的船队即刻遭到国民党军两艘军舰、四架飞机的火力拦截和岸上国民党部队的猛烈射击。在敌人立体攻击下，先遣营的勇士们一面奋力划船登岸，一面在船上组织火力还击。这时候，预先秘密埋伏在白马井地区的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八、九团听到海岸的枪炮声，立即向海岸国民党守军发动攻击。战至下午二时许，先遣营在琼崖纵队的接应掩护下，抢滩登陆成功，顺利进入琼崖纵队根据地休整。

电台终于收获先遣营成功登陆，进入根据地的报告，韩先楚长吁口气，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三月十日下午一时，第43军的一个加强营从湛江市郊的硇洲岛起渡，战胜了途中的暴风雨，亦顺利在琼东北的赤水港一带登陆。

两个先遣营偷渡成功，渡海作战兵团决定，第40军及43军在各派一个加强团，向琼北正面偷渡登陆。三月二十六日，三月三十一日，两个加强团偷渡均告成功。

一个月内，四支先遣偷渡部队相继登陆成功，证明了国民党守将薛岳精心设计的以他的名号“伯陵”命名的海南岛立体防御体系并不是如其吹嘘的那样坚不可摧。渡海兵团指挥部受到鼓舞，决定即遵照毛泽东指示以兵团主力实施大规模的强渡海峡登陆。然而，此时的前线主帅林彪却谨慎有余，电令渡海兵团继续组织小规模偷渡。之后，渡海兵团几次要求抓住战机实施渡海作战计划，早日解放海南，林彪都置之不理。

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批准了渡海作战计划，趁敌人轻慢麻痹之机大举渡海登陆。四月十六日下午，东方拂面，平潮伏流，是南渡琼州海峡理想时机。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5万余人，隐蔽开进到各个渡场。19时30分，第一梯队350只木帆船，分为东路、西路编队，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配图：我军渡海照片）

这天，薛岳别具雅兴，游览了海南名胜五公祠，吟咏回味了唐代名将李德裕写于崖州的那首蓄意深远的诗句：“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这时，部下来报：近两日琼州海峡潮平流缓，海面吹东北风，是共军帆船队的最佳进击时机。他只是应了声“知道了”，心里并不以为然。当晚，在他海口市内的司令部，空军和海军部门又来报告：发现共军帆船队，已对其进行飞机扫射和军舰轰击。最近以来已发生过好几次共军小部队偷渡，国军围剿冯白驹连连告捷，这些小股共军不过是杯水车薪，岂奈我何。他已习以为常，以为又是“共军小部队接应岛上的游击队”。他只是下令海岸个部队加强警戒。等到了下半夜，天快亮，他被从睡梦中叫醒，得到报告称在琼北海岸发现多处共军登陆，甚至海口市西面的澄迈湾亦有共军登陆。他还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木帆船能运来多少兵？于是，他仅调动兵力，首先消灭在澄迈登陆威胁海口的共军。

薛岳哪里能想象，我军渡海兵团在海上与国民党军飞机、军舰经过激战，第40军用木帆船改装的“土炮艇”还创造了木船击沉敌军旗舰“太康”号的奇迹。之后，其东西编队已在琼北各登陆场抢滩登陆成功，并直扑国民党守军沿岸据点。40军登陆部队连续攻克九个地堡群，抢占了临高山，包围了临高县城，全力向纵深推进。40军118师歼灭了美台地区的守军。40军119师奔袭加来国民党军64军军部，占领了加来。43军128师主力登陆后，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防守据点，包围了花场港。我军登陆部队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

薛岳输了。他被毛泽东的无中生有之计打了个措手不及。尽管他还想作困兽犹斗，企图在二十一日的决战中挽回败局，但是，当他终于搞清楚是林彪麾下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大部队压上来时，方知大势已去。但薛岳毕竟是一员在抗日战争长沙保卫战中重创日军的一代名将，为避免全军覆没，他急电台湾火速派船疾驶榆林港和八所港，接运败兵撤往台湾，于二十二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布置完毕，他再也无法像当时部署“伯陵”防线时高昂起头来，狼狈地登上飞机向台湾落荒而逃。

二十三日早晨，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我军以伤亡、失踪4500余人代价，取得击毙国民党军6000余人，俘虏26000多人的重大胜利。

[注释]

一、《水浒》第三十四回：“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此计本意指凭空捏造，栽赃陷害。在军事上运用此计，就是采取虚虚实实的办法，陷敌于判断失误和行动失措的苦境。一般说来，“无”即指迷惑敌人的假象，“有”就是在假象掩盖下的真实行动企图。要正确地使用此计，应注意两种情况：1、要研究敌指挥官在分析判断情况时的性情弱点。《六韬·龙韬·论将》中说：“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惑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头脑简单，容易轻信或过于谨小慎微，用兵优柔寡断的敌指挥官，就可以用欺骗的办法迷惑他。2、抓住敌人迷惑不解之际，巧妙适时地变虚为实，变无为有，变假为真，方能给敌人以不意的攻击。

二、诳：欺诈、诳骗，各种欺敌活动。

[原文]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译文]故意暴露自己的行动，利用敌方针对我们行动进行的部署防守，而秘密将部队迂回转移阵地，对敌发动偷袭。便能乘虚而入，出奇制胜。

[毛泽东论述]

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地。

——《游击战争》1934-10

[范例一]抗美援朝初战大捷

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节日焰火尚未熄灭，金日成发来求援急电。毛泽东数日难眠——美军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才36门……经济实力更似叫化子和龙王比宝——然而，毛泽东毅然决然作出“出兵朝鲜”这个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毛泽东将如何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这本来是朝鲜内政，“国际警察”美国却指责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一方为“侵略者”，令其远东的海空部队全力支持南朝鲜一方的军事行动，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以“联合国军”名义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中国领土台湾的地位“未定”，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宣称他已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这一侵略行径，旨在制造所谓台湾“中立化”，以此作为美国威胁亚洲进窥中国的战略基地。

美国纠集“联合国军”（包括美国、韩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荷兰、泰国、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菲律宾、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卢森堡16国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是新中国外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危险讯号。这预示着中国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将不可避免。

对于美国参战后朝鲜战局的发展的严重性，毛泽东作了充分的估计，并把如何对付美国的侵略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审慎考虑。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一项战略措施，就是在举国一派和平建设的大好形势下，暗渡陈仓，于七月将驻屯河南的第十三兵团三个军调往东北，与原驻防东北的一个军组建东北边防军，以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朝鲜人民军六月二十八日解放南朝鲜首府汉城后，势如破竹，将敌军压缩至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的8%的地域内。毛泽东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问题已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强调必须从应付最坏的情况出发加紧各项战争准备，以作“绸缪之计”。八月四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我们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的基本设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又可以不使中美两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八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各种战况及粟裕等汇报的分析，准确地估计美军最大可能从人民军的侧后仁川港登陆，即将此估计通报给金日成，建议预做防范。同时，毛泽东八月五日即电令东北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又令调中南军区一个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总兵力达到5个军26万人。这样就赶在朝鲜战局发生恶化之前，做好了最重要的的作前准备，从而对取得入朝作战的先机和主动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九月十五日，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亲自指挥陆海空约7万多兵力，在20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遂使人民军已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十月一日，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随后，金日成首相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发出紧急求援电报：“……在目前，敌人趁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此后一连数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出兵问题。虽然，十月二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方针问题》的电报中已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让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可是，事实上，党内认识并不统一，特别是毛泽东亲手培养提拔首选为志愿军司令员的爱将林彪，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我们的一个军才只有36门，且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打起了退堂鼓，无形之中给毛泽东增加了压力。毛泽东认真倾听了各种意见，认为我们确有困难，出兵确要冒很大的风险，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他很动感情地在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里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是：尽管有许多理由强调困难，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正处于危急存亡时刻的形势及其严重后果联系起来考虑，就不免陷于民族主义的小天地，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里，毛泽东提示大家只有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出不出兵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不为相对于整个国际战略而言是局部的、狭隘的不同意见所左右，定下了的出兵援朝的决心不动摇。

十月四日，在西安的彭德怀被紧急召回北京，五日毛泽东与他个别交换意见，彭德怀完全拥护出兵决策，并欣然临危受命，毛泽东深为感动。当天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特将彭德怀留下，与周恩来、高岗共进晚餐，一起研究入朝作战方案；同时还当着彭德怀的面送子从军，让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长子毛岸英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部队出征。

十月八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指出：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在朝鲜危机之初，曾希望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而苏联出动空军予以支援的斯大林，临战怯阵，正当志愿军即将跨过鸭绿江迎战“联合国”军时刻，他却与十月十日谎称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充分，暂时无法出动为由，拒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支援。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毛泽东深知：苏联空军若不出动，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依靠劣势装备的步兵来同美国的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一旦战争扩大，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敌人和台湾蒋介石集团遥相呼应，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就难免引起国内政局的动荡，出现曾经估计的最不利的情况。可是，如果因此而暂不出兵，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就会遭灭顶之灾，我们见死不救仍不能摆脱美国的威胁。毛泽东辗转反侧，权衡利弊，重新下定决心：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出兵。十三日，毛泽东向正在苏联的周恩来发出电报，电文节录如下：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斯大林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至此，毛泽东抗美援朝的决策最后完成。然而，当时仍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人民共和国如何在朝鲜与世界第一强国在进行实力极为悬殊的空前大战中战而胜之，关键在于谋略高敌一筹。为此，毛泽东频频向美国发出警告，使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军误认为中国心里惊慌，而仅仅敢于放口头空炮——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国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配图：毛泽东号召抗击美帝照片）

八月一日，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我们的领土台湾和我们的友邦朝鲜”。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朝鲜侵略而置之不理。”

十月三日凌晨，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连夜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报告印度总理并转告美国政府：中国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救，我们要管。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声援朝鲜人民的一系列活动；另一方面，又弹出一曲不协调的音符——取消了原定的军事参观团访问朝鲜的活动，并在媒体上披露……

飞扬跋扈的美国政府内的好战分子，根本不相信诞生仅仅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出兵与它交战，对中国的屡次警告置若罔闻，认为这都是“虚张声势”。当杜鲁门接到印度大使转达的消息后，认为这不过是“讹诈”而已。麦克阿瑟更是毫不犹豫地向总统拍胸脯保证：朝鲜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式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

可是，美国人只是一厢情愿。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不但出兵朝鲜了，而且一贯强调“初战必须打胜”、“必须是全战役有机的序幕”的他，正在精心部署抗美援朝第一战。他要一战就把美国侵略军打得丢盔卸甲，屁滚尿流。

十八日21时，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并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命令：“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核查。”十九日，毛泽东亲自给各大中央局发电，指出抗美援朝“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出国作战部队，以4个军18个师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的阵容，身着没有帽徽、胸章和任何中文标志的军装，从三个方向陆续秘密渡过鸭绿江，向着朝鲜境内预定战区隐蔽挺进。在敌机日夜不停地侦察搜索下，几十万大军行军一周，完全未被敌人发觉。

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我志愿军已渡江后，近一个月以来一直日夜焦虑、寝食难安的他，终于卧床入梦。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二十五日，南朝鲜军的一个营闯进志愿军第40军隐蔽集结的温井地区。该军立即从公路两边发起突袭，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全歼。次日，南朝鲜军第6师的第7团进至鸭绿江的楚山；这是战争期间南朝鲜军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达中朝边境。该团进入楚山后，竟向对岸中国一侧射击，可是随后他们发现侧后有有中国军队，急忙放弃楚山南逃，途中被志愿军第40军歼灭大部。初战获胜，极大地提高了入朝部队的作战信心。

志愿军和南朝鲜军交火已经几天了，美军对于中国出兵仍然抱以怀疑和不在乎态度。美国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王牌师——第一骑兵师（美国开国时创立的番号，其实该师早已摩托化）仍然向距鸭绿江边60公里的云山前进，支援已在那里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这时，志愿军第39军已经奉命围歼在云山的南朝鲜军。这样一来，中美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云山之战戏剧性地打响了。

十一月一日傍晚，志愿军军第39军以八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团的兵力，向云山之敌发起围歼战。部队在隐蔽接近和包围敌人后，不待进行火力准备，即以一部兵力突然冲入云山镇，以打乱敌人指挥。部队打进敌人阵地后，发现敌兵胳膊上带着马头臂章，且个头高大，知道是美国军队。这时美军刚与南朝鲜军接防，戒备疏忽，把进入镇内的志愿军当成了南朝鲜军，还同他们握手。我军先头部队将错就错，进至美军一个营指挥部才突然开火。敌人遭受突袭后一片惊慌，脆弱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迅速崩溃。由于双方实行近战，美军优势的火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被迫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午夜后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突围。在突围路上，美军骑8团遭志愿军截击，坦克大多被炸药炸毁。在其第1、2营趁隙逃脱之后，其第3营被包围。随后，志愿军采取白天隐蔽，入夜发起攻击的战法，向该敌连续进行了两个夜晚的猛攻。至十一月三日夜间，残敌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投降。前来增援的美骑1师第5团也被击退。据统计，云山战斗共消灭美军1800人，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火炮190门。（配图：志愿军战斗照片）

云山战斗的结果，使白宫的主人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心惊肉跳，这证实了中国确实已经出兵朝鲜，而且有很强的战斗力。于是，急忙命令部队于十一月三日全线撤退。在其狼狈撤退过程中，美军王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遇车祸身亡，乃整个战争中双方阵亡职阶最高的将官。

第一次战役共进行了13天，志愿军以10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了敌军1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使朝鲜人民军获得了整顿的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军取得了同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的初步经验，这就为以后各次战役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

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宋时轮上将在评价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时说：

“坚持战略上的后发制人，而又达成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这是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高明之处，也是这场战争取得初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为实现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佯动和伪装措施，隐蔽企图。毛泽东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迷惑敌人，造成并扩大了敌人的错误判断……我军在战略战役上都取得了攻其不备的效果。”（《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

[范例二]香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桥梁

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心中勾勒出共和国最新最美的蓝图，对于香港这一颗璀璨的明珠，怎样缀于祖国锦绣河山才能使之更加异彩纷呈，毛泽东是胸有成竹的。这并非萌发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东北汉子伫立在深圳罗湖桥头的时候，而是酝酿在延安的窑洞里。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告诉索马里总理：“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英国政府把正在马来亚丛林与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作战的廓尔喀兵调防香港。廓尔喀兵能征惯战，是英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凭他们能够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吗？五月二十六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召开紧急会议，内阁各部部长出席，会议议题：“中共对香港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英国应该作出的反应”。

会上，以国防部长亚力山大为代表的一伙人坚决主张阻止共产党军队进攻香港。亚力山大认为，如果英国人在香港被驱逐，不仅会使英国在全世界威信扫地，而且还会给东南亚带来直接影响并将极大地增加英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负担。所以，他主张加紧调兵遣将，做好防御准备，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遏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蔓延。

英国内阁批准了国防部提出的抵抗中共大规模进攻而增加香港防务力量的方案。六月，亚力山大亲临香港视察军事防御的准备情况。驻港英军骤然增至30000人。

二○○六年六月三十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批1957年至1961年间的绝密档案，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为了防止我国收复香港，英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计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击败德国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后发出警告：任何地面部队如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战，必将失败。既然常规战争无法阻止中国可能的收复行动，当时的英国政府便自然而然抱住了“原子弹”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1952年英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不久，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就制定了一份“全球战略文件”，明确提出将使用核武器遏制对手。1956年，英国人在一份绝密作战计划中露骨地写道，如果东盟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英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这是英国首次将核武器的攻击目标对准中国。

1961年2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姆致信首相麦克米伦，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要动用武力收复香港了，英国政府可以采用常规武器或实施核打击来解决，但显然动用核武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麦克米伦的赞同，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一建议便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官员的“一致意见”。1962年，英国秘密将“红胡子”战术原子弹首次运抵新加坡丁加空军基地，原子弹轰炸机也进驻该基地。此后英国空军在该地频繁进行核攻击演练，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英国还在马来西亚的巴特沃机场和肯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修建了特别设施储存核武器；还轮番派遣携带核弹的航空母舰道东南亚海域游弋，并一度计划将装备有“北极星”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属到东南亚地区。与此同时，为了给“保卫”香港提供“双保险”，1961年3月，英军参谋总长蒙巴顿受命在夏威夷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进行秘密会晤。蒙巴顿表示英国无法依靠常规武器保住香港，“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是保住远东桥头堡的不二选择！”蒙巴顿希望美英能够在此问题上共同行动。费尔特则表示，如果中国强行收复香港，美国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此后，美英官员又多次在访问香港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秘密会谈，拟定了对中国核攻击的细节问题……随着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罗布泊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英国的核讹诈政策灰飞烟灭！

事实上，是英国人自己庸人自扰，做贼心虚。当年我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后，乘胜前进，但在深圳罗湖桥头戛然而止。英国人的心此刻都已提到了嗓子眼。其实，具有推动现代人类社会大踏步迈向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绝顶聪明的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患了健忘症。还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同三位西方记者谈话，当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时，毛泽东毫不吞吞吐吐的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不提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07页）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注意到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香港正遇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可喜可贺的是，这“历史的不智”毕竟没有发生。尽管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粗暴命令其成员国不得与新中国通商。美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国家先后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96种军事物资输出。但是，后来，华盛顿方面觉得把香港划到禁区内有违常理，便允许香港进口货物，却继续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令。于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新中国通向世界必不可少的门户。

一九五○年末，港督葛量洪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上面的数据显示：一九四八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6.1亿港元，其中输出2.8亿港元，输入4.3亿港元，贸易逆差1.5亿港元；一九五○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一下子从逆差转为顺差，其超出数额高达5亿港元之巨。

香港人笑了，英国资本家也笑了；自然，中国人也笑了——新中国所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以及国际市场上走悄的农副产品、有色金属等，正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源源不断而来、又源源不断而去。二○○三年，《北京青年报》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五十周年，推出报告文学《李嘉诚与抗美援朝》，披露了李嘉诚为新中国转运战略物资“暗渡陈仓”的一幕历史活剧。或可试问：当年有多少香港富商巨贾遵循着“价值规律的法则”（相信大多数人还抱有着伟大的爱国情怀）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楚河汉界之上勇作甘当了“马前卒”了呢？由于其“暗渡”，也许，永远统计不出一个准确的数目。

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中有精辟论述。他说：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他，英国人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殚竭极虑、不遗余力地打破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对于引进先进技术及其设备、扩大对外贸易的心情急迫而强烈。《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引录了一段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的谈话很能了然他的心情——

“毛泽东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像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拐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中法建交刚刚三天，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仍然按捺不住一股让新中国的经济面向世界的激情，他说：

“使两国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十分重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同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以及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次谈话里，他对中日经济关系发表了意义深远的讲话，他说：

“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日本还买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

还是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汇报时得知，香港各银行游资甚厚，存款利息降跌，立即表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他又叮嘱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党领袖首次提出利用外资的战略思想。

一九七二年二月初，毛泽东审阅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根据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些先进设备在毛泽东逝世后陆续投产，对我国农业增产和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八十寿辰，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毛泽东以其智睿、真诚和远见卓识逐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黔驴技穷般的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其坚韧不拔的开拓、巍峨屹立的雄姿、海纳百川的胸怀大步走向世界，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称“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的毛泽东，在他中南海堆满书籍的房间里会见了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毛泽东仍然没有让英国人“不安心”，毕竟距离租期届满还有二十三年呢。但是，他们还是谈到了香港。毛泽东先是以一种诗人浪漫的口吻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也现在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而后，毛泽东又以一种哲学家兼政治家的语气，高瞻远瞩、不容置啄地规划了未来——一九九七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配图：毛泽东会见希思照片）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当年针对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的“一纲四目”政策，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主权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伟人的召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主体正是来自一九二七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诞生的“红一团”。

毛泽东英灵在上，当他老人家看到自己曾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猎猎飘扬，看到“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香港同胞自信自强的风貌，看到人民子弟兵驻港部队官兵的飒爽英姿，他一定会欣慰地笑的。

是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真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我们，看到啦！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明代《古今杂剧·韩元帅暗渡陈仓》：“看樊哙明修栈道，俺可暗渡陈仓古道。”意为用明显的假象迷惑敌方，实际上却另有打算，是指以正面佯攻、佯动的迷惑手段，来伪装攻击路线和突破点的谋略。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即是楚汉相争时期，项羽自封为诸侯首领，刘邦被迫进驻汉中。他为了防止雍王章邯的侵袭和麻痹项羽，烧毁了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公元前二○六年，刘邦的大将韩信准备出兵“东征”，先派了许多兵马去修栈道，佯装要从老路杀出，自己却率大军秘密抄小路迂回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县东）发起突然袭击，一举打败章邯，平定三秦。

[原文]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恣睢。其势自毙。顺势动豫，豫顺以动。

[译文]当敌人内部矛盾趋于激化。秩序混乱，我应沉默静待它发生暴乱。敌方反目为仇，势必自取灭亡。这就是顺应事物的发展调整自己的意图，而自己的意图则顺应发展的事物得以实现。

[毛泽东论述]

一、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1941-12-28

二、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的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它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1-27

[范例]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分析道：“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是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客观存在着的，而由毛泽东从纷繁复杂的现实当中抽象出来并安置上一条导火索，其目的就是要把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炸到九霄云外，以实现全民族的抗战

台湾中国国民党西安事变研究学者认为：“追索西安事变发生的因缘，首因论析中共统战政策的来源与目的，以及在中共统战运用下，张杨在事变前与中共之间的秘密关系。”这位学者说得不错，张学良、杨虎城与我党确有“秘密关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驳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论证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情况下，不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营垒中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亦将出现矛盾和斗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我应在抗日的前提下，利用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毛泽东提出了吸收更多的人和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易名为苏维埃共和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结合与会同志的正确观点，起草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依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九一八”以来，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全面的文件和纲领。毛泽东为了力求把这个策略理论见诸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做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毛泽东精密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争取在地理位置上与红军最接近的张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重要中枢，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对于张杨及其所率领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毛泽东作过精辟的分析和比较，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是蒋的嫡系部队，蒋对非嫡系的杂牌军历来心怀叵测，伺机打击吞并。他叫张杨剿共打头阵，就隐藏着在与红军的厮杀中，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弱杂牌军的险恶用心，可谓一箭双雕。果然，这两支被绑在蒋介石“剿共”战车上的军队，遭到沉重打击。杨部在半年之内，三个旅被击溃，两个旅长阵亡，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张部在三个月的剿共中，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张杨地位因此发生极大震动和动摇。蒋不仅毫无关心安抚之意，反而乘机撤销他们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张受其奚落，杨受其申斥。“剿共”对张杨无异于自杀，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为了打开与东北军谈判的大门，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释放了在榆林桥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由他在与张学良会晤时转达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高福源回去后先后会晤了王以哲（军长）和张学良。王以哲毫不掩饰地表示愿与红军共同抗日，并请求与彭德怀见面。张学良由于连续损兵折将，一筹莫展，此刻也表示愿与红军停战，联系共同抗战事宜，急请我方派一全权代表到洛川见面。一月十三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返回瓦窑堡的高福源，肯定了他为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合作而进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在高离开前，毛泽东特地指示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给高，由他带到洛川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由此沟通了两方上层联系。一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与张学良、王以哲的谈判提出了“①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②目前各就原防地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等六个条件。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商议全权代表人选问题。当天，彭德怀复电毛泽东，报告已派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作者注）带发电密码与高福源同行。于是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前往洛川。

一月十七日晚，李克农首先与王以哲会谈，随后于十八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天到洛川晤谈。”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经彭德怀给李克农发电，再次提出与张学良谈判的五点方针，当天晚上，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会谈。会谈以后，双方很快开始了第二次会谈的准备工作，同时毛泽东也开始考虑与张学良进行更高级接触。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红军高级将领20余人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张学良、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万福鳞并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三千万同胞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俎上肉”，正在倍受蹂躏，华北快要变成“满洲第二”。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不是坚决抗日的红军。呼吁和东北军在抗日的前提下共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月中旬，高福源给彭德怀发电报，说张学良一月下旬去南京后将于二月十五日返回西安，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去洛川面商大计。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报国内形势，劝张坚持联合抗日的立场，防止蒋介石的暗算，并同意派李克农立即赴洛川面谈一切。

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彭德怀对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第二次会谈作出指示：“⑴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⑵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⑶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同日，李克农从瓦窑堡出发，经甘泉等地于二十五日抵洛川，因张学良有事去南京，李克农与王以哲军长会谈，二十八日初步形成了三条协定草案。李克农即日以电报将协定内容报告了中央。

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提出了更为完整的四条协定。经过再次商讨，李克农与王以哲最后达成四条口头协定。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四日驾机飞抵洛川。下午即与李克农会谈，他完全同意红军与67军的口头协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学良当面会晤，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谈中还要求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开展工作。

李克农到陕北后，立即东渡黄河，三月十六日到达山西石楼，将洛川会谈的情况向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并指示刘鼎到达西安后，随时将张学良的态度向中央进行报告。

时隔不久，根据刘鼎的汇报，毛泽东在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后，决定派周恩来亲赴延安与张学良直接会谈。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这次会谈毛泽东“在内策划”，周恩来“在外周旋”，对推动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会谈后周恩来即回到瓦窑堡，与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便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

四月十五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召开了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道：蒋介石虽然是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有难以克服的先天软弱性，但是蒋介石集团主要是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奴仆，当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攫夺时，蒋介石集团可能在其主子的命令下改变对日投降的政策。这时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是有可能的。因此，为了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并决定将这一重大决策直接通知张学良。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倡议国共两党在度合作，共赴国难，起草并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

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由刘鼎向张学良传达了中共关于“逼蒋抗日”的政策和毛泽东对他的期望。张学良听了非常高兴，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表示一定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与蒋介石搞好关系。

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一次南京青年学生一行90人到西安拜会张学良，有学生问：“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张学良回答：“一定能成功。”学生又问：“何以见得？”张答道：“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以他当时的身份，敢于如此公开回答学生提出的如此敏感的问题，就连在他身边已被“赤化”的工作人员也为之震惊。

然而，张学良毕竟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刘鼎请他立即到长安军官教导团驻地王曲太师洞。见刘后，张学良迫不及待地说：“我现在日子很难过，我想了好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来，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贵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报告，我立即用飞机送你到延安。回来时，我到那里你就追到那里，告诉我结果。”

刘鼎一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待问明缘由，知道张学良对蒋介石对他的排挤、消弱极为不满，但张此时忽然提出要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他根本没有料到。事关重大，他立即向中共中央如实报告。

毛泽东在听取刘鼎报告后，说了如下一段话：

“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

张学良敢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气浓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象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消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多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是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要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毛泽东还单独找刘鼎谈话，指示他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收集点情报，而且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作张学良的工作呀！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刘鼎随即向张学良详述了毛泽东的意见。张学良听罢以坚定的语气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也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翻然悔悟。”还说：“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九月一日，党中央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明我党由反蒋抗日到联蒋、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和最终确定。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委员会已发布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毛泽东说：“吾人已决定在此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此谈话，当时通过各种途经向国民党党政军界散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同时，也对西北十七路军首领进行了一系列争取工作。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就亲笔给杨虎城写信，并派汪锋专程送往西安，杨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十分激动，精神非常振奋。毛泽东在信中说：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愿联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和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意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共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尚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

汪锋还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杨虎城提出四点要求。杨虎臣本人出身贫寒，受过进步思想熏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与蒋介石素无瓜葛，他的队伍里又有我地下党长期经营与活动，所以，相对争取张学良，争取杨虎城的工作进展得更为顺利。

为了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早日实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杨虎城，并派他的机要秘书张文彬专程送达。张文彬到达西安后，杨虎城委以上校参议要职，表明尊重与合作意向。后来张文彬就成为中共中央常驻十七路军的代表。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为解决由十七路军所辖制的地方民团与我党游击队的磨擦，消除误会，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第三封信。此信通过杨部孙蔚如亲转。信中商定的事项使双方的合作更为密切和具体。

这时，杨虎城对中共与张学良的合作也有所闻，于是主动提出举行中共、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方会谈。以便于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推动西北的抗日运动。这也表明了杨虎城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衷心拥护，从而使双方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为中华民族利益而联合抗日的阵营里，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安各界人士在革命公园举行万人庆祝大会，隆重纪念杨虎城坚守西安击败军阀刘镇华围城十周年。张学良闻讯率部分东北军官兵参加，与十七路军官兵并肩站在一起，杨虎城在大会上庄严发表《告民众书》。当西安大会的盛况传到保安后，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于十二月五日第四次致书杨虎城。信中开头说：“虎臣主任总指挥阁下：则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年革命大志，快活如云。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实感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此矣。”随后，毛泽东又诚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与杨虎城磋商。对此，杨虎城决定逐一实现。直至一周以后，西安事变发动前夕，杨虎城还在向他的秘书王菊仁念叨为红军筹措30万元借款的具体事宜。

毛泽东在争取杨虎城与十七路军的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对于推动中共与十七路军以及东北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西安事变的发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此时的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张杨的抗日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令军警镇压当地抗日青年的爱国情愿运动。十二月十日至十一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对蒋介石进行仁至义尽、挥泪哭谏的劝告。但是，蒋介石毫无悔改之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决然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拘捕了蒋介石，并逮捕了其随行军政要员陈诚等人，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隔岸之“火”终于猝不及防地熊熊燃烧起来。（配图：蒋与张、杨在西安照片）

然而，与一般意义的“隔岸观火”不同，毛泽东的这把火绝不是要将对手烧死，而只是将对手烧醒、烧明白、烧得他惟有求生一念，从而利用他这个躯壳灌注我之主张；为此，毛泽东必须去救火——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电告我党中央：“吾军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今已将蒋及其主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南京政府。”张学良要求我党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提出意见。当日，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统一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商讨解决方针、政策。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肯定了西安事变，指出：“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事变的发动是为着实现抗日，西安事变的解决，必须服从于推动抗日运动。”进而提出了“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原则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步设想。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理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上、中、下三策，即放、不杀不放、杀。毛泽东认为，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从争取和平解决的前途考虑，放蒋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五日，精介石在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以他的人格作担保的情况下，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圆满解决。对于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机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当局由其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以此为标志，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毛泽东在民族危亡关头以其超凡的智慧、深邃的思想、纵横捭阖的斗争艺术为奠定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将与日月同辉；他作为西安事变的总导演所显示出来的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出神入化的谋略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

以往，人们谈论“西安事变”这台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时，往往忽视了其中的一位重要的角色，他就是阎锡山。作者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为了更全面地展示毛泽东的谋略艺术，在此再写上几笔——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奠基陕北，为了免除红军陷入四面被包围的困境，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了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一九三五年秋冬之间，我党通过秘密渠道，把《关于同阎锡山建立反蒋抗日战线的建议书》送到太原。可是这时候阎锡山反共气焰嚣张，正派出5个旅的晋军在陕北包抄红军，对共产党的建议书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不给阎锡山一点颜色看他眼里就无视红军。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东征战役。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晚8时，红军主力分别从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红军入晋，一路勇猛追杀、所向披靡。然而，毛泽东的本意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共第二次合作，决不是一心想消灭阎锡山这支可能的抗日有生力量。说来也巧，毛泽东与阎锡山直接取得联系，也是通过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团长，他叫郭登瀛，乃晋军王牌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在晋北战斗中被我15军团俘虏。一天，毛泽东在康城一座石窑洞里，接见了郭登瀛，提出了红军东进抗日的三点要求，请他代为向阎锡山转达。

五月五日，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中央军进驻山西，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加剧，东征预期目的业已达到，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果断下令红军回师西渡。五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军总部再次接见郭登瀛，详尽地阐明了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他回晋后，动员和说服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郭临行前，毛泽东让他给阎锡山带回一封亲笔信。

郭登瀛回到太原，全家欢聚，稍事休息，便遵守约定时间，于一日晚间前往阎锡山的官邸汇报被俘经过，转达毛泽东在康城提出的三点要求，面呈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阎锡山一见此状，喜怒交加，一向圆滑的他一时不知如何处置才好，竟然下令把郭登瀛拉出去枪毙。后经左右人等从中劝解才给郭登瀛留下一条命。

可是，待到夜深人静之时，阎锡山擎盏伏案，他读的不是兵书战策，却是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说：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到达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拟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阅。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甚，强制晋军二次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比，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害。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国难日亟，凉三晋览者决难坐视也。”

毛泽东的中肯之言，使阎锡山不得不受到震动。拥蒋乎，反蒋乎？亲日乎，抗日乎？联共乎，反共乎？他对自己的目前处境陷入极度紧张的思虑之中。

阎锡山自一九一一年当上山西都督以来，与各种势力角逐，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罕见的“不倒翁”。在他看来，“人类需要的只是个生存进化”，办一切都要以存在为标准。几十年来，他遵循这一信条，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几种势力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并得到发展。现在又到了紧急关头，而且，比历史上所经历的难关更为严峻。他需要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三种势力的矛盾中求生存。

对日本，阎锡山长期抱有很大的幻想。一九三二年他派人到日本考察时，日本当局曾向他表示，只要他不抗日，他们就尽量给他以帮助。他一直信奉这一诺言，在山西严禁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坚决取缔在山西境内的抗日组织，镇压抗日分子。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华北自治”的阴风骤起以来，日本人得陇望蜀，频频进逼，对山西设下了包围圈，还唆使伪蒙军在绥东不断挑衅，直接侵入他的势力范围，使他坐立不安，忍无可忍。在此情况下，他受毛泽东来信鼓动，也不得不拈量“汉奸”与“民族英雄”两者孰轻孰重了。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深知其一箭双雕之策：中央军10个师赖在山西不走，这显然是要以“剿共”为名把山西一口吃掉。但彼此力量悬殊，算盘只能在心里打。

对于共产党，出于阶级本性的对立，固然对之十分仇恨，但他要保卫晋绥领地，又与共产党要求援绥抗日，实行对日武装作战的主张有共同之处；于是他开始考虑联共问题，他发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晋绥也许是条保护自己存在的出路。

阎锡山经过整夜苦思苦想后，中共抗日主张已铭刻在他脑子里。当时，他虽然未回复毛泽东，而是让他的机要秘书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妥为保存，却在六月六日的日记里写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己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很显然，毛泽东的信，深深地打动了阎锡山的心。

从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开始，在山西，逐步开放了民众抗日活动，政府当局停止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公开镇压，基本上结束了十年白色恐怖。到八月份，绥东抗战爆发，阎锡山一方面派晋绥军坚决反击日本侵略军，一边向蒋介石救援。然而，此时仍念念不忘其“攘外必先安内”错误主张的蒋介石不但不支持阎锡山对日作战，而且还三令五申催促尽快命令第19军军长李生达率15个团入陕围剿红军。阎锡山愤懑异常，便采取非常手段，收买李达生的卫士，暗杀了李达生，并在太原大张旗鼓的为李达生操办丧事。蒋介石徒唤奈何，只得批准“晋军入陕剿共从缓”。

在不断地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主张的感召下，十一月七日，阎锡山对他最亲信的谋士们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军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让他们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数日后开会表决，到会38人以31票对7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阎为之愕然，他痛感“联共抗日”乃是人心所向。至此，阎锡山终于表示愿意接待中共正式代表。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在督军府拜会了阎锡山。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面对一片哗然的舆论亟需阎锡山的支持时，阎却一反常态，先是公开电报指责张、杨行动不规。接着，又要做中间人，试图让张、杨把蒋介石引渡到山西，由他出面居中调停解决。他的背信弃义行为引起张、杨极大反感。为此，毛泽东通过彭雪枫致信阎锡山，希望阎在“宁（南京）军攻陕甚急时，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万一宁方坚持进攻而毫无丝毫转圜余地，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时，希望阎“给予甚多协助”。

彭雪枫在向阎锡山转送这封密信时，还递交了毛泽东领衔以15名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表达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由于毛泽东亲笔信又一次打动了阎锡山，加之彭雪枫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阎锡山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终于采取了明智积极态度；对红军准备迎击亲日派何应钦进攻的行动不予干涉，使红军解除了东顾之忧，在陕西三原、西安等地顺利集结，震慑了兵临潼关的中央军，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外，阎锡山受毛泽东的感召，未再命令晋军入陕剿共，使中共中央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能在双方偃旗息鼓的和平环境下进行，使谈判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避免了夜长梦多的变故，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准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注释]

一、《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帮助周瑜谋划对曹操的水军进行火攻，庞统又给曹操献了连环计，将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黄盖用苦肉计诈降曹操，得以接近曹军水寨，发动火攻。在四十九回，诸葛亮对刘备说：“王公可于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此计意为站在对岸看着火。比喻对别人的困难漠不关心，站在一边看热闹。军事上指根据敌方正在发展着的矛盾冲突，耐心地等待而不是操之过急，反而会促成他们的暂时的联合，从而增强他们的还击的力量，故意让开一步，坐待敌方矛盾继续发展，以致自相残杀、火并时；坐山观虎斗，等待时机，从中取利。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公元二○七年，被曹操击败的袁尚、袁熙带数千人逃往辽东。当曹操击败乌桓后，有人建议立即远征辽东太守公孙康。曹操说：“我正叫公孙康杀掉袁尚、袁熙把头送来，用不着劳师远征了。”不久，公孙康果然把二袁的头送来了。众问其故，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惧怕袁尚、袁熙吞并他。今二袁往投，他必猜疑。如果用兵急攻，他们定然合力抗拒，如果放松一下，他们就会自相火并，这种形势的发展是非常自然的。”

三、乖：分崩力析，众叛亲离。

[原文]信而安之，阴以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

[译文]使对方相信自己的“友好诚意”，从而安枕无忧，麻痹大意；我则借机暗中谋划，积极准备，待机行动，同时切勿走漏风声，让对手有所变化。这就是外示和好，内藏杀机的谋略。

[毛泽东论述]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1-8

[范例]奠定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基础

当帝国主义的大棒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败涂地之后，他们痛定思痛，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并逐步完善；凭借这一政策，他们卧薪尝胆、绞尽脑汁、耗费巨资，功夫不负有心人，八十年代以来，他们先后在东欧、苏联等国一路凯歌；可是，在新中国面前，他们却始终一筹莫展

一九一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在俄国建立，资产阶级就组成14国联军去消灭，结果败了个一塌糊涂。而后又竭力扶持纳粹希特勒，搞慕尼黑阴谋，祸水东引，挑动世界大战，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却又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元气大伤，法西斯德国被分裂。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国成立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定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总统杜鲁门递交的信中也提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他的论述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日后“和平演变战略”尚待萌芽的胚胎。

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又趁朝鲜内战之即，纠集15国军队干涉朝鲜内政，气势汹汹向中朝边境压来，大有一鼓作气杀进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豢养一个对美国人摇尾乞怜的洋奴政府。但是，其结果却正如美国人自己说的，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一九五三年一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立了汗马功劳。一月十五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强调要用“精神与心理的力量”达到目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书面谈话，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在道义上的攻势”和“军事上的守势”的两手政策。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纽约发表演说，进一步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60年代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又使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一月十七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十号研究报告，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两个基本手段，即：一是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二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报告还将东欧和中欧确定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希望“通过东欧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这些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基本策略。

和平演变战略在50年代后半期提出，决不是偶然的。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日益明显的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的离心倾向，使西方政界人士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是一块坚硬的独石。而铁幕也不再是无法渗透的铜墙铁壁。”他们为这一发现而欣喜若狂，决意选择和平的“高尚战略”来使共产党政权变色。他们甚至设想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上层和中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信仰。

国际舞台上的这些重大变化，不能不引起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就曾谆谆教导共产党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在杭州召集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杜勒斯的三次演讲文稿：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以及三十一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尤其是其中那篇“证词”所明确提出：“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他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番论述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谈了这样的意思：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产阶级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杜勒斯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也正由于他有与毛泽东棋逢对手的远见卓识，所以，当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武昌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杜波依斯时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他对杜勒斯的看法。“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毛泽东说。当说起想到美国密西西比河游泳时，他更加直接了当地说：“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

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东西方缓和战略存有幻想。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就因此忘乎所以，手舞足蹈，好像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就是“这个”。当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晤后竟余兴未了的飞到中国。让毛泽东释放侵犯我国领空被击落俘获的美军飞行员，毛泽东冷冷地说：中国有自己的法律。给了赫鲁晓夫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由此可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西方国家提出和平演变战略不久就敏锐地察觉和把握住这个问题，是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的。（配图：毛泽东会见斯特朗、杜波依斯照片）

在那以后，毛泽东多次进一步指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提出：“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句话，震聋发聩，令人深思。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里还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再次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此时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另外还进一步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一九六五年八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这类问题上，他最担心也谈得最多的，一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出现腐败现象。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深刻的道理。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和苏联的成功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反和平演变首先要保证我们这里没有演变者这只“苍蝇”可叮的有缝的“鸡蛋”，因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攻势性的防御措施，设法不遗余力地将“缝”堵死。只要这样，“缝”被真正堵住了，那么“小小寰球”尽管有“几只苍蝇碰壁”，其结果也只能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因为苍蝇对于“无缝的鸡蛋”是奈何不得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勇于不断开拓前进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预见性地提出执政党的兴衰存亡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思想，集中的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胆识。几十年过去了，回顾往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了辉煌与曲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这位曾以其明智而果敢的行动到北京和毛泽东握手，从而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被视为继戴高乐之后毛泽东褒奖的第二位资产阶级政治家，虽然在二十世纪70年代被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警告不要打中国牌，不要打中国的主意；但是，他还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呕心沥血完成了一部“杰作”——《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劝告美国和西方的统治集团要“居安思危”，还和盘托出他的新思想，这就是以军事威慑或核威慑为前提，以和平演变为主要战略，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阻止第三世界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此书二十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我国“引进”，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发行，作为一本政治类图书，其出版发行盛况空前，令人深思。而购买和阅读此书的人们，大概多半是属于“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的吧，他们是在种“牛痘”呢，还是啖如“甘蔗”，潜移默化地“中毒”了呢？——现在，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了许多年，距离尼克松选择的“黄道吉日”——一九九九年——越来越远，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依然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新唐书·李义府传》：“义府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伤之，时号义府‘笑中刀’。”白居易《劝酒十四首》：“且灭嗔中火，休磨笑里刀。”此计原指那种表面和气，内心阴险，口蜜腹剑的两面派。把此计借用到谋略上，一般指通过政治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政治军事目的。

二、此计历史上的典型战例：三国时，吕蒙得知关羽攻魏地樊城。于是想乘机夺回荆州。他采取“用而示之不用”的谋略，自称病重，返回建业（今南京），推荐还不出名的陆逊作右都督，代他镇守陆口。陆逊为进一步麻痹关羽，使用了假和好，真备战的两手。他上任后，立即给关羽写信，夸耀关羽功高盖世，可与晋文公和韩信齐名，说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不堪胜任眼下要职，全仰仗关将军的威望；并千方百计地把关羽的注意力引向曹操一方。与此同时，东吴又暗中和曹操拉关系，以避免两面作战。就在关羽无视东吴，全力以赴激战于樊城时，吕蒙把战船假扮成商船，悄悄地率领大军沿江而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荆州。

[原文]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

[译文]当现实的形势逼迫你必需有所损失时，应该舍得以局部的损失，换取全局的保全与发展。

[毛泽东论述]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一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

[范例]恢复我国联合国合法席位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第二次秘密访华的基辛格，与周恩来就几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中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在去机场的路上，乔冠华就有关中国何时进入联合国问题问基辛格。基辛格十分自信地说：“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可是，当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给他送来的一则重要电稿，令他大吃一惊——联合国大会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我们可以从大型专题片《毛泽东》“朴素家风”一集中，看到那件补过几十次的睡衣。对于这件睡衣的主人毛泽东，美国作家R·特里尔虽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他那本《毛泽东传》里对毛泽东有多处十分不严肃的评价和描写；但是，他在书末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变为“极大程度地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留给后人的。同样也是一个美国人，莫里斯·梅斯纳也许比一些中国学者更严谨并且他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这篇论文里是不太可能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他说：“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至1977年，工业产量以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日本经济1955-197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7%，比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了将近两个百分点；不过，由于日本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圈内，具有与第三世界之间不平等贸易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及其战前经济水平就远高于中国、管理技术方面所占优势、有美国核保护伞无须在国防上耗费巨资，故其经济效益显然高于我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作者注）。

由此看来，毛泽东并不是买不起或买不到一件新睡衣——他每年送给章士钊的年礼就有2000元；接济身边工作人员一出手也是几百几千——对此，有的人非但不感动，而且还讥笑毛泽东“穷酸”、“太土”。可是，一说起毛泽东从国际主义及革命道义出发的对外援助，有些人又责怪毛泽东过于大手大脚。一时间让人看到的都是中国过去给了越南多少多少援助，到头来还不是被迫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仿佛中国养了一群“白眼狼”——这些与过去一段时期的片面宣传不无关系。

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泥沼中挺身而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当时那样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赢得举世瞩目的国际声誉和威望，仅仅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几篇“声明”是远远不够的。同样的道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总理亚非14国的友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影响极大；究其原因，若说仅仅是周总理的魅力和外交艺术当然也是言过其实，重要的是周总理此行宣布的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情归情，理归理，人越穷越讲实际。这实际上就是个“钱”字。而中国的朋友又多半是些“穷人”。怎么办？道义上支援，物质上也要支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庄严宣布：对亚洲、非洲、拉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据有关统计资料：中国截止到一九七六年，对外提供援助总计近300亿美元（仅越南一国就达200亿美元）。仅军援国就达60多个国家。而同期美国仅向台湾这个弹丸小岛提供的援助就达200亿美元。我国得到的仅是建国初期由苏联提供的不到10亿美元的援助。而苏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经济景况的不断恶化，即与其无休止的大量外援的沉重负担有着密切关系。显而易见，“外援”已成为国际间进行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毛泽东早就告诫中国人“不称霸”，所以，中国的外援与当时美苏等国的外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如果我们把那300亿的外援比作“李子”的话，那么，什么才是摘到我们手里的“桃子”呢？

由于中国坚定地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履行国际义务，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真诚的信任与合作。从1957年2月到1966年7月，先后有23个亚非拉国家同我国建交。一九七一年，当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议案时，76张赞成票，有53张是亚非拉国家投的——这在上述专题片中被誉为毛泽东长期坚持争取中间力量的辉煌胜利——这个“桃子”难道还不够大，不够甜吗？

……一九七○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个国家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以52票对49票（其中有台湾一票），25票弃权获得简单多数。这是多年以来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时赞成票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票。虽然这个提案因不足2/3多数而仍未能通过。但它却像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着中国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坛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九七一年，中美接近日益表面化，这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斗争中的力量对比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前，美国的一些盟国，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敌视的政策而不敢对中国表示友好，担心因此得罪美国。现在眼看着美国频频向北京暗送秋波，甚至尼克送还要去赴周恩来的“约会”了，感到受到了愚弄，自然不甘落后，不免擅自行动起来。此时，他们已不担心受到惩罚。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一贯支持中国立场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国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解决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唯一正确和合理的主张。

然而，此时的美国还并不打算认输，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详细地阐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据此，八月十七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解释性备忘录，正式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联合国第26届会议的议程。美国政府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美国政府经痛苦的抉择之后，虽然不再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它仍顽固地试图防止台北当局被联合国驱逐出去，然而这种办法的实质是“两个中国”的政策，这是中国政府绝不可能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上述论点逐一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声明指出：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现实。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神圣主权。只是由于美国的武装保护，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硬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联合国里，窃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声明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政府这一不可动摇的严正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各友好国家在联合国内为争取早日恢复中国合法权利所进行的斗争。

进入九月，美国为了进一步找到一个能够笼络住大多数国家的解决办法，决定以退为进，建议“安理会的中国席位属于北京”而台湾仍保留会员席位。但这也是中国政府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政府总是低估中国人民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也总是低估大多数国家独立选择和判断事物的能力。这就注定了美国要在这一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

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开始的。经过一周的辩论，约80个会员家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情况清楚地表明，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提案参加国也由18个增加到23个）。而美国纠集日本等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则越来越失去人心。面对这一不利形势，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四处活动，与一些国家讨价还价，用允诺提供援助或暗示撤销援助的方法来进行贿赂或施加压力。一直到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操纵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以图获取喘息之机。但推迟表决的动议以53票赞成56票反对、19票弃权被大会拒绝。接着，美国等国仍然指望取胜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也以55票弃权败北。这样，美国为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被摧垮了。

更令美国政府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对上述“重要问题”提案，它的北约盟友除了卢森堡、匍匋牙和希腊外，其余全部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当电子计票牌的灯光亮出表决结果的时候，整个大厅沸腾起来，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许多国家的代表高声欢呼，热烈拥抱，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极度兴奋的坦桑尼亚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前排跳起了欢快的快步舞。这时候，“脸色阴郁”的美首席代表布什走上讲台，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时，删掉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一节。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经过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人马利克的裁决，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仍按原样付诸表决。眼见局势已无法挽回，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周书揩为了避免处于被驱逐的尴尬境地，被迫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及其组织，并带领他的所谓“代表团”离开了会场。接着提付表决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实际上已无需获得2/3的多数）。这时，挤得满满的会议大厅里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曾花了很大力量制定和提倡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表决就已成了废票。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遭受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表决结束后，美国代表布什发表谈话，对这一结果“感到悲伤”；他认为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候”，但他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可是，外交部党组经讨论不准备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邀请。还是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配图：乔冠华在联合国照片）

十一月十五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的历次会议，并与其他会员国一道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作了积极的不懈的努力。

朋友，如果你不反对把我国进入联合国看作是一只鲜美的“桃子”；而实事上，这个“桃子”又何止于此呢！诚如路透社记者所讲的：“坦赞铁路是上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紧密团结时期中国最大的对外援助项目。30年后，这条连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铜带的1860公里的铁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这是中国在非洲矿产资源丰富的中心地带迅速扩张的经济利益网的一部分。”“铜、钴和其他矿产品则被运回中国——使这个亚洲大国的经济能保持兴旺发展的势头。”（参考消息，2005-12-21第4版）又例如，时至今日，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陈文元著文披露，为了实施我国的载人航天计划，使返回地面的飞船落在最适合回收的内蒙古中部地区，经充分论证，中国需要在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沿海建立一座航天测控站。努乔马总统不愧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国的工作。为协助我建站，纳米比亚政府成立了以高等教育部长安古拉为首的协调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和工程部长等内阁成员。在纳米比亚开展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年代里，安古拉部长接受过中国教官的培训，对中国感情很深，能熟练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他为人热情爽朗，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为测控站的建设极力联络、协调和全力协助。该站对我“神州”三号、四号飞船及五号载人飞船进行了精确测控，并协同测控船对三艘飞船发出返回指令，圆满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巩固了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由于我们从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了完整的工业科技体系的最新最美的图画，由于从旧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无足轻重的“东亚病夫”一跃而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大国，因而在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接受了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这不又是一只硕大的“蜜桃”吗？！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乐府诗集·鸡鸣篇》：“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军事谋略上引用过来，一般指在敌优我劣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指挥员要善于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事例莫过于脍炙人口的孙膑赛马：战国时期，齐国的将军田忌常常和王孙贵族们赛马。他们的马力相差不大，都可以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可是，他在和齐威王比赛时，总是连赛三阵，结果皆告败北。后来，孙膑向田忌献策，用下等马对上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再用中等马对下等马。比赛结束，田忌输了一局，赢了两局，以二比一获胜。

[原文]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

[译文]对方即使出现极小的漏洞，也必须及时利用；对付即使极小的利益，只要能够夺取，也必须全力以赴。这样积对方小的损失为我方大的胜利（势必促进量变向质变的转化）。

[毛泽东论述]

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

——《论持久战》1938-5

[范例一]菠箩罐头

斯大林爱吃菠箩罐头，打电报给毛泽东，让批给他一块“自留地”专门种植菠箩。此时，毛泽东正苦于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极缺资金和技术。于是说：好，你给我们设备、技术，我们保你罐头吃个够

有一天，斯大林用餐时吃了一听菠箩罐头。那甜中带酸的味道，令他感到十分可口，食欲大增。他边吃边说：“好极了，好极了！这种罐头是哪儿产的？味道真不错！”说着，又拿起罐头瓶仔细看上面的字。

站在旁边的马林科夫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是产自中国南方的水果，汁多味美，营养丰富，对身体极有好处。”

斯大林听后站起身来，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马林科夫同志，请代我向中国领导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连给斯大林当了多年的秘书的马林科夫也感到有些吃惊。马林科夫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一旁的赫鲁晓夫等人，一时不知所措。

赫鲁晓夫鼓足勇气，站出来说：“斯大林同志，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中国建立了政权不久，从前那儿已经有不少外国人建立的工厂了。如果我们苏联，一个社会主义的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转过身来，瞪了赫鲁晓夫一眼，径直向屋外走去。

马林科夫犹疑再三，还是遵照斯大林的意思，向中国发出了要求建立菠萝罐头厂的电报。

过了几天，收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复电。在复电中，毛泽东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斯大林的无理要求。复电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箩罐头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当马林科夫向斯大林读了复电后，斯大林大发雷霆。然而，毛泽东不管这些。在发复电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估计到了这份复电可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和不满，因此，复电的措辞十分讲究，即：尊重对方，礼貌待人，有理有节，分寸得当；既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又避免与苏联老大哥发生争执和冲突，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在这里，毛泽东和斯大林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不想冒犯别人，不想去侵占别国或其他民族的利益，而只想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如果有人来侵犯，就要给予坚决回击——不管来者是谁！

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巧妙地使用了顺手牵羊之计。那时，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各地虽盛产菠萝，但只有上海、天津等少数几个大城市有水果灌头厂，加工能力很有限，加上运输保鲜手段落后，每年都造成很大损失，极大地限制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当时新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建设资金极其紧张，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关系到国家经济独立与否和今后发展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方面；食品工业短时间内还难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毛泽东何尝不希望让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吃上鲜美的罐头食品呢？这时候，斯大林来电了，正好，我们正匮缺有关的资金和技术，只要你能提供，我们保证让你吃够。至于“一块地方”，960万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斯大林虽然是我们崇敬的革命导师，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此，毛泽东自己曾回忆说：“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

时至今日，我们看一看那些把自己拴在原苏联裤腰带上的国家的境遇，不能不让我们由衷敬佩毛泽东的机智与勇气，同时也不难判断当时毛泽东的答复意见其实是最实际、最合理、最经济，也最有可行性的。遗憾的是，斯大林宁可把大把的卢布送给在苏联坦克下取得胜利的东欧国家，也不愿多给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的中国一个子。

[范例二]中日邦交正常化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握手，日本首相佐藤气歪了嘴。毛泽东助田中一臂之力，田中组阁成功，提出“多边自主外交”对外战略总方针，把恢复中日邦交为“首要课题”，决心把当年杜勒斯塞进日本人嘴里的苦果一吐为快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町2丁目3番地1号，日本政治权力中心，首相官邸。首相佐藤荣作坐在一楼小客厅的电视机前，聚精会神的收看通过卫星转播的尼克松访华实况。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陪坐在他的身旁，大家一言不发。

佐藤四周围了不少摄影记者。为了把首相观看电视的表情照下来，他们接连按动快门。只见佐藤的太阳穴在跳动，看来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为了让视线离开电视，他站起来朝地下室的小餐厅走去。一帮专门采访佐藤的年轻记者紧追不舍，他终于不加掩饰地对身边的记者说：“他（尼克松）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说罢，便歪着嘴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小餐厅。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中美两国的和解意味着敲开了以往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锁链。因为当初日本选择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一九五一年美国特使杜勒斯访日时强加于吉田首相的。关于这个问题，吉田曾经回忆说：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由于共产党中国的参战，使战争呈现了极其激烈的状态，美国国民对北京政权的感情也从而恶化到了极点。因此，媾和独立后的日本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究竟选择哪一方为建交的对象，便成为了美国特别关心的重大问题。万一日本为贸易和其他经济上的利益所动，而同北京政权之间开始建立某种友好关系，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将不得不发生很大的动摇。因此，日本才决定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和约和其他条约之前，向美方表示：日本只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

这就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底给杜勒斯特使写信的原由。具体说来，美国围绕着批准和约的空气是，认为日本应在美国批准和约之前同国民政府媾和。如上所述，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日本在独立后可能向北京政府靠拢的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以证明日本选择国民政府为恢复邦交对象的确证，美国参议院难以批准和约。

在我说来，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进一步加深折衷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这是由于我认为：中共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国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终必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

但是，由于杜勒斯最后打出了王牌：“只要日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国会便无意批准旧金山和约”。于是，吉田只好致函杜勒斯，作出承认中华民国的书面保证。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当天，吉田内阁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

在以后二十年中，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封锁中国的政策，并把这项政策强加于日本。因此，长期以来，以日美关系为外交支柱，盲目追随美国的历届自民党政权，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根据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政经分离政策，但不时受到我国政府的严厉批评，中日关系曲折缓慢发展。

中美关系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掀开崭新的篇章，加之我国加入联合国，这无疑给日本带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天赐良机。而对于密切关注着中日关系发展的毛泽东，此时与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似如顺手牵羊。这不但给中国经济建设争取到一个互利合作的伙伴，而且可借助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与苏联的尖锐矛盾和日美保障体制来牵制和消弱苏联对我国的政治、军事压力。

毛泽东作为解决矛盾的大师，不失时机地抓住中美关系这一必将引起中国同西方阵营国家改善关系的首要环节，给予中央突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预示着中国将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一系列国家改善关系（请参见本计“附录”）。为此，中国早已准备好了“牵羊”的“绳索”，即“中日复交三原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但是，当日本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时，其条约局认为中方提出的“三原则”将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障碍。

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受到尼克松访华的鼓舞而跃跃欲试，尤其是在野党，以刚召开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为讲坛，强烈要求佐藤内阁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一贯敌视中国的佐藤终于表示了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愿望。他在一月份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讲到：“鉴于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占有联大席位和安理会席位，并根据只有一个中国的认识。政府认为：为了今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系正常化，开始举行政府间的会谈是当务之急。并认为：应该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在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前提下，就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这篇施政演说花了不少心血，是佐藤身边那些对国际环境的演变十分敏感的人，包括首相秘书楠田实在内，建议佐藤首相改变对华政策并征得首相同意后与外务省商定的。外务省认为必须把佐藤内阁实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图原原本本地转告中国，这样做迟早会起作用的。为此，日本著名苏联问题专家、驻巴基斯坦大使曾野明采取了行动。他在一个秘密场合把佐藤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和福田外相的政府统一见解的抄件，当面交给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以观察对方的反应。过去日本大使在驻在国与中国大使接触时，中国人总是很冷漠。这次却判若俩人，中国驻巴大使不但接受了曾野大使面交的日本政府抄件，而且表示了谢意。从中方的态度出现的这种微妙变化看，外务省本以为中国会对日本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吁很快作出响应。但结果是，中国却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这是为什么？事后日本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从一九七二年初到冲绳归还日本，自民党内大部分人都希望佐藤首相引退。甚至在佐藤派内部，田中角荣开始为组成田中派进行活动，同保利茂和福田外相的矛盾逐渐尖锐，终于出现了佐藤首相很难执政的党内形势。一位行将倒台的首相对其他国家是一文不值的。中国不愿同从骨子里敌视中国的佐藤谈邦交正常化问题，对佐藤内阁继续采取对立政策，以便给日本国内要求佐藤引退的势力助一臂之力，争取同下届内阁谈判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毫厘不爽。六月二十七日，佐藤首相未能制止各派逼他引退的活动，终于宣布辞职。围绕佐藤下台，自民党为选举总裁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参加竞选总裁的候选人共有四人：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由于田中把与福田在一个选区的中曾根康弘拉了过去，形势逐渐对田中有利，为了在选举中获胜，田中还与大平、三木缔结了三派政策协定，就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当时，自民党内国会议员多半对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采取支持态度，因此田中在三派协定中规定要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使田中在总裁选举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不过，坚持要把日中邦交正常化写进三派协定中的倒是三木。据一直担任三木首相秘书的中村庆一郎透露，三木在缔结三派政策协定时提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要求田中和大平在三派协定中加上这样一条：“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应与其缔结和平条约。”“田中和大平两位候选人不赞成在文字上明确规定要缔结日中和平条约，因为这意味着要废除日台关系。但由于三木坚持，最后《三派协定》是这样表述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争取缔结和平条约’。”（中村庆一郎：《三木政权747天》）

七月五日12时30分，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田中以282票的压倒优势获胜。七月七日，田中被国会任命为新首相，并起用他的盟友大平正芳任外相，心腹二阶堂进任官房长官。田中内阁于当天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会后发表首相谈话时谈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田中说：“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而大平正芳在会见记者时一反常态的谨慎态度，大谈日中邦交，他说：“我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到时候是要访华的。究竟是什么时候，现在很难说……随着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取得进展，尤其到了谈出结果的时候，很难设想日华和平条约还能继续存在……”

至此，毛泽东打破了沉默。七月九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辞时，谈到了田中组阁问题，他说：

“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毛泽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一次打开绿灯。

当时，如果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由于双方分歧较大，谈判势必旷日持久。可想而知，日本国内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亲台派就会蠢蠢欲动，使谈判更加复杂。中国当然极力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所以仍计划用基辛格访华那种悄悄地进行，等到有了眉目后通过政治决策一举敲定的方式。为此，需要有一位能够和田中首相说上话但又守口如瓶，不会把消息泄漏出去的人物。经过多方面考虑，选择了一贯对中国友好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而竹此时也正想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充当日中两国政府之间的桥梁，恰好计划七月下旬访华。行前他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详细询问了日本政府的条件。七月二十五日，竹入访华，先后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总理周恩来等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在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对竹入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

竹入把这份“原始方案”小心翼翼地装进了口袋。于八月三日回国。回国时接见了记者，但闭口不谈中国的“原始方案”。第二天八月四日上午11时，竹入赴首相官邸，把“原始方案”面交田中首相。他事后回忆道：

“我首先把联合声明的草案交给了他。‘嗯’，田中一边看一边表示赞叹。不久，大平来了。大平也挺高兴，说了句‘这份材料我拿走了’，就匆忙赶回外务省。过了两天，我把一份誊清了的详细纪录了我和周恩来总理全部会谈内容的书面材料，在新大谷饭店面呈首相，首相花了两个小时全部看完。并当即向我表示，‘我去’，连声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去’。事情就这样确定了。”

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启程前往北京。当天，警视厅为防止右翼采取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恐怖活动，出动2500名机动警员，在沿路和机场上严密警戒。上午8时许，田中登上专机舷梯直飞北京。11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与尼克松访华时早春二月的寒风凛冽的天气截然不同，九月的北京正是金秋最佳时节。这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悬挂在停机坪前高高竖立的旗杆上，太阳旗和五星红旗并肩迎风招展。

专机在跑道上停稳后，舷梯靠了上去并铺了红地毯。不一会，飞机打开舱门，田中首相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他身穿深灰色西服，系一条素色领带，缓步走下舷梯。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总理迎上前去，紧紧握住田中的手。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1时，中日两国第一轮首脑会谈，于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和田中之间开始。之后数日，中日两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围绕诸如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台湾问题、高岛讼棍事件等等，进行了唇枪舌剑、步履艰难而又有让步妥协富有成效的谈判。

在这冗长棘手的会谈中，当时参加了谈判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对两件事深有感触，“一件是周恩来谈到台湾时说：‘你们可以自由和台湾进行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和人才交流。’另一件是在会谈最后，田中提到‘我们共同开发钓鱼台列岛吧’时，周恩来明白表示：‘田中先生，这事以后再说吧！’让田中无法深入多谈。”

何谓“钓鱼台列岛”？让我们展开地图——在我国宝岛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标有钓鱼岛；在其东部有一长串的岛屿，名为琉球群岛，明显的已被隔在边界线之外。其实，琉球曾是中国清朝保护下的一个属地。每年向清朝进贡。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朝鲜、琉球等邻国扩张。琉球国王在危难中屡次向清廷求救，但清政府却一味妥协，李鸿章甚至认为“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武力与日本相争，实属无谓之举”。因此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一八七○年（光绪五年），日本擅自改琉球为冲绳县，废黜琉球国王，斩杀忠贞之士。琉球再一次谴使向清求援。李鸿章、奕訢百般无奈硬着头皮与日交涉。日本提出：将琉球一分为二，北边奄美列岛、中部琉球岛属日，南宫古-八重山列岛属清。清朝竟卑躬屈膝提出将琉球一分为三，北属日，中属琉球国，南属清，被日本拒绝，谈判破裂。从此，清政府竟对琉球撒手不管，连日本主动提出分给的那一半也不要了。七十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在以“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以往在历次侵略中侵占的一切领土”为主题的开罗会议上，被丘吉尔讥讽的蒋介石满心装的是战后如何保住自己的独裁统治，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加之没有参加国际性大国会议的经验，毫无准备，处境尴尬。当会议讨论日本侵占领土时，他只提出了东北失地，连在一八九五年因甲午战争失败，清朝与日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所割让的台湾、澎湖列岛都未置一辞。此时，把蒋介石视为其东方利益犬马的美国人做了件积德的事。美国总统罗斯福郑重而友好地提醒蒋介石：“据我们所知，福摩萨（即台湾）和佩斯卡尔多群岛（即澎湖列岛）是一八九五年日本使用武力从中国割占的；在此之前，日本还占领了中国的属地琉球列岛。很明显，这些领土归还中国是不成问题的，希望中国能提出这些被占领土的有关资料，交会议讨论”。

蒋介石听罢又惭愧又惊喜，即命外长王世杰准备有关资料。王世杰事先已准备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历史资料，而对琉球列岛的来龙去脉却和蒋一样茫然，急得满头大汗。幸好随员中有人对此略知一二，但是即使该随员一听要收复琉球激动异常，绞尽脑汁，由于没有历史原始资料参考，也只写了不足一页的材料。而此刻的王世杰骨子里的爱国情怀已被蒋的急切压迫得黯然失色，一心就想着如何交差，便将这一张维系那数十个岛屿归属的文字往文件夹里一塞了事。然而大会工作组在起草《开罗宣言》时，根本没有看到这一页纸，因此没有写上琉球归还中国的有关条款。

事到如今，我们仍不知道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这位外交部长王世杰的稀里糊涂还是开罗会议工作组的疏忽，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总之，在这历史的机会面前，中国人完全不像是一个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琉球群岛，这片美丽富饶并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固有领土，就这样永远地放弃了！不过，罗斯福还给了中国最后一次机会，他在审议宣言文稿时，再一次提醒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琉球列岛？难道中国不要吗？要知道，历次国际会议上，各个国家为了争夺哪怕一寸领土都会吵得不可开交。”缺乏历史知识的蒋介石此时非常尴尬，竟莫名其妙地回答：“琉球列岛战后可由美国占领，待时机成熟再决定其归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其中规定：“满州、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日本领土限于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及附近小岛内。”在此，琉球列岛被搁置于中国和日本之外。可是，到了一九七二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却将琉球重新交给了日本，蒋介石“成熟的时机”再也不会出现！——中国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对这块土地的主权！

至于钓鱼岛，本属台湾省，一八九五年日本强迫清超割让台湾后，擅自将该岛划归冲绳县即琉球列岛辖区，并易名为尖阁列岛。可惜的是，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等人由于怯场和无知，不仅在琉球列岛问题上犯了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外，还无视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当美国将琉球交给日本后，钓鱼岛也被日本顺理成章地视作冲绳的一部分而拥有其主权。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一直与日本争议这个小岛的归属问题。这就是中日两国之间领土争端的来龙去脉。其实整个日本的冲绳县即琉球列岛都是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还有什么可争的呢？然而，日本却振振有词，外务省更是搜肠刮肚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尖阁群岛的主权》，以所谓“无可辩驳”的依据证明该群岛原属琉球群岛而不属台湾。对此，我们不得不警惕这样一个可能，即在今后的某一天，钓鱼岛主权争端或许会成为撕碎“日中永不再战”的黑手。

言归正传。经过几番谈判桌前的较量后，九月二十七日下午4时10分，周恩来和田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三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外交部长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中。田中也好，大平也好，当时神情都很紧张，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中猜测会谈的命运，因为他们以为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不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可是，他们不但很难从周恩来的脸上看出个所以然，而且这次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周恩来一句也不提日本的妥协方案，只是滔滔不绝地谈田中顺耳的话题。待会谈结束，日方人员才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人最后拍板。是的，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正待毛泽东作最后决策。

当日方代表在迎宾馆用餐时，礼宾司长韩叙前来通知中国课长桥本：“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田中等人正准备前往，周恩来来到迎宾馆，亲自陪同乘车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游泳池。时间是8时30分。

毛泽东和日本客人握手入座后，对田中首相说：“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

田中说：“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

毛泽东：“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我在欢迎宴会上讲，‘添了麻烦，深表反省’。这句话在第二轮会谈中成了话题。”

毛泽东：“你对添了麻烦这句话做了解释，我看不错……蒋介石这个人了不起。他做事从不半途而废，绝对不会把军队交给其他国家的……请这个人（指廖承志——引者注）带回去，由贵国参议院提名，一定会当选吧。”

田中：“廖先生详知日本，早稻田附近的面馆、酒馆都一清二楚。”

毛泽东说话幽默，十分健谈，讲着讲着讲到了书斋里的藏书，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楚辞集注》六卷，作为礼物送给田中，并说：“我喜欢读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

会见历时一个小时。毛泽东完全不涉及政治。会见结束时，田中站起身来并一再谦让，毛泽东还是把日本客人送到门口。会见时毛泽东开头讲的“不打不成交”这句话，不时浮现在田中等人的脑海里。（配图：毛泽东会见田中照片）

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毛泽东对田中的友好态度，清楚地说明毛泽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后一个关口开了“绿灯”。田中、大平、二阶堂进回到迎宾馆，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毛泽东会见的情景，一个个情不自禁地欢悦起来。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田中等人之后，中日首脑会谈顺利进行，中日建交畅通无阻。九月二十九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那天早晨，彻夜和姬鹏飞共同拟好声明方案的大平，满眼血丝地赶到田中的房间，他们互相慰劳一番后，便用房间里备置的纸笺各写了一首诗。大平的诗文如下：

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

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

山客城塞默不语，荣枯盛衰凡如梦。

田中的诗被二阶堂进弄丢了。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他事后曾发表过多次言论，其中有这样一段：

“为结束日中两国间数十年的不幸历史，我曾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访问了北京，日中复交这个具有历史的意义的大业，并不是一个从事务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即使以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为基础，也难以解决。

而作为决断揭开日中两国永远和平的帷幕的，就是新生的中国和八亿人民的父亲毛主席。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决断，有益于日本，也有益于中国，还有益于全人类。”

中日关系正常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几十年后美国的解密文件证实了其对美国领导人的震动——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首次公布了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因此事对日本的“谩骂”。他说：“在所有背信弃义的狗娘养的之中，小日本是最坏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卑鄙地急匆匆地去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他们居然挑选国庆日去干这事。”（2006-5-28《北京青年报》）

顺便说几句“毛泽东与日本”——这个似乎还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的问题。作者经初步研究认为：毛泽东对日本有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感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他的书信中多次提起日本，赞誉之情溢于言表。一九三六年他第一次接受斯诺采访时竟还能够背诵日本歌曲《黄海之战》的迷人词句。同时他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他23岁的时候就在一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众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致萧子升信》1916-7-25）二十年后，果然东三省烽烟四起，毛泽东也因领导了全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获得胜利，加之他作为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被海外华人称之为“外五大决战”（即朝鲜战争、抗法援越、中印边界自卫战、抗美援越和中苏珍宝岛自卫战）的辉煌胜利，当之无愧地被公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毛泽东率领中国军民与日本法西斯进行殊死战争，打得日本人也不得不钦佩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的时候，毛泽东仍时刻教导区别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就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日寇对我根据地惨无人道地进行“三光”政策，毛泽东亦屡次电令部属坚决执行我军俘虏政策。他甚至把自己的那首气势磅礴的《念奴娇·昆仑》词中“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并解释说：“忘记日本人民是不对的。”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而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在他醒来的时候，他要一本书，但他的语言含糊而微弱，秘书也不能明白他的意思。毛泽东着急了，示意给他纸笔，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了一个“三”字，又用手敲了敲床头。秘书终于领会了他的意思，忙找来介绍三木武夫的书并帮他掀开，毛泽东稍微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三木武夫”，这是一生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这是一本关于时任日本首相的书）。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日本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当然也是复杂的。究其原因，则是学者们的研究课题。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关汉卿《单鞭夺槊》杂剧第二折：“我也不听他说，被我把右手带住他马，左手揪着他眼札毛，顺手牵羊般拈了他来了。”此计是一个“伺隙捣虚”，创造和捕捉战机的谋略。其实质在于乘对方之隙。至于“微利”是否必得，应从全局考虑，要防止因小失大。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田荣因没有被封王而起兵反楚。他先后赶走了齐王田都，杀掉了胶东王田市，自立齐王。随即又联合彭越击杀齐北王田安，并占三齐。项羽为维护其分封割据局面，率兵攻打田荣。这时，退守汉中的刘邦乘齐楚之战，项羽无暇西顾，便与韩信计议，暗渡陈仓，顺势还定三秦。

三、少阴，少阳：阴之初生，阳之初生。这里可解释为：利用敌人小的错误，变为我方小的胜利。

附录：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发表“访华公告”至一九七六年末与我国建交国家名录

土耳其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建交

伊朗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建交

比利时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建交

秘鲁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建交

黎巴嫩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建交

卢旺达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建交

冰岛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建交

塞浦路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建交

马耳他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建交

墨西哥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建交

阿根廷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建交

加纳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恢复外交关系

英国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毛里求斯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建交

希腊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建交

圭亚那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建交

多哥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九日建交

日本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建交

联邦德国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建交

马尔代夫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建交

马达加斯加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建交

卢森堡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建交

牙买加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建交

扎伊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恢复外交关系

乍得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交

澳大利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建交

新西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交

贝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恢复外交关系

西班牙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建交

上沃尔特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建交

几内亚比绍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建交

加蓬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建交

马来西亚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建交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建交

委内瑞拉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建交

尼日尔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建交

巴西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建交

冈比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建交

博茨瓦纳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建交

菲律宾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建交

莫桑比克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建交

泰国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建交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建交

西萨摩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建交

斐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建交

科摩罗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建交

佛得角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建交

苏里南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建交

中非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建交

孟加拉国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建交

[原文]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媒也。

[译文]对事物抱有怀疑，就须探求其实际，待完全侦察到其真实情况后再行动；如此反复进行，是掌握实际情况或发现暗藏敌人的方法。

[毛泽东论述]

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部队、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3-13

[范例]导弹护卫舰驰援西沙前线

有人统计过，《毛泽东选集》里，提到的最多的人物是蒋介石。毛泽东与蒋介石恩恩怨怨几十年，一个台湾岛，让俩人耄耋岁月双双心脉所系

西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的海域中，由宣德、永乐两个群岛和其他岛屿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西沙群岛同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汉武帝时代，我国人民就首先发现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后，又克服困难来到着两个群岛开发建设。从北宋开始，我国历代政府对这两个群岛进行管辖。明代大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所率舰队多次在这里锚泊休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但是，到二十世纪50年代后半期，南越当局开始觊觎我国南海诸岛中的西沙、南沙两大群岛。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南越当局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公然把历来属于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说是属于南越所有。为此，我国政府于五月二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西沙群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主权决不允许侵犯。南越当局对中国的庄严声明不但不予置理，反而继续对我国西沙群岛进行海空侦察，并派军队占领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在岛上构筑阵地、修建碉堡，还竖起南越所谓主权牌。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南越当局又对被他们占领的甘泉岛增兵，同时还派兵侵占琛航岛。九月四日我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我国的声明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在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当局不得不将一些岛屿上的军队撤走，但在珊瑚岛上仍留驻一个排的兵力。不久，他们竟然又侵占了一些岛屿。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底，南越当局已经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六个岛屿；九月，南越当局非法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十一月，南越军舰在西沙海域野蛮撞毁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船，还抓走渔民，用严刑逼迫我渔民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西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越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先后指派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我国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轮挑衅，向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我国渔民和民兵多人。一月十七日上午，南越军队侵占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下午又抢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中国国旗。我国海南渔民和民兵不畏强暴，同南越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但南越当局的侵略行为并没有收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中央军委战略部署和广州军区许世友上将具体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海南民兵对南越侵略者奋起还击。这次自卫还击作战，我国参战军民击沉南越护卫舰一艘、击伤驱逐舰一艘、毙伤“怒涛”号护卫舰舰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俘虏珊瑚岛上南越军队最高指挥官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和美国驻岘港领事馆联络部官员科什。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赢得重大胜利。（配图：我军西沙之战照片）

当时，为增援西沙前线，人民海军东海舰队海军第一支护卫舰部队奉命组织了“昆明”、“成都”、“衡阳”三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

舰队南下，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台湾海峡。由于历史的原因，穿越台湾海峡这条最短的捷径被国民党军队和美国第七舰队控制着。人民海军从东海到南海的调防或南海到东海，均须绕道公海，穿巴士海峡，尽可能避免在台湾海峡内引起冲突。可是，这次驰援西沙，毛泽东明确指示：走台湾海峡。

当时，正值春节前后，许多官兵回家探亲，刚跨进家门，就奉命踏上了归程，不少来队探亲、结婚的爱人女友刚刚到部队，便又挥泪送亲人出征。

人民海军护卫舰队昼夜兼程，就要进入台湾海峡。

人民海军一反常态的出航路线早已引起台湾国民党军方的注意。五月十八日上午，87岁的蒋介石由人搀扶着在花园里散步，此时，有人来送急电，报告“中共导弹护卫舰三艘，清晨到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国防部请你谕示。”沉吟片刻，蒋说：西沙战事紧呢。

正在这个时候，我人民海军官兵顶着狂风大浪，坚守在战位上，整整航渡了12个小时，首次安全迅速地通过了台湾海峡，胜利完成了支援西沙的紧急战斗任务。而且打通了长期封闭的海上通道，为日后两岸关系的缓和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沙反击战的捷报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游泳池，胜利了，他高兴，嘱咐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嘉奖令，表彰参战的全体军民。然而，更加令他感兴趣和欣慰的是，《参考消息》上刊登的一则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不予截击我护卫舰队的消息。他不禁喜形于色。

记得还是一九七二年初春，尼克松来访时，他曾幽默而又意味深长地对客人说，蒋介石和自己作朋友的时间更长。一九七三年春，他特意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赴香港，想要架设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之桥。他毛泽东也许想得更远些，蒋介石，这个曾被他在文章中、口头上千百次声讨批判、喜笑怒骂的人物，被他排在中国内战战犯魁首的人民公敌——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是如此不共戴天！可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当他给正在向杭州、宁波一线挺进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达命令时，曾严令：“在占领奉化时，要告捷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

一九五六年，章士钊曾从大陆转至香港捎信给蒋介石。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将此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看毕，都要独自沉思，不许他人打扰。

春去秋来，光阴似箭。大陆和台湾隔绝音讯多年了，但统一台湾的大业久悬于毛泽东的心上，进入70年代他已有所举动。此次增援西沙，命舰队穿越台湾海峡，就是借此来一个打草惊蛇。这个“蛇”有两条：一条是“台独”分子，让他们清醒一下，台湾岛对面有一个960万平方千米的大陆，那里生活着七亿中华各民族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是绝不会允许“台独”阴谋得逞的，派舰队走一走，示示威罢了；另一条则是“老朋友’蒋介石了，这个人难道真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钻进坟墓里吗？看来还有希望，他毕竟没有拦截人民海军嘛。

毛泽东用心良苦，日久见效。蒋介石终于开窍了——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后，他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到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陈立夫比蒋介石更沉不住气，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门，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陈立夫一片赤诚，可感可贺，只可惜他不知道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那封电报，更不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就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并创造性地提出当时被概括为“一纲四目”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亦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躺在病榻上深深地忧患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生命没有给予蒋介石和毛泽东更多的时间，否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手会再一次握在一起，台湾或许也早已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最终统一台湾！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该书记载，王鲁作当涂县令，专门搜刮民财，一次有人控告主薄贪赃，王鲁判决时说：“汝虽打草，吾已惊蛇。”意思是说，主薄被控告，自己也受到了警告。后多比喻行动不谨慎，致使对方有了防备。《水浒全传》第二十九回：“若是那厮不在家时，却再理会。空自去打草惊蛇，倒让他做了收缴，却是不好。”军事上引为计名，则有“观彼动静而后举焉”的意思。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齐燕之战。公元前二五○年，燕国派兵攻占齐国北部的聊城（今山东聊城附近）。齐王派将军田单率兵围攻，欲夺回此城。但双方攻夺一年难决胜负。后齐将使用此计写一封信，信中谓：“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令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兵不至，将何为乎？”并将信射入城中，燕将见信后大哭三日，犹疑不决，后为玉碎，致城内燕军大乱，田单乘机收复聊城。

[原文]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译文]凡有作为的，难以驾驭和控制，不可轻易利用；而凡没有作为的因其难以自立，往往需依附别人的力量，故而会主动有求于我。应抓住机会利用没有作为者并顺势控制它，这不是我受别人支配而是别人受我支配。

[毛泽东论述]

一、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要问题》1936-12

二、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30

[范例一]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斯大林曾经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可是，在中共三大上，总书记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了党成立后一年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总结工运工作的经验，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当时，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使湖南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的一篇文章中，对工人运动基本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他说：“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的注目”（《省宪下之湖南》）。从一九二二年五月到一九二三年四月，属于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总干事）领导下的工团计23个，会员30000余人。较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时新增8个，新增会员7000余人；举行了包括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在内的十次罢工，计胜利九次，失败一次。罢工工人人数达22250人。罢工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营业自由、工人组合自由。这些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一九二三年十月“二七”罢工被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继续发展，而且还体现出工人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等其他省少见的特色。所以，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完全符合当年历史事实。

毛泽东在领导和组织湖南工人运动中，体现出其鲜明的特色。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利用军阀矛盾开展多种斗争是其中之一。他在发动和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过程中，可谓借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之尸，游刃有余，运用“借尸还魂”之计，潇洒还以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之“魂”。

长沙泥木工人在手工业工人中，人数最多，也最有斗争精神。从一九一七年以来，一直未停止过斗争。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斗争总是毫无结果。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深入到泥木工人中，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任树德、朱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十人团”发展到108个，成员达1000余人。在“十人团”发展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同任树德等工人骨干一道，筹备组织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为泥木工会草拟了18条章程。泥木工会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工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当时官府“义务工差”多，工价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于是，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长沙县署不仅不接受工人要求，反而在城内外贴出告示，污篾工人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视工人的活动。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告示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并同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斗争。形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召开泥木工会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详细研究罢工问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发动罢工。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并发表宣言。罢工开始后，毛泽东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十月十日，罢工进行到第五天的时候，泥木工会受到许多雇主的来信，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钱。这时，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及时地向这些工人指出，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较冷，急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公署并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最后胜利。他鼓励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对于家中生活困难的工人，设法给予适当的救济，使罢工继续坚持下去。

罢工坚持到十月十六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通牒：如十月十七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十九日举行示威。周接到通牒，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于是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破坏罢工。毛泽东为此在船山学社召集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周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恐吓所屈服。同时毛泽东还给大家鼓劲说，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同周瀛干斗争到底。（配图：长沙清水塘照片）

十月二十三日，4000多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上午9时，游行队伍向县公署进发。毛泽东身穿对襟短褂，和工人一样打扮，带着口哨，冒雨走在示威情愿的工人行列。队伍到了县公署，那里已是刀枪林立，戒备森严。但工人们毫不畏惧，将队伍开进县署围墙里，毛泽东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周瀛干出来答话。周始终不敢出来。情愿代表分两批进去谈判，可是到了午后还没有消息，毛泽东便在工人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又带领大家呼口号。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工人们的情绪高涨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见代表们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挺起刺刀阻拦，也被工人夺下两支枪。穷凶极恶的敌人立即增派一连兵包围了示威队伍。但工人们不因此而屈服，口号声更加响亮。省长赵恒惕见硬的不行，又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面“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不移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就这样，工人代表和站在外面的工人群众，一直坚持到下半夜3点钟，迫使省政务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答应次日下午3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毛泽东洞悉敌人欲加害工人首席代表之意，便决然自己出任首席代表。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率领工人代表，来到省政务厅。在谈判中，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为争取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同吴景鸿进行了辩论。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质问吴景鸿：“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吴景鸿支支吾吾地说：“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毛泽东见他故意避开话题，就当即把他顶了回去：“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立案。”吴景鸿眼珠一转，奸笑一声，说：“蔑视官厅定案，是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依法即可严办。”面对吴景鸿的嚣张气焰，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质问道：“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吴景鸿一听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半晌才气急败坏地说：“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毛泽东曾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大公报》上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对“省宪法”猛烈抨击。可是，这时候，他却从容不迫地翻开事先带来的“省宪法”借其“尸”，据理驳斥：“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情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六千多泥木工人和两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犯了什么法呢？”毛泽东的话，讲得头头是道，吴景鸿哑口无言。吴看出毛泽东不是一般的泥木工人，便盘问：“先生贵姓，是不是泥木工人？”毛泽东答道：“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在毛泽东据理力争及工人群众声势催逼之下，吴景鸿于晚上8时，终于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记下，要吴签字，作为依据，撰写呈文，交省长赵恒惕批准。

第二天，湖南《大公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工价”，“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特别指出，此次情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文中将主要矛头对准长沙县署，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亟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等语。这是一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借尸还魂和分化打击相结合的高超策略。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在毛泽东等人的催促下，吴景鸿将“呈文”送赵恒惕阅后盖印。至此，坚持二十多天的泥木工人罢工，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获得完全胜利。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极大鼓舞了长沙各行业工人及湖南各产业工人，使全省工人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原来许多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工人，现在也相信共产党了。

[范例二]兵败大余城

毛泽东指着贺子珍头发上的水珠说：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借到了。一九二九年春节（二月十日），红军统帅毛泽东身先士卒提枪向敌阵冲去

“叭叭”“嘟嘟嘟”，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大余城东北，突然响起密急的枪炮声，紧接着“咣咣”的炮弹爆炸声在街上轰然响起。刚才，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红军和群众顿时惊慌混乱起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赣军独立第7师第21旅李文彬从大汾方向奔袭大余。红军28团在城东北进入警戒位置时，团长林彪未认真执行毛泽东“万万不可麻痹大意”的命令，麻痹轻敌，没有组织各营熟悉警戒区域地形，也没有研究制定应付突发事件的作战方案。他在一个山头上站了几分钟，便下山进城看热闹去了。枪声骤起后，红军各部按事先宣布的应急办法，从南门向广东南雄撤退。

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军部人员和警卫班也随着撤退的队伍向南奔跑。在混乱的人群中，毛泽东发现林彪也惊慌失措地撤退，顿时火冒三丈，怒斥道：“林彪，你的部队呢？你不指挥阻击敌人，怎么单枪匹马行动呢？”

林彪乍一听枪炮声一时乱了方寸，现在又听到毛泽东的严厉责问，更加惶恐，想解释，可是嘴唇翕动了几下，也没有说出话来。陈毅上前说：“林团长，你离开部队是严重失职，赶快回去，将功赎罪，组织部队反击，起码要顶住敌人半小时。为做群众工作的部队安全撤退赢得时间。”林彪这才如梦方醒，拔腿向后转，赶回部队，率部拼死挡住了奔袭的敌人。红军大余城被袭，撤至乌径，已经损失了五、六百人，28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从马背上跌下，在混乱中被马踩役。31团营长周访、独立营营长张渭阵亡。

乌径是个小山村，群众基础薄弱，队伍没进村，老百姓就躲进了山。红军买不到粮，找不到向导，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行军。谁知刚到平头坳，还没顾上喘口气，赣军独立第7旅就撵上来。红四军仓促应战，又损失百余人，而后连续行军百余里，晚上10时半，来到寻乌县的圳下。圳下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块有几百亩地的狭长田垅。朱德对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已经摆脱了敌人。前面是大山，战士们肚子饿得慌。我们是不是在此住一宿，明天在走吧。”毛泽东此时也气喘吁吁，便点头同意，并嘱咐：宿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部队开始宿营。军部宿营在田垅中间的文昌祠，31团在圳下以东的吉潭担任前卫，28团在圳下以西担任后卫。

疲惫的赣军独立第7师发现红军在圳下宿营，便在离圳下不到五里的几个小村子宿营。

次日清晨，天还蒙蒙亮，西北角的天空上缀着几颗淡淡的星星还依稀可见。担任后卫的28团早早的起来吃饭后就集合了队伍，没有和军部联系就开拔了。二十分钟后，敌第7师利用这个缺口乘虚而入，将红四军军部包围。当时，陈毅和毛泽覃正在吃早饭，听到枪声后，丢下碗就向门外冲，毛泽覃走在前面，大腿中弹负伤，警卫员上前背起他就跑。陈毅披了件大衣跑在后面，突然大衣领子被人从后面拉住，他还以为是自己人，刚要说话，扭身一看，却是敌兵，他急中生智，将大衣一甩，向敌兵头上一蒙，乘机迅速脱身。此时，毛泽东还在睡觉，因为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睡得很晚。贺子珍已经起来了，正忙着整理昨晚毛泽东处理的文件。她听到枪声，紧接着听到外面慌乱杂沓的脚步声，知道情况有变，马上叫醒毛泽东，随手拿起一顶斗笠戴在毛泽东头上，不待毛泽东搞清楚怎么回事，拉起他就从后门跑出了村，径向南奔去。而朱德被敌人堵在了屋里，一个高个子敌兵端枪对着朱德问：“你们朱军长呢？哪个是朱德？”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灵机一动，不动声色地指着朱德说：“他是伙伕，朱德住在前面一幢屋子，你们快到前面去。”敌兵打量一下朱德，见他宽大的黑脸堂，满脸胡茬，一身的旧军装，的确像个伙伕，便出门向前面的屋子去了。敌人一走，伍若兰急忙对朱德说：“你快走，我掩护你！”朱德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转身出门混入人群中出了村子。（后来伍若兰被敌俘，坚贞不屈，光荣牺牲，时年仅26岁。解放后朱德十分喜爱兰花，以此纪念爱妻伍若兰）

红军拼死突出敌人重围，一口气退出十几里路，来到山垭口。毛泽东清点人数，虽然又损失三、四百人，所幸军部主要干部都在。他舒口气，说：“军部险遭覆没！为了摆脱敌人追兵，这次最好跑远一点。天刚下雪，地上还没有积雪，为了不给敌人留记号，最好现在就走。”

这时，林彪走过来说：“大家又饿又累，跑不动了，最好烧一顿饭吃了在走。”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们还没有走出绝境。要教育部队咬咬牙，再坚持几天，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一下的坚持之中。”

31团团长伍中豪走来向毛泽东报告说：“毛委员，我们团不少战士在泥地里奔跑，鞋子掉了，这雪天又冷又饿，能不能宿营一天，让战士们打双草鞋……”

“不管什么理由，这地方不能停留，要克服困难！”毛泽东打断伍中豪的话，指着朱德的一只脚说：“你们看看，我们的军长也只穿了一只鞋。大家鼓鼓劲，再跑一段路。”林彪、伍中毫面面相觑，只得返回部队，下达命令：继续前进。就这样，红四军顶着风雪，冒着严寒，踩着草丛艰难地跋涉前进。为避开敌人的堵截，他们只能舍弃大路，爬高山、钻密林。翻山越岭时，大雪迷漫，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有的战士踩空坠入深谷献出生命；没有鞋子的战士脚被石子、树杈划破了，鲜血直流，在部队后面的雪地上留下一道殷红的血印，而后又被银白色的雪花所覆盖。

红四军连续行军三天四夜，许多人疲惫极了，走着走着腿一软，就倒在雪地上睡着了。朱德被睡在地上的战士绊倒，也睡着了；冻醒后又爬起来追赶队伍。有的人就这样睡着被冻僵了，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战斗的部队。由于在大余筹到的粮食和布匹都丢了，一连几天没吃没喝，穿着单衣单裤行军——此时，曾令敌人闻风丧胆、所向披靡的的红四军，犹如一只受伤的雄鹰，在痛苦中仍然顽强挣扎着飞翔。

作为红军统帅，36岁的毛泽东，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只顾拔脚朝前走，他的头脑还要开足马力飞速的运转。大余城猝不及防的遭遇，几乎打乱了他的计划——自去年红四军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汇合后，已遭两次三省“会剿”惨败的蒋介石咬牙切齿，非要翦灭朱毛红军这块心腹之患。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19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12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策划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会议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与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任团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第30团（由红五军改编），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由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副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部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时，袭击赣州或吉安，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可是，现在饥寒交迫的红四军正被敌人撵得东躲西奔，难道红四军不但不能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反而将被敌人消灭不成？毛泽东苦思冥想着反败为胜的良方妙计——

“噼噼叭叭”，时近傍晚，红军来到靠近福建的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村，突然一阵鞭炮声，惊醒了沉思中的毛泽东。他问身边的贺子珍：“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何放鞭炮？”贺子珍扳着指头算了算，才知道今天是大年除夕。大家听说今天是除夕，回想起往日欢庆的情景，不禁黯然。毛泽东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便对朱德说：“过年了，一年只有一次，可我们红军官兵连饭都吃不上！今晚不走了，就在山坳的避风处过一夜吧。”

陈毅建议说：“要不要让战士们进老百姓屋里安安稳稳睡一觉？”

毛泽东说：“我们突然闯进老百姓家，他们不了解我们，担惊受怕，年也过不好了。为了不惊动他们过年，我们就在忍耐一下，不进村子吧。再说，我们要记取圳下的教训，情况不明不能进村子住。”他想了想又说：“不过，可以派人进村，搞点吃的，让战士们填饱肚子。不然又冷又饿，睡在外面要冻死的。”

新任命的军参谋长朱云卿带一个排，摸进大柏地村子，费好大力气才凑了1000斤米，总算让红军官兵吃了顿年夜饭。战士们吃毕饭，三五成群地躺在树下呼呼大睡了。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离大柏地30公里的瑞金城有刘士毅的两个团。两个团的指挥官，一个叫萧致平，一个叫钟桓。大柏地北面的宁都有李文彬的两个团。红军目前仍面临南北夹击的危险。

听完汇报，朱德双手叉腰，逗趣的说：“这个春节真热闹，现在是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嘛！”

朱云卿忧心忡忡地说：“大柏地不宜久留。我们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在这里翻船。”

“是啊，云卿之虑不无道理，大柏地是不能久留。”一直若有所思的毛泽东。这时弹一下烟灰，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面对朱云卿说：“我提两个问题考你如何？你如果能圆满回答，就决定我们明天的行动。”

朱云卿说：“毛委员，我才疏学浅，恐怕难以圆满回答你问的问题；不过，我可以试试。”

“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红军和白军哪一方面对过年的观念重？老百姓过年有什么习惯？”

朱云卿不假思索地回答：“红军没吃没穿，前后有敌人夹击，哪有心思过年嘛！白军就不一样了，他们现在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主动权在他们手中，他们想打就打。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处处鞭炮声，家家香味扑鼻，他们一定想痛痛快快地过个安稳年。”说到此处，朱云卿顿了一下，思索着说：“至于老百姓过年的习惯，那就要根据各地的风俗不同而异了。不过有共同点，就是初一不出门，初二回娘家，初三串门走亲戚。”

“好，答得好！”毛泽东微笑点头，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敌人指挥员今晚是什么心态？”

“这个我来回答。”陈毅快人快语，抢着说：“敌人是胜利者的心态，他们现在是怀着征服者的傲慢心情在欢度新年啰。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只是时间问题。”说罢，他又追加一句：“我看他们不会急着抓我们这瓮中之鳖，不会因此而搅了他们过年的兴致。”

“对对，陈毅分析得有道理。”朱德说：“现在敌人狂妄之极，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他们的刀肉，任其宰割，是受伤的兔子，过了初一，过不了初二。”

毛泽东轻轻一击桌面，兴奋地说：“你们说得对！现在，不仅敌人这样认识我们，我们内部的个别同志也感到我们濒临绝境。现在我建议，利用敌人过安稳年和轻视我们的心理，来个出其不意，主动出击，在大柏地打一仗。”他见无人反对，便将自己对这一仗的谋划向战友们和盘托出。朱德等人听后无不拍案叫绝，都说这一仗该打。

第二天一早，红四军在王家祠堂召开作战会议。毛泽东指着地图分析了敌我军事态势，布置了战斗任务。红四军各级指挥员听说有仗打，顿时精神振奋，磨拳擦掌。会议只开了20分钟，毛泽东、朱德将大家领到瑞金至宁都公路上看地形。此时天刚亮，行人稀少。毛泽东在一棵大树下，手指瑞宁大道，下达作战命令：“我们准备在这里布置一个口袋阵。二十八团埋伏在大路东侧高地，重点坚守关山主峰，负责扎口袋，并阻敌增援。三十一团设伏在西侧高地，负责堵击敌人，防止钻出口袋。特务营和独立营负责引诱敌人进口袋；要先派两个连的兵力到瑞金城下打枪，将萧致平、钟桓两个团牵羊似的牵出城，而后逐步牵到口袋阵内。要注意只能让他们咬着，不能被咬伤。”

朱德接过话茬说：“大家要记住大余城战斗的教训，要严守军纪，要提高坚决执行命令的自觉性。担负牵羊任务的连队，要且战且退，不许恋战。林彪、伍中豪两个团，要配合好协同好。”停顿一下，他加重语气说：“同志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就双方力量而言，人数差不多，但武器我们比不过他们，我们只有一千条能战斗的枪支，其余是大刀长矛红缨枪。”

毛泽东一挥臂膀，大声说：“要动员大家，勇敢战斗，用大刀长矛红缨枪去换敌人的武器！”

看完地形往回走，毛泽东听到身后有人嘀咕：“红军现在是受伤的老虎，打这一仗简直是自找苦吃。”

毛泽东回头一瞥，嘀咕的人戛然止住。毛泽东仰头大笑，道：“现在已经证明，我们的对手犯了两个大错误：第一，他们明知我们在大柏地，昨晚却没有乘胜追击，给了我们吃好睡好的这个喘息的机会；第二，他们没有看出大柏地的地形，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所以他们今天早上也就没有派兵来抢占有利地形。凭这两条，我就可断定萧致平、钟桓俩人是平庸之辈。你们就放心吧。”

吃中午饭时，红军主力进入了伏击阵地。牵羊的两个连队也出发了。不出所料，下午，萧、钟两个团果然很“听话”地被顺利牵进了伏击圈。当四面枪声大作，喊杀声震耳时，萧致平、钟桓才如梦方醒，知道中计，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他们急忙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太阳下山时，夺占了五、六个小山头。天黑了，双方暂熄战火。

夜里，红军将领们没有丝毫睡意。他们认为第一回合的较量，只是将敌人诱入了包围圈，鹿死谁手还不能定论。他们清醒地知道，敌人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红军，如果僵持下来，敌人援兵一到，歼灭敌人的战斗将更加残烈，困难亦更加重重。可是，要想在短时间内吃掉这头肥猪，也非易事。朱德对毛泽东说：“这一仗对我们来说，是瘦狗拉硬屎——很费劲。明天上午要速战速决，我算来算去，还差一个团的兵力，你看怎么办？”

毛泽东埋头吸烟，面前的烟蒂已堆成了小山，他也没有想出个万全之策。这时候，贺子珍推门进来，头发上沾满了晶莹的小水珠。毛泽东双眼盯着她的头发，站起身来，围着她转起圈来。贺子珍莫名其妙，正要问他，毛泽东击掌大叫：”朱军长，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借到了！”

朱德不解地问：“你开什么玩笑，贺子珍的头发难道能变成一个团的兵力？贺子珍不是孙悟空，拔根头发吹口气就能变成兵。”

“哎呀，军长啊！”毛泽东用手指着贺子珍的头发说：“她头发上有水珠，说明有雾的征兆。前几天下大雪，今天天晴，空气温度大，晚上寒冷，明天早上必有大雾。有大雾就可以……”他伏在朱德耳边一阵耳语，朱德听得眉开眼笑。他俩立即下达命令，要各部队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在拂晓前完成包围敌人的任务；第二、各部队到农家收集鞭炮和铁皮油桶，越多越好。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拂晓，大柏地方圆百里被罕见的大雾笼罩，几步之外一片灰蒙蒙，什么也看不清。敌人还在梦中。这时红军阵地的嘹亮的的军号冲破浓雾，响彻云霄。接着枪声大作。此时，挂在树梢上、悬崖上的油桶内，一串串鞭炮点燃了，爆炸的沉闷声犹如机关枪扫射。敌人以为红军发起冲锋，吓得到处乱窜。红军则趁敌人混乱之机，大胆穿插敌阵，喊杀震天。战至上午十时，雾散天晴，毛泽东发出总攻命令。“毛泽东也提枪亲自带领着警卫排向敌军冲锋”（《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65页）。鏖战至下午，全歼被围之敌，无一漏网。一心想活捉毛泽东、朱德的萧致平、钟桓，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大年初二当了毛泽东、朱德的俘虏。此役俘敌8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水旱机关枪6挺。这不但是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而且也是红军建军以来最大的胜仗。

一九三三年夏，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重过大柏地时，抚摸当年伏击战留下的满墙弹痕，感慨万千，不禁唱吟《菩萨蛮·大柏地》词一首。词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柏地战斗的印象之深。毛泽东当时能在近乎绝境之中起死回生，挽救红四军，是巧用“借尸还魂”之计的光辉典范。（配图：“大柏地”手稿照片）

借尸还魂，作为一个无为而用的谋略，法在“借尸”义在“还魂”。借，包含着积极的主动性，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常胜将军不多，而失利受挫是常有的事，聪明的指挥员，在失败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的分析判断情况，就能找到可借之“尸”——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东西，争取主动，转败为胜。兵败大余城，在毛泽东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可谓败得最惨最险的一次。而毛泽东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有限的有利条件，力挽狂澜，使其战神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元曲选·岳阳川〈铁拐李〉四》：“多亏了吕洞宾师傅救了我，着我还魂，被你烧了我尸骸，着我借东关里青眼老李屠的儿子小李屠的尸首，借尸还魂。”迷信传说，人死后有时可以将魂灵附着在他人的尸体而复活。现在比喻已经死亡的事物借着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都纷立亡国之君的后代，打着前朝的旗号去号令天下，是企图利用人们的正统思想观念来借尸还魂。作为军事谋略，确切地说，应是指在失去主动或处于败局的情况下，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转换战争局势，变被动为主动，以实现既定的军事目标。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刘备兵入蜀地。公元二一一年，曹操进攻据守汉中的张鲁。占据益州的刘璋。怕曹操南下取蜀，就请刘备率军入蜀帮助防守。赤壁之战后，刘备、孙权对蜀地都早已垂涎三尺。刘备便借此机会（即“借尸”之意），率数万人马入蜀。两年后，吞并了刘璋的军队，占领了蜀地益州，获得了建立主业的根基，实现了自己的军事意图。

[原文]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返。

[译文]等待自然变化以造成对方的困难形势，用人为的假象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判断。向前进攻若不顺利则应该设法转攻为守，让对方反过来攻我。

[毛泽东论述]

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条件具备之情况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1936-7-14

[范例]长沙之战

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提笔签发进攻长沙的命令。但是，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不能和上海滩的中央大员们那样，让繁华城郭一叶障目，而违反中国革命的规律；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员，他最大的愿望是以最小的代价去歼灭最大量的敌人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

兵临城下，毛泽东举起望远镜，看到的是密布于城围的沟壕、堡垒、电网组成的三道防线。让只有步兵火器的红军去突破这三道防线，再去攻击数丈之高的城池，简直是在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去进行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赌博。毛泽东的眉头紧缩起来，一言不发。他是反对打大城市的，这不仅是因为红军装备上不允许，将无谓牺牲许多优秀红军将士；而且，即使打下来，守得住吗？红军目前还没有这种力量嘛。可是，你中央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了解情况，只知道胡说八道，为什么你三军团也这么糊涂呢？上个月你侥幸攻入了长沙城，可为什么又退出来？不是一军团在文家市一个漂亮的战斗解你之围，你还有机会说什么“一军团不敢打长沙”？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到今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中一般地打胜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有勇无谋不是革命家只能是鲁莽家。嗨，要不是第一方面军刚成立，为了团结，我毛泽东是绝不到这里来打这种窝囊仗的——再等等吧……

“报告”，毛泽东的思绪被通信兵打断。他接过那份敌人企图袭击红军侧翼的情报，拈量着它的份量——真乃天赐良机！敌人不钻出地堡，红军还真没有大炮来收拾他们呢。只要敌人敢来，别说我们手里还有步枪手榴弹，就是大刀梭镖也让他们有来无回。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诱敌出工事外消灭并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第五军之第一师仍位于莫家垅附近，于本晚应派出队伍向猴子石敌阵地佯攻，拂晓前应占领石牌岭略后之阵地，对由猴子石出击之敌须能迅速歼灭之，并策应第一军团之左翼（第十二军）及第三军团之右翼（主要策应第十二军）。”

老奸巨滑的何键躲在长沙城里，迟迟不肯出击。但是，猴子石敌守备部队在我红五军猛烈攻击下，丧魂落魄，连连向何键报告战事危急，请求救援。九月三日，何键终于坐不住了，他密令两个旅沿猴子石方向对我军侧翼发起猛烈袭击。敌人哪里知道，我红一方面军主力一部已在这里潜伏了两天两夜。

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以迅猛动作向运动中的敌人发起勇猛攻击。本来准备偷袭我军侧翼的敌人反被袭击。敌人立即被这突如其来的势不可挡的杀伤吓得魂不附体，两个旅迅即土崩瓦解，向湘江边夺路而逃，在江中溺毙者众多；1000多敌军官兵缴械投降。

这时候，当毛泽东再一次举起望远镜时，看到湘江岸边横七竖八躺卧着的以及江面上漂浮着的近千具敌人的尸体，他愁锁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一丝微笑在紧抿的嘴角缓缓绽开。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封神演义》第八十八回：“子牙公须是亲自用调虎离山计，一战成功。”实际运用此计，一般有二：一是引诱敌人脱离坚固的据点，造成我方奸敌的有利条件；二是把敌人引诱到我次要方向或对敌不利的另一战区，以减轻我正面战场的压力或解救我这一战区的危机。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三国时期孙策灭刘勋之战。公元一九九年，庐江太守刘勋拥兵以强于长江、淮河一带。孙策嫉恨他，就派人携带厚礼去劝告刘勋出兵攻打上缭。刘勋很高兴，部署也祝贺，而谋士刘哗却不以为然。他劝刘勋：上缭虽小，但城池坚固，进攻困难，不是短时间可以攻下来的；而若国内空虚，孙策碧、必乘机突然袭击，就连大后方也保不住了。刘勋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举兵猛攻上缭。此时，孙策果然突然袭击了他的老巢。刘勋穷途末路，只好投奔了曹操。

三、天：天时，天候，自然条件及其变化。

[原文]逼而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译文]逼得敌人无路可走，它就会狗急跳墙拼命反扑；网开一面，让其逃跑则可消弱敌人的气势。追击时，紧跟敌人不要过于接近，使其留有一线逃生希望，以利于消耗敌人的体力，瓦解它的斗志，待敌人士气沮丧，溃不成军，难以形成有效抵抗时，我再攻击，敌人即可束手就擒，避免流血激战。按照《易经·需》卦的原理，待敌人心理上完全失败而信服我，就能赢得光明的战争结局。

[毛泽东论述]

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了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

[范例一]布依族女匪首新生记

毛泽东被全国各地的匪患报告所震怒，严令各区限期完成剿匪任务；但是，当他得知一名罪大恶极的女匪首被擒即将被处决时，却明确指示：不能杀

一九五○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带着访问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回到北京。然而，不待他掸一掸旅尘，堆积如山的全国各地的匪患报告即已令他怒发冲冠。毛泽东拿起如椽大笔，遒劲的大字力透纸背——限期消除匪患的电令急发各大行政区。随即，人民解放军先后出动近200个师，进行了历时四年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

当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国民党军队主力将被歼灭之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一面策划撤逃台湾，一面在大陆统治区做“应变部署”，潜留大批特务和党政军的骨干分子，妄图推行所谓“游击计划”，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挣扎，破坏大陆的革命和建设，等待时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

土匪武装严重地危害着人民政权的稳固，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在刚刚解放的地区举行暴动，袭击解放军的小分队。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肆破坏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搞暗杀恐怖活动等等。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配图：我军剿匪照片）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部署及方针政策，我军剿匪部队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对股匪严重地区，按照先内后边缘，先富足发达地区后贫困偏僻地区的顺序，逐地逐片地进行军事进剿，以歼灭和击溃集股活动的大股土匪。之后，各剿匪部队迅速地对中、小股土匪展开分兵驻剿，并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加速股匪的瓦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各剿匪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反复清剿残散土匪，夺取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在历时四年的剿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共计歼灭匪特武装26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100门，各种枪支131万余支。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保障了当时经济恢复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期间，毛泽东曾亲手释放一名女匪首，至今人们对此仍津津乐道——

一九五三年，贵州省匪患已基本肃清，唯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匪首再狡猾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通缉令发布不久，剿匪部队最终将程莲珍缉拿归案。

按当时剿匪政策规定，凡是拒不投降自首的敌匪中队长以上的匪首，一经捕获，便依法制裁。像程莲珍这种罪大恶极的匪首，按规定必然严惩不贷。但是，她至今仍活在人间。

当时，贵州省军区党委把程莲珍的情况报到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置一下，留待他归国后处理。八月下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杀。”并半庄半谐地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李达一时不敢确断毛泽东的真意，问：“主席的意思是……”

毛泽东注视着李达。他深邃睿智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中华五千年历史，又似乎洞悉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他以一种和缓的语气，但其中分明带有一股激流。他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程莲珍出身于贵州省中宛寨一贫困的布依族家庭，由于姿容俊秀，被大地主的儿子陈正明抢作小老婆。一九四七年其夫暴亡，她和三岁女儿继承万贯家财。有不少人觊觎她的姿色和财产，而她家里的贪财亲戚惟恐家财旁落，竟雇杀手对她行刺。为了保家护身，程莲珍学会了骑马射击。几次，刺客丧命其枪下，“陈大嫂”由此威名远扬，在当地更是妇孺皆知。

根据毛泽东指示，贵州省惠水县召开数千人大会，宣布上级决定，当场释放了程莲珍。不久，当地政府又帮她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程莲珍心悦诚服，感激涕零，翻然悔悟，决心报答人民政府，走自新之路。之后，她多次返回深山，劝说残匪投诚。一个多月内，即有20多名匪徒携枪出山投降，使惠水、长顺一带匪患迅速消除。程莲珍在后期剿匪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人民立了功，因此受到政府表彰。一九五八年后，她成为惠水县政协委员、常委。

穿越时间的隧道，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再来把握毛泽东的脉搏，也许更加准确——不杀程莲珍决不是纵虎归山，而是毛泽东根据贵州剿匪虽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十分复杂，尤其是有些地方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不杀程莲珍，是为了通过教育改造后让她将功赎罪进而为民族大团结作出努力。果然，通过改造教育，脱胎换骨，程莲珍走上了新生的道理，在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他人无法做到的特殊作用。当代女孟获的新生，是毛泽东在处理匪首问题和民族问题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又一典范。

[范例二]义释达赖喇嘛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当达赖被叛乱集团挟持丧魂落魄地爬上拉萨河南岸时，我人民解放军的大炮早已瞄准了他们。毛泽东仁至义尽，网开一面，严令“不要阻截”

面积达120万多平方千米的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汉藏人民的交往就历代不绝。唐朝时，汉藏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藏王）联姻，吐蕃王朝遣使唐都长安言和修好及学习唐朝礼乐制度等；已成为汉藏人民“和同为一家”的象征，家喻户晓的美谈。元朝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后历代皇朝和政府都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实行有效管辖。藏族人民为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近代以来，西藏同饱经忧患的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蹂躏，加上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压榨，西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解救西藏百万农奴于水火，维护国家统一，毛泽东很早就关注西藏的情况。毛泽东十分清楚，要解放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操纵的西藏，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更多的西藏上层人士。一九四九年四月，当班禅驻南京办事处迁往重庆后，毛泽东就指示重庆地下党组织积极做团结争取班禅办事处的工作。重庆地下党即设法将中共地下党成员刘统座安排到班禅办事处，对其成员进行宣传、教育，以防止蒋介石集团将十世班禅及其成员拉拢胁迫到台湾。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又给兰州前线彭德怀发电，指示他加紧团结保护滞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为将来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准备。彭德怀接电后立即令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具体执行。在共产党紧密有效的工作下，十世班禅及其成员完全站到我党一边。此后，蒋介石准备借在青海玉树修飞机场之机，企图挟持十世班禅去台湾，班禅毅然决然地率所属全体成员秘密进入香日德寺，使蒋介石的预谋破产。

一九五○年初，合众社电传发表了西藏噶厦政府将派出所谓的“亲善团”分赴英、印、美宣传和策划西藏“独立”的消息后，班禅及其成员十分愤慨，坚决反对这一错误行径。元月三十一日，他指示计晋美立即再次致电毛泽东与朱德，要求迅速解放西藏，粉碎分裂阴谋。毛泽东接电后，再三考虑，给第一、第二野战军发出电报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为争取达赖和向亲英亲印的达扎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一九五○年五月九日，青海省副主席喜饶嘉措受命在西宁向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八月三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要彭德怀通知班禅代表到北京，听取他们对解放西藏的具体意见。九月中旬，班禅派代表计晋美等入京，毛泽东亲自接见，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了明确答复。班禅此后指示其所属，今后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安排，坚决跟毛主席走。此举对达扎噶厦分裂主义势力是一个迎头痛击。十月，我人民解放军举行昌都战役，突破金沙江防线，解放了西藏东部重镇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此时进退维谷的达扎一伙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好寄希望于神灵，请乃穷、噶东两寺的神人“显灵”，为其指路。十一月上旬，噶东寺神汉显灵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玉宝，只要你亲自掌握政权，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于是，年近十八岁的达赖十四世丹增嘉措于十一月十七日正式亲政，从摄政王达扎手中接管了西藏政教大权。

达赖深知自己早日主政完全是共产党的力量的作用，他从阿沛·阿旺晋美的书信中对毛泽东有了初步了解，产生了崇敬之意。他一亲政，马上向毛泽东写信，报告他已接管西藏政教大权，并且对在他执政前西藏地方政府同共产党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向毛泽东一再解释，信中写道：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呼吁我亲政，实难推销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对达赖的亲政表示祝贺。达赖这时心中确实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敬意，在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劝说下，他打算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被迫下台的达扎一伙亲英势力察觉到达赖准备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后异常恐惧。若西藏和平解放，达扎一伙将无立足之地，他们暗中密谋，要策动达赖外逃以阻止和谈进行。十二月十九日（藏历十一月十一日），达扎一伙胁迫达赖化妆，悄悄从布达拉宫出走，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达到边境亚东。由于英、印等国慑于国际舆论，不敢公开支持达赖出逃，达扎一伙策划出逃独立计划落空，随即在亚东组成所谓的亚东噶厦。刚刚亲政的达赖又失去了真正主政的权力，而且在亚东进退两难，如坐针毡。时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亚东噶厦被迫同意议和后，达赖派人到印度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递交了请求谈判的信，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复电对和谈表示欢迎，请达赖派代表赴北京面商。同时要袁仲贤代表毛泽东主席祝贺达赖亲政。

达赖喇嘛收到袁仲贤复函及贺信后，于二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报告除令阿沛·阿旺晋美等从昌都赴京外，另派凯墨·索安旺堆及土丹旦达由印度赴京，希望能达成圆满协议。

由于帝国主义一直想插手西藏事务，实现其殖民梦想。他们支持西藏亲英势力，在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之间制造了不和，一度拒绝十世班禅入藏。毛泽东、党中央在西藏和谈中，自始至终注意设法促成达赖与班禅的和解。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达赖第一批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第二批谈判代表先后到达北京。二十七日，班禅等人也到达北京。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李维汉及各方面协助努力下，终于使达赖一方与班禅一方就团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从而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奠定了可靠基础。

五月二十三日，经一再努力，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并签订了全部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全体西藏代表，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为了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去办坏事。如果汉族干部欺负你们，”毛泽东伸手拍拍自己宽厚的胸膛。说：“你们来找我毛泽东好了。”接着他又讲：“好哇，今天办了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的十七条具体内容，还要靠我们共同努力呀！”

为了促进达赖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毛泽东选定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带重礼进藏。毛泽东指示张经武，不要操之过急，第一步是拜会达赖及噶厦的四品以上要员，第二步是向达赖送礼。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本人向达赖送礼。当天上午，由军乐开道，张经武率送礼队向达赖夏宫罗布林卡行进，沿途上万名藏族同胞夹道观看。东夏宫门口，僧俗百官列队欢迎，达赖卫队持枪敬礼。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所送礼品共二十件，主要有：特织哈达一件，毛泽东画像一幅，天安门彩照一幅，象牙雕球、象牙白菜、象牙桥、玛瑙瓶、玉帆船、光绪年景德镇瓷具各一件，象牙笔、黄玉鸟、墨玉和平鸽、景泰兰花瓶各一对，湘绣挂屏四扇，幻灯机一具，黄宫锻、红藏袍缎各十尺，另有伟大祖国照片一套523张，年画30份，幻灯片9套。

当送礼大队进入夏宫厅殿时，十四世达赖站在平时善男信女进香朝佛的跪拜的石阶上候迎。当嵌着毛泽东像的金色相架抬进殿内时，达赖双手合十注目瞻仰，然后用手轻轻抚摸金色的相架。他面带微笑扶着毛泽东像，让新华社记者赵慎应等为他摄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这天，达赖卧室的门侧特意挂着一幅汉字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当张经武告辞时，达赖破例一直送他到门口，并主动握手告别。

毛泽东“礼遇”达赖之后，达赖提出到内地参观一事，毛泽东很快复电张经武，中央同意立即安排参观事宜，达赖非常高兴。经多方艰苦努力，十月二十日，噶厦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等300多人大会，经三天争论，在十月二十三日终于形成会议纪要，迈出了贯彻十七条协议的重要一步。同时，给毛泽东发出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了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呈”

毛泽东接到拥护电后，十分欣慰，于二十六日向达赖喇嘛复电说：“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达赖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后，立即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及全体进藏官兵慰问，表示对解放军进藏“实为欣喜”，“我达赖喇嘛谨向所有部队敬送大米一百包，菜金一万两藏银。”

十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主力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进入拉萨的入城仪式。

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央决定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指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代表。九月四日，达赖、班禅及随行人员抵达北京。朱德、周恩来在车站迎候，首都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达赖、班禅非常感激。本来，按藏族习俗应是先由欢迎者向被欢迎者敬献哈达，但一见到朱德、周恩来在车站迎候，达赖与班禅不约而同抢先向朱德、周恩来献上吉祥的哈达。

毛泽东亲自交待，一定要接待好达赖与班禅。他们到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愉快地收下了达赖、班禅敬献的哈达，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旅途情况和西藏情况以及到北京后的生活习惯及要求等，设法解除这两位仍十分年轻的宗教领袖的拘束。达赖对毛泽东的雍容威严的仪表、和蔼可亲的态度由衷敬佩。他私下对陪同入京的西藏工委人员徐淡庐讲：“当我向毛主席献哈达时，才感到我自己的渺小，毛主席真伟大。”（配图：毛泽东会见达赖、班禅照片）

离开毛主席的办公室时，达赖和班禅出于对毛主席的敬仰，按西藏的习惯，是弓着腰退着走出房门的。

国庆以后，达赖、班禅赴东北、华东等地参观。藏历年前，他们赶回北京。毛泽东指示国家民委，一定要按藏族民俗习惯，为过好藏历年做好充分准备，让达赖、班禅一行在北京高高兴兴过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藏历年，藏历年那天，毛泽东按藏族习惯设宴，郑重邀请达赖、班禅一起欢度藏历年。毛泽东特意让达赖、班禅分坐在自己身旁，按照藏俗为他们斟酒敬（藏语称酒为）。宴会后，又亲自给每人赠送了贺年礼品，最后又和大家一道合影留念。

藏历年后，当选为副委员长的达赖和班禅要离京到西北和中南、四川参观后返藏。离京前夕，达赖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要求向毛主席当面告辞。毛泽东知道后，不等达赖当面拜谢，而是亲自到达赖的住处同他亲切话别。毛泽东对达赖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希望他能率领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西藏。达赖十分激动，他握住毛主席的手，动情地说：“请您放心，我绝不辜负您的希望。”

毛泽东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胸怀广阔，礼遇达赖，凡有重大事项，均尊重达赖的意见，就连配备调整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人这些党内大事。也要同达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一九五五年，在决定由张经武接替范明主持西藏工委工作时，事先毛泽东亲自给达赖写信，取得达赖同意后才正式任命。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当印度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时，有的同志担心分裂势力将达赖挟持而不归，主张不许达赖出席。而毛泽东为了尊重和团结达赖，让达赖自行决定是否接受邀请。当年底，在国外分裂势力胁迫下，达赖果然思想动摇，产生了留居印度的念头，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委托正在印度出访的周恩来，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连续三次接见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推心置腹地加以教育和劝导，终于说服达赖作出了一次正确选择，从印度返回西藏。

然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了从事叛乱的“卫教军”，西藏噶厦中的分裂主义分子也暗中支持叛乱，并策划挟持达赖，进而在全西藏叛乱。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叛乱分子利用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戏之事制造事端，十日叛乱分子将卸任的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部桑颇·才旺仁增打伤，毁其汽车。准备晋见达赖的爱国人士，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等人也惨死在叛乱分子的乱石之中。同时，叛乱分子拼凑的“人民会议”召开，公开亮出了“西藏独立”的招牌。至此，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武装叛乱全面发动。十七日夜，叛乱分子挟持达赖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顺利达到山南地区。令人费解的是，在公开叛乱发生一周后，达赖为什么能在解放军严密警戒下逃之夭夭？原来，早在叛乱次日（十一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得知消息后，就此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发出急电，明确指示：

“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的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电报还特别指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

当达赖出逃时，我人民解放军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对拉萨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下达命令阻截，噶厦叛乱集团不可能有一个人能离开拉萨半步。当年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着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的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三月三十一日，达赖一行，终于再次出逃印度，从此开始了他数十年的流亡生活。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网开一面，眼睁睁地让达赖丝毫不承担责任一走了之呢？时隔几十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许更加体会到毛泽东的用心良苦和高瞻远瞩——首先，达赖喇嘛在西藏是居于首位的宗教领袖，倘若他死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口下，我们就很难向广大藏族同胞解释清楚，甚至为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这样对民族团结及巩固西藏的主权极为不利。其次，在出逃的分裂集团之中，达赖是唯一接受过毛泽东接见，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温暖，也是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人，这样，他必然或早或迟地影响其他叛乱分子，对分裂势力起到牵制和分化作用，有进一步造成分裂势力集团内部产生矛盾的可能。这从他出逃前两星期写给中央驻西藏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信中或可判断。他说：“反动的坏分子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等。所以，当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另外，达赖及叛乱分子的倒行逆施、叛逃离境，将有利于西藏早日实行民主改革。在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就谈不上藏族人民的真正解放，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谈不上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的景象是令人发指和触目惊心的——当时西藏的经济政治制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十分落后反动的农奴制度。在这个农奴制社会里，有两大阶级，一个是农奴主阶级，包括贵族、寺庙、官家（封建政府）及其代理人，即三大领主；一是农奴和奴隶。在约120万的总人口中，领主及其代理人占不到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多数牲畜。他们建立了上千个庄园，从而构成了僧俗贵族联合专政的经济基础。农奴占人口的90%，奴隶占5%，农奴失去了全部耕地，不得不在苛刻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租种领主的土地。奴隶在藏语中叫“朗生”，意思是饲养的家奴。他们的一切属于领主所有，其奴隶身份世代相袭。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据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统计，全西藏有寺庙2670座，僧尼12万多人，约占总人口的10%。宗教在西藏已不仅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与贵族专政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为维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法律。在法典中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各等又分三级；“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甚至“向王室喊冤告状，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广大农奴和奴隶连喊冤告状这个基本权利都没有，是地地道道的会说话的工具。那么“逮捕”后又怎样呢？西藏地方政府和大寺庙均设有法庭和监狱。刑罚是骇人听闻的：肉刑有挖眼、割鼻、割舌、割耳、剁手、抽脚筋、鲸面；死刑有剥皮、碎裂肢体，装进口袋投入河中，甚至钉四肢于木板而钉死等等，其野蛮残酷至极令人毛骨悚然。

农奴制的残暴统治，使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暗无天日的悲惨岁月中糊口偷生，啼饥号寒。农奴从领主那里租来的“份地”，一般要将收获物的70%以上交给领主，高利贷是他们背负的沉重包袱。名目繁多的差事，更使农奴苦不堪言。西藏农奴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农奴制度是万恶之源。西藏社会的生命力被愚昧和贫困吞噬着，曾经兴旺发达的藏民族显得衰弱不振。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手工作坊寥若晨星。没有现代交通公路，在崎岖不平的驿道上人背畜驮，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农业上粗放经营，少数地方滞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谈不上有现代教育，只有少数为贵族子弟服务的私塾。缺医少药，疾病流行。农奴主为了永葆农奴制社会这个“最美妙的世界”，利用交通阻塞的自然环境，拒绝接受任何先进的东西，使西藏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尤其可怕的是，农奴制改革前的200多年时间里，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日益减少。据《西藏志》记载，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西藏人口即达130万，到和平解放时却降到了120万。

对于这样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的落后反动的社会制度，本应采取革命的方式尽可能迅速地予以推翻。但是，西藏是个民族和宗教间十分复杂和敏感的地区。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长期以来造成了汉藏民族的较深隔阂和尖锐对立，藏民对汉人的戒备心理并未消除，少数上层分裂分子对祖国的离心倾向一直存在。宗教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又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棘手。鉴于上述原因，“十七条”规定保存西藏现有社会制度，直到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西藏上层领导主动变革。

然而，毛泽东深知若想让处于毫无政治地位的、被三大领主视为草芥的藏族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让顽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上层领导主动进行变改”，实在是虚无缥缈的，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叛乱分子的枪声以及达赖的出逃恰恰给了毛泽东大刀阔斧地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契机。毛泽东当时就明确地讲：“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更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就说：“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他还饶有风趣的描述了西藏发生的这种变化：“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指三大领主——引者注）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们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七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此后，一系列关于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世界屋脊西藏的广袤大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直到一九六一年基本结束。由于埋葬了万恶不赦的农奴制度，百万解放了的农奴焕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热情。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平叛工作虽然紧张进行，全区农业生产仍获得了丰收。一九六○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4.2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15%，牧业生产在遭到叛乱破坏的情况下，得到了较快的恢复，牧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景象。

毛泽东在处理与达赖喇嘛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争取他、团结他、勉励他、还是放走他，其着眼点绝非达赖本人。所以，他说：“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毛泽东一心牵挂着的是西藏百万农奴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以及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毛泽东以其高屋建瓴、雄视百代的伟大气魄义释达赖，是从战略上实施“欲擒故纵”谋略又一光辉典范。达赖喇嘛流亡几十年，虽然不断在大放厥词。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新西藏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达赖终会有翻然悔悟，回归祖国怀抱，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与他人丁兴旺的同胞尽享幸福欢乐的那一天。到那时，达赖是否会衷心祈祝毛主席冥福，遥谢他老人家的不杀之恩呢？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老子本义·上篇》：“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鬼谷子·谋篇》：“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此计有两种用法：一是当敌人锐气尚盛时，我故意避战示弱，骄纵敌志，使其士气懈怠，丧失警惕，而后乘机图之。二是在我方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情况下，要想捉住敌人，则故意暂时放松他。放松的目的是示敌以一线生路，使敌人失去死战的决心而侥幸逃跑，造成有利于我方的战机，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此计带有心理战的策略。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诸葛亮七擒孟获：公元二二二年，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举兵反蜀。诸葛亮在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对孟获七擒七纵，逐次将势力推到边远地方，终使孟获心悦诚服。诸葛亮七纵孟获，意在扩大疆土，以孟获做样子去降服其他少数民族，为日后的北伐中原做好后方的准备。

[原文]类以诱之，击蒙也。

[译文]用相类似的东西去迷惑引诱对手，使对手懵懂上勾。

[毛泽东论述]

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

[范例一]乒乓外交推寰球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凌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当日降下帷幕。已两次服下安眠药的毛泽东，垂着头，在咕哝着什么，护士长吴君旭仔细一听，不禁大吃一惊，忙问：您现在说的算不算数？毛泽东蓦地抬起他狮子般的头颅，大声说：快去！邀请美国队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全世界几乎触电般抖动了一下，这巨大的能量并非来自宇宙空间，而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班克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这天下午7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电视摄像机前宣读了如下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奉行敌视、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所以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竟达二十余年。时间进入七十年代，正如毛泽东事后评价：“世界改变了他”一样，尼克松认识到美国当时国力日衰，深陷越战泥潭，难以招架苏联咄咄逼人之势的现实危机，自开始竞选总统就频频向中国发出愿意调整对华政策的微妙信号。待他坐上美国第37届总统宝座后，即将其对华政策构想身体力行，付诸实施。如果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场以我们生活的这个寰球为舞台，其精彩非凡让莎士比亚相形见黜的戏剧的话，那么，它的序幕无疑是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

一九七一年三月末至四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强大阵容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中国队在日参赛期间的一件小事，触发了“乒乓外交”的契机。一天，美国19岁的球员洛衫矶圣莫尼卡学院的大学生格伦·科恩正准备乘车去比赛馆，但自己所乘汽车找不到了，正在这时，一辆标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心里正急，便向大轿车招手，车一停，他一个健步跳上车。科恩刚为能够赶上比赛而侥幸，可定睛一看，车上端坐的都是中国人，心里不觉有点慌乱。他这个自诩是个“完全的嬉皮士”，此刻却像个“襁褓里的乖娃娃”了。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还是坐在车后部的世界冠军庄则栋站了起来，缓步走到科恩身边，科恩如梦方醒地叫道：“你是庄先生！”庄则栋点点头，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配图：庄则栋在世界锦标赛照片）

庄则栋送给科恩的礼物是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上面绣的是黄山风景。

科恩满心欢喜地接过庄则栋的礼物。庄则栋，这位曾蝉联三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科恩自从握起乒乓球拍开始就已知道了这蜚声中外的名字，此刻，庄则栋亲手送他礼物，科恩毕竟是美国的“嬉皮士”，虽然欣喜，但无受宠若惊之态，嘴上连连道谢，手也在自己的包里摸，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带。还是参加完比赛，科恩跑到商店看中了一种红白蓝印有英文“听其自然”的运动衣，他便买了两件，想着找机会送庄则栋一件。

此时的科恩，虽然战绩平平，但已成为焦点人物。第二天，科恩刚出现在赛场，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都已瞄准了他。

“你和中国的庄先生交上了朋友了？”有记者问。

科恩毕竟是嬉皮士，不善于回答记者这类极富挑逗性的问话，他没有吱声。不过他的行动作了回答。当他扭头看到庄则栋和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同出现的时候，科恩大叫起来。

“你好”，科恩热情地打着招呼。

庄则栋也友好地冲他微微笑着。

记者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科恩费了好大的劲才从自己的挎包里取出那件运动衣。“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庄先生。”他说着便把运动衣递了过去，庄则栋点点头，伸出手接过运动衣。

然后，科恩双手再一次展开庄则栋送他的那件织锦，高高举过头顶，庄则栋也以同样的姿态高高举起了运动衣。俩个人，一个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一个是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并肩站在一起，而且还握了手，在他们四周照相机的快门“嚓嚓”地奏出一曲美妙的乐章。

日本记者仗着天时地利之便，对科恩围追堵截，笑脸可掬地向科恩提出一个个令其领导人如吃酸葡萄般引致胃胀的问题。

“科恩先生，你对中国人如何评价？”

“哦，中国人非常友好，我还和他们练过球。”

“那么，你愿意去中国吗？”

“当然啦，我特别想去。”科恩的回答十分坦率、干脆，根本没有理会自己作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此时他的每一个针对中国的言谈举指都可能被认为包含着深深的政治内涵。

记者们不是白吃饭的，有关一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与一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来往的照片、新闻、特写、通讯，一时间在世界各大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了。相比之下，在西方各大报纸上，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4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有些黯然失色了。

北京城里的毛泽东，早已了解到庄则栋与其灵犀相通的精彩表演。尽管庄则栋在毛泽东一手导演并领衔主演的这台旷世杰作中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但是，由于他的出色表演，已经使毛泽东在为中美两国关系解冻方面所做一系列努力近乎达到水到渠成之水终于潺潺淌来了！

与此同时，另一件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交往对话虽不及庄则栋和科恩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爆光，弄得满城风雨，但是却更加说明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事情发生了。三月三十日下午，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参加完国际乒联代表大会步出会场时，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斯廷霍文邂逅。他们与刚才在会场上在关于柬埔寨金边傀儡无权参赛问题上唇枪舌剑判若俩人。斯廷霍文此时已经获悉中国邀请了南斯拉夫等国乒乓球队在比赛结束之后访问中国。他便主动和宋中搭讪，想知道中国还打算请哪些队访华，并且说，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

在当时中美关系高度敏感的时候，斯廷霍文的话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重视。他们马上通过电话向国内作了汇报。此时，从名古屋传来的信息每天都直送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名古屋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明朗，美国队表示友好，希望访华。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有关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多数人认为，现在邀请美国队还为时过早，应当首先让有影响的记者或政治家来访。但也有少数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现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有利于出现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

最后，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拟就了一个不准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恩来批示。事关重大，周恩来批阅后，于四月四日呈送毛泽东。现在，已经是四月七日的凌晨了，这份报告放在毛泽东的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沐浴着柔和的台灯光。在报告纸页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并在旁边用铅笔添了一句话：“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一天前，毛泽东已经看过了报告后用笔圈阅了。秘书据此已向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接近尾声，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国内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访华时，其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同行。”

接到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未正式提出过要求，只需在相遇时说一下就可以了。邀请美国队访华的事到此似乎已告结束。

但是，毛泽东还继续让那份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而不是按照规定由秘书归档，这表明，他的头脑中，仍在思索权衡有关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夜深人静之时，正是他思维细胞极度活跃的时候，这是他几十年戎马倥偬中养成的习惯。二十天前，当他亲自批准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原来是担心日本右翼反动势力可能捣乱，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曾经跟老朋友斯诺说过，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是赛期的最后一天了，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要不要邀请他们来呢？体育运动员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说起美国国务院已于三月十五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联系到更早的时候，在二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的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中美关系这块沉重巨大的坚冰正在悄悄解冻吗？

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两国间的对话总保持在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之间大使级会谈上嘛？那样的话，两国关系即使有所改善，也不过是一块距离北极不远的洋面上的浮冰而已，待它自然融化，谈何容易。不！他毛泽东一年前就通过斯诺传达了他愿与尼克松直接会谈的意思，而今，这群朝气蓬勃正在眺望中国的不带政治色彩的运动员不正是最好的引“玉”之“砖”吗？！

历史已经张开臂膀，准备迎接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美好春天的到来。这是稍纵即逝的机遇，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它。据当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君旭回忆：

“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引者注），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四月七日上午10时30分，宋中向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喜出望外的哈里森立即打电话给美驻日使馆，恰巧阿明·迈耶大使不在，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之后，坎宁迅速找到迈耶大使，事关重大，迈耶不敢擅自作主，立即给美国国务院发出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时分。美国国务院四月一日的备忘录中写到：“北京已派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运动还是第一次”。但当国务卿罗杰斯接到电报时，仍被中国人的惊人之举弄得晕头转向。但他不敢怠慢，急忙署上自己的意见：“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然后，当即送往白宫。

尼克松看了电报，欣喜异常，后来他曾回忆：“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当夜，尼克松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

基辛格来了，读了电报，不觉浑身一振。他的感觉比别人也许更加深沉复杂，他这位学富五车，以高傲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那种近似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得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的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这样的外交杰作。他为之亢奋起来，肥胖的大脸泛起了红晕。

可以说，一九七○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夫妇，并在报纸上发表他们俩人的大幅照片就是向美国人抛出的一小块“砖”，只因为那位傲慢的犹太博士基辛格也为之自责“粗心大意”的缘故而未能引“玉”。这次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作为毛泽东再一次向美国人抛出的一大块“砖”，历史已经证明，“玉”引来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乘坐巴基斯坦专机秘密抵达北京，逗留时间共48小时，与周恩来会谈17小时。十一日，基辛格在离开北京飞往巴黎的途中给尼克松发电：“我们已经为你和毛泽东打开历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偕夫人抵达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尼克松总统。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泽东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重。他伸过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毛泽东这一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当时大病初癒，会见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险情。据吴君旭回忆：

“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挥洒自如的谈吐为中美历史性的对话定下了基调。毛泽东巧妙地把阻隔中美关系改善的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争端提了出来，毛泽东提醒尼克松：其实，我们跟他（指蒋介石）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毛泽东还用幽默的口吻对尼克松奉行的新政策表示赞赏，他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连忙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泽东则表示：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尼克松完全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含义，他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配图：毛泽东尼克松握手照片）

在谈及中美接近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特意提到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功劳，并且坦率地批评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他对尼克松说：是巴基斯坦的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在那段时间，你们也没有想通。对此，尼克松表示：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少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哲学，主要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尼克松讲的的确是肺腑之言。

毛泽东在会谈中还认为，中美之间现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应当努力寻求改善两国间的关系的途径。他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边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一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又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尼克松对此表示赞同，他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双方经过艰巨的谈判，终于在上海签署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关系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两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显露出来的胆识和远见，不仅为后来中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的实施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中美两国关系的范围。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外交突破之一。

[范例二]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在热烈而庄重的气氛中，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台。当年，他们持用的还是出国时的中国护照。杨振宁回忆说：“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做出了贡献，很是高兴。”

一九七三年夏天，在杨振宁第四次回国访问期间，他“最终鼓起勇气问能否见到毛主席。”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1973年7月17日电，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了前来探亲、访问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同杨振宁博士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极为亲切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

毛泽东会见外籍中国科学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内外社会舆论非常关注这次会见，纷纷推测毛泽东与杨振宁会见究竟交谈了些什么？（配图：毛泽东会见杨振宁照片）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香港《文汇报》转载了留美中国学生刊物《星报》的“读者手稿”，标题为《杨振宁三谈毛主席会见》。文中写道：

“问：你和中村的对话中，你说毛主席的物理造诣很深，你是这么说的么？

答：这话经过英文译日文，日文又翻中文，走了样。我当时用的英文，是veryinterestedandhasprofoundknowlege。

问：这个结论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答：这是一个总的印象，从和主席谈话一个半小时得到的。

问：主席也问起宇称守恒定律么？

答：是，主席说：‘宇称也可以说是守恒，也可以说不守恒，对么？’这显示他在这方面有很正确的看法。

问：你会不会觉得，在接见您之前，主席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或者和什么人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答：我完全不这么想，我的印象是主席一向对这方面十分关切，平时就读过许多，谈来如数家珍，毫不生硬。总之，主席在这方面的了解，至少是ScientificAmerican的水平。

问：您觉得主席接见您的意义何在呢？

答：哈！这方面的猜疑已经太多了，右派左派各有解释，在我看来，一方面是主席对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主席对海外中国人的关切。”

访问新中国是激动人心的，杨振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他为祖国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念：利用特殊的地位、身份，担负起建造中美友谊桥梁的责任。

毛泽东会见杨振宁，其意义远远超过事件的本身。我们若从二十世纪70年代的历史大画面来审视，就仿佛阳光一闪，照耀出五彩斑斓——

首先，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坚冰融解，但由于美方一直顽固坚持其台湾政策，中美关系一度举步维艰。而通过杨振宁的特殊的不具任何政治色彩的身份则比较容易影响美国民众，进而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有益的促进。事实上，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杨振宁在美国以“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于当日在《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致卡特总统公开信》。之后，他为之不遗余力，奔走呼号，为美中两国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交作出了贡献。

其次，毛泽东在二十世纪60年代就明确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为了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希望通过会见杨振宁来更多地吸引海外科学工作者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为祖国的发展腾飞贡献力量。事实上，毛泽东会见杨振宁的当年，就有海外学者100余人回国“探亲”。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一则消息，报道了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李洁明在一次午餐会上称许亚裔人士对协助美国在亚洲问题上所做的贡献，他特别提到了杨振宁教授，他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当年到中国大陆，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而美国目前的政策也是支持及愿意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杨振宁可以说是首开其端……”

再次，正如杨振宁所说，毛泽东通过会见杨振宁来表达对几千万海外侨胞的关怀。他们是国家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本来就是其正在勾画的统一台湾蓝图的一道艳丽的风景。杨振宁不仅有着诺贝尔奖得主的璀璨桂冠，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即他是原国民党军上将、徐州“剿匪”副总司令、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杜聿明的女婿。正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他在受到毛泽东会见后，台湾情报机构在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年报总目》中列上了杨振宁的名字，并且不惜笔墨对杨振宁在大陆的活动详细记录。所以，可以讲，毛泽东会见杨振宁，与毛泽东一九七二年九月指示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并邀请他回大陆看一看；一九七三年五月，派专机送章士钊赴香港；一九七四年命令增援西沙前线的我人民海军编队径直通过台湾海峡（参见第十三计打草惊蛇“范例”）；一九七五年二月指示特赦全部在押国民党战犯等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毛泽东其他恢宏神来之笔共同描绘了珠联璧合、匠心独具的祖国统一的艺术佳构。可惜，天年不假，毛泽东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千古绝唱的作品，留给历史不尽的遗憾。

其实，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了杨振宁的研究成果。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他召见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以哲学家的深邃思维发表了一篇科学认识的黄钟大吕。其中说到：

“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他——引者注）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一九七七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在追述了物理学家如同剥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意味深长地说：

“洋葱还有更深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致以的崇高敬意。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大众晚参，师云：‘今夜答话去也，有解问者出来。’时有一僧便出礼拜，师云：‘比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墼子。’”传说唐朝诗人常建，听说赵嘏来到苏州，断定他一定要去游灵岩寺，就在寺前写了两句诗，赵嘏看到后，便在后面续了两句，完成了绝句一首，而且后续的比前两句好，后人称常建这种做法是“抛砖引玉”。军事上引此语作为计名，含有“利而诱之”的意思。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楚绞之战：公元前七○○年，楚国攻伐绞国（今湖北省郧县西北），两军相持于绞国都城南门，有个叫屈瑕的莫敖官向楚王进计说，绞国虽小而轻躁，轻躁就少谋略，请大王允许军中樵夫不须派兵保护上山砍柴，以诱绞军。楚王采纳了这个建议。第一天上山砍柴，让绞军捕捉了30名樵夫；第二天，绞军都争先恐后地出城追捕楚军樵夫，楚军这天预先派兵潜伏于绞国都城北门外，并设埋伏在山中，待绞军无防备地进入伏击圈，伏兵四起，绞军血流成河，元气大伤，被迫向楚国投降。

三、击蒙：使之懵懂上勾。《易经·蒙》卦：“上九，击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六十四卦经解·蒙》：“击，治也。”

[原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译文]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它的首脑，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瓦解它的整体实力。就好像龙出大海到陆地上作战，发挥不了优势而面临绝境一样。

[毛泽东论述]

一、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矛盾论》1937-8

二、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

——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370页

[范例]朝鲜金城战役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蘸着50000名南朝鲜官兵未干的血迹，在“停战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子，感叹道：我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抗美援朝战争打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已历时两年半，为了粉碎敌人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的讹诈，我志愿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方针。积极准备夏季反攻作战。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向志愿军发出：“做好举行夏季战役的攻击准备”的指示。五月十三日，我军拉开了抗美援朝阵地战阶段举行的最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序幕

打归打，谈归谈。此时双方以二月二十三日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要求先行交换伤病战俘为开端的停战谈判正在板门店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可是，五月二十五日，李承晚下令参加谈判的南朝鲜代表崔德新不再出席会议。六月十八日夜间，南朝鲜军公然出动到战俘营，打开由美国宪兵看守的大门，强行“释放”了两万多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并扬言要将这些战俘补充到南朝鲜军队。这一行动，不仅引起朝中方面的强烈抗议，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谴责这是“背叛行为”。美国方面对此表现得极为狼狈，克拉克一面致函朝中方面，承认这是一个严重事件，并表示要“尽力追回在逃的战俘，”后来又说把战俘全部追回是不可能的。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持使罗伯逊赶到南朝鲜，以提供援助的许诺说李承晚遵守停战协议。随后克拉克又通知李承晚，即使他不赞成，美国也要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议。如果他继续战斗或破坏停火，美国将停止对他的援助。

李承晚虽然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仍表示不愿服从，以致当时的一些美国官员都感慨说，共产党经常宣传李承晚是美国的傀儡，现在美国人倒真希望他能充当傀儡的角色。对于李承晚政权破坏即将达成的停战协议的行为，朝中方面代表在谈判中一再向美国代表提出质问，并严正抗议这种扣押战俘的行为。结果，在朝中代表团问到“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以及“朝鲜停战究竟还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时，美方代表要么无词以对，要么表示“联合国军”将对南朝鲜在军事上采取防范措施。七月十一日，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正式向朝中方面表示美国保证遵守停战协议，并保证“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称自己共同作战的盟友为进行“侵略”，这在现代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向交战对方作出遵守停战的保证，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六日，我军进入了夏季攻势第二阶段的反击。由于美国已表示愿意停战，李承晚反对停战，我军改变了原定以打美军为主的计划，以打南朝鲜军为主。

鉴于南朝鲜方面破坏停战，为了确保停战协议签字后的和平局面完全实现并得以保持（因根据当时情况，停战后最大可能通过挑衅再引起战火的一方是南朝鲜），六月二十日，由北京启程去朝鲜参加签字的彭德怀抵达平壤，即向毛泽东报告并建议：“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并说服了急于在协议上签字的同志再打一仗。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到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为此，七月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六日，我军进行了夏季攻势第三阶段反击。这次反击本身即成为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发起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打击以“释放战俘”为名破坏停战谈判的李承晚政权，迫其遵守停战协定。（配图：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照片）

七月十三日夜21时，在大雨欲来之际，志愿军出敌意料地向金城地区南朝鲜四个师的25千米的正面阵地发起攻击。首先，1094门火炮进行了7～28分钟的火力准备，发射炮弹1900吨。这次炮击，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击。随后，志愿军的六个军发起猛烈突击，1小时内全线突破，然后一面围歼各高地之敌，一面向纵深穿插。穿插时，各部队预先准备好的渗透支队乘敌人混乱之机，大胆深入迂回。如第68军先头部队在副排长杨育才率领的一个班侦察兵配合下，就以突然袭击消灭了南朝鲜王牌部队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团部和配属首都师的美军第555榴弹炮营大部，并俘虏了首都师的副师长。第二天，天明后云浓雨大，美军飞机难以出动，志愿军各部打破常规实行白天进攻，我坦克兵也上阵助威。至七月十四日黄昏，志愿军已于21个小时内在敌人以坑道和钢筋水泥为体的坚固防御阵地内推进了9.5千米，创造了双方部队在阵地战阶段推进率最高记录。

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志愿军乘南朝鲜军溃败之机继续进攻，最远向南推进了8千米。这样，经三天进攻，志愿军已在金城地区将战线南推了15千米，新占领180平方千米，并消灭了南朝鲜军四个师的大部。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志愿军第20兵团部队主要利用临时抢修的野战工事，打退了美军和南朝鲜军七个师的连续反扑，战斗一直持续到七月二十七日双方在板门店签定停战协定（李承晚最后仍拒绝签字，但慑于我军威力，南朝鲜军队一直未敢轻举妄动）。金城战役共歼灭南朝鲜军队约5万人，连同战线上其他地段的战果，歼敌总数约7.8万人。

金城战役，作为朝鲜停战前的最后一战，在国际上显示了我方是在胜利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的。正如克拉克事后所说：“敌人能在任何时候集中足够的人力，在他所希望的地点与时机突破我们的防线。若是敌人准备牺牲其生命以获得一个缺口，没有一个防线能够如此坚强而不为他所攻破。”

如果说金城战役是战略上的“擒贼擒王”，那么，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则是战术上的“擒贼擒王”。金城战役正是谋略的大小套用，上下呼应，珠联璧合，妙笔生花般的运谋佳作。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唐代诗人杜甫《前出塞》诗之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比喻作事要抓关键。军事上指与敌人作战，要摧毁敌人的主力，捉拿敌人的首领（现代战争中可理解为攻击敌人的指挥部、战略基地、交通通讯枢纽等）。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唐肃宗时，安禄山叛乱。公元七五七年，安禄山之子安庆绪遣尹子琦率军10万攻睢阳，河南副节度使张巡，坚守城池并主动出击。一次，张巡的队伍一直冲到敌营帅旗之下，接连斩杀敌将50多员，士兵5000余人，敌营大乱。这时，张巡想射死尹子琦，却不认识他，便叫士兵削尖木棒当箭射，对方中箭的喜出望外，还以为张巡部队箭已告罄，都急忙去向尹子琦报告。于是张巡认准敌方主将，立即命部将南霁云放箭，一箭飞射，正中尹子琦左眼，尹子琦忍痛收兵败退差点被俘。

三、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见《易经·坤》卦。龙本来在大海深渊里或天空云雨中才能施展威力，如果一旦陷在原野里苦斗，则本领为不利环境所掣肘，一筹莫展，失败的结局乃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