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离心式制冷机组: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十三章官与腐败--腐败的文化基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3:20:34
<<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十三章官与腐败--腐败的文化基因
关于腐败的文化基因
《官场现形记》中描述旧时的官场五花八门的“礼”制，凡是逢年过节，寿、婚、丧，以及满月、百岁等等，都是收礼的来源。一套“礼”的词汇：孝敬、打点、照应、程仪、规礼、年敬、节敬、斡旋等等，演绎出内涵丰富的“礼”文化。现在非但没有凋谢，反而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层层送、级级收，渐成自然，数额和价值也不断攀升，逐级递增。
当前我国腐败已经呈现出家族性、团伙性、隐蔽性的特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取证艰难、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如出一辙。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当前的腐败与历史的惊人相似。王亚南先生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已经说明了问题。他说：“历史家倡言一部24史是相吹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权术与贪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场中的污泥浊水。如果不玩权术，不送礼行贿就难以发达，那么官场腐败的萌生与泛滥就难以避免，这其中儒家文化或隐或现地起着催生作用。
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儒家文化固然有失公允，但是儒家文化的确是腐败的重要文化基因。事实上，同一层面的儒家文化就隐含着二重性的特点，这种二重性极易铸就人格的二重性，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
敲门砖与伪信仰，是这种二重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文化的最高位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人格。其理想人格过于高远而且有悖于人性。作为社会哲学的儒家文化带有典型的理想主义色彩，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修生养性目的是把自己修炼成君子、圣人，从而实现社会的君子之治和圣人之治。历史上的官场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处，也是功利主义最发达之处。事实表明，只要儒家秉承“学而优则仕”，倡导官本位，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生存哲学的文化，必然陷入自我分裂的矛盾中，从真信仰走向伪信仰，儒家学说后来就变成了考科举、升官的敲门砖。当今贪污腐败的恶性蔓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
功利主义与双重人格，是中国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历代科举考试中，出身贫寒的举人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森严的等级制，却还有一条畅通的人才晋升之路。这长期影响着知识分子和大多数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在已有的规则下生存得更好，而不是寄希望于社会变革以改变已有的规则。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学者型知识分子和官僚型知识分子。不少学者型知识分子都是潜在的官僚型知识分子，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能否和如何从学者型转化为官僚型。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跑官，为后代知识分子留下实践的榜样。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挡不住官场的诱惑，怕官、唯上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儒家用极为直白的语言表述过这种生存技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家文化的两面性塑造了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双重人格，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不稳定性与依附性。学者型知识分子虽然大多精神上崇尚儒家的社会哲学，但是即使依照理想人格来塑造自我者，一旦当了官，大多也会加入到塑造双重人格的行列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纵使提高官员的知识层次，也难以减少腐败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古代二十几个朝代，几百个皇帝，很少有哪一朝代哪一皇帝号召官员贪污贿赂、贪脏枉法的。清朝的皇帝也一样提倡清廉，但康熙皇帝对大臣官员“不察细故”、“每多包容之处”对官员所得，不一一问其来路，就是可以容忍贪污，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行了。
皇帝对清廉是这样的看法，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余地。何况清朝的制度上还有很多可钻的空子：
一是按照王朝《会典》所规定的组织法，省级机构一般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几个衙门，下属的官员很少，而随从、幕僚往往超出编制几倍、十几倍。这些自请的编外人员的薪水，都要从官员的俸禄中开支，这是远远不够的，只能走贪污贿赂的路了。
二是各级机构很少有办公费用，只能在加征的赋税中开支，上的耗羡就是这样出现的。耗羡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这就给贪污勒索制造了合法的借口。
皇帝留下的活话，制度的缺陷和带有缺陷的规定，使贪污受贿成为普遍的现象。朝廷清廉的要求也只能喊喊，安慰自己，骗骗百姓罢了。
所谓文化，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及惯例。在一个社会里，文化对腐败的态度决定腐败有无可能发展和蔓延。
发达国家反腐败成功，固然要归功于法制的严密和对权力的限制，但同时也是文化上无法容忍些微腐败的结果。
生活在一个“规范及惯例”都对腐败格外宽容的文化氛围里，腐败就不可能遇到文化上的抵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把这一文化现象概括为“腐败的民俗学”。
腐败现象和教育的关系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经济上的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方面的问题，还非常严重。关于腐败问题，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高官落马的极多。一般的研究认为，腐败问题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比如独立的监督制度和公开的新闻制度，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文明的主流，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我有时候也想，在这些制度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早些年，学术界一直流行一个说法。当人们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风气较好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好，主要是当时在社会上活动的社会成员基本都是“民国时代”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教育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这个说法是不是完全经得起推敲，可以先不论，但它注意观察社会成员成长经历的完整性，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时代的教育成功不成功，当然不能完全从社会风气上看出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尺度。不然好教育和坏教育就没有区别了。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多了一些正面评价，其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注意到科举制度对人的道德修养很有帮助，因为儒家经典除了在知识层面发生作用外，主要是道德理想教育，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那些有功名的人，个个操守极好，但从相当的研究事实观察，从科举中出来的人，在道德操守方面，总体经得住考验。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专门讲过这个道理，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对很多清官的评论价，齐如山认为，只有科甲出身的人员才有此操守。他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齐如山讲了两个原因：一是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之匾额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
齐如山的分析，大体符合事实。按它的道理来观察当下的社会风气，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提出问题，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官员，大体是1940、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其中以1950后的三代人为主。我们从腐败的事实观察，大体也看出那些出事的官员集中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个年代中出生的人，他们的教育中可能有一些问题。当然再好的教育，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当一个群体中的主要成员思想道德成为普遍问题的时候，从教育的角度反思，可能也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些人受教育的时代，那些教育的内容可能与社会现实脱节，从而导致教育的虚伪化，因为不是一种诚实的教育，所以在道德感化方面，并没有对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出现腐败问题，就对过去的教育完全否定，但反思那种教育的缺陷，对于我们理解和防止更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比如我们可以从教育与社会脱节的角度来注意一些问题，特别是说假话、大话和空话成为主要风气，这样的教育能对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吗？
还有一个角度，我也想提出来讨论。我们注意到现在腐败现象的发生，贪财好色是一个基本特点。这个现象的产生，也和中国社会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相关。一是中国社会有一度时期极端贫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财富的理解可能会非常狭隘；二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特别压抑，对人的许多自然欲望极度限制，从而在人格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对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当然这只是从一般的道理和基本的现象观察，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特征，而是希望注意从时代的总体发展上观察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从而更好的提出新时代的道德理想教育问题。
（以上可以参考《官与文化》一章中“中国的贪官文化”一节和《官与金钱》中的“关于“陋规”与非典型腐败”）
关于腐败的特点
关于腐败的文化基因
《官场现形记》中描述旧时的官场五花八门的“礼”制，凡是逢年过节，寿、婚、丧，以及满月、百岁等等，都是收礼的来源。一套“礼”的词汇：孝敬、打点、照应、程仪、规礼、年敬、节敬、斡旋等等，演绎出内涵丰富的“礼”文化。现在非但没有凋谢，反而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层层送、级级收，渐成自然，数额和价值也不断攀升，逐级递增。
当前我国腐败已经呈现出家族性、团伙性、隐蔽性的特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取证艰难、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如出一辙。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当前的腐败与历史的惊人相似。王亚南先生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已经说明了问题。他说：“历史家倡言一部24史是相吹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权术与贪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场中的污泥浊水。如果不玩权术，不送礼行贿就难以发达，那么官场腐败的萌生与泛滥就难以避免，这其中儒家文化或隐或现地起着催生作用。
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儒家文化固然有失公允，但是儒家文化的确是腐败的重要文化基因。事实上，同一层面的儒家文化就隐含着二重性的特点，这种二重性极易铸就人格的二重性，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
敲门砖与伪信仰，是这种二重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文化的最高位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人格。其理想人格过于高远而且有悖于人性。作为社会哲学的儒家文化带有典型的理想主义色彩，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修生养性目的是把自己修炼成君子、圣人，从而实现社会的君子之治和圣人之治。历史上的官场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处，也是功利主义最发达之处。事实表明，只要儒家秉承“学而优则仕”，倡导官本位，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生存哲学的文化，必然陷入自我分裂的矛盾中，从真信仰走向伪信仰，儒家学说后来就变成了考科举、升官的敲门砖。当今贪污腐败的恶性蔓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
功利主义与双重人格，是中国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历代科举考试中，出身贫寒的举人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森严的等级制，却还有一条畅通的人才晋升之路。这长期影响着知识分子和大多数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在已有的规则下生存得更好，而不是寄希望于社会变革以改变已有的规则。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学者型知识分子和官僚型知识分子。不少学者型知识分子都是潜在的官僚型知识分子，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能否和如何从学者型转化为官僚型。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跑官，为后代知识分子留下实践的榜样。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挡不住官场的诱惑，怕官、唯上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儒家用极为直白的语言表述过这种生存技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家文化的两面性塑造了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双重人格，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不稳定性与依附性。学者型知识分子虽然大多精神上崇尚儒家的社会哲学，但是即使依照理想人格来塑造自我者，一旦当了官，大多也会加入到塑造双重人格的行列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纵使提高官员的知识层次，也难以减少腐败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古代二十几个朝代，几百个皇帝，很少有哪一朝代哪一皇帝号召官员贪污贿赂、贪脏枉法的。清朝的皇帝也一样提倡清廉，但康熙皇帝对大臣官员“不察细故”、“每多包容之处”对官员所得，不一一问其来路，就是可以容忍贪污，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行了。
皇帝对清廉是这样的看法，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余地。何况清朝的制度上还有很多可钻的空子：
一是按照王朝《会典》所规定的组织法，省级机构一般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几个衙门，下属的官员很少，而随从、幕僚往往超出编制几倍、十几倍。这些自请的编外人员的薪水，都要从官员的俸禄中开支，这是远远不够的，只能走贪污贿赂的路了。
二是各级机构很少有办公费用，只能在加征的赋税中开支，上的耗羡就是这样出现的。耗羡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这就给贪污勒索制造了合法的借口。
皇帝留下的活话，制度的缺陷和带有缺陷的规定，使贪污受贿成为普遍的现象。朝廷清廉的要求也只能喊喊，安慰自己，骗骗百姓罢了。
所谓文化，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及惯例。在一个社会里，文化对腐败的态度决定腐败有无可能发展和蔓延。
发达国家反腐败成功，固然要归功于法制的严密和对权力的限制，但同时也是文化上无法容忍些微腐败的结果。
生活在一个“规范及惯例”都对腐败格外宽容的文化氛围里，腐败就不可能遇到文化上的抵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把这一文化现象概括为“腐败的民俗学”。
腐败现象和教育的关系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经济上的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方面的问题，还非常严重。关于腐败问题，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高官落马的极多。一般的研究认为，腐败问题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比如独立的监督制度和公开的新闻制度，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文明的主流，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我有时候也想，在这些制度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早些年，学术界一直流行一个说法。当人们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风气较好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好，主要是当时在社会上活动的社会成员基本都是“民国时代”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教育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这个说法是不是完全经得起推敲，可以先不论，但它注意观察社会成员成长经历的完整性，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时代的教育成功不成功，当然不能完全从社会风气上看出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尺度。不然好教育和坏教育就没有区别了。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多了一些正面评价，其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注意到科举制度对人的道德修养很有帮助，因为儒家经典除了在知识层面发生作用外，主要是道德理想教育，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那些有功名的人，个个操守极好，但从相当的研究事实观察，从科举中出来的人，在道德操守方面，总体经得住考验。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专门讲过这个道理，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对很多清官的评论价，齐如山认为，只有科甲出身的人员才有此操守。他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齐如山讲了两个原因：一是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之匾额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
齐如山的分析，大体符合事实。按它的道理来观察当下的社会风气，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提出问题，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官员，大体是1940、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其中以1950后的三代人为主。我们从腐败的事实观察，大体也看出那些出事的官员集中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个年代中出生的人，他们的教育中可能有一些问题。当然再好的教育，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当一个群体中的主要成员思想道德成为普遍问题的时候，从教育的角度反思，可能也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些人受教育的时代，那些教育的内容可能与社会现实脱节，从而导致教育的虚伪化，因为不是一种诚实的教育，所以在道德感化方面，并没有对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出现腐败问题，就对过去的教育完全否定，但反思那种教育的缺陷，对于我们理解和防止更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比如我们可以从教育与社会脱节的角度来注意一些问题，特别是说假话、大话和空话成为主要风气，这样的教育能对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吗？
还有一个角度，我也想提出来讨论。我们注意到现在腐败现象的发生，贪财好色是一个基本特点。这个现象的产生，也和中国社会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相关。一是中国社会有一度时期极端贫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财富的理解可能会非常狭隘；二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特别压抑，对人的许多自然欲望极度限制，从而在人格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对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当然这只是从一般的道理和基本的现象观察，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特征，而是希望注意从时代的总体发展上观察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从而更好的提出新时代的道德理想教育问题。
（以上可以参考《官与文化》一章中“中国的贪官文化”一节和《官与金钱》中的“关于“陋规”与非典型腐败”）
关于腐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