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主

　　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1946级开学典礼上，指出自由和独立之可贵时，引用了宋代大儒吕祖谦的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别致的郭沫若，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理甚易明，善甚易察”。这桩公案的结局，后生已经见证了。但是，后生面对时代的天花板时，依然不具有智慧，无论论述什么，都很容易，走入“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路径。
 　　12月24日，星期六，八位学友骑自行车，来到荷锄斋茶叙，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来二去，引起民主与独裁的话头，笔者发表了一番“非常可怪之论”。
 　　从表面上看，民主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民主是个好东西，固然，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进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一提民主，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除了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起到好作用，剩下的便是虚伪的本质。
 　　令人感念不已的是，经过俞可平、蔡定剑先生，不遗余力地启蒙，民主已经“脱敏”，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欣慰的。
 　　大陆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往往不够科学；大陆“民主派”对民主的理解，同样不够民主。首先，民主并不是社会的“价值追求”，而是类似于“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民主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既然是工具，我们就可以问：中国能否建构民主的制度安排？如果不能，障碍何在？
 　　2011年，可谓世界文明史上里程碑，因为，在这一年，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金正日，这些与希特勒相较，中小型的独裁者，流年不利。这些独裁者，晚景如此凄凉，让普世价值的信奉者，无比宽慰的同时，对“德先生”在中国的彻底实现，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似乎一夜之间，中国已经迎来民主的黎明。
 　　民主政治是一种程序政治，讲究规则，而民主政治的第一规则，就是言论自由。固然，主事者试图压制“众生喧哗”，但是，那些“民主派”，是否具有容纳异己的风度，这是让人担心的。一旦“民主成为政治正确”，那些“民主派”的做派，我很忧虑。在网络口水战中，旁人不赞成“民主派”的言论，动不动，就被扣上“五毛”的帽子。可以想见，这些“民主派”一旦掌权，那就是加尔文和罗伯斯比尔重生，党同伐异，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民主派”看来，民主是不容置疑的，就是好来就是好！这岂不是落入独裁的窠臼？“民主派”理应具有开阔的胸怀。试想，独裁者之令人难以容忍，不就是经常“爱屋及乌”，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强加给别人吗？
 　　我们知道，乌有之乡具有独特的气质，但是，又有多少“民主派”，认真思考“乌有之乡”的关切？也许，在绝大多数“民主派”看来，乌有之乡只是个“遗老遗少”的大本营而已，单从这一点，就可以见出“民主派”的幼稚。秦晖先生到乌有之乡搞讲座，“民主派”认为，秦晖先生那是深入虎穴；秦晖与汪晖进行对话，“民主派”深为惋惜，以为不值。
 　　笔者不赞成韩寒那句话，“国民素质低，决定了民主的质量低”，但要是把“国民”换成“民主派”，笔者就会热烈赞同。
 　　人类已经走过古希腊的童年时代，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实行“直接民主制”；既然要实行“间接民主制”，那么，“沉默的大多数”转换成为“投票的大多数”。不错，“投票的大多数”，比如像印度，选举投票差不多已经成为“隆重的节日”，但是，过完节的国民，照样要过平淡的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哪个国家的公民，也不会总是那么政治化，除非专制独裁的国家。日常平顺的日子，这是民主国家的常态，而不是变态。只有把民主理解的那么意识形态化，才会给人“民主是大众参与”的错觉。
 　　能否以平常心，面对各种质疑，是衡量真假民主派的试金石。说实在的，恕我孤陋，中国大陆真正流淌民主风度的“民主派”，老中青三代，不过茅于轼、秦晖、韩寒数人而已！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不断生成的。西方尊重反对党，宽容异见，是从宗教宽容开始的。有些人，只看见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不愿意体会西方民主的生态。要是不经历血腥的宗教战争，西方人能否学会宽容，还真是个未知数。既然，一个国家的国民信奉何种宗教，都可以宽容，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宽容的呢？这是西方容忍竞争对手的路径依赖。
 　　再者，既然，已经学会宽容异端，那么，不仅可以尊重竞争对手，而且，还能够学习保护少数。现代国家，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如果，把这种理论推向极致，那么，世界上2000个民族，就应该匹配2000个国家。事实上，只是200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是世界熔炉，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就是日本、以色列这样高纯度的“民族国家”，都不是只有一个民族，更何况中国乎？以色列确实在和巴勒斯坦敌对，但是，千万不能说以色列和阿拉伯作战，因为，以色列同样有阿拉伯族公民。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大陆有朝一日，实现民主，无疑，那将是对世界文明史的巨大贡献。
 　　可以预期，中国的民主，既具有世界的普遍原理，也流淌中国的独特风格。也可以想见，如果宪政中国的制度安排，不能够保护“少数”，甚至还不如现在的制度安排，那么，必然是失败的。
 　　如果建构民主的时候，清算5000个“士族”之时，正是“庶民”狂欢之日；那么，掌控大陆政经资源的家族，必然成为反对的力量。吸取英国的政治智慧，不管是否存在类似“上院”的机构，不至于激起“士族”强烈的反弹，着力充分保障底层民权，也许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
 　　如果把宪政理解成一种“权力制衡”，那么，中国大陆高层各派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博弈，毛泽东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是“五湖四海”，在互联网时代，“路线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再过二十年，回顾2011年的中国政坛，重庆主事者所作所为，就不仅是为了谋求入常那么简单，可以说，在讳莫如深的高层，投放了一枚石子，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2月26日，在中国的“圣诞节”来临之际，不免浮想联翩：到底谁是中国民主化的受益者？其实，答案是很明确的，只有主事者是中国宪政民主的最大受益者。
 　　一方面，免除了八十岁老人召集七十岁老人，研究六十岁老人的退休问题；另一方面，也免除了人家上台组阁，而自己下台组阁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