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过去看式有哪些:醍醐子臆言

醍醐子臆言

    醍醐子涉猎诸子百家，发现其处世治世理论博大精深，为世界古文明所绝无仅有者。然其不过是人治理论与实践之集大成，弊劣之处亦祸害无穷。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醍醐子仍痛感必须对之加以批判。

                      ·孔子批判

醍醐子曰：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喜欢向后看一样，孔子主张复古，恢复周初的礼治。因此，做大司寇后，孔子杀了主张变革的少正卯；他对打破旧秩序的行为极为不满：大夫享用了天子的歌舞，他称“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要求人民信命、守礼：“富与贵，命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由此而奴化人民的思想。他反对子产铸刑鼎，认为以强制措施管理社会不如以仁义礼教顺化人民来得高明，由此他奠定了中国人治社会的基础。

    （醍醐子补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为中国春秋时宋国大司马，但在贵族倾轧中被害。后代于是迁到了鲁国，也就是今山东省一带，失去了贵族地位。他的父亲梁叔纥曾做过陬邑宰即县令，但孔子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进一步陷入贫寒。其母亲颜征知书达理，在困境中培养孔子读书，使得孔子在年轻时就被人称赞：“博学而无所成名”。30岁时，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整理古代诗书，逐渐被誉为“圣人”。49岁时做了中都宰，后升为司空、大司寇，“与闻国政”。因杀了主张变法的少正卯，孔子在朝廷呆不下去了，三个月后便辞职，开始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14年到达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至陈、蔡，曾绝粮7日。孔子疲于奔命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惜无人赏识。67岁时，孔子回到了鲁国，继续整理古文献，直到73岁时去世。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讲人道，想着别人，尊重别人，自觉为官清廉；就是“爱人”、“忠恕”、“克己”，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统治者不可私心膨胀，为所欲为；应停止贪赃枉法，而对人民施仁；应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不尊重别人？自己不想死，就不要让别人死！自己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就不要让别人这样！总之，孔子寄希望于人的良知发现。

西方人相信原罪说、“人性恶”的理论，认为人类的始祖违背上帝的命令，犯了罪，被逐出乐园；从此，人类堕落了。因此，人是自私的、有人性弱点的，不可相信任何“圣人”、“明君”，必须运用完善的法治制度来监督约束统治者的行为。与这种“人性恶”的看法正相反，中国人大多相信“人性善”。孔子的仁义、孟子的仁政即基于此。孟子还说人人皆有四善端，由此而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王阳明则说人人皆有良知，良知是心的本体。只有荀子的观点相反，他有类似于西方人的思想，而不代表中国思想的主流。

孔子、孟子的性善说对社会的影响流弊甚大。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都寄希望于统治者、官员、领导人能公而忘私、自我克制、自觉“为人民服务”，寄希望于出现“清官”、好官，结果希望往往落空。所以，还不如承认人性恶、人的自私，从而致力于以制度制衡权力，以法律约束个人，这样人民的生命财产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

                     ·墨子批判

醍醐子曰：墨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思想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但是其学说竟然不能自圆其说，使得后世几乎湮灭无闻。如他既有兼爱、平等等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又有专制、等级、服从、宗教礼仪、小农经济的观念，既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发展生产科技的追求，又有平均主义、乌托邦、鬼神的信仰。另外，后世墨家瞧不起读书、瞧不起抽象思维的狭隘实用经验论，美化崇拜平民、反对知识反对生活享受的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尤其有很大的负面历史作用。

（醍醐子补曰：墨家思想有：第一，认为人际关系的原则是“兼相爱”、“周爱人”，即同等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人。墨翟及其门徒都是游侠出身，兼爱思想无非是侠士见义勇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提炼和延伸。而且，针对当时社会动乱，国与国互相攻打，人与人互相残杀，墨子急于寻找动乱的根源、救世的良方，他说：“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如果人们兼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干戈化为玉帛，天下必然太平。其二，墨子的生活观是功利，这与“耻于言利”、斥责问稼问圃为“小人”行为的孔子相比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墨子把功利泛化，以功利解释一切，又未免失之偏激。其三，墨子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可见，墨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统治。其四，墨子的人才观是尚贤。墨子针对当时诸侯大夫重用骨肉之亲而不问德行的做法指出，这是政治混乱的根源；只有“尚贤”“察能”“事能”，才是为政之本，所以，应当根据人才能力的大小授予官位，“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如果为官不称职，可以“抑而废之”，使官无常贵，不存在终身制。墨翟的这些想法多么好，可惜只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因为专制人治社会是依赖于官僚的，得罪各级官员意味着覆灭。其五，墨子主张“节用”、“非乐”，反对奢侈享受、美食锦衣，主张“强力疾作”，反对空谈怠逸，墨子的这些思想看似有理，但实际上都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弱点：一味节流，不知开源；执着于实用经验，不擅于理论抽象。

梁启超曾经认为，儒法都不可取，当今中国，应当学墨！墨翟具有先进的思想，如兼爱思想类于博爱，重利思想类于功利主义，尚力思想类于达尔文的弱肉强食论和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另外，墨子以及《墨经》中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思想。只可惜，这些思想的出现大大地超前于时代，因而不被人们接受，很快地夭折了，汉以后只剩下民间流传的鬼神信仰，以及历代农民起义者秘密结社、崇敬鬼神如拜弥勒佛的做法等等。

还有人认为，墨子不仅有资本主义思想，还有社会主义思想！例如他反对剥削、压迫，反对享受，主张助人、分财、平均、大同以及殉道献身精神，这些类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历代农民起义影响很大。洪秀全就称：“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是姊妹之群”，“有钱同使，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墨翟还有–––––––乌托邦思想：“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平均主义、为反对剥削压迫情愿固守小农经济的想法；––––––狭隘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主张；与其兼爱、科学思想背道而驰的专制主张、鬼神信仰，等等。墨家实际上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建立在小农和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平等兼爱的空想；反对享受思辨、主张吃苦亲知的农民意识；对专制暴政的逆来顺受；以“天”、“鬼”监督世人的原始宗教意识。）

                     ·老子批判

醍醐子曰：老子作为“守藏室之史”，即天子的历史顾问，深刻洞察历史，在继承南方文化––––––楚文化之祖《鬻子》中的天道、守柔、辩证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人生社会的规律，成为古今中外第一智者。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老子的《道德经》与西方的《圣经》为译成外文发行量最大的两大经典。老子的知常（了解人生规律）、用弱、知足、无为、识时务、不敢为天下先等思想既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也体现了小农的柔弱和官本位社会的计谋之深。老聃成为中国谋略之父。

毛泽东称《老子》是一部兵书，其言精辟透彻。

老子主张的“无为”，即是人生兵法，是在险象环生的社会立身处世的艺术，是事半功倍的人生策略。中国人就是这样，把兵法运用在为人处世方面了。老子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深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得者易失、成者易缺的道理，提出“知白守黑”（知道光彩的一面，但宁守暗昧）的处世主张。他总结了宇宙中的一些规律，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事物柔弱之处正是道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事物走向反面，正是道运动的结果）。因此，首先要“知常”–––––––知道这些永恒不变的规律，然后顺应规律，指导个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就是，利用事物柔弱之处来保持这个事物，运用事物走向反面的法则，从反面着手达到正面。

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圣人置身于后反而能占先，将生命置之度外反而能生存），并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不迷信自己的眼睛，才能明察秋毫；不自以为是，才能是非昭彰；不自我夸耀，才能功勋不没；不自高自大，才能成为众人之长），“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这样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要不争小利，那么最后谁也争不过你）。老子还指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这是东方式的诡谋，以此谋略郑庄公攻杀了弟弟共叔段，刘邦稳住了骄傲自大的韩信，司马懿躲过了曹爽的刺探，朱棣麻痹了建文皇帝，康熙制服了专横跋扈的鳌拜。老子就是这样，善于总结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规律，终身不遭危险（“没身不怠”）。

老子还主张“宠辱若惊”，“功成身退”，告诫人们必须柔弱、谦虚、知足、谨慎地活在世上，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他奉劝知识分子要“和其光，同其尘”（收敛光芒，混同尘俗），以此来保全生命，躲避人世灾难。照老子的这个说法，因为人生到处是危险，所以不需要有所作为了（即所谓“无为”）。难怪鲁迅说：读中国书使人沉寂。

老子还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如同烹炸一条小鱼一样）。按照我们的常识，炸一条小鱼不宜于频繁翻动它，否则支离破碎，无法入食。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贵于静而不宜动，也就是说，不要折腾老百姓，应让人民休养生息。这句话看起来并不难理解，可是，许多统治者如秦始皇、隋炀帝亡国，“文革”造成巨大灾难的原因也就在于不懂这个道理而瞎折腾。

（醍醐子补曰：老子的生平事迹不详，《史记》中记载得也很简单。有人说，老子即当时著名的隐士老莱子，因为世乱，他逃于蒙山，过着野人的生活。楚王迎而不就，说：“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何必去做官！也有人说，老子就是周朝的史官太史儋，老子的确做过史官。）

                        ·庄子批判

醍醐子曰：庄子反抗官本位社会，拒绝做官，把丞相之位喻作“腐鼠”，而自己为“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南方神鸟，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姑射（ye）神人；他一心逃避现实，追求天人和谐、精神自由的境界，而不肯思考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不敢去触动、改变那个制度，只是一味地歌颂着小农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为自己知足、软弱的性格寻找理论的圆满–––––“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富则多事，寿则多辱”，“万物齐一”，“物无贵贱”，“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

（醍醐子补曰：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入世出世互补的太和文化，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失望于儒家人治理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如果说儒家是主张有序的现实主义，那么道家就是主张无序的理想主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地闭，贤人隐”，其中“隐”就是道家所走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暴政只是如此地选择一个“隐”字，而不是尝试改变政体、限制权力。）

                      ·鬼谷子批判

醍醐子曰：鬼谷子作为一位隐姓埋名的民间知识分子，同时作为大谋略家、纵横家人士苏秦、张仪的老师，发前人未发之议论，倡“钓人”、“揣摩”、“权谋”、“钩箝”之术，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形成推波助澜。怪不得荀子称纵横家“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吕不韦称“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刘安称“苏秦善说而亡国”，柳宗元称鬼谷子“妄言乱世”，王应麟称其为“妾妇之道”，宋濂斥之为“蛇鼠之智”，卢文绍斥其著作为“小人之书”。

（醍醐子补曰：春秋时的“行人”（外交官）如申包胥等，为纵横家之先驱。

春秋之后发生的两件大事为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的标志。一是“三家分晋”––––魏、赵、韩三豪族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长期居于相位的田氏家族取代了姜氏成为齐国之君。从此，战国七雄（齐、魏、赵、韩、秦、楚、燕）开始了较量。始则经李悝等变法的魏国实力最强，后孙膑率领的齐军打败了庞涓的魏军，同时秦国打败了楚国，于是，齐、秦两雄并立。其余各国尤其是魏、赵、韩国夹在齐、秦中间，只图存自保，齐、秦对之要末拉拢要末分化，合纵连横的国策开始形成。后来，齐国被乐毅领导的六国联军打败，齐只剩莒和即墨两城，虽有守将田单用火牛阵复齐，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秦国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样，连横就变成强秦威逼或拉拢其他国家破敌，合纵就变成多国联合起来抗秦。所以，要末“事一强以攻众弱”，要末“合众弱以攻一强”，纵横家应运而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纵横家的使命才告结束。

纵横家即处在这样一个国家动乱、诸侯杀伐、人民涂炭，君与臣相欺、人与人相斗、士子骤升骤沉、统治者内部篡弑频仍的衰时乱世，在此时代，仅凭漂亮的言辞而想扶危救困的孔子当然会四处碰壁，而略施骗术、答应给楚“商、于六百里”以破坏齐楚联盟进而大败楚国的张仪却官运亨通。难怪苏秦在回答燕昭王斥责他为骗子时说：“正因为欺骗才有用！”

纵横家多数是游士说客，他们凭口舌之辩，任意翻转是非，极尽诈骗、巧说之能事，从而博得荣华富贵。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似乎成为一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与谁结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于是机会主义的心理根植于君臣之间，使士子文人取得了发言的地位。如苏秦，出身于平民，早年游说秦王连横不成，百两黄金用完了，皮袍破了，他穿着草鞋挑着书箱行李回到家里。此时，妻子不迎，嫂子不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在穷困潦倒中以锥刺股，日夜发愤苦读太公阴符，发明了“揣摩”术，再去游说赵王合纵，一举成功，被任命为相；接着，他率领大批外交官，坐上一百多辆兵车，载着金银珠宝，先后说服了其他各国实行合纵破秦的国策，他本人凭三寸不烂之舍，也登上了六国宰相的宝座，并且成为“纵约长”（相当于北约秘书长）。这时，苏秦再回家，家人三十里外迎接，妻子不敢与他正视，嫂子匍匐而行，四拜谢罪。苏秦问：“嫂子从前那么骄傲，现在为何如此谦卑呀？”嫂子答：“因为你位尊多金呀！”苏秦感叹道：“贫穷时父母不以我为子，富贵时远亲近邻都畏惧我，人生在世，岂能忽视权贵！”

那时候，“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像苏秦一类的“智士”们形同商品，待价而沽；君主就好象买主，交易成，结为君臣，交易不成，离为路人；而智士们唯利是趋，翻云覆雨，以谋略决定一切；只要诡计得售，似乎现实都可翻转；他们左右着时局，“一怒而诸侯惧”，成了大政治家。

鬼谷子作为一代纵横家大师，其阴谋应变理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

                      ·董仲舒批判

醍醐子曰：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解释朝代的兴替，自作主张地认为秦帝国为“水德”，汉帝国为“土德”，土克水，汉代秦，为“奉天承运”。还认为人是天的一部分，天人具有相同的感情，可以互相感应；君主政治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天，天之祥瑞、灾异是人间福、祸的前兆。其实，这是在没有法治监督的情况下，中国人愚蠢地以“天”来监督现实政治。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更是封建秩序的理论化，成为不可改变的“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人治社会总希望人为地要使道统永恒化。

（醍醐子补曰：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开启了两千年儒家独尊的先河。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结合在一起，形成封建专制、愚民思想的体系，为中国文化最腐朽部分的作祟者。）

                  · 程颢程颐批判

醍醐子曰：程颢程颐兄弟俩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叫“洛学”。洛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即“天理”，程颢称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是他的发明。二程说：“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皆是天理的体现；他们把封建伦理规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秩序，称“饿死事极小，失节（指违背封建规范）事极大”。清代的戴震斥之为“以理杀人”，可谓深刻地揭露了礼教吃人的本质。

（醍醐子补曰：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思想保守，皆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学讲究“穷理”（体验探究“天理”）、“敬恕”、“致知”，目的是“去人欲，存天理”。其修身之说、忠君之言，皆是人治主义政治之基础。）

                     ·朱熹批判

醍醐子曰：朱熹在福建讲学，故其学派又称“闽学”。他为四书作注，被历代视为官方解释，直到1905年现代教育兴起为止。朱子学问的最高存在是“理”（其实是封建秩序），具体组成是“气”，他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子还继承周敦颐的太极图思想，称“理”的最高境界为“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同时，太极又内在于万物之中，每个事物都各有太极，“一物一太极”。另外，他鼓吹格物致知的自我修养，也是扭曲的意识形态理论。

（醍醐子补曰：南宋哲学家朱熹，江西人。他为学，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人治社会总是以提倡大公无私、服从某个教条为基础，法治社会则以民主法治、权力制衡为基础。）              

                    ·刘伯温批判

醍醐子曰：明朝开国谋士刘伯温，名基，封诚意伯，谥文成。朱元璋称他“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吾子房（张良）也”。世人称他“千古之人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巨人。他“立德”––––––心怀天下，一身正气；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深谙退隐的人生谋略。他历仕两朝，四度辞官，但“辞封爵而不贪天之功，终身显荣而私产无寸”，充分表现了一代文人的高风亮节。他“立功”–––––“时务十八策”成为朱元璋的开国战略；下江州，破洪都，激战鄱阳湖，平定处州之乱等，均得其奇谋而成功；他受命相地修建金陵皇宫，并与李善长一起定律令，确定了明朝的法律制度。他任御史中丞，整肃纲纪，严惩贪腐，巩固了朱明政权。他以公心用人，不徇私情，垂范于官僚阶层。他“立言”–––––––“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集序曰“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指刘基）者，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

刘伯温堪称人治社会的完人，他“立德”达封建伦理之顶峰，他“立功”辅暴力开国之基业，他“立言”弘扬谋略国学之真传。但即使是这么一个“完人”，也不得善终；尽管他小心翼翼，拒绝为相，朱元璋还是怕他夺了自己的皇位，乘有人攻讦“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朱氏夺其禄。刘基赶快进京谢罪，羁留不归，直到病笃才被放回家。

刘伯温善于用谋，反映了中国人好智用计的民族性。他说，豺狼本不是老虎的对手，但它善于群起而攻，犄角相应，所以老虎往往敌不过它们。赵国兵卒虽多，但于长平一战，弃戈被坑，“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他还说：“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鲜哉”，“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于人者，以其不常也。唯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测”。在《拟连珠》中，刘伯温还写道：

           食人之虎，不能容一猬；牵牛之绠（绳子），可以御九犍（公牛）。

           善扑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当其急。

           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制服别人）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能容纳什么），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钺，不劳而固于垣墉。

           剔大蠹者木必凿，去大奸者国必伤。

           志大业者，必择所任；抱大器者，必择所投。是以梁（架桥于）江湖不取螬残之木，钓鲸鲵不适（去）雨盈之沟。

          仁暴殊途，非暴无以为仁之启；怨恩异路，非怨无以为恩之资。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故以道养贤，则四方之民听声而来；以德养民，则四方之贤望风而慕。

          势有所梏，则小柔可以服（制服）大力；形有所格（局势有所限制），则大猛（大的力量）不能破小坚。

          善贾者不壅（积压）其货，善治者不壅（压制、堵塞）其民。

          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妒臣，则贤士不留。

          坐舟视星，当察其曷（何）转；执斗较（校正）斛，当审其孰（哪个）平。

          政以渐成，则民不骇；俗以渐变，则功不偷（白费）。

          海纳污然后成其大，君纳众然后保其荣。

          愚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徇（汲汲于）功利者，不虞（预防）谄诈；溺（沉溺于）鬼神者，独觉形声。

          暴于物者，众志之所诛；妨于物者，舆情（舆论）之所疾（谴责）。是以虎狼堕井，仁者见之而不怜；荆棘当道，行者过之而必诘（清除）。

          虎之跃也，必伏（趴下）乃厉；鹄之举也，必拊（拍翅膀）乃高。

          蠖屈求伸，非终于屈；龙潜或跃（最终跃起），非固于潜。是故勾践事吴，乃成姑苏之举；夷吾（管仲）佐霸，曷（何）向槛车之嫌（指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

           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无所成。

           御龙之智，不能训猿以礼；神农之智，不能服（驯服）豕（猪）而耕。

刘伯温的智谋之深令人慨叹！它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中国谋略文化的缩影。

（醍醐子补曰：刘伯温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活神仙”，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可见，其谋略之深远！他26岁时初登仕途，任江西高安县丞，以“不避强御”而著称，人称“刘青天”，而奸人豪强“数欲害之”。28岁时调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以“傥直”闻名，与幕僚不和。30岁时弃官隐居，读书写诗。38岁时复出为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一年后又辞职，闲居杭州，写了不少诗文。42岁时复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他招募民兵，大败方国珍的起义军；后因反对招安，坚持剿捕，被朝廷罢官，羁留绍兴，以诗文自娱。46岁时复任行省都事，后升为行省郎中。48岁时又辞官归隐。

公元1360年，刘伯温50岁，应朱元璋聘请，赴金陵，呈《时务十八策》。同年，以计“乘东风发伏兵击之，斩获若干万”陈友谅的士兵。第二年，又出计克江州，降洪都。52岁时，刘伯温回乡葬母，途中平定苗军叛乱。居家期间，朱元璋多次恳请他尽早回京：“以天道发愚”、“赐教”、“指示”。匆匆回京后，刘伯温策划了鄱阳湖大战，击溃了陈友谅，还救了朱元璋一命。56岁时，刘伯温承命，卜地筑皇宫，后与李善长一起制定律令。58岁时任御史中丞，斩中书省都事李彬，忤李善长；59岁时与朱元璋讨论宰相人选，忤汪广洋、杨宪、胡惟庸；61岁时告老还乡，不问政事，唯下棋饮酒；64岁时，刘伯温病逝。

从谋略方面来看，刘伯温龙韬虎略，为后世所崇尚。

刘伯温强调修德隐退，以待王者之兴。他一生多次辞官，急流勇退，表现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国人心态；归隐之后，他以寓言的形式写出《郁离子》，提出救时之术，“以待王者之兴”，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圣人救世思想一致。刘伯温还认为，胜天下之道在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得民心者得天下，唯修德省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方能得民心。

刘伯温要求重用人才。他认为，治国如治病，“医切脉以知症，审症以为方。治乱，症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而且，人才时人治社会之本，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所以，应当不问系族，唯贤是用；不论农与工肆之人，不鄙侧陋，择人唯长。识别人才，则要看本质，不要被外表所迷惑，不能只凭琴之“断纹”、“古款”，就认为它是“希世之珍”；也不能将“狗偷鼠窃”之人，“食之以玉食，荐之以珠履”。治国还应廉洁爱民，奖善惩恶，而“贿赂公行，必致丧失人心，室家不保”，“志利而忘民”，则“国危矣”。刘伯温的这一套思想与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一致的，他们都寄希望于明君清官的上对下的“关怀”。

刘伯温还推崇兵民结合的用兵之策。他认为，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所以，应当擅于借用他人之力，来战胜对手：“惟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是故敌不敌，而天下服”。还应兵民一体，组织民丁，以耕备战，以战护耕：“有国者，必以农耕而兵战也，兵不足则农无以为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所以，可耕战定籍，保甲连环。

刘伯温不愧是中国谋略家的真正代表！）

                    ·王阳明批判

醍醐子曰：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发生近代科技革命的关键时期，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达·芬奇正在研制战车、战舰、大炮、飞机，正在绘制世界地图、解剖人体，哥白尼正在创立太阳中心说，而此时中国人却在回归内心，对着竹子“格物穷理”。王阳明到处大讲理学、心学，一时趋者若鹜。王称：“心外无物”，“心者天地之主”、“万化根缘”，因此，关键是要净化心灵；他倡导“知行合一”，以便“破心中贼”、“致良知”，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狠斗私字一闪念”，避免“思想犯罪”。

王阳明不仅拿笔杆子，而且拿“枪杆子”。他巡抚南赣、汀、漳时，血腥镇压了谢志山等部的数起农民起义，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任两广巡抚时，他招抚了酋长卢苏、田受的起义，镇压了广西八寨断藤峡范围达300余里、数十年未被平定的少数民族起义。

纵观王阳明的为官为学，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破心中贼”，思想上杀人，二是“破山中贼”，肉体上杀人，他为挽救日见颓败的封建秩序可谓竭尽了心力。

16世纪，中国没有出现哥白尼，而出现了王阳明，正是民族的悲哀。

（醍醐子补曰：王阳明，原名守仁，浙江余姚人，因筑室阳明洞，故得名。官至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是新儒家“心学”的主要创始人。其学说影响深远，近世为蒋介石等人所激赏，亦曾风靡日本。

先祖为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王阳明从小聪明好学，善射能骑。11岁时随祖父王天叙赴京师，途经金山寺，赋诗曰：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又曰：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次年，小王阳明在京师就读，曾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答：“惟读书登第耳！”，他却近乎狂妄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27岁时，他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后转兵部主事。34岁时，因上疏营救被奸臣刘瑾迫害的戴铣等人，被责打40大棍，贬为贵州龙场驿臣。其时，大悟“格物致知”之理，提出“知行合一”说。44岁时，王阳明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平息了谢志山、池仲容、陈日能、龚福全、詹师富等部农民暴乱，因功升为右副都御史。从“剿寇”的实践中，王阳明悟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47岁时，他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反叛，但反遭诬陷，甚至被认为是朱的同党。明世宗即位后，虽封之为新建伯，但未授实职。此时，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55岁时，思恩、田州酋长卢苏、王受造反，朝廷始起用王阳明总督两广兼巡抚。他定计招抚，仅把投降的卢苏、王受打了一顿棍子后便释放了，被招抚的群众多达7万人。广西八寨断藤峡瑶、侗族暴动，范围达三百余里，数十年未被平定，随后也被他平息。虽立了大功，但王阳明却未得到皇上的奖赏，直到57岁因病去世后，桂萼等人仍不肯罢休，弹劾他擅离职守，说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请求皇上“禁邪说以正人心”。

王阳明的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与补充。朱子注重“理”与“气”、“道”与“器”、“知”与“行”、“天理”与“人欲”等范畴的对立、分二，而王阳明则强调他们的和谐、统一；朱子以“理”作为客观精神，来构筑他的哲学，而王阳明则以“心”作为主观精神，来形成体系。此心不是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的思维器官，而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内在于人的日常伦理。在这里，“心”与“理”是可以合一的，“心即理”，应“求理于吾心”。因此，学贵得之于心，不应以“圣贤经传”为是非标准。

在对待“心”与“物”的关系上，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是“物”的主宰，而人是物的创造者，是一切是非价值的标准；并且，人心都是自足的，愚夫与圣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满街人都是圣人”。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老子主张“不行而知”，程朱主张“知先行后”，而王阳明则首倡“知行合一”，这为其“破心中贼”、“致良知”奠定了基础。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去除货、色、名、利等私欲和闲思杂虑，就是王阳明之“为圣之功。”

“良知”说亦是王阳明的哲学核心内容。“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即“天命之性”、即主体意识。因此，“致良知”就是通过内圣之自我道德修养回到明洁之本心，进入超越现实的自由之境；王阳明认为，只要透明本心、体认良知、胸中洒落、充满生机，即可达圣贤气象。

王阳明的破心中贼，是当代中国“大公灭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潮的先声，也是现代以来中国空想主义、浪漫主义、准宗教主义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不能容忍人欲、私心，而西方人却利用它来发展市场经济，致力于完善法制来保护隐私、私产？

王阳明致力于“内圣”之时，正是西方人寻求“外王”–––––––寻找新大陆，扩张殖民地，探索自然，醉心于发明之年代，可以说，悟心穷理使中国错失了第一次发展的机遇。）

                    ·郑板桥批判

醍醐子曰：郑板桥一生仅在五十岁后做过十来年县令，其余时间吟诗作画，诗、书、画遂成“三绝”。其自撰对联曰：“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世道不同，话到口边留半句；人心难测，事当行处再三思”。其印跋曰：“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其联额曰：“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面对专制政治，没有批判的理性、促进改革的决心，只有逃避的念头，希望以鸵鸟战术，假装糊涂，来掩饰心灵的伤痕、意志的脆弱。

    （醍醐子补曰：郑板桥，又名郑燮，清朝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帮助农民胜讼、赈济灾民而罢官。从此，他心灰意冷，以诗画自娱，作品表达清直、颠狂的个性，成为“扬州八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