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mes屋顶花园香水:蒋介石时期打击“台独”内幕

澳门媒体披露蒋介石时期打击“台独”内幕
中新网9月28日讯 澳门《新华澳报》27日刊文披露，在台湾光复后的三十年时间里，蒋介石使用铁腕手段打击“台独”活动，“台独”势力在其在世期间始终没成什么气候。当时，两岸虽处于敌对状态，但始终默契地形成“一个中国”的共识。蒋介石曾说“谁搞台独，我搞谁的脑袋”，“台独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隐患”。原文摘录如下：
运用强力手段坚决打击“台独”
早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驻台主战派军官宫牾郎、牧泽一夫等人的“台独”图谋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台湾省主席陈仪去接收台湾前，蒋多次叮嘱陈仪，要注意防范“台独”活动，对“台独”组织及“台独”分子要严厉打击。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陈仪采取果断措施，对“台独”组织及其骨干分子进行严惩。一九四六年初，由日本支持的“台湾自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先后落网。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台湾省军事法庭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将这些人处以重刑，“台湾自治委员会”随后土崩瓦解。这是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打击的第一个“台独”组织。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去台湾之前，就授意陈诚在台湾颁布“戒严令”，防止岛内发生“台独”动乱。其中“内乱”罪条款中规定：“意图破坏团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台湾省政府颁布的《惩治叛乱条例》中规定：“预备或阴谋犯叛乱罪者处十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付诸行动，也可以预备犯或阴谋犯的罪名予以打击。
一九五二年二月，“台独”分子史明、周浩等人在台秘密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并在岛内四处搜寻建立“台独”武装的武器，试图发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蒋介石获悉后，下令保安司令部火速侦缉。此案很快破获，该组织成员大部分落网，其主要头目史明秘密逃往日本，但在蒋介石严令下，最终将史明抓获归案。这次行动强烈震慑了海外“台独”分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九年间，国民党当局先后破获了多起“台独”大案。这些行动基本铲除了岛内的“台独”组织，“台独”骨干分子不是落网，就是潜逃岛外。在台湾光复后的三十年时间里，蒋介石使用铁腕手段打击“台独”组织，“台独”势力在其在世期间始终未能在岛内掀起大风浪。
软硬两手瓦解海外最大“台独”组织
蒋介石打击“台独”活动软硬兼施，除了强力打击外，还采用多种手段瓦解“台独”势力，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招降“台独”元老廖文毅。在蒋介石得知廖文毅在日本组织了“台独政府”，进行“台独”活动时极为愤怒，多次指示时任情报部门负责人的蒋经国注意该组织的动态，采取措施狠狠打击。由于廖文毅“台独”组织的总部及主要成员不在台湾岛内，逮捕不太方便，蒋介石和蒋经国决定用软硬两手打击该组织：一面对其在岛内的同伙进行严惩，没收其所有财产；一面公开号召该组织成员主动投诚，并派特工到日本，打入廖文毅的“台独”组织内部进行策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独”势力发生内讧，国民党当局趁机分化瓦解“台独”势力。根据老蒋的指示，台湾“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曾数次到日本，对廖文毅“台独”组织的主要成员进行跟踪、策反。经过艰苦努力，“调查局”成功策反了“台湾民主独立党”的“中央委员”陈哲民，使其退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然后以陈哲民为突破口，陆续策反了十余名“台湾民主独立党”的“中央委员”。一九六五年五月，经过国民党当局的多次工作，廖文毅终于放弃独立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回到台湾。此后，“台湾民主独立党”群龙无首，渐渐萎缩。随后，在日本和香港的数个“台独”组织都被策反，并陆续解散，“台独”势力在东亚地区受到了重大打击，这也是“台独”势力转移阵地迁到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
蒋介石虽然依靠美国的支持维持在台湾的统治，但是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绝不妥协。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期，美国要求蒋介石放弃外岛(即金门、马祖两岛)。老蒋坚决不同意，因为放弃外岛就会使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完全隔绝，使得分裂的局面很可能永久化，势必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另一方面，两岛也是台军将来“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解放军炮击金门。这时，西方反华势力加紧染指台湾的活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英两国的教唆下，新西兰向联合国提案，把两岸对峙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旨在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制造“两个中国”。对此，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同期美国政界出现许多危及国民党当局“法统”地位的舆论。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和“台湾地位未定论”，揭露这种说法“显然是别有阴谋”。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在记者会上痛斥“'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之后蒋介石又重申“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在蒋介石的反对和大陆方面的强烈抗议下，再加上苏联代表的表态，最终使美国政府暗中操纵的《新西兰提案》流产。(戴维来)
蒋经国曾压台内部主张：发展核武是搬石头砸脚
据台湾《联合晚报》披露，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秘密研发核武，根据美国最近解密的国务院档案，台湾有研发核武的基础能力，但是没有投射核弹头的能力。而当时，蒋经国为了压制台军内部发展核武的主张，曾表示发展核武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美最新解密文件披露“台独教父”出逃美国内幕
号称“台独教父”的彭明敏，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逃到瑞典寻求政治庇护，此后又转往美国。几十年来，这起事件的内幕一直是个谜。据台湾《中国时报》25日报道，美国国务院最新披露的外交文件终于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蒋介石专题：看看蒋介石在台湾的陵墓

两蒋生平展览馆，只有文字、照片，面积仅100平方米左右。

慈湖，宁静秀美。这里的山水风光很像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所以他生前爱来。蒋介石是个孝子，为了纪念逝去的慈母，命此湖为慈湖。

慈湖陵寝掩映在花草树木之中。

慈湖陵寝门口。

灵堂布置极度简洁，铜棺、遗像、旗帜、十字架（蒋是基督徒）而已，没有一个字。铜棺摆在地面上，没有“入土为安”。

大溪陵寝

连接两蒋陵寝的步道

此铜像原立于学校门口，表现蒋的形象。

墓前戎马军装铜像
蒋介石专题：蒋介石死于车祸
从蒋介石住的士林官邸到他办公的“总统府”，沿途要经过圆山、中山桥、中山路一、二段、中山南路、介寿路等地段，全程约4公里。为保证他的安全与路上畅行无阻，在车队未出发前，沿线布置便衣岗哨，车队经过的各道路口所有红绿灯装置，一律开放绿灯。但在中山路北段，有一处通往基隆、宜兰、苏澳的铁路公路平交道，每天火车来往频繁，在经过这段平交道时，就要停车等候，对蒋介石的安全构成威胁。有善拍马屁者向时任台湾省主席的严家淦建议，希望能在这一地段修建一座公路天桥。严家淦深悟官运之道，当即下令建桥。桥建好后，很多人认为桥下可设摊营业，但也有人认为设摊营业会影响蒋介石的安全。严家淦认为建桥的目的，原就是顾虑“总统”的安全问题，于是下令不准在桥下设置摊位。蒋对严家淦此举大表赞赏，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严主席深谋远虑，殊堪嘉奖。”
台湾的夏季似乎来得更早一些。1969年7月初，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按往年惯例，准备从台北的士林宫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接到蒋要出行的通知后，侍卫长孔令晟立马通知有关部门在沿途布置了周密的警戒。这已成惯例，蒋的每次出行必然是兴师动众，要出动大批军警为其“保驾”，以防不测。
从士林宫邸可以沿着仰德大道直达阳明山，实际上，这条仰德大道可以说是专为蒋介石修建的。为了蒋介石避暑方便，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拨专款修建了这条高等级公路。据说，仰德大道除了山势陡峭这一自然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之外，堪称是当时台湾岛上最高级的一条公路了。
这天下午，由几辆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士林宫邸，驶上了仰德大道，这是送蒋介石夫妇前去避暑的车队。行驶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前导车，紧跟在前导车后面的是蒋氏夫妇乘坐的高级防弹轿车，再后面是两辆警卫车。由于路上车辆稀少，车队的速度很快，风驰电掣般离开了台北市区。
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一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下让乘客下车。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没有来得及观察到这辆公路班车后面的情况，就在这时，从这辆班车的后面猛然冲出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发疯般的速度直向车队冲来。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惟恐这辆吉普车会冲撞蒋介石的座车，也来不及通知后面的车队，前导车司机当即紧急刹车，准备拦截这辆吉普车。就在这关键的一刹那间，紧跟在前导车后面的蒋介石专车司机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刹车，猛力撞在了前导车的车尾。后面两辆警卫车的司机反应还算敏捷，紧急刹车才没有发生追尾连撞。
在撞车的一瞬间，冲击力非常剧烈。毫无防备的蒋介石，当时手拄拐杖端坐在轿车的后排，他只听到一声金属撞击声，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身体已飞了起来，狠狠地撞到了前排的防弹玻璃隔板上。强大的冲撞力把蒋介石的阴囊都撞肿了，两排假牙也从嘴里飞了出去。但蒋介石受伤最严重的地方还是胸部，由于胸部受到重撞，使他的心脏受到严重伤害。宋美龄坐在蒋的左侧，她受伤相对较轻，双腿撞到了玻璃板上，当时痛入骨髓，厉声惨叫起来。
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大部分侍卫人员手忙脚乱地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座车上抬下来，小心翼翼地抬到后面的警卫车上，飞速送往台北医疗条件最好的荣民总医院去救治；另有几个侍卫人员则去追击那辆肇事的军用吉普车。但那辆车压根儿就没减速，早已逃之夭夭。
把蒋介石夫妇送到医院后，孔令晟急忙向蒋经国报告了情况。蒋经国立刻到医院去看望父亲，在得知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有生命危险后，才放下心来。随后，他向孔令晟和侍卫人员详细了解了车祸发生的经过。当蒋经国得知那辆肇事的吉普车片刻未停便逃跑的情况后，立即怀疑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车祸。于是，他马上给台湾岛情报单位的警察和特务下达紧急命令：搜捕肇事的吉普车，抓获驾车的人，查明事情真相！
国民党联勤指挥部、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局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出动大批警察和特务进行紧急搜查，可是他们忙乎了多日，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找到。原来，当时侍卫人员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到抢救蒋介石夫妇上去了，10多名侍卫人员谁也没看清那辆吉普车的车牌号和驾车人的模样，只记得那是一辆军用吉普车。尽管他们费时多日对全岛的军用和民用吉普车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还是未能找到那辆肇事车。正当他们苦于无法向蒋经国交差时，一位老探员出了个主意；既然是军用吉普车，在出车时军方一定会有相应的记录，只要把那天外出的军用吉普车逐一登记，进行摸排，也许能够找到线索。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专案小组很快就找到了那辆肇事的吉普车和车主，原来那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那天，这位师长参加完军事会议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送他回家。活该这位师长倒霉，当他的吉普车在仰德大道上狂奔飞驰时，恰巧与蒋介石的车队相撞。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虽然不知道被撞车内坐的是何许人，但从轿车的豪华程度和气派上判断，车内坐的绝不是一般人，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敢停车，急急地逃逸了。后来，当他们听说被撞的是蒋介石时，更是吓得魂不附体，想尽一切办法隐瞒，但最后还是被查了出来。蒋经国在反复核实这仅仅是一起意外车祸，而不是针对蒋介石的谋杀案后，才放下心来，下令以“伤害最高领袖罪”，给予那位少将师长以撤职查办处分。
蒋介石自从出了车祸后便开始疾病缠身。蒋有一次十分恼恨地对前来探望他的一位老将军说：“自从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6年后的4月5日，蒋终因车祸后受伤引发的心脏病，导致心脏功能衰竭而病逝于台北。
蒋介石专题：汤恩伯被蒋介石逼死内幕：
逃往日本时被拉下飞机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战役中溃不成军。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受到蒋介石排挤，日子难过，最后死在日本。
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蒋介石派出几名军警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1949年上海战役失败后，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议论纷纷。当时，汤恩伯部队装备精良，然而只抵抗了十多天就全城崩溃。为了弄清失败原因，蒋介石指示陈诚在台北主持召开一次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检讨会矛头直指汤恩伯, 1949年7月2日，检讨会在台北一所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政大员以及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师级以上军官，汤恩伯被邀与会作情况报告。轮到其他人发言时，一些高级将领都把矛头指向汤恩伯。原第37军军长罗泽闿说，他的部队驻扎在浦东，条件最差，汤恩伯对他的部队另眼相看。更为恶劣的是，汤恩伯下令各部队撤退时，惟独不通知他的37军，导致37军全部被歼，他和副军长王大钧等少数人化装成平民才死里逃生。原37军副军长王大钧在随后的发言中，对汤恩伯也作了诸多抨击。 散了会，汤恩伯走出会议室时，一直低头不语。回家后，汤恩伯大发牢骚说：“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汤恩伯心里很清楚，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肯定不妙。后来，罗泽闿见一直未处分汤恩伯，就到军事法庭告状。蒋介石觉得不妥，指示陈诚劝罗泽闿撤回状纸，并私下告诉罗泽闿，开检讨会其实就是批判汤恩伯，没必要再纠缠。
不肯行刑让蒋恼火
1949年初，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受共产党影响，到上海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汤恩伯早年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名额是陈仪争取的，费用也由陈仪资助。为感激陈仪，汤改名“恩伯”，并拜陈仪为“义父”、“恩师”。 陈仪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汤恩伯后，引起汤恩伯的反感。为了表示自己大义灭亲，汤恩伯竟将自己的恩师出卖了。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据汤恩伯后来讲，他接到命令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答应了。1950年6月，蒋介石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共产党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
为救陈仪，汤恩伯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并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以此来检验他是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但汤恩伯坚决不干。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得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枪决。此后，蒋介石就更不喜欢汤恩伯了。日本买房走漏消息 陈仪事件及政治上不受重用，对汤恩伯刺激很大，他感到无脸见亲友，很想到日本去度过余生。 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 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从上海秘密将50万美元军费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处。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 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1949年7月，这两人花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 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透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召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汤恩伯在台不受重用，逃日又未成功，思想包袱十分沉重。1953年9月12日，是他的55岁生日，他原计划请几桌客，后来取消了。 由于长期怄气，导致汤恩伯身体消瘦。医生说他肝部有问题。 后来，汤恩伯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讽刺说：“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随后，在汤恩伯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4个字。1953年10月2日，雷震动员汤恩伯住院。汤恩伯愤愤地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汤恩伯的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蒋介石同意了。 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护送下，搭乘日航班机去日本东京。汤恩伯一下飞机，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家医院。6月29日，汤恩伯做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6岁。30日，台湾多家报纸刊登了汤恩伯在日本病死的消息。蒋介石得知汤恩伯死了，反应冷淡，只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蒋介石专题：毛泽东曾私下追悼蒋介石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出乎大家的意料，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泽东内心的复杂感情。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著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
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泽东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毛泽东最后的日子里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著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泽东派了架波音七0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泽东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一九七六年七月，毛泽东让秘书把庾信的《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他喜欢《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
毛泽东因未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而伤感。他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曾经的辉煌――像看电影中自己军队进北京，以及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这就是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