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涛：性罢工—女性抗争的弱兵器

黄海涛 性别研究学者

公元前411年，伟大的古希腊喜剧作家亚里士多芬创作的讽刺喜剧《吕西斯特剌忒》（Lysistrata）上演，2000多年后，这部讽刺剧几乎成为全世界所有提议进行“性罢工”妇女喜欢征引的文化源头。剧中女主人公吕西斯特剌忒（字面有“取消征伐”之意），为结束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倡议雅典妇女拒绝与她们的丈夫发生性关系，直至停战。剧中，吕西斯特剌忒与各方巧妙周旋，终达目的。雅典与斯巴达，当和平曙光降临，勇士放下屠刀时，吕西斯特剌忒与她的姐妹们迎接凯旋将士—不仅张开了双臂，也张开了她们的双腿。

张开双腿还是交叉双腿，这是一个问题。2006年，哥伦比亚一些帮派分子的妻子、女友发起了一场性罢工，名为“交叉双腿”（thestrikeofcrossedlegs），这场运动旨在纪念在一次帮派械斗中丧生的480名死者，并且呼吁制止帮派暴力。2011年，为结束比利时大选后长达一百多天的无政府状态，左翼女议员MarleenTemmerman呼吁组阁谈判参与者的女伴，不要与其伴侣同房，直至新政府成立。

性罢工最成功的案例发生在非洲国家利比里亚。2003年，女权主义者莱伊曼?古博薇与“利比里亚妇女争取和平运动”发起了包括“性罢工”在内的一系列非暴力抗议行动，成功结束了长达14年的内战。在古博薇等人推动下，利比里亚联盟党女性候选人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2005年全国大选中获胜，成为非洲国家第一位女性民选总统。2011年10月7日，莱伊曼?古博薇、约翰逊-瑟利夫与也门记者兼女权活动家塔瓦库?卡曼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坚持非暴力方式致力于和平”，“提升了女性在和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性罢工的重点在其非暴力不合作的行动步骤，通过暂时性禁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国家间的战争、水资源分配及工作权利不平等，皆可成为性罢工的抗议对象。对男女两性而言，性是愉悦与快感的来源，女性禁欲几乎可视为一种“自损”的抗争方式。然而，从大的社会结构来看，男女不平等的事实使得性本身成为女性可调用的不多的几个生理与社会资源之一。假如同意这一点就不能不承认，性罢工与某些女性通过性资本来赢得“上位”机会的行为有着同构的关系。当性成为女性唯一可以运用的与男权社会讨价还价的工具时，关键就看你怎么用，是不是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体来运用性这个“工具”。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与借性和身体搏“上位”，或夫妻间以性为要挟的“冷暴力”不同，性罢工不仅有赖于女性主体的自觉，更是一种集体而非个别的行动。没有这种女性结盟的性质，罢工不可能取得成功。很简单，假如妻子或女友拒绝与丈夫或男友行房，男性大可以到其他女性（如性工作者）那里获得性满足，那么，性罢工至多具有宣誓意义，达不到让男性反思其自身的目的。而这种反思又特别重要—这是从性别维度进行的男性反思，大至国家战争、军队的暴力性质，小至帮派成员为追逐女伴、显示性吸引力而导致的种种暴力行为，都与霸权性的男性气质息息相关。由此看来，性罢工是从性或性别角度触发的抗争行为，其诉求和意义也必须从性别角度思考、阐释之。

性罢工作为女性结盟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照顾不同阶层妇女的利益，否则，罢工可能沦为中产阶级妇女小打小闹的行为，甚至导致某种新的压迫和霸权。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4月肯尼亚妇女发起性罢工，鼓励总统和部长的太太不要与她们的丈夫同房，行动中组织者给参加性罢工的性工作者发放了“误工”补助。言外之意，有丈夫有男伴的女性自然有资格参加“罢工”，但无法参与性罢工者，如无丈夫无男伴的女性（单身或寡居女性、性工作者），她们并不因此就低人（也低于其他女人）一等。

有必要强调的是，“性罢工”不能视为孤立的现象，必须放在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平等参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大范围行动中加以理解。否则可能会造成一种理解上的偏差：比如，性罢工是否把妇女的经验限制在性和身体的领域，而这正是男权文化下性别分工有意造成的效果：妇女属于“自然”、“身体”和“本能”，“理性”和“思想”等文化的能力属于男性。性罢工的行动并不承认这种分类的逻辑，在性的议题上打一场消极战争意在引起持续关注，并促使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

性罢工到底有没有用？性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抗议和社会运动的有效工具？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引发实际的改变，抑或只是一种乌托邦？这想必是所有关注者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性罢工能成功，其背后假设是异性恋男性对性有急切的渴望，大权在握、“性”趣惘然的老年男性政治家，离家在外征战的雅典或斯巴达勇士，面对他们，本来就独守空房的吕西斯特剌忒们，她们提议的性罢工会有效吗？虽女权主义从源头上反对战争，但只要女人一日无法参战，无法像男性那样在社会各个空间发挥决策作用，那么，“性”依然是策略性地争取妇女利益的手段。（原载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