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飞行员个人事迹:上海人是自己的追随者

    半个月前，上海社科院公布一份“上海人变了”社会调查，以“上海男人愿意为太太洗内衣的百分比少于外地人”等现象作下结论，认为上海人的心态已经改变。这份调查在发布现场便已引起各路专家学者的激烈争论。今天的上海人应该如何定义？上海人真的变了吗？

    方言：被挤压的表达空间

    在杭州有杭州话播报的电视新闻节目，在广东则干脆连报纸上都是看不懂的“粤语汉字”。方言作为一方水土特有的交流方式，从来都安于其通畅地域内交流的功能。然而，唯有上海话遭非议最多，甚或连上海老乡在外地碰面时聊几句乡音，也会被解读为“炫耀、故意排外”。对此，上海大学钱乃荣教授认为这其实很正常，“一个城市去的人多，文化碰撞自然也会增加，方言就是最首当其冲的。”

    周先生籍贯湖南，20年前是“新上海人”，“现在么，算‘不新’的上海人了吧。”他笑称：“我太太是上海人，当时她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学会上海话。我也欣然接受，3个月速成。”接受采访时，周先生说一口流利的标准上海话，“排斥上海话？一点也没有。既然打算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安家，学会这里的方言既便于沟通也能加深对城市的了解。个人经验觉得，乐意学上海话的人，更乐观、自信。”

    “在上海，小学里都不允许说上海话，可想而知，真正可供上海人交流的公共空间能有多大？”KDS宽带山网站负责人董平说：“严格来说，上海是没有本土论坛的。上海热线？新浪？你觉得是不是？全国各地很多远比上海小的地方，都有当地人熟知的网络本土论坛，但在上海，可以说KDS就是上海最大的本土论坛，这还是非常偶尔地从一个专业数码论坛‘无心插柳’转化而来的。”

    董平管理的KDS宽带山，2003年作为PCHOME的数码论坛诞生，参与、讨论、注册的人群也多与IT专业沾边。然而它的出名却与数码无关，“应该是2006年开始的吧，”董平回忆：“比较早期的是我们做过一个‘地铁一号线暴走’的活动，后来就多了。”——后来KDS宽带山的“出名帖”，很多都与地域之争有关，连全国皆知的“硬盘”也出自KDS宽带山。不可否认，这个大多数标题、回帖、签名档都使用上海话的论坛，是带有非常浓厚的本土化倾向的。

    “作为网站的管理人员，当然不主张排外。但是客观地讲，任何大城市其实都有排外的情绪，这是本土市民对于城市文化的下意识保护。”董平表示，“KDS中之所以有如此浓重的本土情结，其实是因为在上海，可供上海人相互交流、探讨的地方已经很少，所以就显得在KDS比较集中。”

    排外：已经没有纯粹的排外

    10年前，陈实背起行囊，从湖北家乡来到上海西南片的一所大学报到；10年后，他掌管的公司落户浦东，他本人也成了上海女婿。现在，他的女儿已经2岁，在上海出生、成长。10年间，陈实从所谓的“外地人”变成所谓的“新上海人”，对于“上海人排外”一说，他的看法也发生着转变。

    “记得那时大一刚开学，同寝室的外地同学去买早点，他问小卖部的上海阿姨‘包子有吗？’阿姨不耐烦地用上海话回‘包子没有，只有馒头。’他用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给我俩肉包。’阿姨随手装了两个扔在柜台上。”当时，那同学认为阿姨瞧不起外地人，气往上冲，抓起肉包就砸，“而那时，我们还都认为他是对的。”类似的，陈实说他还曾经与上海的公交车售票员干过一架，就因为没听清售票员用沪语报站而被其数落了一句。

    现在，陈实已经不会这么偏激。“因为你会发现，高峰时段连上海人在公交车上动作慢了也会被骂。那个大学里卖包子的阿姨，其实对谁都爱理不理。所谓的‘排外’，有时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所致，有时是一种外地人的刻板印象加自卑交织成的特别敏感。上海是讲实际的城市。什么时候外地人不觉得上海人排外了？等到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记者注意到，在KDS宽带山论坛上，容易被上海人集体“攻击”的，公共行为占了很大一部分。“上海人从解放前到现在一直有‘各人头上一片天’这样的传统，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不太管别人，”钱乃荣说：“这种传统表现在公共秩序上，就是大家都会遵从一种‘潜规则’。比如公交车到站之前，就慢慢地移到门口等着，到站一开门就下车，很少会有人到站才起身，然后急匆匆挤下车。在公共场合，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因自己的疏忽而给别人造成不便，这就是‘潜规则’约定俗成的含义。上海人对于这种秩序非常在意，所以一旦有外地人打破规则，就会受到指责，这也是让很多外地人觉得上海人排外的一个原因。其实有时候上海人在这一点上有点苛刻，毕竟一个外地人来到上海，并非因为抗拒而故意破坏这种秩序，而是需要时间适应这些不成文的传统。”

    陈实也说：“排外又怎么样呢？这种‘排外’也许正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它能促使我们努力，超过甚至远远超过普通的上海人。”“上海的排外情绪主要存在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而在今天，早已经不存在那种纯粹的排外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认为。

    上海人：本就是外来人综合体

    今天，如何定义上海人？是符合社科院调查中的若干行为方式？还是认同这座城市？抑或具备微妙的上海心态？

    “20年前我是新上海人，现在我是上海人。这也是上海从开阜以来的规律，上海就是这样形成的。”周先生说。

    而陈实则强调，“我认同这座城市，但决不会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甚至近几年提出的“新上海人”一说，在他听来也不那么顺耳。“新兵老兵，新资格老资格，仔细体会还是有排挤的成分。上海人原本就来自各地，凭什么称别人‘新上海人’？”

    从外表上，现在很难找出陈实和其他上海人的区别，在语言上，他也能连说半小时上海话而不被“发现”。可以说，他代表了当下上海城市中的一类典型人群——那些完全融入了上海生活的外来者，但在骨子里，他们又非常明确——自己的故乡在他方。但说到女儿，“她的出生地是上海，籍贯是湖北，相信将来她长大后对于上海人的身份认同要比我强烈、自然很多。”陈实坦言。

    6岁移居上海的余子蓉，20年后仍不清楚自己的故乡在哪里。户口本上，她的籍贯是成都，但事实上，她出生在贵州并在那里生活到了6岁，之后跟随父母来沪安家。和陈实一样，她的外表、语言与这座城市融合得天衣无缝，但她的内心却充满矛盾和迷茫，“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自己也很疑惑，贵州人？上海人？似乎都不是。”所以，讨论上海人形象时，她会参与其中，但并不觉得是在谈论自己；平时也会数落“外地人的素质”，但当有人在论坛炮轰“硬盘人”时，她依然很不爽。

    “在上海生活、成长，必定会有优越感，上海人不会认为自己‘不够好’，只是‘还可以更好’。这使得他们不太关注相对落后的其他地区，只有上海、非上海的区别。注意到没？全国范围内，上海人一度会称呼‘香港人’、‘广东人’、‘北京人’，其余统统打包成‘外地人’。”所以在余子蓉看来，“外地人”这个称呼绝对是有贬义的。

    余子蓉对上海又爱又恨。“现在的上海人，骨子里也是排外的。认可了你工作能力，还会说你不懂生活，没有品位。”

    对此，于海教授说：“现有制度下，户口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其实有一点上海心态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变过，那就是对于有能力的人从来都迅速接纳。只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城市关上了门，失去了流动，所以纵有千般本事，也无法进来证明。现在不一样了，多少新上海人怀揣一张文凭、一份图纸就来闯荡，上海的确是一个相对公平、机会良多的平台。”

    那么多的外来者涌入上海，他们愿意遵守上海人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并努力适应，这就是大城市的魅力所在。不适应的会主动离开，留下来的，就是默许遵守这些规则的人。“上海是一个流动的舞台，游戏规则会随时代而变，‘上海人’也将随之变化。”余子蓉的体会是，所谓“上海人”的气质，本就是外来人气质的综合体。

    关注：眼光落在“更重要”的地方

    在美国加州Pasadena举办的美国妙龄小姐选拔（MissTeenUSA）中，南卡罗莱纳州小姐因为无法在世界地图中指出美国的位置，而仅拿到比赛的第4名。她的表现叫人想起那幅曾经在网络上流行的、叫做“美国人眼中的世界”的漫画。在画中，加拿大的位置被标作“后花园”，中东地区则是“石油”，南美是“香蕉产地”，而澳大利亚则直接等于“袋鼠”。

    其实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地理盲”。这部分人对中国地理的认知仅限于知道上海的位置，其他则一律概念模糊。同时，他们对其他省份的定位全部以上海为坐标：比如安徽在“上海左边的左边”，湖南则在“上海下方的左边的左边”。这也成为“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一个证据，被认为“上海人眼里只有自己”。

    “其实并没有带有鄙视或者看不起的情绪，完全没有。”吴玲玲出生在四川，不到3岁就随父母来到上海，在她的认知中，觉得自己“当然是上海人”：“搞不清楚其他地方的地理位置，并不是看不起，而是根本不了解，也没有去了解。”

    但同时，吴玲玲和很多上海女孩一样，清楚地了解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地理位置。“这跟崇洋媚外没关系，清楚知道都是因为了解。至于为何去了解，很可能是为了找一部法国电影、为一篇论文搜集资料、看一本有趣的国外小说，或者察看留学信息，又或者打算去那里旅行。就像国内，只要是我去过的地方，我也了解那里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等等。”

    没有去了解，是因为关注“更重要”的——这一点与美国人不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心态几乎一样。另外，上海一直以来也确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所以首先，我不会为了物质的需求去了解其他地方，即使哪里有我感兴趣的特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去找在上海的什么商店能买到。”大城市物质的丰富，也成为吴玲玲们只关注上海的一大原因。

    心态：不同的“自大”

    在上海人的几大“罪状”中，“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是重要一条。“这其实和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钱乃荣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的确普遍有这样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上海中年妇女’会成为带有深意的词汇。但是随着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上海的高中生75%～80%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样的情况已有很大改观。”

    对此，于海教授这样认为：“上海人的心态其实是经历过三个阶段的。首先是1949年之前，那个时期的上海是开放的、流动的，汇集了海内外各地不安的、野心勃勃的、能力非凡的人。1949年前的上海可以在世界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是最好的，所以它自然是自信的，这种自信是带有吸纳、包容、创造和交流的。”

    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上海其实是完全封闭、没有流动的。1949年之前继承到的、但那时实际已经没有了的所有上海的优点，成为这个时期上海人自大的理由。而在另一方面，上海在那个时期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面霜、电视机、自行车，上海生产的各种生活物品都是全国质量最好的。但这种自大已经不同于1949年之前上海的自大，因为它没有新的人才流入，所以这种自大非常封闭、非常排外，也最受外地人诟病。”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那是上海人最失落的10年。“但从90年代后至今，上海重新崛起，又有了大开大合、开放的姿态，也开始了新的流动，国内的、世界的。现在的上海心态又恢复了1949年前的这种自信，而且这一次甚至比1949年之前站得更高，所以上海人现在的心态已经不再局限于、也不在乎那种斤斤计较了。”于海教授说。

    本位意识：本体VS客体

    几乎一夜之间红起来的周立波，即使他在“海派清口”中说普通话的比例占到60%，毫无疑问，那仍旧是一场只有上海人能看懂的演出。坚持“文化需要有本位主义，地域文化一定是根植于地域的土壤之上”的周立波，紧紧抓住上海人心底被挤压的“本位主义”。

    两个半小时，周立波是代言人，上海人的代言人。他回忆的是上海人共同的记忆，比如油条、泳衣、麦乳精；他抱怨的是上海人最想抱怨的，比如“股市变事故”；他调侃的是上海人最想调侃的，比如“用100个亿解决了30公里的交通难问题”；他嘲讽的是上海人想嘲讽的，比如“打桩模子”，因为早已消失在岁月流逝中，所以作为自嘲并不会伤害上海人的感情；他反驳的是上海人想反驳的，比如轻轻说一句“乃伊做掉”……他和所有上海人心照不宣，他就是上海人的那张嘴——尽管转身就去支持“上海话就是走向消亡的”，也不妨碍周立波照样依靠围绕上海话、上海人、上海心态做文章而继续走红。“他就是一个演员，说出了某些我们想说的东西，至于其他的，没必要也没兴趣关注。”周先生说。

    就像KDS上很多发帖带有过激语言的上海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轻易出言不逊一样，“上海人传统上‘比较实惠比较理智’，不太愿意起冲突。上海男人为什么不打架？因为他能立即考虑到医药费、家人、受伤后果、要负的责任等等，这是理性的做法，也是教育程度的体现。”钱乃荣这样分析。

    而在上海生活20年，从客体到本体的周先生则这样看：“每个城市都有本位意识，只是并非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多人想去，想去的人多了，客体意识和本位意识的冲突也就多了。其实上海这个城市，愿意来到这里的人自然愿意也容易融入，一旦融入也就增加了一个上海人。广州人会有香港情结，香港人会有英国情结，上海人，只有上海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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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之争

    上海社科院张结海教授牵头发布《上海人变了》的调查报告后，一些细则和结论引起争议，其中，社会学教授顾骏的看法可谓与之针锋相对。

    张结海：

    1.上海人已慢慢撕掉优越感的标签。

    2.在一些行为上，上海人和外地人越来越相似了。

    3.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此前被夸大了。

    顾骏：他（张结海）的研究做错了，首先对“上海人”的概念就没搞清楚。什么是上海人？“上海人变了”是指人群结构变了，还是原来一批“上海人”变了？

    我认为，凡是在上海生活、学习、工作的，就是上海人。受不了走了的，就不是上海人。假定来100人，最后留下70人。这些人，因为他们很上海，所以选择上海，又接受上海，留下来成了上海人。

    张结海：任何一个生活、工作在上海的人，都可能为“上海人”这个标签付出代价。中国人对于“被偏见”很敏感，但对“偏见”别人很坦然……不要把我的研究单纯理解为“为上海人正名”，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偏见与歧视。

    顾骏：从学术层面，我会从方法上和他讨论是否合理。但如果他想转变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拼不过《团长》里的那个“阿译”，他出现一次，大家脑中的刻板印象又深刻了许多。

    真要改变上海人形象，方法有许多。比如，1960年代，上海人跑去全国支援，“阿拉”成了能干的代名词，这不是形象吗？与其扭转这些，不如把上海人真正有支撑的优点加强，况且，全国各地谁没被人说过？别太把别人的这些话当回事，一笑了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