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的人”的论证和诉求

2011-08-09         作者：唐鸿      来源：《理论月刊》2011年第7期

　　一、“总体的人”的多维透视

　（一）“总体的人”是肯定向度和否定向度相统一的双向度存在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那里，“总体的人”应该是肯定向度与否定向度相统一的双向度存在，即他既具有肯定社会现实并与之保持一致的向度，又不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社会现实的向度。其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具体生存境遇，阐发了其“总体的人”的理论构想。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其主要特征不在于是否实施恐怖和暴力统治，而在于是否允许对立及对立向度的存在。在他看来，作为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发达工业社会“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1］随之而出现的是，原本的双向度社会已经失去了其批判和否定的一面，成为一个顺从和肯定的失去对抗阶级、否定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也成为单向度的人。所谓单向度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是被物质欲望奴役而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亦即丧失总体性存在的人，他们毫无异议地融入于现实中，不再有能力去追求和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由此变成工业文明的奴隶和屈从于社会政治需要却又麻木地自感幸福的人。

　　马尔库塞认为，造成单向度的人的原因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导致了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从而成为维护现存秩序、操纵大众的工具。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人实质上是在技术理性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统治体制中，出现的新的异化的生存方式，它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具有以下几个表征。

　　其一，人在生产和劳动中被异化，“人成为劳动的工具”。在发达工业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及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人变成了庞大的社会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每天从事着“单调而无聊的”、“翻来覆去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其主体性、创造性及批判性，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它（技术理性）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积极地，就是消极地；不是生产性的，就是接受性的，在他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里为这一制度效力。技术上的劳动分工使人本身只起着一部分操作功能，而这一部分功能则受着资本主义过程的协调器的协调。这一剥削的技术结构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人的机器的网，而这些机器生产和维持着一个富裕社会。因为只要是不属于受到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的人都从这一财富中获得好处。”［2］他认为，在这种异化劳动中，人性被压抑，人的本能结构被破坏，劳动带给人们的是痛苦，而真正有意义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有意义的劳动中才会感到快乐。

　　其二，人在消费领域被异化，人沦为商品的奴隶。马尔库塞认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基本可以区分为“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但这种需要其实是一种虚假的需要，它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2］社会运用一切宣传工具迫使人们相信他们对商品的需要，通过“强迫性的消费”，让个人不断通过消费使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他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缪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他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1］在马尔库塞看来，一旦将“虚假的需要”强加给人后，就会出现个人与社会之间在“需要和利益”上的“一体化”，其结果是让人们丧失了主体意识和丰富的个性，安逸地沦为工业文明的奴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命运联系起来，成为现存制度的维护者和受社会操纵的麻木而又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从而失去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

　　其三，人的革命和批判意识丧失。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技术理性的统治及大众文化的控制，原本被马克思视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工人阶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同化”和瓦解，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拥护者，丧失了其作为反抗阶级的革命和批判意识，成为单向度的人。一方面，“机械化不断地降低着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1］工人的劳动处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新的技术工作“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已确立的社会相矛盾”；［1］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日渐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娱乐和消遣，迎合了身心疲惫的劳动者的需求，从而使其内心深处的自由情结逐渐被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所消融，失去其超越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度。

　　马尔库塞抨击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倾向，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总体社会”或“总体社会主义”，即由爱欲占统治地位的无任何个人压抑的社会。在革命的战略和方式上，他主张进行“总体革命”，拒绝一切专制及对人性的压抑，认为不仅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层面进行变革，还要对人的本能结构进行变革。在他看来，总体革命的基本路径是从科学走向乌托邦，即走“技术的艺术化”道路，因为艺术是一种未受压抑的创造性劳动，其中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审美，可以观照人的本质，从而否定和超越污浊的现实，实现人的解放，“艺术也是解放的承诺。这种承诺也是审美形式的一个性质，或更确切地说，是审美形式的一个美的性质。这种承诺是从现存社会的搏斗中冲杀出来的；它展示出一幅权利消亡，自由显现的图景。”［3］马尔库塞把“总体革命”论进一步阐述为“总体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新社会里，文化和物质的需要与追求将发生巨大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反对劳动的分工，反对无聊乏味的设施和商品的必要性及其生产，反对想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个人，反对隐藏在技术后面的奴役，反对幸福生活掩盖下的匮乏，反对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道德的和美学的需要成了基本必需的需要”；［4］同时，“道德的，心理的，美学的和智慧的能力可能成为物质生产本身的基本因素”，［4］个体将成为摆脱压抑、精神自主力和创造力得到解放、“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自由的“总体的人”。［4］

　　（二）“总体的人”是以“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为心理主导的社会个体

　　以弗洛姆为主要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人的心理机制阐释其总体性思想，论证人的总体性存在，他坦言，“数年来我一直在思索重占有或重生存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想借助心理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个别人和群体的具体研究为这种区分寻找一些经验上的根据。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分以及爱活物和爱死物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爱是人类生存的至为关键的问题；人类学和心理分析所获得的经验数字表明，重占有和重生存是人对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形式的体验，其强弱程度决定着个人性格的不同和两类社会性格的不同。”［5］

　　弗洛姆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依他所见，“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人和物，其中包括自己都变为我的占有物。”［5］在他看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从私有财产派生出来的。在这一生存方式中，唯一有理的就是把物据为己有和可以将所获得的东西保存下去的无限权利。”［5］而“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存在状态，其“先决条件是：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的理性。其主要特征就是积极主动地生存。这种主动性说的不是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心的活动，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活动意味着去展现他的愿望、他的才能和丰富的天赋，这些天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就是说，要自我更新，要成长，要饱满涌流，要爱、超越孤立的自我的桎梏、有兴趣、去倾听和去贡献。”［5］弗洛姆指出，当“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就表现为主动的、创造性的生存状态，拥有总体性的生存方式，因为“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结果结为一体。”［5］在弗洛姆看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其实与消费的异化是连为一体的，“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也许是今天‘商品过剩社会’中一种最重要的占有形式；消费具有双重含义。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掉了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走了，但是这却迫使我越来越多地去消费，因为一度消费了的东西不能永远满足我的要求。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5］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中，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人的生命处于异化状态，人的创造性被消解，丧失了自由的总体性存在。所以，要克服异化，恢复人的总体性存在，就必须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主导地位。为此，他主张对社会进行总体变革，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在经济、政治、教育、宗教和科技等领域实行道德变革，将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摆脱各种非生产性的病症，从畸形片面的人变为健全的“总体的人”，建立一个总体性的“新社会”。在他看来，“以人的充分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最大限度地生产与消费为中心，完全可以建设一个工业社会。”［6］弗洛姆认为，对人的心理进行变革和道德更新，是社会总体变革的必备条件，因为“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们现在所追求的东西为一个崭新的目标所取代，新社会才可能出现。”［5］总之，在弗洛姆看来，“只有当工业与政治的体制、精神及哲学的倾向、人格结构和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化，社会才能够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只注重一个领域的变化而排除或忽略其它领域的变化，就不会产生整体变化。”［7］

　　（三）“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是自由集体中自由的个体

　　二、“总体的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由上观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总体的人”的理论构想并非抽象的人学思辨，亦非教条的知识论体系，而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对社会现实及个体的具体生存境遇的理论关注。它以人的总体性存在为价值尺度，对个体的非本真生存状态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揭示和批判，并提出了实现“总体的人”的各种具体路径（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彩），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阈和现实借鉴。

　　（一）“总体的人”的理论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的理想目标，也是一个逐步推进和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那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并非抽象的价值原则，社会的进步是为了建设“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3］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马克思从历史活动的个体视角勾勒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5］很明显，在第一个形态的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谋求生存，只能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局限于自身所处的地域关系之中，个体难以得到全面发展；在第二个形态的历史阶段中，个人虽然从对天然的土地依赖和人身依附中摆脱出来，获得这一方面的自由，但又进入充满竞争和创造的社会化的大生产中，逐渐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所异化，变成“单向度的人”，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亦无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第三个形态的历史阶段中，个人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勇于打破血缘、地域、等级的局限和物欲观念的制约，在社会关系中形成其独立自主的人格和行为方式，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解放自身，获得自由，得到全面发展。可见，“总体的人”的理论构想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有一定的共融之处。

　　（二）“总体的人”的理论构想拓展了文化批判的理论视角

　　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传统，它主要致力于从社会文化价值及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即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凸显人的主体价值，实现对人的生存及命运的文化关怀。有学者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主要是以人本主义为基本理论定位的理论流派致力于针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由于人本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主流，因此，我们把文化批判粗略地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16］“总体的人”的理论构想是其文化批判传统的一个理论拓展，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两难情境：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在为人们带来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一个物化的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培育主体对社会的合理审视与批判“向度”，使其“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7］则显得尤为迫切。在这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给我们的警示是明显的：不能将西方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普适化和绝对化，置于一种无批驳的中心地位，而应取长补短，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合理路径。

　　（三）“总体的人”的理论构想对当前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根本目的，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要以培育“总体的人”作为价值目标，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和向往的“总体的人”是一致的。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为了消除个体在生存和发展中的束缚与障碍，从而为个体提供更好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空间，使人的全面发展获得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8］而人的自由的总体性存在只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协调发展中才能真正实现，其实现“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19］在此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物欲的追求，而忽视健康精神与文化的熏陶，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或异化，丧失尊严和主体性，诚如弗洛姆所警示的：“‘物’无所谓自己，而人一旦成了物，他就可以没有了自己。”［20］人的片面发展或异化是人与自身不和谐的现实表征，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时，应注意摒弃人类生存意义的极端功利性取向，努力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共融，以达到人与自身的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美〕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HerbertMarcuse.TheAestheticalDimension：，Boston［M］.BeaconPress，1978：220.

　［4］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6］ErichFromm.ThecrisisofPsychoanalysis［M］.Greenwich，：Fawcett，1970：87.

　［7］ErichFromm.Thesanesociety［M］.London：Routledge，199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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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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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2］刘怀玉.日常生活批判：走向微观具体存在论的哲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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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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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0］〔美〕弗洛姆.理性的挣扎［M］.陈琍华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