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青年演员:一个普通人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篇檄文

一个普通人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篇檄文

  文：公理力

有网友发了个帖子谈当前论坛的“话语权”，写得很不错，我喜欢。 唯一的小遗憾是个别史实上的不准确。此文提到中国当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讲话，即邓小平先生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邓不是在1992年春季的南巡讲话中首次提出“解放思想”的。而是早于南巡14年的1978年冬，在马拉松式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闭幕会上的一个总结讲话中提出的。邓的原话是“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是这个讲话的主旨，也是这个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

即使今天来看，这个会议和邓的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依然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它就是几天后紧接着召开的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和定调会！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毫不夸张地讲，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取得的的全部成果都有赖于这次会议和邓的这个讲话。

而邓的这个讲话，在毛去世后仅仅两年之后，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在中央高层最终达成共识，继而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与此前不久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有莫大关系。

毛1976年去世后的中国是忠厚的“老实人”华国锋当政。基于对四人帮的失望，和对邓小平等人的翻案之虞以及忠诚度不放心，晚年病入膏肓的毛泽东煞费苦心挑选、扶持起曾作过毛家乡湘潭县父母官的华国锋作接班人。毛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在叶剑英等人协助下果断粉碎“四人帮”，赢得国人普遍拥护。不知是愚忠思想作祟，还是害怕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迫于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意识背景，更大的可能是几方面的因素都有一点，他率先做得两件有影响的事是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就是不愿承认文革的错误，更不愿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华派于1977年2月以两报一刊社论方式抛出“两个凡是” ---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意有所指地又一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南京大学一位普通的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先生看到“两个凡是”后，敏感地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但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显然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他不能去批社论，反中央。“我敢写，也没人敢发。”胡福明说。于是费尽心思写了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文章寄往《光明日报》。

等待数月，无任何消息。据胡福明本人讲，他坐牢的准备都做好了。在北京，此文稿经多人精心修改，最后送审到任中组部长不久的胡耀邦手中。胡拍板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于1978年５月１０日发表，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约定，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于第一版。

文章标题多了“唯一”这个定语。这是要害！须知，当时中国人的思想状态，与今日的北朝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的人民称金氏父子为伟大领袖，而我们则称毛是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按毛“最亲密的接班人”林彪副统帅的话讲，毛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一句顶一万句。”  诺大个中国，没人敢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现在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意味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例外！是否真理，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才能算！“两个凡是”的荒谬性就更是不证自明了！这样的提法在国人心目中，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唐山大地震！文革是毛亲自发动的，其是非对错也需要实践的检验。而实践已经证明，它就是一场大动乱、大浩劫， 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说此文为文革翻案铺路，也不为过。

此文发表后立即遭华派打压，点了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的名，进行严厉指责。华派的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

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初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 获邓支持后，引发全国范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开启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大门。邓小平南巡讲话则被称之为第二次思想解放。

从新中国建国算起，毛在位27年。成为实质上的一把手应从遵义会议算起，有41年。对毛的个人崇拜则应从中共七大上刘少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算起，亦有30余年的历史。在毛去世后仅仅两年，就有如此大的思想巨变，没有这篇文章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普通人的一篇文章能够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这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