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相爱一家人 微盘:谈宋代致仕制度对其文化的影响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在“崇文”的宋朝，这些退休的“统治阶级上层官员（知识分子）”的生活行为和统治者制定的“致仕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影响宋代社会风气向着更世俗转变；饮食和建筑上的奢侈客观上促进了这两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关键词：宋代;致仕制度;文化
致仕又称“休致”，指官员退休。致仕制度是随着封建官僚任命制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形成于汉代,完善于宋代。宋代逐步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官吏致仕制度。规定了官吏致仕的条件、方式，致仕后的俸禄待遇、安置以及致仕的奖惩等问题。由于宋代对退休官员的安置和待遇优厚备至，退休的官员从繁忙的政事中解脱出来之后，一方面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为生活保障，另一方面有宋代“崇文”的大背景，因此他们便有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去选择淡泊宁静的生活，去寻求精神层面的满足。而恰恰这些退休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谓从上层返回到民间，其退休后的生活和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对当时社会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宋代致仕制度基本内容
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它对致仕官员的条件、待遇、安置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了明确具体的命令规定，使之成为一条法律制度。
（一）宋代官吏致仕的条件
宋代对于官吏致仕的条件有着严格的规定，有年龄、身体状况方面的，也有级别和品阶方面的规定。
1、年龄。这是官吏致仕的最基本条件。对于致仕官的年龄规定：按时致仕者有相应奖励;恋位不退者不仅强令致仕，还要处以罚俸、降官等处罚。
宋代基本沿袭唐七十致仕之制。宋初太宗时规定：“朝廷之制，七十致仕。”[1] 北宋初期，由于局势不稳定，官员较少，“七十致仕”并未严格执行。很多是超过七十岁的，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有诏云：“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2]
宋中期以后，由于冗官问题日益严重，致仕制度开始逐渐严格起来，并发展为强令致仕。《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3]比如焦继勋七十八岁时死于任上，赠太尉。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宋史·职官十·致仕》里就记载了大臣文彦博致仕后又复仕的情况。
2、身体状况。它是致仕的重要标准。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4]
3、官吏级别和品阶的差异成为官吏致仕的参考条件。北宋前期，高级官吏致仕，必须“落职”，即解除在二馆、秘阁中所任官职。神宗时，开始允许职事官都带原职致仕。《宋史·职官十·致仕》有载：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王素，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知蔡州欧阳修，是宋代“带职致仕”的开端。从此，“带职致仕，自素始也”。
（二）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及安置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
1、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
（1）官吏致仕后的俸禄待遇和赐物。据《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29条记录，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诏：“应曾任文武职事恩许致仕者，并给半奉(‘俸’)。”这表明宋代致仕官员经过朝廷正式批准后，便可领取原俸禄的一半以维护正常的生活。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于有功之臣，宋朝规定可从优给全俸归养。神宗年间规定：“承务郎及使臣以上致仕，尝以战功迁官者，奉钱衣赐并全给；余历任无公私罪、事理重及脏罪，给半；因过犯若老疾体量致仕者，不给。非战功功状显著奏裁。”[5]
朝廷还定期赐给一些官吏实物，作为官吏致仕待遇的补充。《宋史·职官十·致仕》中记载：“景佑三年有诏，‘致仕官旧皆给半奉，而未尝为显官者或贫不能自给，岂所以遇高年养廉耻也?其大两省、大卿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致仕者，自今给奉并如分司官例，仍岁时赐羊酒、米面，令所在长吏常加存问。’
(2)升官晋阶。据《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28条记载：“国朝，凡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或加恩其子孙。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及内职三班，即换环卫；幕职州县官改京朝官。”官吏致仕后，都升转其本官阶一阶，称为“加转一官”。如果得到皇帝的特许，还可以升转几阶。如仁宗时宰相张士逊致仕时，经皇帝特批，升转了七级，从兵部尚书一下升到太傅之位。己经致仕者，每逢朝廷举行大礼、皇帝登基、庆寿等活动时，仍然可以升转官阶。
(3)荫补待遇。据《宋史·职官十·致仕》规定：“凡文武朝官、内职引年辞疾者，多增秩从其请，或加恩于其子孙。”“荫补”制度规定，四品以上文官和六品以上武官致仕时，还可以按照官品的高低荫补(授给)其三至一名近亲子弟中、低级官衔。五品到七品的文官和七品武官，致仕时也可荫补一名近亲。恩萌子孙的特殊政治待遇，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官位世袭。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在职官员奋力进取，以期休致时恩及后代，但此制长期推行，必然会造成大批冗官，促长社会不公平之风，从而加剧官员腐败和吏治败坏。尽管朝廷也规定如果官吏任职时，如曾经犯罪等等，只能转官，不能荫补子孙。
(4)致仕后的官吏可以向朝廷要求“恩例”。“恩例”为官员退休时可自己“陈乞”，即提出申请，说明自己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般情况下政府都是给予帮助解决的。由于“ 恩例”是视致仕官员的各种不同要求来定的，所以各致仕官所得到的“恩例”不全相同，如为亲属叙请封赠、回授官爵等。这些都是“恩例”的具体体现。
从以上所述可见，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2、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安置
宋朝有一种安置致仕官吏的特殊作法，那就是朝廷让致仕官吏到宫观中去养老，宋代“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宫观本是道家之地，宋代成为官吏的养老之地，其做法是“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比如“范镇落致仕，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这对致仕官吏的安置的意义比较重大，起到了“凡待庶僚者，皆于优厚之中寓闭制之意”[6]的作用。
二、宋代退休官员的生活内容
致仕的要求一旦被皇帝批准，官员从繁忙紧张的官场中解脱出来，身心得到放松后，一般都会追求休宁静的生活。他们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其生活多多少少带有曾经为宦的印记，使他们与普通老人区别开来。
官员致仕后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回归自然，以宗教修身养性。宋代佛道儒三家相互融合，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士大夫们在内心深处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很深的情节。比如王安石晚年致仕，退居江宁府半山报宁禅寺时，则留心佛事。再比如北宋奉佛官员赵汴，曾被称为“铁面御史”的赵汴也真心向佛。南宋的张九成、吕祖谦、朱熹、杨万里、陆九渊、真德秀和黄震等，多在晚年致仕后以佛道之法传业授徒。尤其到南宋末，致仕官员不仅留心佛道，而且多有琐论著述，多藏于家不传。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这些官员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健康状况因此而每况愈下。因此在致仕后，首要的事情就是修身养性。同时，佛寺道观大多坐落在风景优美之处，士大夫们在游览宗教场所的同时也可观赏美丽的风景。在这种情况下，致仕官员转向宗教寻求身心的解脱，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
其二，增置私产，大修园林别墅。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对曾随他征战多年的武将亲信说:“人生不过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 ，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7]太祖此话一出，高级武将亲信纷纷言听计从。石守信子石保吉，作为“累世家相，家富于财，所在有邸舍、别墅”[8]仁宗时内臣孙可久，未到年龄就要求退休。史载他“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酒，优游自适。”[9]看到孙可久致仕后拥有如此优越的生活条件，大概就很容易理解他五十岁就要求退休的原因了。再比如真宗时曹利用之舅韩君素，致仕居棣州，“颇恃势，放息钱侵民，又私醛酒其家。”[10]官员退休后以不同方式蓄积资产。
其三，举行聚会。退休的官员常聚在一起聚会游玩，还形成了怡老会。《宋史·李昉传》中记载：“昉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多召故人亲友宴乐其中。既致政，欲寻洛中九老故事，时吏部尚书宋琪年七十九，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运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张好问年八十五，吴僧赞宁年七十八，议将集，会蜀寇而罢。”这次聚会虽然没有举行，但我们从这条史料中可以得出曾作为宰相的李昉生活居住条件的优越，和这些退休官员以聚会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据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整理北宋时期的怡老会共有：李昉汴京九老会(未举行)、徐佑苏州九老会、马寻吴兴六老会、杜衍淮阳五老会、章岵苏州九老会、文彦博洛阳五老会、耆英会和同甲会、司马光洛阳真率会等会[11]。宋代退休士大夫的“怡老率真会”的举行地点多是“谓近隔城市，谓远非山林。”[12]具有优美环境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能让人获得身心的放松。参加“怡老会”的士大夫生活优裕，家世殷实，身份地位相当，多是退休在家的老年士大夫。互相之间的交流以其集会主体的高贵身份和闲逸情趣为人所嘱目，但它不仅仅是退休士大夫简单的聚会，而是通过“怡老会”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赋诗唱和，同身份地位相近的人度过体闲时光，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其四，藏书和为文著书。致仕官员晚年闲暇较多，读书的同时还有不少人喜欢藏书和写文、著书。《宋史·韩贽传》记载：“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宋史·宋绶传》记载：“家藏书万馀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其笔札尤精妙。”特别是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代，随着朝政的不断变更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失意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往往致仕后多辍集旧闻，或埋头著述。比如欧阳修致仕后著《归田录》，以记“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13]等。
其五，适度地参预社会生活。宋朝的致仕官并不仅仅陶醉于休闲宁静的个人生活圈内，曾经为宦的经历及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参预社会生活。他们有多年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在朝参时常常可以提出宝贵的建议。他们往往承担起宣传社教文化的任务，在政府举办的一些大典中，在朝廷或地方举办的敬老庆典中，都有致仕官员的参加。
此外，宋代官员休假、退休制度基本沿袭唐代而有发展，宋朝官员休假日较唐代增加，出现以前没有的各类节日。大臣的私祭日(父母或祖父母死亡之日)还准假一日。
宋代致仕官员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但其共同的倾向就是寻求身心的愉悦和放松。王玉波《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中说“中国传统休闲生活大致都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表现为对“自然”的倾心亲切，一是表现为对“静境”的执着追求。”宋代退休官员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不例外。
三、宋代退休制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宋代为致仕官员提供的优厚待遇和他们曾经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再加上其自身较高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致仕后的生活和行为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影响宋代社会风气的改变。宋代士大夫开始摆脱封建礼仪的束缚，他们从原来较强的“整体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及行为逐渐变的保守、腐败，更重视实际和功利；而且普通百姓也受其影响多重利轻义。
宋初统治者总结五代时期的历史经验确立了“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因宋代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大批的文彦学士，无论他们是中小地主还是平民出身的中下层士大夫都可以通过科举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追求。再加上与皇帝共治天下， 他们的地位又获得进一步提高，所以宋代的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精神。如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4]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或如欧阳修“勇为敢为，虽机井在前，而触发之不顾。”[15]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6]张载概括自己平生志向的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宋代多数士大夫的共同志向。就其本质而言，他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由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宋代商贾势力发展壮大, 人们对商业的重要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特别是经商带来大量的则富，更是引人羡慕，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乐于货殖是逐。如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三九）中所说：“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宋代有关官僚经商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真宗时权知开封府慎从吉，“家富于财，尤能治生，多作负贩器僦赁”。神宗朝京东、河北路提举盐税王伯瑜，利用公差之便，“贩京东、河北帛入京师，复以京师帛贾于滨、棣（州）间”[17]。孝宗时知台州唐仲友，广开商店，仅在家乡婺州即开有 “彩帛铺”、“鱼鲞铺”和 “书坊”。……尽管宋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打击官员兴贩牟利行为，但官吏经商逐利的势头有增无减，有的官员甚至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如徽宗朝宰相沈该 “顷在蜀部买贱贵卖，舟车络绎，不舍昼夜”，蜀人因此“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盖方言以商贾为本也”[18]
宋代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如果没有了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在政事上的辛勤劳作，那么宋朝也许就失去了它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色。而当官员“追逐金钱和权利”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时，一个王朝的衰落也就不远了。《宋史·蔡京传》记载：“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由于蔡京手中的权利和势力，一些人为了讨好他，得一个“好的官职”，向他大肆行贿。“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为了不退休，能继续享有一切，他不知廉耻趴下乞求，而且不止一次两次。作为高层官员如此贪恋禄位，那么他的“表率”对于其党羽和其他一些官员来说都必然产生消极影响。
还在从政的官吏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经商等手段，掠取暴利。而那些已经退休的官员，则利用以前积聚的财富和政府给予的丰厚退休待遇为保障。但这些钱财并没有用在发展生产上，而是大部分被他们挥霍浪费了，而且主要花费在了衣食住行上，兴建园林别墅和饮食上的奢侈就是很有力的证明。官员在两宋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士风萎靡不振，人浮于事。宋代社会弥漫着腐朽、糜烂的风气。
总之，宋代，人们越来越讲求功利，一反传统的要“义”不要“利”，极力强调“利”，为了“利”，一切都可以不加理会。南宋功利主义者陈亮的观点就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财者人之命”，“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可不致!请问其曰，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19]
2、对当时饮食文化和室内艺术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宋代官员退休后在经济有多种优厚的待遇，又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饮食上除花样品种繁多之外，还追求精致和奢华。他们还修建园林别墅，精心设计室内布置，使得宋代的饮食和室内布置具有较浓厚的文化艺术色彩。
“民以食为天”，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饮食是格外重视的。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饮食文化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说：“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而且宋代饮食上除表现出花样品种繁多之外，更表现出精致、奢华的特点。如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中说：“南方精饮食，菌笋比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百金，百品列成行。”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也向我们展示了宋代饮食追求精致、奢华的一个侧面：“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为了追求阔绰，显示其身价地位，宋人喝酒还善用银器，只要酒客登门，一律用银器接待，仅一桌银酒器的价值，“即银近百两矣”。[20] 这种花钱买阔绰的奢风同样蔓延至下层社会，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21]虽然饮食的进步结果，如同其它劳动成果一样，主要是为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奢侈生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宋代饮食在烹饪技法、食品制作、制茶制酒等工艺的发展，从而使宋代饮食在中国饮食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宋代官僚的豪宅有两个特点：一为规模大，二是装饰奢。终宋之世，兴建园林的风气很盛，许多还拥有自己的园林别墅。南宋外戚权臣韩诧胃“凿山为园，下瞰宗庙”[22]足以想像其规模。在建筑风格上，大官僚们的府第，在院后由大小不等的园林建筑相配合，使居住环境更为舒适自然。 北宋时，李用和、李玮父子在东京经营的宅第“静渊庄”；司马光的宅第等就是与园林相结合的代表。宋代所有的著名宅第，不论城乡，都是与园林相结合的营建风格。室内装饰必然也与房屋档次和风格相协调，精美的瓷器，名人字画、屏风等自不可少。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与之相对比，这则记载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社会上“重文”色彩的浓厚，那么文人士大夫家庭装饰的文化色彩就更不用说了。
经济上的优厚条件和退休后的追求“宁静”，促使他们在建筑上的要求提高，这就自然使宋代住室在布局上更合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
宋代不仅大臣、豪贵“所居殿宇梁栋帘箔，尽饰以珠，穷极奢丽”，就连一般 “富民墙屋得被文绣”[23]。这种“穷极奢丽”之风还波及到农村，一些“大农、富工、商贾之家”，也往往“广其宫室，高其楼观，以与通邑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24]庶民地主与商人在积蓄起财富之后，纷纷架高楼、建豪宅。甚至为商人代理商业经营的家仆，在欺瞒东家、“大积其私”的情况下，“聘美女，建厦屋，为楼居其上，其服用饮食，一如贾家。”[25]这种上行下效，使得上层社会与民间在饮食和建筑室内装饰等方面的风格特点互相影响，这种交流无疑对二者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3、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
读书是宋代士大夫主要的休闲方式。宋代士大夫的读书生涯，从小自觉到自觉，从为入仕而读书到为休闲而读书，经历了漫长的人生过程。长期的读书生活，使士大夫们在书海中获取知识，开启心智，忘却烦恼。北宋的韩贽，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以读书赋诗为娱乐。北宋的宋绶喜欢藏书，家藏书万馀卷，还亲自校雠，而且读书笔记做得十分精妙。《宋史·欧阳修传》中也记载：“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好古嗜学……。”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读书是这些退休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象宋绶、欧阳修、苏轼等人，他们虽然退休了，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是他们在诗歌、辞赋等文化上的贡献和影响力丝毫不会减少，相反还增强了。
无论是读书还是藏书或著书立说，我们都不能忘记一个重要条件，即印刷术的发展进步。宋代印刷业比起前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印刷术的发展和革命使书籍大量刊刻成为可能，市场上的书籍可以自由流通，爱好阅读的士大夫便有条件收藏书籍。宋代许多家庭有条件的士大夫都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宋绶“其祖父杨徽之所藏书全部与之，家藏书万余卷，其子宋敏求藏书更多。[26]贺铸:“藏书万卷，手自校勘，无一字误……”[27]从以上资料可得知，一些士大夫会集中收藏书籍，为他们的阅读生活提供保证。与前代期望收藏书籍但却没条件的士人相比，宋代士大夫能够收藏书籍，为他们的阅读生涯提供储备，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幸运。这对于知识的传播和古籍流传，都起着重要作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代，随着朝廷政治斗争的激化和政局的转变，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官宦生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们或者不乐仕进，或者在被黜退之后极度失意，多辍缉旧闻，或埋头著述。特别是他们在致仕后，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了书中。南宋末人周密详列南北宋著名藏书家达二十余家，藏书数有多达十万卷者，在这些人中，利用丰富藏书编有目录书的有李淑有《邯郸图书志》十卷，田镐有《田氏书目》六卷，晃公武有《郡斋读书志》二十卷，以及陈振孙有《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等。他们无疑已将藏书编目作为晚年致仕生活极为充实的一部分。南宋史家李熹记述编有《遂初堂书目》的尤袤说：“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之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计手抄若千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抄书。一日谓予日：‘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尤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28]这是尤氏读书抄书如痴如醉的极为生动的写照。同时，利用藏书之丰和仕宦经历，致仕后以诸如旧事、杂录、丛谈、余话和纪闻等笔记体形式若书立说。如石林叶梦得归隐卞山石林谷时，随笔札记故实旧闻，或者古今嘉言善行，著成《石林燕语》十卷。范镇致仕后著《东斋记事》，以“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29]欧阳修致仕后著《归田录》，以记“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30]等等。此外，南宋时不乐仕进，以私家著书名世者不乏其人。如著名史家李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陈均有《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等，总之，宋代致仕官员著述颇丰，这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宋代士大夫无论退休与否，无论是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行为习惯上，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文化性格，体现出注重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与满足。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士大夫优厚的待遇和最高统治者劝导臣僚“厚自娱乐”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注重利欲满足的本性密切相连；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贵贱无常趋势的增强,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行的儒佛道三教融通的思潮,都是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体闲生活一个明显特点即高雅化。高雅，即高尚小庸俗。作为文人，知识分子，他们吟诗做赋，藏书写书……从根本上说，这样的高雅性，将士大夫同普通人区分开，成为标志他们与众小同的生活方式。
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相对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广大官僚阶层和市民阶层有着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环境。毫无疑问，致仕官员的生活取向正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生动写照，而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附在文人或知识分子的载体上不能不对宋代的文化产生影响。
从体闲娱乐的角度讲，今人的老年人退休后选择的生活方式，与宋朝致仕官员的生活颇有相通之处。现在老年人退休之后，外出旅游，在自然界陶冶情操；看书学习，丰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关心公众事务。老年人在享受金色晚年的同时，不忘发挥余热，为社会做一份贡献。这与古代官员在退休之后，既安度余生，又自觉地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M].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2]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 许正文:《宋代官员的退休制度》[J].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第33卷，第3期
[4] 李旦 张传亮:《宋代官吏的致仕制度研究》[J].学院学报，社会发展研究，2006年第9期，第22卷
[5] 燕永成《宋代致仕官员的生活》[J].咸阳师专学报（综合双月刊），1997年第12卷，第1期
[6] 郭学信《试论商品经济对宋代社会风气的影响》[J].历史教学，2003年8期，（总第477期）
[7] 马雪《北宋老人为官》[J].文史天地，2007年7期
[8] 钱薇伽《宋代士大夫休闲生活考述》[J].[硕士论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7
[9] 吴涛：《宋代东京的饮食生活》[J].《史学月刊》,1994
[10]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编《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 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 徐松:《宋会要辑稿》[M].《职官》77之29，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徐松:《宋会要辑稿》[M].《职官》77，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元脱脱等:《宋史》[M].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徐松:《宋会要辑稿》[M].《职官》57之45至46，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元脱脱等:《宋史》[M].卷170《职官十·宫观》，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元脱脱等:《宋史》[M].卷250《石守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卷38《赠孙可久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Ｍ］.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1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范纯仁.《和王太忠游乐述怀》《全宋诗》.卷622，7416页，北京大学出版杜，1998.
[13] 欧阳修:《归田录·自序》
[14] 元脱脱等:《宋史》.[M].卷314《范仲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 元脱脱等:《宋史》.[Ml.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17] 元脱脱等:《宋史》.[M].卷277，北京，中华书局，1977
[1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88.
[19] 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0]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 中国商业出版社，北京，1982
[2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5. 中国商业出版社，北京，1982
[22]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阅古南园》，第185页
[23]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刑法》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5] （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七《贾说》，中华书局1985年1版
[26] 元脱脱等:《宋史》[M]卷291《宋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27] 元脱脱等:《宋史》[M]卷443《贺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28] 尤袤:《遂初堂书目·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9] 范镇:《东斋记事·自序》
[30] 欧阳修:《归田录·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