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于曼丽和明台:毛泽东与五四运动左翼的内部分裂

毛泽东与五四运动左翼的内部分裂

——冷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作者：老田

【本文是去年参加复旦思想史会议期间，听到与会者发言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感想，由于是会议受到发言人启发而产生的“断想”，因此不连贯和跳跃之处甚多，现把会场所作记录略加修改，以便文理粗通至勉强可读。】

冯友兰把胡适和梁漱溟看作是五四运动的右翼，把陈独秀和李大钊看作是左翼，其间区别端视是否承认帝国主义是中国黑暗的根源，以及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无疑是五四那一代的左翼，他的目标和问题意识也是那一代人所共有的，但是他切入问题的角度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大不相同。在现代史后续演变过程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群体的快速分化，都起过很大的作用。蒋介石主导的四一二大屠杀，撕掉了五四右翼人士的民主面纱，把他们变成赤裸裸的法西斯暴行啦啦队，五四闻人蔡元培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四一二大屠杀之前参加过秘密的“上海清党秘密会议”，成为为数不多的大屠杀决策人之一。马日事变时，共产党人郭亮的头颅被挂在城头，鲁迅对那些法西斯啦啦队的欢欣鼓舞不以为然，公开反唇相讥，说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一场革命是被挂头颅挂退的。

蒋介石的大屠杀促使各派力量的迅速分化，消灭了中立的装扮，学界有人欢欣鼓舞，也有人反唇相讥，分歧迅速浮出水面。而在共产党内部也导致巨大的分化，有的人投降了，有的人不干了，但是也有的人掩埋完同伴的尸首，揩干身上的血迹，奋然前行，毛泽东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位。在被蒋介石“送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们不仅要终结旧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要背叛一切统治阶级的常规统治方式，经过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经过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和1930年寻乌马蹄岗回忆之后，提出群众路线这样一种扁平化管理模式（他自己称之为新的“管教方法”），由此违背多数干部的权力和利益要求，导致共产党内部多数人的群起反对，挑起了党内路线斗争，公开了五四左翼内部的深刻分歧。共产党内部“非毛化”势力，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出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间早有酝酿，在1950年代演变为公开争论，而在文革期间则逐步成熟起来，各个时期的非毛化势力的诉求始终是精英阶层基于相对剥夺而产生的右翼激进主义，这一激进主义在新时期有知识精英的所谓“新启蒙”来进行表述，开始了一个在中国再生产统治阶级的辉煌历史过程，目的是为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进行辩护。五四运动左翼内部分歧的核心线索是如何看待权力精英的特权与利益要求，正是在这个新兴的统治阶级再造过程中间，五四运动由此获得了新的解释路径，在主流知识精英中间发展出一种偏执型的五四精神病。

一、 五四运动中间的手段与目的

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实际上是把国家安全目标的失败与个别官员的叛卖行为联系在一起去看待的，这明显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思路。但是，在这个幼稚的表现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历史逻辑——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够履行其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职责，进而导致事情恶化，让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也不得不起而关心政治。实际上，在此之前，义和团已经用头颅和鲜血实行过“扶清灭洋”，最后被统治阶级叛卖和镇压，在这里可以看到，统治阶级更有资格成为世界公民，从而可以不在乎国家安全和独立目标。

晚清以来，国门被列强从外部强行打开，民生和国家独立问题空前突出。在与列强对比之后，许多人不免产生以列强为参照进行思考的逻辑，既然列强很富裕和强大，其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值得学习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按照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主要方面进行提炼，从而把列强的富强看作是其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在五四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对于中国现实某个方面的不满，对于西方某方面制度的向往，往往成为重新解读历史，并据以组织材料的再思热潮。

在晚清的边疆危机和民生困境中间，实现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有着很强的优先性，很多思想者有着一个共识：把民生和安全目标突出出来，把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种制度手段化，这一点非常明显，后来再思五四的时候，则反过来强调手段的优先性和独立价值，把目标暂时化和过程化。

因为有着强烈的手段与目的次序，所以，实现目的需要动员的人力物力资源需要借助某种制度来实现，简单对照中国和西方列强，很明显，西方诸国能够实现更高程度的民力民心动员，晚清王朝则显得那样颟顸无能，借鉴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实现更高程度的动员，严复就是这样看问题的。这样，手段就有了独立的价值，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于目标的替代。李泽厚提出“救亡与启蒙”对称，实际上是把手段和目的等量齐观，最终把五四时期的目的（救亡）手段化和暂时化，把启蒙永久化和目的化。

五四运动的目标及其背后的认识，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满清统治阶级的极度失望，二是对于传统中国统治方式（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满。由于对统治阶级不抱希望，这样，很多五四人士直接提出“到农村去”的口号，试图在民间找寻和组织救国救民的力量。动员民众力量的事业，最终是由共产党人去实践的，而在组织民众力量的实践中间，对旧统治方式的不满在根据地建设中间，演变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笔者称之为扁平化管理）与多数干部的持久对峙，因为在扁平化管理下，干部所得的权力和利益远远少于科层化管理模式，这样，一切党内反对意见首先表现为对于科层化管理或者正规化管理的欣赏，对于扁平化管理这样一种“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鄙弃。按照美国社会学教授布劳的说法，这是一种基于相对剥夺而产生的右翼激进主义，而毛泽东提出路线斗争（晚年他称之为阶级斗争）则直接针对这一右翼激进主义。

显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现实明显不同于西方，在一个农民的国度里，如何实现有效的人力物力动员？实际上可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西方国家的科层化管理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力物力动员问题，从而使得中国的民生目标安全目标无从实现，那又如何？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就运行在西方的制度化方向不能在中国落实的问题意识中间。

二、 不同“质”的社会需要另外的解决方案——统治方式的革命问题

一切农业社会都是一种低度管理社会。农民中国作为一个与西方不同“质”的国度，与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之后在诸多方面绝然不同，这种巨大的不同也意味着需要不同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来因应：对于剩余很小的小农而言，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是不可承担得起的，相应的管理方式或者组织模式，第一个条件是成本限制，任何高成本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模式都必然会在穷困的农业社会中间失败，对农民管理的第一个关键就是需要低成本的管理方式。低成本的管理方式，通常联系着一个不同的管理者选拔标准和权力运用方式。

而科层化管理模式明显是一种高成本模式，在穷困农村现实中间是无法有效运作的，古来“皇权不下县”就是无法克服这一管理成本困境的结果。杜赞奇通过对1928-1942年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建设基层政权的失败经验，指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把传统的乡绅改造成为政府基层官员，这些人通常怀有自利动机，而国民党政权又无力给予有效的制约，结果导致“赢利型经纪”既增加了农民负担，同时有侵吞了从农民那里攫取的剩余，国家依然不能够从农民那里取得工业化所需的剩余。杜赞奇还预言1980年代分田到户之后，基层政权“科层化过程”将可能重蹈国民党的覆辙，1990年代急剧增加的农民负担和日益激化的干群矛盾，验证了这个预言，同时也提示一个这样的问题，成功的农民社会组织模式，将极大地有别于工业社会。

在农村社会，血缘联系和地缘联系内含着农民的社会资本积累方式，农民只能在生产（农业生产严重受地域限制）和生活（通常依托血缘家庭）范围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联系所发生的条件，由于缺乏货币资本积累的条件，人们为了解决生产和生存需要，对于那些超越自身条件的协作问题，就不得不依托社会资本积累的人情圈子来解决。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往往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也有利于农民进行社会资本积累，最终熟人社会被农民刻意经营成为一个彼此熟悉、亲近和信任的圈子，而人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就依托这个“熟亲信”的圈子来进行。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中间，农民很重视社会资本的积累——“上屋搬下屋，也要一箩谷”，富裕中农则最少对社会资本做出任何反应，仅仅关注经济资本积累机制，地主反而有所反应。反过来，在权力和财富密集度很高的社会上层，管理成本不再是一个限制条件，区分“责权利”则显得更为必要，这样，在上层社会或者发达的工业国家，人情淡薄，行为以法律为依据的现象就蔓延开来。对于农民和穷人来说，积累社会资本而不是积累经济资本是解决生产生活难题的关键。在社会学的网络分析中间，“熟亲信”和“责权利”是对应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

一个基于“责权利”而运行的社会，其社会关系的货币化程度往往较高，这样的社会不是原来旧有的，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经过特定的社会关系改造过程而建设起来的。波兰尼称这个过程为“脱嵌”——因为市场货币关系原本是“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间的，现在获得了独立地位。马克思则把这个过程与资本家以货币关系改造一切社会关系的结果。沃勒斯坦则称之为“万物商品化”。总之，没有一个社会关系的货币化改造过程，基于责权利相区分的社会是不可能运作的，而责权利相互区分的社会，要运作良好是有特定要求的，最低限度是这个社会足够富裕，不会被高成本的管理方式压垮。高成本的管理方式，通常以科层化的方式来实现理性化的组织，民主、法制都得依托一个庞大的科层化组织才能运作。在可分配资源不足，社会关系紧张的社会中间，科层化组织的效果是很差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动员农民方面的差别，可以视为科层化与扁平化组织的区别。

在西方国家的特定历史过程中间，政治与经济分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加深，生活和生产逻辑分离，这三个趋势对于社会组织和管理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没有实现这三个分离的国度里，即便是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也不可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在这三个分离已经发生的国度，经济领域服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主要由契约调节，政治领域现在逐步走向选票民主，在选票民主的支持下，出现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以应对经济领域的负外部性问题，这是一种惯常思路，同时也是政经分离之后的解决方案。这些特定的历史过程和经验，经过提炼和概括之后，就上升为理论和正义标准，往往被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称为普世价值。以至于在贫穷的中国农村，很多人要经由选举村民委员会去实现对于官员的监督，要经由“一事一议”去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迄今为止尚未看到起码的曙光。

三、 左翼激进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扁平化管理

《尚书•汤誓》里面说“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意思是说，老子已经不想等到明天，老子今天就要跟你拼命。这是遭遇绝对剥夺之后，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所引发的左翼激进主义。左翼激进主义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不给被统治阶级以生存出路，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力相对价格极其低下，足以排斥传统的牛耕，同时，贫农不稳定的生产与生存条件，适足以成为乡村富户最理想的盘剥对象，高地租和高利贷特别严苛就是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紧密相关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间发现，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的农户一过收获季节就没有饭吃。

与这样的历史背景相对应，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稳定结合，在失衡的粮食市场上进行全面的行政管制和票证制度，都是提升了底层人口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关，行政权力替代市场价格机制被视为保护劳动者生产生存条件稳定所必需，这样，未经明确表述的潜在认识中间，行政管制的普遍化与多数人利益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反过来，从解除行政管制到市场价格的努力，都被视为是对于多数人利益的背叛。与此相联系，市场调节下劳动力价格的低下，被视为一种制度化的让劳动者贫困化的手段，更与政治不稳定和革命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理解，这都导致在反面肯定全能型政权，以普遍的行政管制去保护劳动者的生产生存条件稳定性。这种认识，实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所支持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要求绝然相反。

由于意识形态手段的欠缺，对于旧中国农村的认识往往局限于一些马列词句，例如把革命定义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没有看到多数贫苦农民问题并非一个废除封建土地制就能解决的；把乡村资本主义关系承担者例如富农和富裕中农正面看到要加以保护，没有看到与贫苦农民对立最为严重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承担者富裕中农；把地租特别沉重理解为封建地租和超经济强制，没有看到劳动力与土地相对价格的作用；这些概念化的说法，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市场价格机制排斥在革命叙事之外，这明显与中国乡村的现实不符。正是认识的模糊或者过分概念化，才妨碍了符合实际的认识的产生，导致后来对于同一个问题在认识上的简单反复。

毛泽东毕生使用几乎全套马列语汇，但是，针对的却是中国不同于欧洲的现实，毛泽东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维度，摆脱了生产力决定论，从而创造性地认识并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要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要解决一个不同质的社会的合理组织与管理问题，在革命胜利之前先要进行一场管理学革命，正是在管理学革命中间，毛泽东形成了有别于马克思及其西方社会场景的整体性的观念，一种看世界的新图式。这种新图式，是以社会结构认识为中心，去看待政治和经济问题，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学帝国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中间，对于旧统治阶级的认识，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判断，以及不同于从前统治阶级的新型组织模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从革命的话语看问题，毛泽东不仅要求通过革命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政权，而且还要根本颠覆旧统治阶级狭隘利益赖以实现的经济制度（市场价格制度），同时还要对旧统治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科层化管理方式进行革命。

● 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窒息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路径，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贫苦农民陷入生产和生活极度不稳定状态，谈判地位极低，富裕中农通过非人格化的市场价格机制最大程度地剥夺贫农，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场景中间，这成为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村的主要体现方式。

● 被统治阶级要实现自身境况的改善，就需要组织起来以集结足够的力量颠覆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而怎样组织起来并战而胜之，就不能抄袭旧统治阶级已有的经验，必须实现管理学革命——超越科层化管理的常规实现扁平化管理。

● 新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要受到管理者主观条件的制约——多数人来自被统治阶级缺乏文化和管理经验，同时还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由于经济和技术劣势缺乏足够的诱因以吸引成员，这就需要从被管理者本身的利益和意愿出发去寻找提升绩效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不是从管理者而是从被管理者那里找出路。

四、 五四运动左翼内部的分歧

转换一个问题提出的场景，以管理者所关心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与目标的对应关系为中心，在国共竞争中间，双方确实有不同选择，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并有海外列强的支持，所以他们可以因袭旧统治阶级的故智。但是共产党是经济和技术劣势的一方，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走上井冈山的时候是“无人、无钱、无枪”，这就不能因袭旧统治方式，只剩下一个合理的出路——从满足被管理者的社会性需要出发，在某种程度上要颠覆那种以技术合理性为依托的科层化管理假设。

在革命年代和快速工业化早期，都存在一个核心管理问题——如何有效地动员农民的人力物力资源。新中国的工业化事业，实质上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如何以低成本动员贫苦农民极度分散的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二是如何建设一个低成本高绩效的基层政权去动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以活劳动密集投入的方式替代稀缺的资本以加快工业化进程。

由于共产党干部群体中间的右翼激进主义，一贯指向复苏旧统治阶级的科层化管理模式，从而更多地肯定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毛泽东与此斗争了数十年，经验老到，最终于1959年形成一个预测性的认识——在中国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将缺乏制度依托，干部们及于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其狭隘利益指向与蒋介石和慈禧太后完全一致，都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而且新统治阶级的产生将经由两个阶段：先是实现垄断政治权力排斥群众参与，第二步是垄断经济权力。文革的小学课本中间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与此相关，毛泽东形成了三个阶段截然有别的问题意识：在旧中国他寻找旧制度的破坏力量（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村的贫农），在新中国成立早期他寻找新制度的受益者和建设力量（贫下中农，工人阶级），1959年之后他针对精英阶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修正主义）寻找建设新制度的稳定力量。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线索：如何排除社会性障碍以实现多数人利益和工业化。他所关注的社会性障碍有两种：一是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及其实现方式阻碍了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和工业化事业的顺利展开，此种社会性障碍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去排除；一是共产党干部群体的狭隘利益阻碍了管理绩效和制度生产率的提高并有可能导致旧制度的复辟，此种社会性障碍要以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加以纠正。

由于毛泽东对于社会性障碍的认识，直接限制了管理层权力和利益的扩张要求，一切强烈要求扩张权力和利益的精英阶层不无是视之为寇仇。1980年代兴起的“邓胡记毛泽东思想”就直接针对毛泽东关于第二种社会性障碍的认识，进行简单的颠倒，结果又遮蔽了对第一种社会性障碍的认识，把毛泽东毕生关注的问题意识彻底否定掉了，转而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按照政治需要重新解释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回顾历史，惊诧于左翼内部的分歧之大，特别是共产党革命组织起最强大的反抗旧秩序的革命运动，吸引了许多阶层的人士参加，结果，整个社会在全部认识分歧上的巨大鸿沟，都带到了共产党内部。不仅有真正实现了思想革命的真共产党员，也有大量为自己找出路的人——其中有的人打倒旧贵族是为了自己当贵族、打倒旧官僚是为了自己当官僚，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内分歧的深刻性和持久性；而党内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长期格格不入，就是这个深刻冲突的一部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分歧和建国后的系列运动中间的冲突，无不种因于此。

由于左翼被组织为一个现实的革命运动，分歧往往涉及到管理原则和资源的动员和分配问题，资源要集中于实现目标的方向上是一般的管理规则，所以在管理场域中间不同意见都意味着对于目标的偏离，这样争论就被格外放大。还有一个特定的问题是，整体性的视野导致“认识上的是非”与政治地位的再分配标准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与党同伐异相关联起来，这也是争论不容易解决的原因之一。

由于左翼主要是从社会底层汲取力量来实现社会变革，管理层的主观条件的限制性很大，同时，由于目标巨大，变革剧烈，所依托的力量却很有限，准备不足，共识很少，问题很多，这导致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狂热地从一个方向彻底倒向另外一个方向，认识本身的急剧转换是与成本和收益方面的不确定性认识相关的。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两次较为彻底的社会和制度转型，1949年一次，1978年一次，虽然知识分子在说辞上都跟上了，但是遗留的问题不少。正是因为知识精英们不止一次出来声明：从前的所思所虑所言都统统作废，才更好地方便我们解放思想，不再迷信任何权威。

共产党内部的分歧，由于有毛泽东这样一个特殊人士的存在，格外显得鲜明和对照清晰。他自己乐于反潮流，这与斯大林选择顺流而下不同，长期甘当少数派，由于他的超强地位，结果加强了少数派的力量并把问题和分歧充分暴露出来了。

由于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他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也威胁到对立面的权力和利益，这样就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上必须解决的问题，导致后毛泽东时代动员了非常多的资源来实现简单的颠倒，建设一种补课论马克思主义来加以平衡和抵消。对于那些无法回应的严重问题，只有一个明智的选择，那就是把这个问题干脆取消掉，强行从人们的视野中间驱逐出去。毛泽东所秉持的第二种社会性障碍，直接指向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扩张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无法解决，所以，只好搁置起来，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把社会性障碍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从当前问题目录中间强行删去。邓小平作为新时代非毛化势力的总代表，他确实具备足够的政治眼光，至少他简单明了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过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多数人共同富裕，实际上邓小平的条件还可以继续降低，如果中国的统治阶级不侵害工人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毛泽东就有可能被人们遗忘，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大多数人又陷入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处境，左翼激进主义的兴起将是不可避免的，此种社会条件下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化方向，仍然会理性地回归到毛泽东所坚持的革命路线——扁平化管理与扁平化社会。

历史似乎存在着一个循环的逻辑，五四运动左翼内部的观点分歧经过无限制放大之后，在一段时间之内就回归到了五四左翼和右翼的那个分歧深度了。左翼内部分歧的扩大，在原先都是内部人的那个群体中间，最终完全复制了外部分歧。

五、 左翼内部不同意见的事后检验

右翼激进主义的第一步诉求，是排斥群众对管理过程的参与，以及对当权派的监督，回归古今中外一切统治阶级的常规——科层化管理。所以，五四左翼分歧的核心在于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精英阶层的权力利益诉求有不同的肯定程度，科层化管理更接近于西方经验，也更多地肯定了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相反，从根据地时期发展起来的扁平化管理经验——也就是毛泽东所坚决主张的革命路线，对于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肯定程度要少得多。

左翼内部的分歧——即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十次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内部关于管理扁平化的不同看法。与毛泽东对立的党内意见，始终对西方的经验持有更高的肯定，更高程度的科层化管理和更西化的制度，在改革之后被引入国营企业，后来却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方面都带来严重的精神衰退，结果导致国企的全局性衰败。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外围国家而言，工业化道路上是不是可以抄袭西方的管理模式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毛泽东的认识产生于根据地那样一个特殊环境，而在历史发展的社会时间上，属于从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盘散沙到工业化社会的高度管理时间段上，毛泽东否定科层化管理在中国现实中间的可行性，这个认识要结合管理成本与可分配剩余的对比关系来理解。

没有扁平化管理，就很难把农民组织起来，没有农民的组织，以剩余劳动力密集投入以最小化农业和公共事业的资本需要，就无法实现，在工业化早期就难以保证重工业优先政策。今天，没有农民的组织化，就不能解决在剩余很少的农村引入新技术，实现投入和维护费用小于新技术收益的平衡，并创造出低成本的福利生产条件，在这些都没有组织依托的情况下，今天中才有用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困境所在。

在邓小平领导非毛化阵营全面出击时，梁漱溟作为一个老是不合时宜的人，于1981年在自己的土改日记旁边，偷偷写下这样的句子：“对土改运动的了解是我在解放后识见上一大进步。1981年（梁漱溟印）”。他认识到共产党搞土改搞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变更。抬起头来，站起身来，并且会组织起来办事情。”（《梁漱溟全集》第六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2页）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代表人物，也作为一个真心关心农民和中国前途的读书人，他始终没有放弃在民众生产和生活中间引入“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愿望，一切有助于达成他所确立目标的努力他最终还是愿意给予肯定的——土改以他绝不同意的阶级斗争方式斗倒了旧统治阶级，但却由此增加农民的行动意愿和组织能力，共产党人的实践驳倒了他1938年在毛泽东面前所下的结论“农民好静不好动”，他终于看到农民要怎么样才会“好动”起来，不过作为一个多少有点固步自封的老式读书人，他认识问题似乎比较慢。

而毛泽东老早就认识到，旧统治阶级垄断的权力、金钱和社会声望，是底层民众起而行动的巨大障碍，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就把政权、神权、绅权等作为束缚农民的“极大绳索”来看待的——底层民众的行动意愿始终与统治阶级地位被颠覆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而扁平化管理则是毛泽东实现保存底层民众的积极行动意愿同时避免旧式统治阶级再生的凭借，那个有点老式士大夫气味的梁漱溟终其一生都见不及此。

非独中国如此，世界上与中国可比性较强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苏东国家——都是如此。而主流知识精英以第一世界国家作为模板，所展开的各种学术，显得依据不充分，有着说服力方面的巨大缺陷，而且也不可能在民众中间获得认同，第一世界国家的劳动者得到了生存权方面的保障从而丧失了左翼激进主义土壤，这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整理

二○○九年五月六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