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漫威shot in the dark:新闻话题 2012-01-0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4:06:47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中国富豪购冰岛国土被拒背后
中国富豪购冰岛国土被拒背后中国富豪黄怒波打算斥资约2亿美元，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冰岛国土的0.3%），修建豪华酒店和生态度假村。不过，他很快失望了。去年11月底，黄怒波的购地申请被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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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购冰岛国土被拒背后
中国富豪黄怒波打算斥资约2亿美元，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冰岛国土的0.3%），修建豪华酒店和生态度假村。不过，他很快失望了。去年11月底，黄怒波的购地申请被冰岛政府否决。
黄怒波近日接受采访表示，冰岛政府忌惮的是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他还认为，也许这个世界还没有为迎接中国的企业家做好准备。
到底黄怒波的买地申请为什么被拒？又是否如他所说，中国企业家的对外投资遭到了不公平对待呢？
中国富豪黄怒波
2011-01-04 第 1934 期
今日话题
本来是一笔“天造地设”的好买卖
被黄怒波看中的冰岛土地
买家有钱，并不吝投资
黄怒波1995年创办中坤集团，靠开发房地产起家，现公司主业为旅游地产。中坤集团曾开发位于北京市西直门的长河湾住宅区，旗下持有大钟寺中坤广场、中坤大厦等商业地产。自中坤转型做旅游地产以来，已在安徽黟县宏村、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和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黄怒波以59亿元的财富身家排名161位。
对于冰岛项目，黄怒波准备了充足的资金。他曾经对记者表示，2亿美元的投资额并不大，完全可以依靠自有资金。2亿美元的资金是在一年半内支出，“即便是投资出了问题，那么随便卖一点物业就可以了。”
卖家缺钱，这块地挂牌出售十年鲜有人问津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冰岛的经济形势就处于水深火热中，甚至出现了“国家破产”的情况。在买地这个问题上，黄怒波得到了冰岛总理、外交部长等多名政要的欢迎。而黄怒波要买的这块土地在产权分布上，6户当地农民占有75%，政府占据25%。那6户农民已经和黄怒波达成了协议，以80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将自己的土地卖出。
另外，这块地挂牌待售已经十年，但是一直鲜有人问津。这是因为，这块地其实是不毛之地，是冰岛境内最寒冷和最荒芜的一块土地。连冰中贸易协会主席萨瓦森也说，搞不懂黄怒波为什么要买那块土地。因为那儿冰雪覆盖四五个月，在那里建高尔夫球场、骑马场，可以利用的季节太短了。当然，曾经当过诗人的黄怒波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就是要做“高端的独家”。
买家有钱，卖家缺钱，所交易的还是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东西，这样的买卖哪有不成之理？
买卖没做成，政治搞破坏？
黄怒波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投资无政治背景
黄怒波在吉尔吉斯斯坦和日本投资有失败先例
2005年，黄怒波就曾经试图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做类似投资。由于担心被人搭便车，他要求吉尔吉斯斯坦提供至少5000亩土地。这次交易开始也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同样符合他的旅游度假战略，但是，同样也触碰到了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当地反对党的报纸将黄怒波的投资引申到中国的军事与地缘战略上来。甚至俄罗斯国防部长都表态说不希望中国人涉足。“我甚至觉得再去吉尔吉斯斯坦，我的人身安全都成问题。”黄怒波说。
2007年，黄怒波本来准备在日本北海道购买度假基地，结果因为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抵触比较强烈而放弃。
有了这两个先例，很多人都认为黄怒波此次冰岛买地受阻一定也和政治有关。
说法一：因为这块地的“地缘政治”色彩没做成生意
冰岛是欧洲第二大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北边紧贴北极圈，被认为是欧洲和北美之间极具战略重要性的位置。这个人口仅32万的国家，因为全球变暖可能令北极航线有望实现而不断提升价值。一旦融冰，北极航线将成为亚欧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
另外，还有外国媒体指出，北极圈内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通航和石油勘探被认为是中国人“染指”这块土地的目的，这样就为中国在北大西洋找到战略立足点。
为什么国外媒体会如此怀疑？这和黄怒波的经历有关。他下海之前曾经在中宣部和建设部任职，因此，黄怒波此次的土地收购行为被许多媒体打上了官方色彩。为此，黄怒波还公开澄清过。
说法二：冰岛政坛党派之争导致黄怒波的项目不获批
黄怒波认为此次失败的收购行动是冰岛政坛内部党派斗争的牺牲品。本届冰岛政府于2009年5月10日由社民盟和绿党联合组成，有阁员12名，两党各占5名，无党派人士占2名。冰岛政府的总理来自社民盟，这个政党也呼吁促进引资。而内务部部长来自绿党，是一个左翼政党。社民盟和绿党之间存在不少分歧。在黄怒波投资一事上，来自社民盟的许多内阁成员都表示支持。因此，包括黄怒波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购地失败其实是无辜地被卷入了党派斗争中。
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不符合当地法律
乔纳森（右）不批准黄怒波买地
内务部部长根据相关法律驳回黄怒波申请
按冰岛法律规定，非欧盟成员国居民禁止在冰岛买地。如果想要得到豁免权，就得有内务部的批准。黄怒波买地正是卡在了冰岛内务部部长乔纳森这里。
乔纳森不批准的理由为，根据相关法律，外国公司在冰岛购地，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公司或机构必须在冰岛拥有住所和场地；所有的公司执行人必须是冰岛居民或已经在冰岛居住了至少5年；对于公司的股权资金分配，五分之四必须被冰岛居民所有；在股东大会中，必须大部分的冰岛居民持有投票权。
乔纳森说，“这不是个人申请获得一片土地的案例，而是一个有限公司的形式，这个公司里黄是最大股东，这种有限公司不符合必要的先决条件”。
黄怒波方面事先了解的政策与内务部引用的法律有出入
黄怒波之前所了解的冰岛投资政策和冰岛内务部公布的这些条件不同。此前，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在冰岛，对于非欧盟投资者，买入土地可以拥有99年使用权，条件是必须在当地设立公司，且董事会成员2/3以上要求为冰岛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注册很简单，大约只需要几十万人民币，然后两个股东（冰岛籍或欧盟成员）加我就可以了。”
事实上，查阅资料就可以发现，冰岛法律确实规定不动产转让买方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包括如果是合伙实体，所有合伙人必须是冰岛公民或已经连续在冰岛居住五年以上。因此，很明显，黄怒波对于冰岛当地法律的理解有误。乔纳森对此评价说，“他是有代理人帮他代理的，我想应该责怪的是他们，是他们没有让黄了解到具体的法律。”
冰岛内务部长也在考量保护国土资源
除了法律而外，乔纳森也确实有别的考量。这就是——保护国土资源。而他还考虑进一步地收紧外国人购买冰岛土地的法律条款。他认为，这是在捍卫国家的资源。尽管黄怒波早就声明过放弃对流经这块土地水资源的任何权利，但是由于他想购买的土地面积太大，还是被否决。乔纳森认为，假如批准了，就是为将来大面积的土地买卖开了先例。而现在是否决了，以后的类似案例也会这么做。
冰岛内务部并非只针对中国公司
据记者统计，从2007年至今，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中仅一起被拒绝。因此，冰岛内务部的驳回决定看起来像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不过，乔纳森公开回应称，这25起购地申请中，确实有欧盟外的人获准购得冰岛土地，不过面积很小，只有4平方公里。
其实，最早引起乔纳森或者绿党戒心的也不是中国公司，而是一家加拿大的能源公司Magma，这家公司曾经收购了冰岛的一家电力公司，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而乔纳森认为这家公司钻了法律的空子，在欧洲开设了一家皮包公司，然后来到冰岛投资。这样的做法不尊重冰岛的法律。因此，他特别点名强调以后来的外资公司都不能像Magma这样了。
黄怒波的遭遇非个例
远洋公司经营的希腊最大港口
为什么中国对欧洲投资常常遭遇误解与不信任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数据显示，在有中国投资的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欧洲仅占3.5%，而亚洲却占了70%以上。然而，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虽然不多，反响却很大。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去年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状况的报告，标题十分醒目——《争夺欧洲》。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购买”欧洲，从购买欧洲国家债券、投资欧洲企业到涉足欧洲日益开放的公共采购市场；而正在遭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洲，也日益向中国敞开投资大门。
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往往引来很大的关注，而多数人表达的是担忧与不信任。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遇到的冲突经常被欧洲媒体用作反面教材，这导致中资企业国际形象不佳。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农业和贸易部高级政策分析师安杰伊?克维钦斯基说，他个人非常欢迎中国企业进入欧洲，但现在案例不多。他认为中国企业在欧洲发展与在非洲投资的环境有很大区别，非洲由于没有社保体系，当地法制不健全，而本地劳动力大都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当地民众容易在土地和收入等问题上与中资公司发生矛盾，而欧洲投资环境成熟，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更简单，可是中国企业和欧洲市场现在还相互缺乏足够客观和全面的了解。
另外，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还是国企，因此，就算是民企也常常被认为有中国政府在后面。一些国外媒体在报道黄怒波的新闻时提到国企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取得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的码头经营权，让北京在通往欧洲大陆的入口处获得了立足之地。事实上，中远对这个码头的经营也伴有风险，但是这背后却是有中国援助希腊的涵义在里面。因此，尽管黄怒波的公司是个民企，但是他曾经的党政工作经历还是很自然地让外国媒体有所联想。
所以，整体形象的打造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重要，因为既往的印象会影响到投资目的地政府、民众对企业的判断。另外，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所说，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也很重要。“企业家有责任推动政府去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摒弃受害者心态，积极适应是关键
黄怒波称自己很天真，“我见了冰岛外交部、商务部、经济部、财政部、工业部，甚至总统，哪知道最后被内务部长给拒了。”不过，按照工作权责，内务部部长才在国外企业家投资这些事项上具有话事权。因此，对于按章办事的内务部长，确实没什么好苛责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当地法律充分地研究与尊重。而黄怒波方面最后怪冰岛内务部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黄怒波表示，除了在冰岛注册公司和董事会冰岛人占大部分两项，内政部曾经跟中坤进行沟通以外，其他事项再无主动跟中坤进行联系。 但是，黄怒波应该怪的是企业在冰岛的代理人，而非冰岛内务部。获得详尽的法律条款，向投资人解释，主动与内务部沟通、联系，这是投资人委托的代理人应该做的事情。况且，这个项目需要的土地确实比较大，而且在每年都有四五个月冰雪覆盖的不毛之地上盖度假项目，确实会引起关于环保、地域安全在内的一些猜疑，就更需要沟通。
因此，对当地的法律体系、场游戏法则的了解和尊重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用在中国做生意的思维去国外行事，这也是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通病。
结语：不是所有国家都像中国一样是投资者的圣地，所以中国企业家对外投资要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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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卖199元一斤的大米农民为何只获利1元？
洪巧俊 评论作者黑龙江五常大米最高售价可达每斤199元，但是当地稻农卖给加工企业的收购价却不足2元。记者采访得知，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约为0 .2元，加工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订单控制稻农压制收购价，稻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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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巧俊 评论作者
黑龙江五常大米最高售价可达每斤199元，但是当地稻农卖给加工企业的收购价却不足2元。记者采访得知，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约为0 .2元，加工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订单控制稻农压制收购价，稻农和企业获利悬殊，以致卖199元一斤的大米农民只获利1元(1月3日《现代快报》)。
真没有想到，当前大力提倡的“公司+农户”，一些地方却演变成了公司盘剥农民的一种形式。可以说订单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稳定米源，让农民卖粮不愁，然而，实际运行中，粮企却把市场风险推给农民，订单成了“霸王条款”，成了控制稻农把有机稻卖给他们的“非常手段”。
商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他们如此“扒”农民的血汗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地政府为何坐视不管，不为农民争取更多权益？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的服务宗旨是：“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维护企业利益。”由此可见，人家只维护企业利益，没说维护农民利益。当然，维护农民利益，官员得不到好处，而维护企业利益，企业发展快，能增加地方税收和财政，是官员的政绩。因此，宁可企业掠夺农民的利益，他们也要维护企业的利益。
多年前，不少专家就提倡中国农村要走美国模式的集约经营，也就是当前的“公司+农户”模式，但这个模式走了这么多年，似乎并不成功，因为这个模式并没有消除贫困，让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而是成了像五常市那种———企业盘剥农民的模式。不成功还因为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多地少，美国地广人稀，尤其是中国还是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不能像美国那样一个劳动力每年补贴1万美元，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美国不一样，人家是私有制，不能低价掠夺农民的土地。而邻国日本和我国差不多，人多地少，但日本农民却活得滋润，活得滋润的原因是农民自己控制了资源，联合起来的农民从种粮、加工、零售，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利润也就掌握在农民手中。当然，要解决“米贵伤农”问题，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土地制度不改革，说学习美国和日本的先进经验，也只能学到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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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陈志武：政府不要太富 莫做最大资本家和地主
陈志武 经济学家今天洪涛都是带着很多的笑容介绍我，看来我们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我接着刚才贺主任的话往下说，其实对刚才贺主任讲到的问题，不管是税收的规模还是中国的财政开支结构还有关于收入差距的这些方...全文↓
9评论【市场经济】陈志武：政府不要太富 莫做最大资本家和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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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经济学家
今天洪涛都是带着很多的笑容介绍我，看来我们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我接着刚才贺主任的话往下说，其实对刚才贺主任讲到的问题，不管是税收的规模还是中国的财政开支结构还有关于收入差距的这些方面是非常认同的。刚刚谈了在解决方法的方面我们常常有一些分歧。第一，千万不要在财政部民主制约不大的情况下太快地推出财产税。
第二，在没有民主监督在财政开支方方面面进行监督和听证的大背景下做所谓的转移支付，这只是理论上，实际的转移，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越多，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上的不平等。当然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恐怕还有好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一起来就这些话题更多地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找到不同的理由。
我主要讲两方面的数据，第一是看一些数据，看看目前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比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第二，很快地说一下中国跟美国和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差别。过去几十年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财政没有问题非常健康、负债减少，而其他的发达国家却不然。第三，我主要是想回顾一下以前我谈到的不论是古代还是到近代或者是到现代，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政府太富有了以后方方面面的弊端和长期对法制民主制度环境的轻视又到底表现在哪里。
我前面谈到了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美国、英国、日本，今年的财政赤字都是在10%到11%，欧元区财政赤字到15%，中国的财政赤字不到2%。这是第一个反差。
第二个是在国债的水平上，国债余额差别很大，这个我不用多说了中国比较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债余额特别高。
第三个方面是看税负的负担差别，我上午谈到了欧盟税率为平均GDP的41%，美国总税率为GDP的24%，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35%。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占GDP10%，而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上面几个数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年美国的总财政税收也达到中国的35%的水平的话，那么35%-24%，实际上美国今年的税收负担就会给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11%的收入。
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麻烦可以看到，如果美国也像中国这样子征税的话，今年不仅仅没有财政赤字反而会有财政赢余，实际上像中国这样子征税不受制约，当然也可以有财政赤字也可以借很多债，但总的来说征税如果不受监督和制约，那财政赤字发生的倾向性应该要低很多，而美国是反过来的，征税非常难，尤其是共和党议员不会轻易让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轻易地把美国的税率和税种推得太高，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未来几年可能都不太容易完全消失。
总体上这几张图是想跟大家陈述这样的意思，第一，正如张教授所说我们的政府“真贵”。2010年中国8万多亿的财政税收和今年的10万多亿税收，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今年农民的纯收入做一个基数，除以今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数量没有14亿也没有15亿，大概只有7-8亿农村人口。实际上如果把政府今年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的话，总的数字和比值是14亿多农民。
与中国这些年财政税收不断地扩张的情况来讲，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与中国情况对比有很大的反差的是美国从1950年以联邦税收为指标来看，大致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
第一，个人所得税，所有的美国人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收，在1950年的时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这样的水平，这中间总体的水平是有一些波动的，从1955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概相当于GDP的7%到8%，所以今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相对GDP来说，比过去50年整体上都比较低。这也体现了美国为了在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刺激经济不断地通过减税的方式，包括减少个人和家庭税负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尤其是我们把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加在一起除以GDP的话，在1950年时，美国的企业税是当时GDP的4%。2010年美国企业所交的税额只有GDP1.8%，相对于GDP来讲，美国企业税收负担在过去60年减少了60%左右。如果我们以美国所有公司的总利润作为一个基数的话，1950年的时候美国企业总的税负是当时美国所有公司加在一起的总利润的45%，那是1950年的时候。
到2010年，这个比值下降到20%，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所有的税加在一起去年是相当于总利润的20%，跟60年前相比也是减少了将近60%的税负。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美国还富于民，在过去60年不仅没有发生变化，反而把还富于民的制度哲学和建国哲学更强化了。
我们大家过去一两年看到了美国国债越来越高、财政赤字越来越高的局面，不是说因为美国越来越穷了，就像两个星期前我的侄女跟我说，我88岁的母亲在湖南的农村，给她打电话说你叔叔在美国听说美国没有钱了，你叔叔在美国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看电视也看得太多了，从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的电视频道，每天都在说美国政府没有钱了。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妈妈看来，政府没有钱了就是人民没有钱了，就想到我儿子也没有钱了。
美国政府可以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而中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观念的差异，不仅仅是中国过去几千年形成的差别，很多的差别也是因为目前和过去的制度差别造成的，使得我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与美国人完全是两回事。在美国，政府没有钱，但百姓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因为还富与民是更大的道理，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欧洲国家过去五六十年，税负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现了欧洲国家现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而中国是“一高两低”——高税收、低债务、低财政赤字。
下面我快速地说一下在中国目前不仅仅征税很多，而且中国也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顺便再讲一下我要说的话题，正因为国家拥有太多的资产和收入，所以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因为国内的民间消费增长相对比较艰难，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这样的一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我们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情况，工业会得到很多的发展，很多的高楼大厦、形象工程，另外服务业发展会非常地艰难。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主要还是把国富民穷其他的结果跟大家很快地再分享一下。
第一，挤压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法制水平往往就越低。无论是从数据来看还是从学理上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法制跟国有经济很难兼容，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做民营企业的人能更亲身地感受到。再一个，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的经历，以及我们最近的感受，我们的法官都很难当一个中性的裁判做判决。
从近代人类社会的经历来看，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运作层面上系统地发展出民主法制的国家，相比之下西班牙按理说比英国更有可能推出民主法制的国家制度安排，因为在西欧国家里最早推出议会的是西班牙，是1188年。哥伦比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使得16、17世纪从中美洲国家给西班牙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最早在西方国家中推出议会的西班牙，反而一直到一九七几年才真正地完成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英国在18世纪初基本上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的建设，做过比较之后你会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从17世纪早期开始英国的王室就很穷，自己的收入和财富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支付英国王室的生活和开支，逼得英国的国王不得不把王室更多的权力让位给当时本来没有多少权力的议会。
因为英国王室政府的钱很少，才逼得影响英国政府把更多的权力让位给民选的议会。相对来说西班牙在16、17世纪一直是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使得朝廷和王室非常地富有，反过来使得西班牙国家的权力用不到主动地受到制约，因为西班牙的国王自己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就可以挥霍和做他们想要做的开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西班牙经过了几百年一直没有走出专制架构(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看到不同的西方国家的近代的经历，如果我们做更详细地研究可以更多地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追回到更早的古代，把古希腊、古罗马和和中国的汉代，以及现在的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做对比，这个对比告诉了我们，古希腊在公元前几百年一直是政府很穷的早期国家，因为当时的希腊政府是不可以对老百姓强行征税的，只能依靠民间半自愿捐献为政府公共品提供财力支持。但总体来说古希腊政府是不富有的，因为靠着半捐赠的钱维持开支不太容易产生太多的政府盈余，那样的话政府的钱太多了，民间半自愿捐赠的支持就自然地会减少了。
罗马共和国基本上也是跟古希腊是一样的，从公元前509年一直到公元前29年，罗马共和国政府也不能征税，只能是靠半自愿的进贡来维政府提供了开支，发生了几次战争把罗马共和国政府的财政变得很差。这样一个由政府向民间借债的先例到了后来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惯例。我们今天说，欧洲国家今天的国债余额平均相当于GDP的85%到90%的水平，如果回到古罗马的时候，根据英国的史学家詹姆斯·麦当劳(音)的估测，它也应该超过GNP的60%，因为那时候政府的公债市场不是很发达，那时候也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国家一样，2200年前罗马共和国有这样的经历。
与古罗马、古希腊相对应的是伊拉克、伊朗、埃及等中东地区的文明古国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秦朝很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慢慢地衍生出由国家做主要的高利贷的提供者，所以我们看来看到王安石七秒法，很多的经济学者认为七秒法是最早由政府放贷增利的。这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
我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今天我们讲到的“国进民退”，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的国有金融机构他们的业务空间比民营的金融机构运作空间、发展业务的空间大很多。今天中国的这种做法官办的空间很大、民办的空间很小，实际上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从隋朝到唐朝一直到宋朝，法定的利率上限给官方放贷的时候规定的利率上限整个几百年里都比民间的最高借贷利率高12个百分点。比如说从公元600年到公元728年，官方放贷利率是84%，民间放贷是72%。从公元728年-公元1260年，官方放贷最高到60%，而民间放贷最高利率到48%。实际的税率可能比这个高出去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当国家太富有了以后，不仅仅给国家提供了与民争利的空间和机会，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关心的民主法制和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愿望来说绝对是“帮倒忙”的。
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政府非常有钱的时候，政府的权力跟民间社会的权利博弈的时候，肯定是公权力会更胜出的，因为政府太有钱也用不着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转移支付和播种其他的项目给我们多施舍一些，你那时候还会跟公权力讨回自己的权利吗？这是非常不对称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今天看到发达国家今天的政府负债率很高，财政赤字也很高，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没这个问题，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危机很严重，坦率地讲不管是回到古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是说中国的汉代，或者是400年前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国家做对比的话，我们只是重复了几百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也重复了2200-2300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西方国家负债很多、财政赤字很多，文明古国财政赤字也不高，负债也不高。
如果我们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展望未来的话，未来50年、100年后是不是今天的政府不怎么欠债、很富有的一些国家，在50、100年后终于可以胜过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呢？我就不多说了。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做更多的思考。根据这个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让政府征更多的税拥有更多的财产，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税收政策，最终是更有利与民间社会的壮大、还是更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使得跟关系、权力更靠近的人有更靠的发财致富的机会？结果大家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思考。
总体上，我是希望每个人能记住不管是对转移支付寄予的希望还是通过各种税收来调节收入，在没有财政民主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地又推出新的税种，应该把现有的税种先减下去，才有可能谈新的税种的推出。
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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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张维迎：谈革命说改革要补偿
张维迎 经济学家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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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经济学家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或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然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数，受损者是少数，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会总财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比如说，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拿过分配给其他农民，从人口比例上讲，受损者是少数，受益者是绝大多数，但土地面积不会增加，也很难说清楚社会总财富是否增加了。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改革中的许多补偿（或赎买）措施。比如说，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农民工被辞退企业并不给买断工龄费，也没有失业救济金，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承认的农民的唯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征用土地必须给失地农民补偿。即使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体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变这种体制时预期有人会受到损失，也可能要考虑补偿。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东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时形成的既得利益，赎买他们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公车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节约相当大的一笔政府支出。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千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这里也存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非货币形态的特权比货币形态的补偿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支出我们能容忍，而补贴几万元大家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如果给他们“金降落伞”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补偿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现实中，有些补偿可能不足（如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过度，可能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这里，有必要把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区别开来。所谓绝对利益，就是以当事人拥有的、直接决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财富、权力的绝对量（权力可以用货币等价表示）；所谓相对利益，是指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收入、财富、权力等方面的相对位置。设想社会有甲、乙两成员，在原体制下，甲的财富是100，乙的财富是150。那么，如果在新体制下，甲的财富变为200，乙的财富变为300，我们说每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一倍，但相对利益没有变化；如果新体制下每个人的财富都是200，我们说两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对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对利益下降了。
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对利益受损了，也不应该补偿。相对利益受损不能补偿的一个原因是其主观性太强，难以度量；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趋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
(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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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定位】环球时报社评：2012，中国千万别自我误读
新年前后，宁夏、河南各发生一起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西方媒体报道很多。两起事件都有十分明确的利益诉求。对2012年，我们大概不该抱中国社会将四处风平浪静的期望。中国各地以往的群体事件，很多诉求是合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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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后，宁夏、河南各发生一起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西方媒体报道很多。两起事件都有十分明确的利益诉求。对2012年，我们大概不该抱中国社会将四处风平浪静的期望。
中国各地以往的群体事件，很多诉求是合理的，也有些是过激的，很难一概而论。但2012年中国的大貌是：改革在继续，民生改善的动力很强大，公众对未来的预期总体上积极、正面。在国际上，中国相对有利的发展位置没有受到实质性挑战。
各种力量以及各种问题都在塑造中国2012年社会面貌的一部分。中国当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让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回归各自的本位，谁也不该获得与自己不相称的影响力。比如本来是个枝节，却能够主导全社会的关注方向。
中国仍处于适应群体性事件的早期，对这类抗议活动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还不太清楚，也没有形成解决它们的娴熟模板。抗议活动在中国带来的不安仍大于其他国家。
国家必须为减少群体性事件做出有实在内容的努力，最大限度地消除群众不满，疏浚沟通渠道，促进良好社会情绪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这是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中国不应习惯性把基层的群体事件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把国家的过多注意力变成这类事件的稳定待遇。在十八大将召开的2012年，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
中国民间普遍有党代会之年国家“怕出事”的印象，在基层矛盾确实很多，抗议的成本又在下降时，官方对这种印象的印证，会反过来鼓励一些人把抗议当成解决问题，或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捷径，造成抗议活动的动机比常年更加活跃。
正确判断中国的形势，长期以来在中国就不是简单的事。误判在中共党史和社会思想史中都曾反复出现。互联网及其制造的自由意见表达形式，使这个问题再次变得混乱。
至少在舆论场上，中国公众对国家现行发展道路的支持，体制与群众不满的互动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对非理性抗议的承受力，都被大大低估了。“阿拉伯之春”带来了一些人将那些全球化中“失败小国”与中国的错误比较，认为中国的一个具体抗议，也有可能获得“阿拉伯之春”中的奇特力量。
中国必须戳破这个气泡，当前社会与政治相关的各种争议才不会变形，公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才会真正变得坚定不移。
这么大的国家，处在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而发展带来的某些具体不协调，或者官方的一些具体改进速度不够快，这个国家就因此失去了希望？民意不会这么蠢。
理性看群体事件的发生，与重视解决问题决非是对立的。两个态度的融合是现实复杂性对中国的强制性要求。重视问题是必须的，但中国就是这么怪，任何一种态度被无限放大时，都会走向它的反面。没有什么在中国是不重要的，但没有一个细节能够压倒中国的全局。
带着这样的平常心去过2012年，迎接十八大的召开，并把这种心态转化成社会应对各种问题及冲突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中国前途不断展开时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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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中国富豪购冰岛国土被拒背后
中国富豪购冰岛国土被拒背后中国富豪黄怒波打算斥资约2亿美元，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冰岛国土的0.3%），修建豪华酒店和生态度假村。不过，他很快失望了。去年11月底，黄怒波的购地申请被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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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黄怒波打算斥资约2亿美元，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冰岛国土的0.3%），修建豪华酒店和生态度假村。不过，他很快失望了。去年11月底，黄怒波的购地申请被冰岛政府否决。
黄怒波近日接受采访表示，冰岛政府忌惮的是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他还认为，也许这个世界还没有为迎接中国的企业家做好准备。
到底黄怒波的买地申请为什么被拒？又是否如他所说，中国企业家的对外投资遭到了不公平对待呢？
中国富豪黄怒波2011-01-04 第 1934 期
今日话题
本来是一笔“天造地设”的好买卖
被黄怒波看中的冰岛土地买家有钱，并不吝投资
黄怒波1995年创办中坤集团，靠开发房地产起家，现公司主业为旅游地产。中坤集团曾开发位于北京市西直门的长河湾住宅区，旗下持有大钟寺中坤广场、中坤大厦等商业地产。自中坤转型做旅游地产以来，已在安徽黟县宏村、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和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黄怒波以59亿元的财富身家排名161位。
对于冰岛项目，黄怒波准备了充足的资金。他曾经对记者表示，2亿美元的投资额并不大，完全可以依靠自有资金。2亿美元的资金是在一年半内支出，“即便是投资出了问题，那么随便卖一点物业就可以了。”
卖家缺钱，这块地挂牌出售十年鲜有人问津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冰岛的经济形势就处于水深火热中，甚至出现了“国家破产”的情况。在买地这个问题上，黄怒波得到了冰岛总理、外交部长等多名政要的欢迎。而黄怒波要买的这块土地在产权分布上，6户当地农民占有75%，政府占据25%。那6户农民已经和黄怒波达成了协议，以80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将自己的土地卖出。
另外，这块地挂牌待售已经十年，但是一直鲜有人问津。这是因为，这块地其实是不毛之地，是冰岛境内最寒冷和最荒芜的一块土地。连冰中贸易协会主席萨瓦森也说，搞不懂黄怒波为什么要买那块土地。因为那儿冰雪覆盖四五个月，在那里建高尔夫球场、骑马场，可以利用的季节太短了。当然，曾经当过诗人的黄怒波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就是要做“高端的独家”。
买家有钱，卖家缺钱，所交易的还是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东西，这样的买卖哪有不成之理？
买卖没做成，政治搞破坏？
黄怒波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投资无政治背景黄怒波在吉尔吉斯斯坦和日本投资有失败先例
2005年，黄怒波就曾经试图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做类似投资。由于担心被人搭便车，他要求吉尔吉斯斯坦提供至少5000亩土地。这次交易开始也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同样符合他的旅游度假战略，但是，同样也触碰到了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当地反对党的报纸将黄怒波的投资引申到中国的军事与地缘战略上来。甚至俄罗斯国防部长都表态说不希望中国人涉足。“我甚至觉得再去吉尔吉斯斯坦，我的人身安全都成问题。”黄怒波说。
2007年，黄怒波本来准备在日本北海道购买度假基地，结果因为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抵触比较强烈而放弃。
有了这两个先例，很多人都认为黄怒波此次冰岛买地受阻一定也和政治有关。
说法一：因为这块地的“地缘政治”色彩没做成生意
冰岛是欧洲第二大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北边紧贴北极圈，被认为是欧洲和北美之间极具战略重要性的位置。这个人口仅32万的国家，因为全球变暖可能令北极航线有望实现而不断提升价值。一旦融冰，北极航线将成为亚欧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
另外，还有外国媒体指出，北极圈内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通航和石油勘探被认为是中国人“染指”这块土地的目的，这样就为中国在北大西洋找到战略立足点。
为什么国外媒体会如此怀疑？这和黄怒波的经历有关。他下海之前曾经在中宣部和建设部任职，因此，黄怒波此次的土地收购行为被许多媒体打上了官方色彩。为此，黄怒波还公开澄清过。
说法二：冰岛政坛党派之争导致黄怒波的项目不获批
黄怒波认为此次失败的收购行动是冰岛政坛内部党派斗争的牺牲品。本届冰岛政府于2009年5月10日由社民盟和绿党联合组成，有阁员12名，两党各占5名，无党派人士占2名。冰岛政府的总理来自社民盟，这个政党也呼吁促进引资。而内务部部长来自绿党，是一个左翼政党。社民盟和绿党之间存在不少分歧。在黄怒波投资一事上，来自社民盟的许多内阁成员都表示支持。因此，包括黄怒波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购地失败其实是无辜地被卷入了党派斗争中。
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不符合当地法律
乔纳森（右）不批准黄怒波买地内务部部长根据相关法律驳回黄怒波申请
按冰岛法律规定，非欧盟成员国居民禁止在冰岛买地。如果想要得到豁免权，就得有内务部的批准。黄怒波买地正是卡在了冰岛内务部部长乔纳森这里。
乔纳森不批准的理由为，根据相关法律，外国公司在冰岛购地，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公司或机构必须在冰岛拥有住所和场地；所有的公司执行人必须是冰岛居民或已经在冰岛居住了至少5年；对于公司的股权资金分配，五分之四必须被冰岛居民所有；在股东大会中，必须大部分的冰岛居民持有投票权。
乔纳森说，“这不是个人申请获得一片土地的案例，而是一个有限公司的形式，这个公司里黄是最大股东，这种有限公司不符合必要的先决条件”。
黄怒波方面事先了解的政策与内务部引用的法律有出入
黄怒波之前所了解的冰岛投资政策和冰岛内务部公布的这些条件不同。此前，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在冰岛，对于非欧盟投资者，买入土地可以拥有99年使用权，条件是必须在当地设立公司，且董事会成员2/3以上要求为冰岛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注册很简单，大约只需要几十万人民币，然后两个股东（冰岛籍或欧盟成员）加我就可以了。”
事实上，查阅资料就可以发现，冰岛法律确实规定不动产转让买方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包括如果是合伙实体，所有合伙人必须是冰岛公民或已经连续在冰岛居住五年以上。因此，很明显，黄怒波对于冰岛当地法律的理解有误。乔纳森对此评价说，“他是有代理人帮他代理的，我想应该责怪的是他们，是他们没有让黄了解到具体的法律。”
冰岛内务部长也在考量保护国土资源
除了法律而外，乔纳森也确实有别的考量。这就是——保护国土资源。而他还考虑进一步地收紧外国人购买冰岛土地的法律条款。他认为，这是在捍卫国家的资源。尽管黄怒波早就声明过放弃对流经这块土地水资源的任何权利，但是由于他想购买的土地面积太大，还是被否决。乔纳森认为，假如批准了，就是为将来大面积的土地买卖开了先例。而现在是否决了，以后的类似案例也会这么做。
冰岛内务部并非只针对中国公司
据记者统计，从2007年至今，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中仅一起被拒绝。因此，冰岛内务部的驳回决定看起来像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不过，乔纳森公开回应称，这25起购地申请中，确实有欧盟外的人获准购得冰岛土地，不过面积很小，只有4平方公里。
其实，最早引起乔纳森或者绿党戒心的也不是中国公司，而是一家加拿大的能源公司Magma，这家公司曾经收购了冰岛的一家电力公司，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而乔纳森认为这家公司钻了法律的空子，在欧洲开设了一家皮包公司，然后来到冰岛投资。这样的做法不尊重冰岛的法律。因此，他特别点名强调以后来的外资公司都不能像Magma这样了。
黄怒波的遭遇非个例
远洋公司经营的希腊最大港口为什么中国对欧洲投资常常遭遇误解与不信任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数据显示，在有中国投资的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欧洲仅占3.5%，而亚洲却占了70%以上。然而，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虽然不多，反响却很大。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去年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状况的报告，标题十分醒目——《争夺欧洲》。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购买”欧洲，从购买欧洲国家债券、投资欧洲企业到涉足欧洲日益开放的公共采购市场；而正在遭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洲，也日益向中国敞开投资大门。
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往往引来很大的关注，而多数人表达的是担忧与不信任。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遇到的冲突经常被欧洲媒体用作反面教材，这导致中资企业国际形象不佳。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农业和贸易部高级政策分析师安杰伊?克维钦斯基说，他个人非常欢迎中国企业进入欧洲，但现在案例不多。他认为中国企业在欧洲发展与在非洲投资的环境有很大区别，非洲由于没有社保体系，当地法制不健全，而本地劳动力大都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当地民众容易在土地和收入等问题上与中资公司发生矛盾，而欧洲投资环境成熟，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更简单，可是中国企业和欧洲市场现在还相互缺乏足够客观和全面的了解。
另外，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还是国企，因此，就算是民企也常常被认为有中国政府在后面。一些国外媒体在报道黄怒波的新闻时提到国企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取得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的码头经营权，让北京在通往欧洲大陆的入口处获得了立足之地。事实上，中远对这个码头的经营也伴有风险，但是这背后却是有中国援助希腊的涵义在里面。因此，尽管黄怒波的公司是个民企，但是他曾经的党政工作经历还是很自然地让外国媒体有所联想。
所以，整体形象的打造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重要，因为既往的印象会影响到投资目的地政府、民众对企业的判断。另外，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所说，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也很重要。“企业家有责任推动政府去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摒弃受害者心态，积极适应是关键
黄怒波称自己很天真，“我见了冰岛外交部、商务部、经济部、财政部、工业部，甚至总统，哪知道最后被内务部长给拒了。”不过，按照工作权责，内务部部长才在国外企业家投资这些事项上具有话事权。因此，对于按章办事的内务部长，确实没什么好苛责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当地法律充分地研究与尊重。而黄怒波方面最后怪冰岛内务部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黄怒波表示，除了在冰岛注册公司和董事会冰岛人占大部分两项，内政部曾经跟中坤进行沟通以外，其他事项再无主动跟中坤进行联系。 但是，黄怒波应该怪的是企业在冰岛的代理人，而非冰岛内务部。获得详尽的法律条款，向投资人解释，主动与内务部沟通、联系，这是投资人委托的代理人应该做的事情。况且，这个项目需要的土地确实比较大，而且在每年都有四五个月冰雪覆盖的不毛之地上盖度假项目，确实会引起关于环保、地域安全在内的一些猜疑，就更需要沟通。
因此，对当地的法律体系、场游戏法则的了解和尊重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用在中国做生意的思维去国外行事，这也是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通病。
结语：不是所有国家都像中国一样是投资者的圣地，所以中国企业家对外投资要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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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卖199元一斤的大米农民为何只获利1元？
洪巧俊 评论作者黑龙江五常大米最高售价可达每斤199元，但是当地稻农卖给加工企业的收购价却不足2元。记者采访得知，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约为0 .2元，加工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订单控制稻农压制收购价，稻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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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五常大米最高售价可达每斤199元，但是当地稻农卖给加工企业的收购价却不足2元。记者采访得知，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约为0 .2元，加工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订单控制稻农压制收购价，稻农和企业获利悬殊，以致卖199元一斤的大米农民只获利1元(1月3日《现代快报》)。
真没有想到，当前大力提倡的“公司+农户”，一些地方却演变成了公司盘剥农民的一种形式。可以说订单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稳定米源，让农民卖粮不愁，然而，实际运行中，粮企却把市场风险推给农民，订单成了“霸王条款”，成了控制稻农把有机稻卖给他们的“非常手段”。
商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他们如此“扒”农民的血汗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地政府为何坐视不管，不为农民争取更多权益？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的服务宗旨是：“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维护企业利益。”由此可见，人家只维护企业利益，没说维护农民利益。当然，维护农民利益，官员得不到好处，而维护企业利益，企业发展快，能增加地方税收和财政，是官员的政绩。因此，宁可企业掠夺农民的利益，他们也要维护企业的利益。
多年前，不少专家就提倡中国农村要走美国模式的集约经营，也就是当前的“公司+农户”模式，但这个模式走了这么多年，似乎并不成功，因为这个模式并没有消除贫困，让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而是成了像五常市那种———企业盘剥农民的模式。不成功还因为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多地少，美国地广人稀，尤其是中国还是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不能像美国那样一个劳动力每年补贴1万美元，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美国不一样，人家是私有制，不能低价掠夺农民的土地。而邻国日本和我国差不多，人多地少，但日本农民却活得滋润，活得滋润的原因是农民自己控制了资源，联合起来的农民从种粮、加工、零售，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利润也就掌握在农民手中。当然，要解决“米贵伤农”问题，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土地制度不改革，说学习美国和日本的先进经验，也只能学到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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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陈志武：政府不要太富 莫做最大资本家和地主
陈志武 经济学家今天洪涛都是带着很多的笑容介绍我，看来我们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我接着刚才贺主任的话往下说，其实对刚才贺主任讲到的问题，不管是税收的规模还是中国的财政开支结构还有关于收入差距的这些方...全文↓
9评论【市场经济】陈志武：政府不要太富 莫做最大资本家和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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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洪涛都是带着很多的笑容介绍我，看来我们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我接着刚才贺主任的话往下说，其实对刚才贺主任讲到的问题，不管是税收的规模还是中国的财政开支结构还有关于收入差距的这些方面是非常认同的。刚刚谈了在解决方法的方面我们常常有一些分歧。第一，千万不要在财政部民主制约不大的情况下太快地推出财产税。
第二，在没有民主监督在财政开支方方面面进行监督和听证的大背景下做所谓的转移支付，这只是理论上，实际的转移，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越多，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上的不平等。当然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恐怕还有好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一起来就这些话题更多地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找到不同的理由。
我主要讲两方面的数据，第一是看一些数据，看看目前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比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第二，很快地说一下中国跟美国和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差别。过去几十年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财政没有问题非常健康、负债减少，而其他的发达国家却不然。第三，我主要是想回顾一下以前我谈到的不论是古代还是到近代或者是到现代，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政府太富有了以后方方面面的弊端和长期对法制民主制度环境的轻视又到底表现在哪里。
我前面谈到了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美国、英国、日本，今年的财政赤字都是在10%到11%，欧元区财政赤字到15%，中国的财政赤字不到2%。这是第一个反差。
第二个是在国债的水平上，国债余额差别很大，这个我不用多说了中国比较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债余额特别高。
第三个方面是看税负的负担差别，我上午谈到了欧盟税率为平均GDP的41%，美国总税率为GDP的24%，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35%。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占GDP10%，而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上面几个数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年美国的总财政税收也达到中国的35%的水平的话，那么35%-24%，实际上美国今年的税收负担就会给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11%的收入。
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麻烦可以看到，如果美国也像中国这样子征税的话，今年不仅仅没有财政赤字反而会有财政赢余，实际上像中国这样子征税不受制约，当然也可以有财政赤字也可以借很多债，但总的来说征税如果不受监督和制约，那财政赤字发生的倾向性应该要低很多，而美国是反过来的，征税非常难，尤其是共和党议员不会轻易让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轻易地把美国的税率和税种推得太高，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未来几年可能都不太容易完全消失。
总体上这几张图是想跟大家陈述这样的意思，第一，正如张教授所说我们的政府“真贵”。2010年中国8万多亿的财政税收和今年的10万多亿税收，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今年农民的纯收入做一个基数，除以今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数量没有14亿也没有15亿，大概只有7-8亿农村人口。实际上如果把政府今年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的话，总的数字和比值是14亿多农民。
与中国这些年财政税收不断地扩张的情况来讲，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与中国情况对比有很大的反差的是美国从1950年以联邦税收为指标来看，大致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
第一，个人所得税，所有的美国人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收，在1950年的时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这样的水平，这中间总体的水平是有一些波动的，从1955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概相当于GDP的7%到8%，所以今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相对GDP来说，比过去50年整体上都比较低。这也体现了美国为了在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刺激经济不断地通过减税的方式，包括减少个人和家庭税负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尤其是我们把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加在一起除以GDP的话，在1950年时，美国的企业税是当时GDP的4%。2010年美国企业所交的税额只有GDP1.8%，相对于GDP来讲，美国企业税收负担在过去60年减少了60%左右。如果我们以美国所有公司的总利润作为一个基数的话，1950年的时候美国企业总的税负是当时美国所有公司加在一起的总利润的45%，那是1950年的时候。
到2010年，这个比值下降到20%，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所有的税加在一起去年是相当于总利润的20%，跟60年前相比也是减少了将近60%的税负。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美国还富于民，在过去60年不仅没有发生变化，反而把还富于民的制度哲学和建国哲学更强化了。
我们大家过去一两年看到了美国国债越来越高、财政赤字越来越高的局面，不是说因为美国越来越穷了，就像两个星期前我的侄女跟我说，我88岁的母亲在湖南的农村，给她打电话说你叔叔在美国听说美国没有钱了，你叔叔在美国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看电视也看得太多了，从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的电视频道，每天都在说美国政府没有钱了。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妈妈看来，政府没有钱了就是人民没有钱了，就想到我儿子也没有钱了。
美国政府可以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而中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观念的差异，不仅仅是中国过去几千年形成的差别，很多的差别也是因为目前和过去的制度差别造成的，使得我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与美国人完全是两回事。在美国，政府没有钱，但百姓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因为还富与民是更大的道理，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欧洲国家过去五六十年，税负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现了欧洲国家现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而中国是“一高两低”——高税收、低债务、低财政赤字。
下面我快速地说一下在中国目前不仅仅征税很多，而且中国也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顺便再讲一下我要说的话题，正因为国家拥有太多的资产和收入，所以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因为国内的民间消费增长相对比较艰难，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这样的一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我们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情况，工业会得到很多的发展，很多的高楼大厦、形象工程，另外服务业发展会非常地艰难。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主要还是把国富民穷其他的结果跟大家很快地再分享一下。
第一，挤压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法制水平往往就越低。无论是从数据来看还是从学理上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法制跟国有经济很难兼容，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做民营企业的人能更亲身地感受到。再一个，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的经历，以及我们最近的感受，我们的法官都很难当一个中性的裁判做判决。
从近代人类社会的经历来看，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运作层面上系统地发展出民主法制的国家，相比之下西班牙按理说比英国更有可能推出民主法制的国家制度安排，因为在西欧国家里最早推出议会的是西班牙，是1188年。哥伦比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使得16、17世纪从中美洲国家给西班牙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最早在西方国家中推出议会的西班牙，反而一直到一九七几年才真正地完成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英国在18世纪初基本上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的建设，做过比较之后你会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从17世纪早期开始英国的王室就很穷，自己的收入和财富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支付英国王室的生活和开支，逼得英国的国王不得不把王室更多的权力让位给当时本来没有多少权力的议会。
因为英国王室政府的钱很少，才逼得影响英国政府把更多的权力让位给民选的议会。相对来说西班牙在16、17世纪一直是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使得朝廷和王室非常地富有，反过来使得西班牙国家的权力用不到主动地受到制约，因为西班牙的国王自己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就可以挥霍和做他们想要做的开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西班牙经过了几百年一直没有走出专制架构(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看到不同的西方国家的近代的经历，如果我们做更详细地研究可以更多地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追回到更早的古代，把古希腊、古罗马和和中国的汉代，以及现在的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做对比，这个对比告诉了我们，古希腊在公元前几百年一直是政府很穷的早期国家，因为当时的希腊政府是不可以对老百姓强行征税的，只能依靠民间半自愿捐献为政府公共品提供财力支持。但总体来说古希腊政府是不富有的，因为靠着半捐赠的钱维持开支不太容易产生太多的政府盈余，那样的话政府的钱太多了，民间半自愿捐赠的支持就自然地会减少了。
罗马共和国基本上也是跟古希腊是一样的，从公元前509年一直到公元前29年，罗马共和国政府也不能征税，只能是靠半自愿的进贡来维政府提供了开支，发生了几次战争把罗马共和国政府的财政变得很差。这样一个由政府向民间借债的先例到了后来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惯例。我们今天说，欧洲国家今天的国债余额平均相当于GDP的85%到90%的水平，如果回到古罗马的时候，根据英国的史学家詹姆斯·麦当劳(音)的估测，它也应该超过GNP的60%，因为那时候政府的公债市场不是很发达，那时候也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国家一样，2200年前罗马共和国有这样的经历。
与古罗马、古希腊相对应的是伊拉克、伊朗、埃及等中东地区的文明古国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秦朝很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慢慢地衍生出由国家做主要的高利贷的提供者，所以我们看来看到王安石七秒法，很多的经济学者认为七秒法是最早由政府放贷增利的。这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
我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今天我们讲到的“国进民退”，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的国有金融机构他们的业务空间比民营的金融机构运作空间、发展业务的空间大很多。今天中国的这种做法官办的空间很大、民办的空间很小，实际上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从隋朝到唐朝一直到宋朝，法定的利率上限给官方放贷的时候规定的利率上限整个几百年里都比民间的最高借贷利率高12个百分点。比如说从公元600年到公元728年，官方放贷利率是84%，民间放贷是72%。从公元728年-公元1260年，官方放贷最高到60%，而民间放贷最高利率到48%。实际的税率可能比这个高出去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当国家太富有了以后，不仅仅给国家提供了与民争利的空间和机会，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关心的民主法制和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愿望来说绝对是“帮倒忙”的。
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政府非常有钱的时候，政府的权力跟民间社会的权利博弈的时候，肯定是公权力会更胜出的，因为政府太有钱也用不着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转移支付和播种其他的项目给我们多施舍一些，你那时候还会跟公权力讨回自己的权利吗？这是非常不对称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今天看到发达国家今天的政府负债率很高，财政赤字也很高，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没这个问题，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危机很严重，坦率地讲不管是回到古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是说中国的汉代，或者是400年前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国家做对比的话，我们只是重复了几百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也重复了2200-2300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西方国家负债很多、财政赤字很多，文明古国财政赤字也不高，负债也不高。
如果我们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展望未来的话，未来50年、100年后是不是今天的政府不怎么欠债、很富有的一些国家，在50、100年后终于可以胜过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呢？我就不多说了。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做更多的思考。根据这个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让政府征更多的税拥有更多的财产，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税收政策，最终是更有利与民间社会的壮大、还是更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使得跟关系、权力更靠近的人有更靠的发财致富的机会？结果大家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思考。
总体上，我是希望每个人能记住不管是对转移支付寄予的希望还是通过各种税收来调节收入，在没有财政民主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地又推出新的税种，应该把现有的税种先减下去，才有可能谈新的税种的推出。
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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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张维迎：谈革命说改革要补偿
张维迎 经济学家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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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或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然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数，受损者是少数，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会总财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比如说，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拿过分配给其他农民，从人口比例上讲，受损者是少数，受益者是绝大多数，但土地面积不会增加，也很难说清楚社会总财富是否增加了。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改革中的许多补偿（或赎买）措施。比如说，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农民工被辞退企业并不给买断工龄费，也没有失业救济金，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承认的农民的唯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征用土地必须给失地农民补偿。即使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体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变这种体制时预期有人会受到损失，也可能要考虑补偿。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东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时形成的既得利益，赎买他们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公车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节约相当大的一笔政府支出。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千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这里也存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非货币形态的特权比货币形态的补偿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支出我们能容忍，而补贴几万元大家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如果给他们“金降落伞”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补偿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现实中，有些补偿可能不足（如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过度，可能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这里，有必要把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区别开来。所谓绝对利益，就是以当事人拥有的、直接决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财富、权力的绝对量（权力可以用货币等价表示）；所谓相对利益，是指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收入、财富、权力等方面的相对位置。设想社会有甲、乙两成员，在原体制下，甲的财富是100，乙的财富是150。那么，如果在新体制下，甲的财富变为200，乙的财富变为300，我们说每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一倍，但相对利益没有变化；如果新体制下每个人的财富都是200，我们说两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对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对利益下降了。
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对利益受损了，也不应该补偿。相对利益受损不能补偿的一个原因是其主观性太强，难以度量；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趋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
(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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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定位】环球时报社评：2012，中国千万别自我误读
新年前后，宁夏、河南各发生一起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西方媒体报道很多。两起事件都有十分明确的利益诉求。对2012年，我们大概不该抱中国社会将四处风平浪静的期望。中国各地以往的群体事件，很多诉求是合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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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新年前后，宁夏、河南各发生一起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西方媒体报道很多。两起事件都有十分明确的利益诉求。对2012年，我们大概不该抱中国社会将四处风平浪静的期望。
中国各地以往的群体事件，很多诉求是合理的，也有些是过激的，很难一概而论。但2012年中国的大貌是：改革在继续，民生改善的动力很强大，公众对未来的预期总体上积极、正面。在国际上，中国相对有利的发展位置没有受到实质性挑战。
各种力量以及各种问题都在塑造中国2012年社会面貌的一部分。中国当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让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回归各自的本位，谁也不该获得与自己不相称的影响力。比如本来是个枝节，却能够主导全社会的关注方向。
中国仍处于适应群体性事件的早期，对这类抗议活动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还不太清楚，也没有形成解决它们的娴熟模板。抗议活动在中国带来的不安仍大于其他国家。
国家必须为减少群体性事件做出有实在内容的努力，最大限度地消除群众不满，疏浚沟通渠道，促进良好社会情绪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这是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中国不应习惯性把基层的群体事件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把国家的过多注意力变成这类事件的稳定待遇。在十八大将召开的2012年，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
中国民间普遍有党代会之年国家“怕出事”的印象，在基层矛盾确实很多，抗议的成本又在下降时，官方对这种印象的印证，会反过来鼓励一些人把抗议当成解决问题，或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捷径，造成抗议活动的动机比常年更加活跃。
正确判断中国的形势，长期以来在中国就不是简单的事。误判在中共党史和社会思想史中都曾反复出现。互联网及其制造的自由意见表达形式，使这个问题再次变得混乱。
至少在舆论场上，中国公众对国家现行发展道路的支持，体制与群众不满的互动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对非理性抗议的承受力，都被大大低估了。“阿拉伯之春”带来了一些人将那些全球化中“失败小国”与中国的错误比较，认为中国的一个具体抗议，也有可能获得“阿拉伯之春”中的奇特力量。
中国必须戳破这个气泡，当前社会与政治相关的各种争议才不会变形，公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才会真正变得坚定不移。
这么大的国家，处在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而发展带来的某些具体不协调，或者官方的一些具体改进速度不够快，这个国家就因此失去了希望？民意不会这么蠢。
理性看群体事件的发生，与重视解决问题决非是对立的。两个态度的融合是现实复杂性对中国的强制性要求。重视问题是必须的，但中国就是这么怪，任何一种态度被无限放大时，都会走向它的反面。没有什么在中国是不重要的，但没有一个细节能够压倒中国的全局。
带着这样的平常心去过2012年，迎接十八大的召开，并把这种心态转化成社会应对各种问题及冲突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中国前途不断展开时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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