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府仙人号宝灯下一句:大学地位为何下降？

在当前中国，大学的地位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要看采取哪种标准。如果按以获资源为标准，国家对大学的投入不断在增加，老师们的薪资也基本能够保障一种中等的生活水准（但必须指出的例外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校的青年教师们，他们的收入在高校中居于下层，又必须面对高昂的房价，其实是大城市中的贫困群体），断然谈不上地位下降。这里所说的下降指的是一种社会地位与智识地位方面的下降。就前者而论，大学越来越被置于行政化、官僚化的束缚之下，缺乏相对于主管部门的独立办学权力。就后者而言，大学虽然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产品，但从质量上看不但与国际水准大有差异，甚至也不再有能与民国初年那些仍响彻至今的思想大师相比肩的成果，引起人们对“没有大师”的感叹。受此影响，就是一贯对大学持崇仰态度的民间也越来越对大学持轻视心理。“会叫的野兽”成为“教授”一词最为流行的歇后语，其实反映的正是整个社会对大学的日益不满，甚至是不屑。

对于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已有许多的分析。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凡稍有见识的人，均无不提及这一点，虽然对如何改变多无良策。但笔者以为，除此以外，尚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根源导致了大学地位的下降，那就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大学生——在社会与市场上的“滞销”（即就业困难）。对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其产品长期滞销，那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即使它顶着国字号的金字招牌而苟延残喘，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真正尊敬。大学或许与企业有异，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事实已像一股强大的倒逼压力，极大地改变了大学内部的生态，从而影响到大学的质量，最终损及其地位。一个最简单的现象是，目前大学生最主要的任务、花时间最多的事情已不是缺乏功利性的知识学习，甚至也不是无忧无虑的花前月下，而是学习英语、去考取各种职业证书。而大学生实为整个大学的核心，也应该是大学精神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当大学生在生存的压力下已无兴趣保持一份对人生与社会的真切关注，更加缺乏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的时候，大学的灵魂实际上已经部分死去。

大学生的困境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学精神的另一担当者——老师。当大学生忙于考级考证而疏离纯粹的知识传授、甚至懒于对老师提出问题的时候，作为大学基础的老师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于知识传播与创造的动力与压力。许多老师们都深切地感到，在这个时代下对学生负责任的做法或许是多教他们一些实用的技能，多传授一些为人处世的方法。面对现实而残酷的社会，如把他们引领到虽精彩玄奥但无实际用途的精神世界，或是教他们去保持对社会的批判态度与独立人格，真不知是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有人可能会说些即使学生不学，老师也可以自己搞研究，最终贡献杰出知识成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类的话。理虽不错，但属圣人之言，不能适用于全体教师。虽然教师中间也有能坐冷板凳、能自我坚持者，但毕竟多数老师也是普通人，如果面对自己研究无人承继、无人欣赏甚至无人倾听的境地，我想多数老师都会对继续研究兴趣索然。如果多数老师都难以潜心向学，作为金字塔尖的大师也就缺乏存在与成长的基础。最后但特别重要的是，今日的学生就是明天的老师，但在实用主义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否能够在未来学术创造上有所作为，更加是一件令人起疑的事情。

作为反例，我们可以看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哲学甚至曾是最时髦的专业之一。与之相应的是，当时的大学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甚至在许多人成为激情、浪漫与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同样是社会主义环境下的大学，情况如此迥异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部分与当时包分配的大学生能够无忧无虑的探求知识、进而推动了学校浓厚智识氛围的形成有关。时过境迁，大学生早就没有等待在前方的铁饭碗，许多闲情与理想就逐渐磨蚀殆尽。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毕业生适应社会与市场需求是天经地义，难道说大学要培养那些与社会实践脱节的学生吗？此言似是而非，包分配的铁饭碗固然不可取，但所谓的市场化就业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首先，当前大学毕业生的供需矛盾是人为放大的结果，高校盲目扩招而就业机会增长有限直接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的过剩。

其次，就业市场的畸形导致文理等基础学科毕业生更难就业，促长了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基础学科是一个国家知识发展的基础，国家应该出台政策对这方面的毕业生的就业予以一定保障，以储备人才。但在“就业面向市场”这一过度鼓吹的口号下，国家与社会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应尽责任。

最后，在各种权力、关系作用下，就业关系已经被严重扭曲，这进一步导致了大学生的知识无用论心态。

在这些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大学毕业生几乎不“滞销”都不行，而且越是那些一心探求知识的毕业生可能越“滞销”。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大学为了减少这种“滞销”，不得不调整办学方针，最终把大学教育变成纯粹的职业教育，把名义上的大学变为事实上的专科学校（有讽刺意味的相反现象是，许多专科学校和学院纷纷把自己的名头改成大学），逐渐丧失其智识生产者的权威地位，最终也无法成为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的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