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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2011年04月10日06:48  来源：光明网  作者：王怀超 欢迎发表评论0 字号:    　　1978年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的客观事实，中华民族再度崛起的巨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场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经历了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改革经验，认真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继续推进这场变革,无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任志强发表退职演说：最惦记被国资委拖欠的年薪 万通国际涉嫌画饼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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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1984.10—1988.9）　　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有4年时间。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上一时期有显著进展，故称之为全面改革阶段。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个时期有关改革的几件大事。　　1984年12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为改革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的公布和实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论断，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决定。　　1986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只是当时还没有使用文化体制改革这个提法。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始了改革的全面探索。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主要有两个：一是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论断。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商品经济。当时我们正面肯定市场经济，很不简单！当时争论很激烈，其激烈程度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二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这个报告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第一次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国情根基。第二，第一次全面准确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20多年过去了，十七大对党的基本路线一个字都没有改，只是加了两个字：和谐。这说明当年的概括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第三，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这是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完整、明确地使用这一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第224页，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第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第一次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全面部署。这么多第一次，充分表明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性文献。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这是集体的智慧！
　　第三阶段：总结经验，整顿调整阶段（1988.9—1992.2）　　中国改革的曲线是马鞍型的，从1978年起步到1984年达到高峰，从1985年开始下滑，1988年到1991年跌至谷底。直接原因是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困难。1988年的两次抢购风，迫使我们的改革停下脚步，进行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接着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再就是1990年苏联东欧剧变。当时国内正值政治经济风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低潮，转入调整期。当时邓小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当时中国的改革能不能坚持下去，都有疑问了。国际上有疑问，国内也有疑问；党外党内都有疑问。邓小平思考的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改革开放没有错，“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没有错。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邓小平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同上，第308页）对的要继续坚持，不足的要加把劲，错的赶快改。正是对改革开放这样坚定的一种信念，促使邓小平毅然南巡，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潮。
　　第四阶段：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1992.2—2003.10）　　1992年之前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叫“摸着石头过河”，即只是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小打小闹，零敲碎打，走走停停，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1989年国内的这场风波，加上苏东剧变，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对10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得出的是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真的很危险，有不少人，得出的是另外两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反和平演变”，他们提出：要把“反和平演变”当作中心任务。要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他们总结经验，反思“六四”事件，结论是改革开放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错了，要重新搞阶级斗争，把“反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说来说去，还是“文革”那一套。　　另一个结论，说中共十三大报告有些提法不准确。主要是指十三大报告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述。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如果否定了市场经济，也就否定了经济改革。对此，邓小平断然制止。回答很明确：“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同上，第296页），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仅不能停步，而且还要加快！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同上，第312页）“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上，第374页）　　“六四”事件之后，准确地说是从1988年下半年到1991年这3年多，改革开放基本停滞。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民经济也停滞不前。邓小平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心，他特别担心中国贻误发展的时机，于是以88岁高龄毅然南巡，于1992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吹起了一股东南风。东南风是改革开放的风啊！西方人称之为“邓旋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第二轮改革的热潮。邓小平南方谈话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篇文献的历史地位很重要，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启动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宣言书，是邓小平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是邓小平自己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结，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具有划阶段的意义。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的集中表述，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集中思考，是他对自己思考的结果加以概括，加以提炼，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智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政治交代”，即政治遗嘱。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并得到系统阐发。这篇讲话的突出贡献，就是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如果没有邓小平，这场改革很可能发生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可能夭折。邓小平又一次在历史转折关头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展现出了他的伟人风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为此争论了14年，直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把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划了一个句号。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新一轮改革浪潮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也是十四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和灵魂。十四大报告的理论依据，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或者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十四大报告的灵魂，政治灵魂、理论灵魂。其实十四大报告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的展开。十四大报告最重要的贡献是：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在政治上的意义是：通过十四大，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变成了全党的行动纲领，这就是十四大的政治意义。十四大不仅明确肯定了市场经济，而且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事实是，市场经济在实践中的快速发展就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股票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都是1992年之后迅速兴起的。　　1993年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个政治理论纲领，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十四大把南方谈话的思想变成了全党必须遵循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将其完善成可操作的具体的改革开放政策。　　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开得很好，党的十五大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好就好在有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十五大主要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在这方面有三个新论断：第一个论断是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原来是个政策，现在上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个论断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我们已有的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实际上是把公有制的内涵和外延都拓宽了。更重要的是第三个论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论断第二年还写入了宪法。从经济体制到所有制基本上讲清楚了。还有分配制度，十五大开了一个头，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制度；财产制度，即所有制；分配制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创新。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即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对传统所有制理论的一个突破，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解除了束缚，对我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上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二是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执政党建设新思路；三是作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论断；四是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些新思路和新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直面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发生的新变化，更深刻地认识到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尝试确立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政治—文化关系、政治—社会关系。这就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基础，被外媒称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　　2002年秋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大报告也有理论创新。其主要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二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提出实际上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要建设政治文明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个思路很好，能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参照系。
　　第五阶段：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2003.10.至今）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之后，就要去完善它。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作了一个基本估计，即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其最终确立起来。这个决定的作出，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特殊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制度创新，即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突出贡献（从全局看是更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以科学发展观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思路的提出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制度创新阶段，这个制度创新既包括经济制度创新，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　　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值得关注的是：一是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二是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专门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实，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们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历史。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这既有利于锻炼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又能从多方面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认真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概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讲这样尖锐鲜明的几句话，是有所指的，是针对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的。　　2008年2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当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标志着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既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在地方试点并逐步向前推进。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新的实际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问题，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意义。这个《决定》有四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突出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把建立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第二个亮点是，把党内民主提高到一个历史新高度，鲜明地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强调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第三个亮点是，深化干部体制改革。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第四个亮点是反腐败问题。这里有一个论断值得重视，《决定》中说，“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体制和机制。”我们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轮流执政那一套，但我们可以尝试搞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分设。权力分解，机构分设，权力制衡，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惯例，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更不为哪个国家制度所专有。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政治财富。关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立分设，深圳、顺德等地一直在试验，成都和重庆也正在搞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试点，珠海正在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据了解，效果不错，进展顺利。广东省正向全省推广深圳、顺德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验。　　2010年2月3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胡锦涛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多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党中央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急切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强调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推动。把深化改革视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举措。这反过来又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首次明确指出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把社会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并列为四大改革之一。社会体制改革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社会改革的方向、重点和原则是什么？还有待于探讨。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这些有关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新论断的提出及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表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动力，全面推进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只在经济领域解决，必须着力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深层体制矛盾，必须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大胆创新。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的设计和实施，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特别是以人为本与统筹兼顾的原则。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的奋力推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应该说，改革的理论准备越来越充分，改革思路越来越明确，改革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改革的实施越来越切合实际，这就为今后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简要的总结和展望　　结论一：中国改革开放32年走过的艰辛曲折而又成效显著的发展历程，概括起来，是一句话：32年五个阶段。从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到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经过总结经验，整顿调整；到整体推进，重点攻坚，再到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制度创新阶段。走了一个“马鞍型”。五个阶段的划分也很有特点，四个三中全会，一个邓小平南巡。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史的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很重要，四次三中全会大都成为改革阶段划分的标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思考，大概与我们党的领导周期有关。　　结论二：中国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六个方面，或者说是围绕着六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前三个是经济问题：第一个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所有制问题，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分配问题，即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争论了14年，直到邓小平南巡，这场争论才划了一个句号；所有制问题用了19年时间，在十五大上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在十六大上也基本解决了。后三个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一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二是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三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这后三个问题，有的一直在探索，有的还没有破题，总的看，进展不算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相适应。这个不适应，恰好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人类近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在制度建构上有四大创造：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民主政治；三是公民社会；四是法治国家。这是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结合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借鉴。　　结论三：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发展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全面改革阶段。这个制度创新，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经济体制的创新，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是政治体制的创新；经济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再调整，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走得很远了。新的经济制度、财产制度、分配制度，已经基本确立，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很难继续深入。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容易改的都改了，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得很远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否则，深化改革就是空谈。要解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腐败，甚至房价，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都是空谈。现在，中央又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紧迫战略任务郑重提出。能否完成这一转变，关键也在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邓小平讲过两句很有份量的话，第一句话是：中国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第二句话是：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标志是政治改革。中国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当今中国，没有纯经济问题。政治体制不变，仅有经济体制变革，想退回去并不难，改革仍有半途而废的可能。　　其实，政治改革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无非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扩大政治参与，就是人们常说的民主问题，在社会中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党内，是扩大党员的政治参与；在委员会内部，是扩大委员的政治参与。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中去，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尽可能减少失误。对我们国家来讲，最大的失误是决策失误，一旦决策失误，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二是监督问题，主要是监督权力，即权力的制衡问题。只有制约不行，要制衡。制约者要有权，而且和被制约者的权力要一样大，才能真正起到制衡作用。三是法治问题，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所以，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政治制度建设问题，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　　结论四：中国32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实践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改革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个理论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根据和思想源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