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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建筑概述

⒈  中国古建筑发展过程

中国古建筑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形成、发展、成熟、演变的过程，使之成为世界上独具风格的一门建筑科学，它是世界上建筑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早从原始社会晚期（约五万年前）开始，原始氏族公社不断繁荣和发展，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逐步发展为地面上房屋，并为适应氏族公社生活的需要，出现了相当大的氏族聚居地。这为中国建筑奠定了木构架建筑的发展雏型。

至奴隶社会（夏、商、周、春秋），商朝已有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其后期建造了宫室、宗庙、陵墓及规模相当大的灌溉工程和防御工程，并已能建造规模较大的木构架建筑，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院落群体组合。西周出现了瓦。至春秋营建了很多以宫室为中心的城市，城壁用夯土筑造，宫室建在夯土台上。木构架成为中国建筑主要结构方式。同时等级制明显出现。

战国时代进入封建社会，城市规模扩大，高台建筑更为发达，并建造多层木构架房屋，砖、彩画出现，建筑制度开始确立。战国后期的秦朝，修建了规模空前的宫殿（阿房宫），陵墓（秦始皇陵）、万里长城、全国性公路（驰道）及水利工程。

秦亡汉兴，西汉及东汉先后建设了规模宏伟的首都长安和洛阳。四百多年后为魏、蜀、吴三国所代替，汉末曹操营建了规制整齐的邺(yè)城。考古说明，汉代已大量使用成组的斗拱，木构楼阁逐步代替了高台建筑。同时砖石建筑亦发展起来，砖券结构出现，并采用各种瓦、下水管及墓葬中使用大块空心砖。至此，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独特的体系，基本形成了。

晋朝建立和东晋南迁到南北朝结束，在局势较稳定的长江流域，都城规划布局原则在汉末邺城传统上进一步发展，作为都城中心之皇宫，位置北移，并设规制整齐的东西市。佛教建筑繁荣发展，出现了大量宏伟华丽的寺、塔、石窟和精美雕塑。

隋朝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首都大兴城规模宏巨、分区明确、街道整齐，超越前代。

到了唐朝，建筑等级更为详密。陵墓、木构殿堂、石窟、塔、桥及城市宫殿，无论布局、造型均气魄雄伟，具有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雕塑和壁画尤为精美。唐代建筑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建筑发展最高峰，而且是中国建筑发展进入到了完全成熟阶段的佐证。

宋朝最初与辽（契丹族）对峙于华北北部，公元十二世纪初，金（女真族）灭辽，进而压迫宋朝退至淮河以南。

北宋首都东京——开封，都城建设巨大改革，废除了汉以来采用的封闭式坊里制度，以适应当时手工业和商业需要，桥梁建筑出现了大跨度的木构拱桥（虹桥）。装修、彩画基本定型，家具经过了由矮式向高式的改进。室内布置也开辟了新途径。木、砖、石结构不断发展，并制订为以“材”为标准的模数制，使木构架建筑设计与施工达到一定程度规格化。公元十二世纪初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即是总结这些经验的杰作。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它影响了以后元、明、清三朝的建筑。     

辽国与内地交流频繁，受汉文化影响借用汉族工匠技术力量修建了若干城市、宫殿和寺、塔等宗教建筑，因此，在初期保持了唐代风格；中期以后，受宋代建筑影响的同时又有不少创造性发展，著名的应县木塔即建于辽代。

与南宋同时的金国，融合了辽、宋建筑传统，在建筑结构及艺术风格取得不少新成就，为元代建筑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忽必烈灭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北京的前身——元大都始建。喇嘛教、伊斯兰教及中亚各族工艺美术，使汉族工匠在宋、金传统上进行创造的宫殿、寺、塔、雕塑融入新的元素，呈现若干新趋向。

元朝之后，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建筑、水利、造园等方面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专门匠师和学术著作。制砖手工业进一步发展，除修建了规模伟大的长城（明长城）和建造南北二京。一般府、洲、县城垣多用砖砌。民间建筑也多使用砖瓦。

明朝以及后来继起的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更为严密，等级制更为森严。官家建筑已完全标准化、定型化、建筑装饰琐碎繁缛（rù），但某些组群建筑的布局与形象颇富变化，圆明园即为典范，民间建筑类型与数量加多，质量提高。各民族建筑也于此时发展成熟。同时，皇家和私人园林有很大发展，成为此时期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明清建筑继汉、唐、宋建筑之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筑的最后一个高潮。在这古建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明清两代在建筑形式、构造方式、建筑材料、工艺技术及《清式则例》的遵循方面“因袭相承，变易较微。”形成了统一风格，有很多共同或相似之处。清雍正十二年（1733年）颁发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即为这个时期的建筑在造型、设计、构造、用材、工艺及施工技术方面的总结。

2、中国古建筑形式及特点

中国古建筑从原始社会开始，即以木构架为其主要结构方式，在这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平面布局、立面形式、构造方式、建筑风格诸方面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可谓千姿百态、千变万化、流光异彩。

中国古建筑有其完整的木构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又有抬梁式、穿斗式、井幹式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抬梁式木构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初步完备了，后经不断提高，产生一套完整比例和做法。此种木构架是沿房屋进深方向在石础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迭数层瓜柱和梁，自下而上，逐层加高并缩短，至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构成一组木构架。在平行的两组木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联络柱的上端，并在各层梁头和脊瓜柱上安置若干与构架成直角的檩。在檩上排列椽子承载屋面重量，同时檩还具有联系构架的作用，这样由两组木构架形成的空间称为“间”。一座房屋通常由一间乃至若干间沿面阔方向排列为长方形平面。除此之外，木构架结构还可建造三角、正方、五角、六角、八角、圆形、扇面、万字、田字及其它特殊平面建筑和多层楼阁与塔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斗拱的应用。所谓斗拱是在方形坐斗上用若干方形小斗与若干弓形的拱层迭装配而成的组合部件。斗拱至迟在周朝初期已有在柱上安置坐斗，承载横枋的方法。至汉朝，成组斗拱已大量用于重要建筑中，斗拱形式不止一种。经过两晋、南北朝到唐朝，斗拱式样趋于统一，并用拱的高度作为梁枋比例之基本尺度。后来匠师们将这种基本尺度逐步发展为更周密的模数制，就是宋《营造法式》所称的“材”。“材”分八等，而每等“材”又分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宽。根据建筑类型先定材的等级，然后构件的大小、长短和屋顶的举折都以“材”为标准决定。至明清，模数制在大式建筑中变为以斗口为基本权衡单位，在小式建筑或无斗拱大式中以柱径为基本权衡单位。

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由于等级制的关系，只有宫殿、寺庙及其它高级建筑才允许在柱上和内外檐的枋上安装斗拱。斗拱最初用以承托梁头，枋头，还用于外檐支承出檐的重量，后来才用于构架其它节点上，而出檐深度越大，斗拱层数就越多。斗拱具有结构和装饰的双重作用，因而以斗拱层数的多少表示建筑物的重要性。

穿斗式木构架也是沿房屋进深方向立柱，但柱的间距较密，柱直接承受檩的重量，不用架空抬梁，而以数层“穿”贯通各柱，组成一组组构架，亦即用较小的柱与数木拼合的穿，做成相当大的构架。用料经济施工简易，是其特点。这种木构架至迟在汉朝已相当成熟，流传至今，中国南方普遍采用。也有房屋两端山面用穿斗式而中央诸间用抬梁式的混合结构。

井幹式木构架是用天然圆木或方形、矩形、六角形断面木料，层层累叠，构成房屋壁体。据考，此种结构法商朝已产生。汉朝初期宫苑中有井幹楼。井幹式结构房屋，即可直接建于地上，也可像穿斗式构架一样，建于干阑式木架之上。

中国古代木构架房屋还具有：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适应不同气候条件；有较好抗震性能；材料供应方便等优点。

3、中国明清古建筑

中国木构架结构体系，经过三千年的发展，由简陋到成熟、复杂，再进而趋向简化，到明清达到最后一个高峰。明朝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朝于1733年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则进一步予以制度化。标准化、定型化还包括彩画、门窗、须弥座、栏杆、屋瓦及装饰花纹等方面。

明清时期的夯土技术有了更高成就，在桥梁和地基工程，多采用黄土合白灰夯筑基础。实践证明，我国传统的夯土建筑物在防震、防水方面具有很大优越性。

琉璃瓦生产，用坩（gān）子土作坯料，提高了硬度，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超过以往。明万历《工部厂库须知》记载：当时所烧琉璃瓦件就有黄、青、绿、蓝、黑及白等各色釉子。清代以后，又增加了桃红、孔雀蓝、葡萄紫等更华丽釉色。但使用上仍受封建社会等级制严格限制。其中黄琉璃瓦仅用于宫殿、陵寝和最尊贵的祠庙。如北京紫禁城。琉璃砖多用于佛塔、牌坊、照壁、门、看面墙等处。如故宫及北海九龙壁等。

此外，镏（liú）金、琉璃鋄金（银）、亮铁、砖雕、木雕及其它美术工艺品用于建筑，丰富了装饰的手法，对建筑艺术起了很大作用。

明代砖的生产大量增加，并设官窑烧造砖瓦。不仅民间建筑普遍使用砖瓦，全国大部分洲、县城都包砌砖面，特别是河北、山西二省长达千余公里的万里长城，在十五、十六世纪间，大部分修建为雄厚的砖城，规模之大，举世闻名。高级建筑物所用的铺地金砖，则于苏州设官窑烧造。从苏、松一带征集技术熟炼的窑匠精心团造，有二尺二、二尺、尺七细料方砖，质地坚腻，棱角方正。反映了古代陶冶匠师之高超技术水平。

宫庭建筑所需各种石料，和砖瓦一样由工部委官开采，于房山大石窝采汉白玉、青白石；于马鞍山采青砂石、紫石；于白虎涧、鲇鱼口采豆渣石；后又在牛栏山和石景山采青砂石；于江苏省徐、淮地区采花斑石。房山所采汉白玉石洁如玉，专供宫廷、陵寝、坛庙阶砌栏楯（dù）之用，柔和而易琢，镂为龙凤芝草之形，具极高装饰效果，如北京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圜丘坛的汉白玉须弥座、栏杆即是珍贵的范例。花斑石由于石纹斑烂美丽，多用于宫殿、苑囿作铺地材料。还有虎皮石，多用以垒砌围墙和房屋台基，经济美观。

木材方面，明代统治阶级极尽奢华，兴建重大建筑工程要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地采办楠木、樟木、柏木、椴木、花梨木及桅（wéi）木、杉木；从山西、河北等地采办松木、椴木、榆木、槐木等大量木材，以应木需。宫殿、陵寝和坛庙高级建筑用楠木制作梁、柱和门窗装修；用柏木或楠木、樟木制作斗拱；用杉木制作檩条、圆椽和望板；用樟木制作飞檐椽、翘飞椽、山花、博缝和雀替；用松木制作连檐、瓦口；用柏木、榆木制作地丁和桥桩；用桐皮槁做鹰架木等等。

明初用了许多大尺度材料，如天安门和端门的明间跨度长达8.5米以上，此跨度是空前的。昌平明长陵陵恩殿用直径达1.17米、高23米的整根楠木柱，尺寸之巨国内罕见。入清以后宫廷工程由于缺乏巨大木材，不得不用小块木料拼接成柱子和梁，外加铁箍拼合成材。解决了用材问题。大项工程由于缺乏楠木，转向大量使用黄松，作主要建筑材料，这是明清两代在大木用材方面显著差别。

在木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斗拱结构机能减弱，比例得以减小，构造更加简化；另外，构架整体性加强，节点简单牢固。同时却再没有金元时期那种灵活处理空间和构件的方法，构架死板僵化；而梁的断面由3：2改为5：4的比例，不但断面不合理，而且加重了梁本身的静荷重。

比较之下，明清官式建筑呈现着比较沉重、拘束但又稳重、严谨的风格。这和唐朝的宏伟、豪放，宋 朝的柔和、绚丽之风格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明清建筑师在组群总体布局上仍然表现了其卓越才能。他们在指定的地段上，按照成熟定型做法，恰当地安排这些标准房屋，把各种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的建筑巧妙组合，使它们即适应功能要求，又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如北京的明清宫殿、颐和园、西苑、天坛等。

清朝世袭的皇家建筑师“样式雷”家族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明清的民间住宅和园林，在空间组织、建筑造型、建筑装饰、利用地方材料和设计施工方法等方面也有很多新的创造和发展。

明末计成（无否）所著《园冶》，关于相地、立基、屋宇、装拆、门窗、墙垣、铺地、掇（duō）山、选石及借景等方面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

近人童隽所著《江南园林志》，对于造园艺术与造园技术，从园林的结构特点及历史沿革方面作了不少的品评和议论。

苏州姚承祖（补云），世袭营造业，清代末年苏州地区许多住宅、寺庙，经他设计修建的有不少。晚年担任鲁班会会长，是当地有名的建筑师。遗著《营造法源》一书，对于住宅、庭园建筑的设计原则与施工规范都有详尽的论述，是近代记述江南古建筑的一部技术专著。

此外，还有前述的清朝建筑技术方面的官书《工程做法则例》等等，都是古代工匠建筑技术和艺术技巧的集中体现和概括，是被长期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施工中总结出来的有益经验和宝贵财富。

二、中国古建艺术收藏品

1.        中国古建筑模型

中国古建筑模型的制作，自古有之。在建造房屋以前，先做建筑模型以供审定的做法，已有悠久的历史。模型的起源至迟源于隋代。如隋炀帝时拟议在洛阳建造“明堂”，当时的著名建筑家宇文恺研究了历史明堂史料，后来制出了一具模型。以后各朝较大工程也有先制作模型的。可以说，模型在当时是皇家建筑工程及大型建筑设计的辅助手段。

进入清代，古建筑发展到高峰，做为设计辅助手段的模型制作愈发显得重要。同时亦出现不少工程设计及模型制作的高手。“样式雷”就是明末清初世代相传的建筑专业世家。其始祖雷发达就是这当中的佼佼者。

雷发达字明所，原籍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今永修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死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19年至1693年），明末迁居南京，清康熙年初与其堂兄雷发宣，以技艺应募到北京供役，参加宫廷建设。因技艺卓越，很快被提升担任工部营造所长班，样房掌握“图样”和“烫样”，也就是进行设计工作。成为“样式雷”世家发祥之始，七十岁时退休，死后葬于金陵（南京）。

关于雷发达升任长班，在清朝康熙年间曾有一件哄动民间的趣事。

“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微照命，金殿封官。”当时传为佳话，这就是“样式雷”第一代雷发达，由普通匠人一跃而升为工部营造所长班，入世发祥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康熙八年修缮太和殿，因当时缺少大木，仓猝间只好拆了明陵楠木旧梁柱使用。封建时期大木上梁是件大事，钦天监选择黄道吉日并举行定制的隆重祭祀仪式，该殿上梁之日，康熙帝亲临行礼，当金梁吊起后，因榫卯不合算，悬在上面落不下来，康熙帝看了紧皱双眉，工部随从的官员急得团团转，忽看见工匠雷发达急命换了朝服，袖着斧头，攀梯上去，只听砰的一声，斧头落下梁亦落实。祭礼完成，康熙帝大喜，在金殿上当面封了雷发达为工部营造所的长班。这在当时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重读书做官而轻工商的社会风气下，由一个劳动工匠一跃而提升为长班，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奇事。由此而世传七代，历时二百多年，掌握了清代各宫殿、园林营造工程的设计，进呈“烫样”等，成了清代盛名的营造师世家。

七十三岁的雷发达于1693年病死在北京。之后，其子孙不但继承了其任营造所长班，同时还供役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承办楠木作内檐硬木装修。其长子雷金玉继承其父业，仍担任工部营造所的长班，并掌管圆明园的楠木作，在圆明园建设设计中发挥了作用。该园开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乾隆、嘉庆时仍然进行，大兴土木，并在园内设有“总理工程处”、“销算房”、“督催所”、“堂档房”等机构。“样式雷”四世雷家伟（为三世雷声徵之长子）继续建设圆明园，与雷家玺、雷家瑞弟兄三人担任颐和园万寿山、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的三山三园的设计工作，并设计承德避暑山庄全部园林工作。家玺设计了嘉庆的陵寝昌陵。同治时复有重建圆明园的决定，雷氏六世雷思起（为五世雷景修三子）又重新设计了定陵（咸丰陵寝）。七世雷延昌主持设计三海，增设了许多亭台楼阁。又设计了同治的惠陵、慈安太后陵、慈禧太后陵等。清代小木作装修雕刻的大样，属楠木作，“样式雷”就是世传的楠木作设计专家，他们的装修大样，现在还保存有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大量图纸、烫样。

清代之所以称模型为“烫样”，是因为“烫样”有的部位制作时须用小型“烙铁”熨烫成型而成，故名“烫样”。“烫样”是用纸张，如元麦纸、麻呈文纸、高丽纸、东昌纸等，木材如红白松等，较软木材，秫秸杆、水胶等材料制作而成。“烫样”类型，有组群建筑烫样，有单座建筑烫样二类。组群建筑烫样，是以一个院落或是一个景区为单位，除表现单座建筑之外，还表现了建筑组群的布局和周围环境布置绿化等情况。通过这些烫样可把这些地区的建筑布局、环境全面了解，是这种烫样的特点。但这种烫样对其中一些次要建筑内部表现可以简单一些，不如单座建筑烫样的细致。单体建筑烫样，主要表现拟盖的单座建筑的真实情况，如形式、色彩、材料和各类尺寸数据。并且打开烫样屋顶，可以看到内部梁架结构，内檐装修，彩画式样等。烫样内部有时还有一些室内陈设桌椅、床榻、几案等。制作相同，形态逼真。这些内部装修，依例由楠木作雷氏承造。烫样上还贴有表示建筑各部尺寸的黄纸标签，注明详细尺寸及构件名称。可以掌握这座建筑从整体到细部的全面情况。

清代“样式雷”以烫样、草图、做法说明三者一体地完成古建设计。烫样的制作是根据建筑物的情况按比例制做的，并标注明确尺寸。烫样制作精巧，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艺。

早期建筑模型保存至今的，为数并不多。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清代“样式雷”所作的“烫样”（清代称模型为“烫样”）和晚一些时期的建筑模型。由此可见，古建筑模型只是在皇家及大型建筑设计中才有制作且制作者为数甚微，它不属于民间传统手工艺，故古建筑模型作品变不多见。

1、           明清古建筑的形式及种类

现存的古建筑实物中，明清古建筑占相当大数量，仿古建筑也多是仿明、清建筑式样及风格。明清古建筑的形式多种多样，仅亭子一类，就有几十种之多，但归结起来有五种基本形式：①硬山 ②悬山 ③歇山 ④庑殿⑤攒尖。在这几种最基本的建筑形式中，庑殿又有单檐庑殿、重檐庑殿；歇山有单檐歇山、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歇山、大屋脊歇山、卷棚歇山等；硬山、悬山，常见的既有一层，也有二层楼房；攒尖建筑则有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圆形、单檐、重檐、多层檐等多种形式。除五种最基本建筑形式以外，还有扇形、套方、双环、卍字、曲尺、卷书等特殊形式的建筑，再加上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建筑形式组合起来形成的复合式建筑（如北京团城承光殿、故宫角楼、北海妙象亭、故宫万春亭等），使古建筑呈现出极为纷繁复杂的建筑形式。

古建筑有大式与小式之分，大式建筑主要指宫殿、府邸、衙署、皇家园林这些为皇族官僚阶层以及他们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建筑。小式建筑则是以民居为主的，为广大士民阶层和劳动群众服务的建筑。大式与小式的划分反映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

大式建筑与小式建筑的区别表现在建筑规模、群体组合方式、单体建筑体量、平面繁简、建筑形式的难易以及用材大小、做工粗细、用砖、用瓦、用石、脊饰、彩画、油漆等各方面，并非仅以有无斗拱作为区分标准，但有斗拱的建筑一定是大式建筑。

2、           明清古建筑的脊饰

中国古建筑不但有其结构上的合理、严谨、巧妙，外观上的宏伟、挺拔、秀美，更有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使之蕴含了无比丰富文化内涵。明清古建筑的脊饰就起到了这样一种画龙点睛之功。

明清古建筑屋面脊饰，主要有正吻、垂兽、戗兽、蹲脊兽（或称走兽、小跑）等。

（1）              正吻

正吻的沿革及发展：我国古建筑大屋顶正脊两端张嘴向内的龙形饰物，现通称为正吻，也叫做大吻，汉代以来还有许多其它的称谓，诸如鸱（chī）尾、鸱吻、龙尾、蚩（chī）尾、蚩吻、祠尾、殿吻、龙吻、螭（chī）头等等。今天北京宫殿屋脊上所见的正吻，貌似龙形，缩头卷尾，口衔正脊，身披鳞甲，上塑小龙，背有剑把，后加背兽。琉璃制的正吻，随瓦之大小分八个级别，（二至九样）。最大的正吻高达一丈多，重达七千三百斤，用十三块琉璃件拼成。

正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它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关于它的有趣的传说。古时屋顶正脊两端的枢纽，由简单的翘突逐渐形成动物形的脊饰，有鸟形的，更多是鱼、龙形的。鸟形的饰物一般叫做凤鸟；而对于近似鸟形的鸱尾，则有两种解释。鸱，本是鹞鹰或猫头鹰一类的猛禽。据宋《营造法式》“鸱尾”条云：“汉记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这里说的是似“鸱”的鱼。另一说出自唐代苏鹗《苏氏演义》：“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鸱字。”此说则直称蚩（鸱）尾本身即是海兽，并没有把它和鸟类相联系，不过这两种说法都说它是海中能灭火的神物。《梦游录》上也说：“汉以宫殿多火灾，术士言天上有鱼尾星，为其像于屋以禳（ráng）之。”因此鸱尾形象，其背部卷翘部分可视为鱼的背鳍       （qí），而它与猛禽的翘尾相似。

鸱尾演变为鸱吻，大约在中唐或晚唐。鸱尾与正脊结合处本为平接，而从四川乐山凌云寺中唐时期摩崖中所刻形象看，前端已成兽首，张口吞脊，便成“吻”的形式了。鸱吻记载则始见于五代后晋刘绚撰的《旧唐书》。不过，直到宋代，仍然对此名称有争论。宋人著的《唐会要》和《营造法式》还是坚持说时人谓其为“鸱吻，非也。”由于鸱吻张口吞脊状，明代李东阳《怀麓堂集》后稿十二《记龙生九子》说及：“龙生九子，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造像。”把它说成是龙所生的九子之一了。今天古建工匠中俗称正吻为“吞脊兽”，大约源自于此。

宋《营造法式》对它又有“龙尾”之称。宋代以后，出现了龙形鸱吻，现可见于金代建造的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金元以后，饰龙形的吻逐渐增多，明清时已很普遍，也就称它为“龙吻”或“吻”了。官式建筑的龙吻，逐渐定型化。地方建筑的正吻则千变万化。我国南方建筑也常用鳌鱼一类的吻饰。

清式官式建筑正吻的剑把，传说是仙人为防止能降雨消灾的脊龙逃走而将剑插入龙身的。从建筑的沿革的角度分析，它却是源出于对鸱尾的保护。由于早期鸱尾的背鳍适于鸟类仃落，为防止鸟雀栖止筑巢，故在此处插入铁针。以后因吻背逐渐作得比较光圆，无需用铁针防鸟雀，铁针便演变成三五根一束的铁叉状的装饰品——拒鹊子。宋式鸱尾背上不仅有突起的矩形物“抢铁”，有的在抢铁上还插入五叉拒鹊子。抢铁和拒鹊又逐渐深化成琉璃正吻上的剑把及其上的五股云图案了。

古时用正吻是件隆盛的大事。清代工部则例载有“迎吻”仪式：“遣官一人，祭吻于琉璃窟，并遣官四人，于正阳门、大清门、午门、太和门祭告。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及科道官排班迎吻。各坛庙等工迎吻。”

正吻的传说：除以上有关正吻的传说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清式正吻由于它口衔屋脊，又俗称：“吞脊兽。”

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谓之“蚩吻，”好吞。这个蚩吻，应是蚩龙的意思，而蚩龙又与著名的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鲧有关。据成书于战国末西汉初的书《归藏》启筮篇云：“鲧死后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蚩龙。”在这个传说中，善于筑城造堤的能工巧匠——鲧，治水不成遭天帝处死了，被后尊为水神，而蚩龙是他的一种化身，是水中的神物。

又有一说，相传是汉代张天师因镇火灾“敕封十龙”（或称“日封十龙”），即所谓每天派十条龙守护殿顶（若与歇山屋顶对照，确有九脊十龙：正脊两端各有一只，其余垂脊兽四只，戗兽四只）。其中守于正脊两边的（即正吻）又称为乖龙，俗名“懒龙”。《鸱吻考略》引《茅亭客话》载：“乖龙苦于行雨，多方窜匿，或在古木楹柱之内，或在楼阁鸱瓦之中。”因乖龙性懒，故用符剑镇在殿脊之上，以防其遁。所以正吻背上露出一个剑把。

再一说，螭吻：头似龙，卷屋的吞脊兽。口阔嗓粗平生好吞，喜远望，善呼风唤雨，能灭火。把它装饰在宫殿屋脊两端，以避邪灭火。传说海龙另一儿子明知自己不行，又想夺取王位，而忘义地乘机朝正吞脊的弟兄背上狠狠地剌了一剑，剑一直插进屋脊内，从此钉在上面，而出现了背上带有剑柄的螭吻形象。

（2）              垂兽与戗兽

垂兽与戗兽造形上是一致的。传说垂兽也是“龙种”。按前述“日封十龙”的说法，除了正脊吻兽以外的“兽”也是龙。据说这种龙名为“螭龙”，又叫“鬟龙。”按《康熙字典》载：“螭龙无角，”而殿脊之螭有角，传为受敕封后生出角来。

（3）             蹲脊兽

蹲脊兽是指位于脊端的一系列小兽，简称脊兽，俗称小跑、小兽。自位于脊端仙人始，大致依次为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它们各喻祥瑞之意，亦有不少传说。

仙人：仙人造型为三鬃长髯之人骑在鸡形的兽上，人与鸡连在一起而头部另外制造。关于“仙人”的含义，传说有多种：

（甲）  说仙人是姜太公（吕尚、姜子牙），他辅助周文王打天下，《封神演义》写他消灭了对手，并登禅封神，把死者的鬼魂封为了天上星宿和各路神仙，因此他有镇邪消灾的神力。民间常以“姜太公在此”镇妖捉崇。他的坐骑即似兽非兽、似鸡非鸡的“四不相。”

（乙）  说是春秋齐国的国君齐泯王。关于齐泯王又有两说。古建工匠常说：“泯王无道，走头无路。”说他已到了屋角之端，再往前走就要栽下去了。但又有一相反之说，说他作战时失败在逃，前遇大江阻挡，在焦急万分时幸一大鸟出现，将他救负过江，得以幸免于难。

（丙）  所谓“河图麟书”之说，称仙人手持八卦图（与实物对照，仙人并不持物）。疑“河图麟书”即“河图洛书”之意，这是古文献中记载仙人作八卦故事的。《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仙人）是谁，又有两说：一说是伏羲（牺）；又说是大禹。据《周易大传今注》卷五：“伏牺时有龙马出于河，身有文如八卦，伏牺取法之，以画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背上有文字，禹取法之，以作书，即尚书洪范之起源。”另有许多古文献提到河图洛书之事及八卦起源出于黄帝（已有人考证伏牺即黄帝。见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一版），又《论语·子罕》记孔子所说：“凤凰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联系实物造型，仙人坐骑莫非为凤凰？

（丁）  所谓：“麒麟送子”。《鸱吻考略》从“河图麟书”说起：俗传为“麒麟送子”，考非是，盖谁家妇女能殿脊城楼上产子呼！这说明民间是有此种俗传的，但《考略》是持否定意见的。

（戊）  说是“禹王治水，”束冠者为大禹，据说是恐屋脊聚龙太多，易发大水，又需有所制约，故由禹王镇守。

龙：此处的龙四足蹲于瓦上，形如兽，所以它属于“蹲脊兽”，又称为“龙种兽”，传说也是“龙生九子”之一，那么它是上述蚩吻的弟兄——嘲风，所谓“好险，为殿阁走兽”者。

凤：

传说中的瑞鸟，所谓“四灵”之一（《礼·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凤与凰常连成一词，实是雄雌二者，雄日凤，雌日凰。与龙一样：都是想象中的神物，现实中并无此种鸟类，古代凤与风又通用，因此有人分析，传说中的凤实在是风的神化。

狮子：

所谓猛兽之王，在我国向来被作为勇猛豪壮、生气勃勃的象征。唐代著名大书法家虞世南作的《狮子赋》形容其“瞋目电曜，发声雷响。”狮子又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足具神威。《传灯录》载：“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佛祖的大喝一声也形容为狮吼，可见狮子的特殊地位。狮子不仅常被用作建筑、器物的装饰，也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经常表现的对象。

天马：

这个蹲脊兽形象具有马的特征，翅膀贴在身上，表示它有腾云驾雾的神威。天马本是骏马的意思。用于屋脊上的应视作神马。《文选》载张衡《东京赋》有“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的句子，此中描述的天马是铜制的饰物，屋脊上的天马含义应与此近似。

海马：

造型近似天马，但身上无翅膀而饰以火焰。

狻猊：

狻猊是狮子的别名，也叫“狻麑”。古书《穆天子传》注说：“狻猊，狮子，亦食虎豹。”因在其头部塑有“披肩发，”所以琉璃匠人又称它为披头。

狻猊形似狮子，平生喜静、善听，好坐、喜烟火，因此亦常把它装饰在佛座上和香炉上的炉脚部，让其尽听佛教徒吟经尽享香火的熏烤。

押鱼：

是塑有鱼尾、身披鱼鳞的蹲兽。关于吻兽等脊饰的传说中，有“鱼尾星”一说，可能与“押鱼”的来历有关（《梦游录》：“汉以宫殿多火灾，术士言天上有鱼尾星，为其像于屋以禳之。”

獬豸：

传说中的瑞兽，是羊的神化物。《晋书，舆服志》说：“獬豸，神羊，能触邪佞。”也写作“解豸。”《论衡·是应篇》云：“解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冶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

又云：形似狮又像龙，头上生一尖角。它生性忠实，如有发生争斗者，它会用口去咬，用角去触不正直的坏人。明清官员有戴獬豸冠者，专司弹劾的御史官员的补服上也绣獬豸纹祥。

斗牛：

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虬龙，其造型是牛头兽态，身披龙鳞。《宸垣识略》记载：“西门海子中有斗牛，即虬螭之类，遇阴雨作云雾，常蜿蜒道旁及金鳌玉栋坊之上。”

行什：

是由“龙”算起一列小兽中排行第十位的武士，其造型尖嘴猴腮，挺胸凸肚，背后生双翅，手按金刚杵。梁思成先生《清式营造则侧》称其为“猴”，大约来源于它的形象。而《大清会典》把它定名为“行什”，可能因它按次序论固定在第十的位置。此物可见于北京故宫太和殿脊端。

④ 套兽：

位于屋角仔角梁端部的琉璃套兽，按《鸱吻考略》的记述，有如下几种传说：

甲：谓之“蒲牢。”按“龙生九子”的说法：“蒲牢，好鸣，为钟之钮鼻。”蒲牢是传说中的海兽，生性怕鲸，鲸见它即追逐扑击，它则迎风鸣叫，仓皇潜逃，因此说它：“好鸣。”屋角梁端常挂风铎（即所谓：“铁马”、“殿角风铃”）它上面的挂环固定于角梁之下，套兽及其内角梁（彩画常将它饰成条纹，喻龙的肚腹）也就相当于风铎 的钮鼻。

乙：谓之“流龙”，“流”字是从“蒲牢”的牢字演变过来的。传说流龙性喜游徙，无一定栖止之处，遇风声即藏于屋角瓦际，这条龙便伏在屋角之下了。

丙：也说是：“嘲风，”即所谓“龙生九子”中“好险，为殿阁走兽”者。但此说不若把嘲风看作是蹲脊兽中的“龙”贴切。

丁：说是与正脊大吻的乖龙配对的公母龙，因它喜欢逃窜，雄龙已被符剑镇于正脊；雌者慌忙逃匿于角殿之下，既不敢飞腾，也不舍离开。

凡此种种，都没有离开“龙种，“与前述的吻兽等都是可以行云布雨的神物，其喻意都是为祈其防火消灾，庇佑平安。

⑤  勾头、滴子及钉帽                           

勾头瓦当，自古以来都是很受重视的的饰物。汉代陶瓦已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及多种文字装饰。宫殿建筑的瓦当及滴子常用龙形图案。

民间传说也给位于勾头之上的钉帽赋予了“龙种”的特性，将钉帽称为“龙子”或“乖龙子”，也叫做“鬼龙子”，即所谓龙的卵，龙的后代，表示其有生生不息之意。不过琉璃工匠则常把它称为“瓦咯达”（即“瓦疙瘩”），只是把它看作是瓦上的一种突起物而已。

3、            中国古建筑艺术收藏品

中国古建筑艺术收藏品不仅再现传统工艺的巧夺天工，而且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示了中国古建文化艺术魅力。

中国古建艺术收藏品无论从工艺上、外观上都无不追求精美极至，形似而神真，形神兼备。以下介绍的一例作品即可谓精品。

作品分a、b两部分：

作品a　

名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收藏品

尺寸：长（须弥座，即台基）：146.80厘米（57.80inch）

宽（须弥座，即台基）：62.50厘米 (24.61inch)

高：120厘米 (47.24inch) 

材质：核桃木、楸木                设计寿命：300年

作品是作者以清雍正十二年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为依据，并研究中国古建筑艺术及工艺多年，自行设计，采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一座仿清代古建筑的微缩艺术品，它的制作历经两年，耗2700多个工时，由近两万个零部件组合而成,制作非常精美。作品从台基（须弥座）到屋顶分为两层：从台基底部到大额枋上皮为一层，平板枋下皮到屋顶为上层。分开即可看到额枋处榫卯结构及室内斗拱以及按古代最高制式制作的开启自如的门窗,这些足以让观赏者一饱眼福。设计制作者的巧妙构思和高超技艺，更充分的展示了作品的精湛工艺。

斗拱是按它的权衡尺寸比例制作的，按一件件的斗、拱、翘、昂组合而成，外型栩栩如生。

歇山屋顶的设计极大丰富了古建艺术收藏品的整体造型，使它更显庄严雄伟、玲珑清秀。

歇山屋顶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四条戗脊，故又称九脊殿。屋顶上雕刻的正吻、兽、仙人、小跑栩栩如生；翼角轻盈翘起，曲线柔和、优美。更有个个传说故事，让人产生无限暇想。

这件作品无论是造型上的惟妙惟肖，还是它所蕴含的几千年的古建文化都显示了它是一件值得鉴赏与收藏的艺术品。

作品b,（照片20）是一件仿清代家具的翘头案，也是一件艺术性较高的工艺品，它体现了雕刻的精美及结构的合理性。

名称：翘头案

尺寸：

长：212.30厘米 (83.58inch)

照片22__作品b局部(条案花板)

照片21__作品b局部(条案花板)

材质：核桃木，楸木

 制作者在设计上突出以下几点：（１）为了衬托作品a的高大、宏伟，增加了它的高度。（２）显示了其稳重、大方又不喧宾夺主的特点；（３）两边的翘头与作品a翘起的翼角相呼应。（４）从造型和花板雕刻上着重体现了工艺制作的精美和高超的技艺。

作品a与作品b的完美结合更能展示古建筑艺术收藏品的庄严、雄伟及艺术收藏价值。当然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它的特殊的实用性——例如：以古建筑艺术收藏品的形式领略现有的以及未曾保留下来的辉煌的古建筑（如：故宫、圆明园）之风采。使世人以及后人更进一步直观的了解我们祖先的伟大及聪明才智，激发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及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更加深厚的文化思想基础。

以古建筑艺术收藏品作为技术手段为古建筑的恢复起到辅助作用。

以古建筑艺术收藏品作为公共场所（如机关、宾馆、博物馆等）及家庭的环境陈设或展品，营造和提高文化艺术氛围。

以古建筑艺术收藏品作为神龛用做供奉，实为难得之上品。既可作为宗教供奉，满足宗教人士对宗教信仰的高层次需求，又可帮助人们表达扶正辟邪、进财免灾的愿望，还可供奉先人，享宗庙社稷之礼遇，染皇家等级之威严，取在天之龙之灵气，孝敬祖上，扶荫后代。

上述作品的精美绝伦可见一斑。作品的制作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收藏品研究开发工作室，该室有一批技艺高超的技师和研究设计人员。工作室的宗旨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制作出精美绝伦的古典艺术品，并以古建艺术收藏品为载体，将中国的古建文化及传统手工艺发扬光大，传扬四海，再现中国古建筑昔日的辉煌。

第一节 元·明·清宫殿建筑大略
    元室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土，并迭西征，以展拓疆土，造成地跨亚欧之大帝国，华夏有史以来，幅员之广，无有能逾此者。元初，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复曰中都。四年，于辽金旧城之东北创置新城，始迁都焉。九年（公元1272年）改大都，“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门”[1]。
    大都正南门曰丽正，其内有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栏马墙。门内二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绕桥尽高柳，郁郁万株，与内城西宫海子相望。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门分为五，总建阙楼，其上翼为回廊，低连两观。傍出为十字角楼，高下三级；两傍各去午门百余步。有掖门，皆崇高阁。内城广可六七里，方布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楼。..由午门内可数十步为大明门”[2]，门后正中为大明殿，“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夹六间，后连香阁三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3]。“殿基高可十尺，前为殿阶，纳为三级，绕置龙凤白石阑，阑下每楯压以鳌头，虚出阑外，四绕于殿。殿楹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饰以起花金龙云。楹下皆白石龙云花，顶高可四尺。楹上分间，仰为鹿顶斗拱攒顶，中盘黄金双龙，四面皆缘金红琐窗，间贴金铺，中设山字玲珑，金红屏台，台上置金龙床，两旁有二毛皮伏虎，机动如生。”“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4]。
    “殿右连为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红琐窗，连建后宫，广可三十步，深入半之，不显。楹梁四壁立，至为高旷，通用绢素帽之，画以龙凤；中设金屏障，障后即寝宫，深止十尺，俗呼为拿头殿。..殿前宫东西仍相向，为寝宫。..宫后连抱长庑，以通前门”[见注2]，其制略如前述。
    寝宫以后，仍多殿阁，以处嫔嫱，其间多以栏庑连之，装饰之美，实难尽述；加以胡元来自沙塞，故金貂银鼠，往往藉为帐褥，内室装饰遂与历代迥异。
    苑囿之胜，当首推太液池之万岁山，即今北海琼岛是也。池在大内之西北，“广可五六里，驾飞桥于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圆殿，绕为石城。圈门散作洲岛拱门，以便龙舟往来。由瀛洲殿后，北引长桥上万岁山”[见注2]。山高可数十丈，“金人名琼华岛，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修缮之。其山皆以玲珑石叠垒，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河至其后，转机遇■，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山前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也，为灵圃，奇兽珍禽在焉”[见注2]。
    广寒殿在山顶，为全山最大之殿。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板密，其里编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左右后三面，则用香木凿金为祥云数千万片，拥结于顶，仍盘金龙殿，有间金玉花，玲珑屏台，床四，金红连椅，前置螺甸酒卓。高架金酒海，窗外为露台，绕以白石花阑。旁有铁竿数丈，上置金葫芦三，引铁链以系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镇其下龙潭。凭阑四望空阔，前瞻瀛洲仙桥，与三宫台殿，金碧流晖；后顾西山云气，与城阙翠华高下，而海波迤回，天宇低沉，欲不谓之清虚之府不可也”[见注2]。
     明太祖奋起淮右，首定金陵，北上灭元，遂一天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以应天府为南京而建都焉。“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内为宫城，亦曰紫禁城，门六。..宫城之外门六。..皇城之外曰京城，周九十六里，门十三。..后塞钟阜仪凤二门，有十一门。其外郭洪武二十三年建，周一百八十里，门十有六”[5]。
     吴元年（公元1367年），吴王“新内城。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右左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焉。..皆朴素不为雕饰”[6]。“时有言瑞州文石可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乃导予奢丽乎？’”[7]至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十年告成，制度如旧，规模益宏，以后续有增建。迨燕王靖难变作，北兵南下，南都宫室，悉付劫灰。唯宫门殿座间有未坏，迄至今日犹有存者。
     仁宣以降，屡敕兴建南京宫殿，稍稍修复，唯终不能重恢明初之旧观耳。

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四年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五年改建皇城，略偏元故宫之东，十九年告成，即改北京为京师，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门八。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门六。京城周四十五里，门九，实就元之大都，截其北而展其南而成者也。成祖之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制度，悉如南京，而高敞过之。中朝曰奉天殿，..南曰奉天门，常朝所御也”[见注7]。其后之华盖谨身诸殿，乾清坤宁诸宫，规画布局一如南京之旧。“其他宫殿，名号繁多，不能尽列，所谓千门万户也”[见注7]。“宣宗留意文雅，建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游观所至，悉置经籍”[见注7]。明北京宫寝，常罹火厄。当永乐十八年始成，而翌年前三殿即焚毁。又次年乾清宫亦灾。至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始予复建。嘉靖万历间，又两次灾而重建焉[8]。
     北京御苑之建，始于永乐。于京师南二十里修南海子。宣德间修琼华岛，广寒清暑二殿。天顺间（公元1460年）乃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即太液池东西作行殿三，池东殿曰凝和，池西殿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缮之，而饰以垩，曰太素。此外亭六，轩一，馆一[9]。其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间时或增益焉。满清入关，当李闯焚毁之后，其宫毁一仍明旧而修葺之，制度规模，改变殊少。京城皇城宫城，并依原址，未曾稍易，仅诸门名称，略予变动耳。内庭宫室，亦遵旧制，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定三殿名。明之奉天，华盖，谨身，明末改称皇极，中极，建极者，至是遂称太和，中和，保和。后宫名称则少变动。并于是年修整诸殿，次年工成。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重修内宫。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敕建太和殿，南北五楹，东西广十一楹。十八年太和殿灾。二十九年重修三殿，三十六年工成。至此大内修建，至清初已告一段落，诸宫殿皆经重修或重建，然无一非前明之旧规也。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重修三殿。自此以后，迄未改建，故今之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即是时修复之面目也。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敕建文渊阁于文华殿后，以为藏弆钦定四库全书之所，此今日文渊阁之肇始也。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乾清宫交泰殿灾,是年重修,次年成之,以后未大修葺。
    综观清代大内沿革，一切巨规宏模，无一不沿自明朝。然其修筑之宏，抑又不逮。康熙二十九年，诸臣等复奏云：“查故明宫殿楼亭门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宫殿数目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考故明各宫殿九层，基址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今禁内修造房屋出于断不可已，凡一切基址墙垣，俱用寻常砖料，木植皆松木而已”[10]。两代营建，优劣之势，于此可见，唯满人颇能保守。综观清代，大工可数，火灾亦少。故能汇为大观，保存至今。然其规模之宏伟，已世无与伦比矣。
    在乾清坤宁诸宫两侧，复翼以十二宫。其制盖仿自明初。所谓乾清、坤宁，法象天地，东西辟门，象日月。左右列永巷二，每一永巷，以次列三宫，布为十二宫，则象十二辰也。满清入关，修建宫室，顺治康熙嘉庆诸朝，十二宫亦皆经重修。
    御花园在内庭坤宁宫之后，自成一区。其建置沿革，始于明永乐间，景泰万历迭予增筑，有清一代，革易极少。其间奇石罗布，佳木郁葱，古柏老藤，皆明代遗物，禁中千门万户，阁道连云，虽庄严崇闳，不无枯涩之感。独御花园幽深窅■，与宁寿宫之乾隆花园及慈宁宫花园，并称胜境。
     大内中宫及十二宫东西两侧，尚有宫阁多处，以其繁琐，遂不赘述。
     明皇城内花囿凡三：曰南内，曰景山，曰西苑。南内在宫城东南，入清后，析为睿王府及佛寺民居；景山位于宫城正北，明清之际，变易较微，唯乾隆后始予改筑。唯西苑经顺治间略事修葺，并划西北隅为宏仁寺，后康熙继之，又营南海瀛台。二十九年建团城承光殿。雍正中，建时应宫。其后乾隆、光绪二朝，复大事兴筑，逐至蔚成现状[11]。
    西苑在西华门之西，内有太液池，系玉泉从北安门水关导入，汇积而成者，周广数里，上跨长桥，修数百步，东西树坊各一，曰金鳌，曰玉■。桥之北曰北海，南曰中海，又南曰南海，是以有三海之目。
    圆明园在挂甲屯北，距畅春园里许，康熙四十八年，赐为雍邸私园，镂月开云等即成于康熙末叶。雍正之初，又浚池引泉，增构亭榭，斯园规模略具。乾隆六巡江浙，罗列天下名胜，点缀于园；其中四十景，俱仿各处胜地为之。其后仿意大利巴洛克建筑及水戏线划诸法，营远瀛观，海晏堂等于长春园北，开中国庭园未有之创举，即俗呼西洋楼者是也。是项建筑率为耶苏会教士所经营，钦天监何国宗M ·Benoit，王致诚At-tiret，郎世宁J·Castiglione辈实主其事，又于圆明园东南，包万春园于内，号称三园，统辖于圆明园总管大臣。同时复扩静明、静宜二园，因瓮山金海之胜，筑清漪园，谓之三山，清世土木之盛，当以此时为最。
     圆明园既焚于英法联军之役，同治间曾拟兴修未果。迨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孝钦后欲兴筑花囿，以备临幸，又议重修圆明园，旋罢其工程，而就清漪园修建，改名颐和园。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园成，凡动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都，颐和园并受残损，迨辛丑回銮，曾予大修焉。
    颐和园在京城西北，距城可二十里，依万寿山围昆明湖以为之。入园有仁寿殿，其后为乐寿堂，即孝钦后寝宫。迤西临湖之北岸为排云殿，向为朝贺之所。殿后佛香阁屹立高壁上。阁后有琉璃殿曰众香界，盖万寿山最高处也。其他殿宇尚多，自山顶俯瞰，亭台楼阁，历历如绘。
    热河行宫名避暑山庄，皇帝夏日驻跸之所也。康熙四十二年建，叠石缭垣，上加雉堞，如紫禁城之制，周十六里三分，南为三门，东及东北西北门各一。宫中左湖右山。极池馆楼台之胜。凡敞殿，飞楼，平台奥室，各因地形，不崇华饰，故极自然之妙。民国以来，久受驻军摧残，损毁殊甚。
     奉天行宫在沈阳城中，屋不宏敞。建于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大政殿在城之中，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凡十，为诸王大臣议政之所。大内宫阙在大政殿右，亦崇德二年建，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东西广三十二丈二尺，大门曰大清，其内为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左右夏翼以殿阁多所。“宫殿岁时修理，皆内务府董其事”[12]。
    清代陵寝，依其分布状态，可别为四区。一为兴京陵，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有太祖开基前肇祖兴祖二帝之陵。顺治十五年自沈阳积庆山迁景祖显祖附葬于此，改称永陵。一在沈阳附近，即太祖福陵与太宗昭陵。入关后，别为东西二陵。东陵在今河北省兴隆县昌瑞山，世祖、圣祖、高宗等五帝及诸后妃所葬。西陵在今河北省易县梁格庄永宁山下，世宗，仁宗，宣宗，德宗四帝及诸后妃葬焉。
    永陵在兴京城西北十里，成于顺治十四年，陵有启运殿，供奉诸帝神位，“顺治十二年十八年，先后立碑四通，护以亭，宝城周十五丈四尺。”福陵在奉天府城东北二十里。陵之“隆恩殿供奉神位，前有亭，内立神功圣德碑一通，宝城周五十九丈五尺。”昭陵在奉天府城西北十里，其制与福陵略同，“宝城周六十一丈三尺。”后二陵均成于顺治八年[见注12]。
     东西二陵，为入关以后所营，规模较关外诸陵宏大。其可注意之点有二：
    一、平面配置“历代山陵之制，唐陵因山为坟，汉与北宋均采用方形之坟，故其时有‘方上’之称。自明太祖孝陵改方为圆。复并唐宋上下二宫为陵恩门，棱恩殿，于是陵之平面配置，为之一变。清关内诸陵配列之法，就大体言，蹈袭明陵旧规，毫无疑义，然诸陵宝顶，平面除圆形一种外，复有两侧用平行直线，至前后两端，连以半圆形，与宝城方城之间，增设月牙城，俱非明代所有。此外，沈阳昭陵福陵，于陵垣上施垛堞，建角楼，尤为罕睹”[13]。
    二、地宫结构“历代地宫结构，史籍略而不言，其片言只字，散见群书，又无图说参证，靡由穷其究竟。唯清代宫阙陵寝，自康熙中叶以来，由样式房雷氏一族承绘图样。鼎革后，其家藏图稿，售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中法大学。内有陵寝地宫平面剖面诸图，标注尺寸，材料大体完备，而中国营造学社所藏惠陵工程全案与崇陵崇妃园寝工程做法册，及故宫文献馆所藏崇陵施工像片多种，皆极重要之史料，由此推测，清代地宫情况，略能得其梗概”[见注13]。
    诸帝之陵，类生前已卜吉地，开始营建，泰，昌诸陵率皆如此。唯履霜末世，海内多故，营墓之举或未遑及，如崇陵地点，即德宗崩后始择定者。宣统元年兴工，民国四年始成，盖清室陵寝工程之最近者也。

第二节 元代实物
    一 元代木构
    就结构方法论，元代与宋金虽尚多相似之点，似应在上章叙述，然其整个建筑活动，以大都为中心，创建明、清北京之规模，六百余年继续不断，故元、明、清实应作一时期之三阶段论。
     元故宫于明初为大将军徐达拆毁，其建筑物后世无存焉。今所存元代实物亦如前代遗例，仅各州郡零散殿堂数处而已。
    阳和楼[1]（第107、108图）在河北正定城中央，下为重台，上建屋七间；砖台下开两券门如城门。楼屋平面广七间，深三间，比例狭长。其柱头间阑额刻作假月梁形，为罕见之例。其角柱上普拍枋出头角上刻一入瓣，为元代最常见作风。角柱生起尤为显著。内部梁架当心间，次间，梢间三缝各不同，颇为巧妙，两际结构更条理井然。斗拱双下昂单拱计心，其柱头铺作实际上为昂嘴华拱两跳。梁栿外端出为蚂蚱头，已兆见明、清桃尖梁头之滥觞，其补间铺作第一跳亦为假昂，但第二层昂斜上，后尾挑起，仍保持其杠杆作用。至于华拱后尾施横拱，宋代仅见于《营造法式》，但实物则金元以后始见盛行。楼准确年代无考，元至正十七年曾经重修，想当为金末元初（约公元1250—1290年间）所建。
    北岳庙德宁殿[2]（第109图）庙在河北省曲阳县城内。自唐迄明遥祭北岳之所。清初改为北岳祭典于山西浑源州，此庙遂归废弃。庙址一部荡为民居，仅德宁殿保存稍佳。殿建于高台上，重檐四阿顶。殿身平面广七间，深四间，周以回廊，故成广九间深六间状。与《营造法式·卷三十一》“殿身七间，副阶周匝，..身内金箱斗底槽”一图极相似。殿下檐斗拱，重昂重拱造，第一层假昂，其上华头子则为长材，与第二层昂后尾斜挑达榑下。上檐斗拱单杪重昂，昂亦为昂嘴形华拱，与苏州三清殿上檐斗拱做法相同。其后尾第二第三两跳，重叠三分头与菊花头，尤为奇特。殿于宋淳化二年及元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两度重建，现存殿宇，盖为元代遗物。殿壁壁画尚存一部，似元人手笔。
    曲阜孔庙承圣门及启圣门[3]孔庙除金、明昌两碑亭外，其次古建筑当推承圣门及启圣门，均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所建。门广三间，深二间，中柱一列，辟门三道，单檐，“不厦两头造”，阑额狭小，普拍枋扁平。斗拱单昂，为平置假昂，而将衬枋头伸引为挑斡，以承金桁。
    曲阜颜庙祀国公殿，广五间，深三间，单檐，四阿顶。斗拱双下昂重拱计心造。其柱头铺作用平置假昂，补间铺作则第二层昂后尾挑起。曲阜诸殿堂，唯此一元构耳。
    慈云阁[见注2]在河北省定兴县城中央。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建。平面为近似正方形之长方形，广深各三间，重檐九脊顶。其柱分内外两列。内列承上檐斗拱及屋顶，外列仅承下檐及斗拱。其用柱法与曲阜金代碑亭相同，但内外两列相去特近，以致均砌入砖墙以内，颇为罕见。其上檐斗拱双下昂重拱造，第一层昂为昂嘴形华拱，其华头子后尾不平置，而斜上挑起，承托于第二层昂之尾下，与曲阳德宁殿下檐斗拱相似，殆为元代通行做法。
    圣姑庙[见注2]（第110图）在河北省安平县城北门外，为周孝女郝女君之庙，见于《太平寰宇记》及《魏书·地形志》。今庙则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所建也。庙立于广大高台之上，其正殿平面于前后二殿之间以柱廊联接成为工字形；其前后二殿均为单檐九脊顶。盖工字形平面在金、元乃极盛行也。此殿在结构上可特别注意者三点：（一）其斗拱单昂为平置假昂，其后部挑斡乃衬枋头所延长，开明清通常做法之先例。（二）柱虽为梭柱，但卷杀之法唯下段三分之一垂直，以上三分之二逐渐削小，至顶仅等于栌斗之底，其权衡颇乏秀丽之感。（三）梁架富于变化，尽量利用木材之天然形状，不加斫削。
    明应王殿[4]（第111图）在山西赵城县霍山，为广胜寺泉水龙王之殿。殿平面正方形。广深各五间，重檐九脊顶，其周回为廊，殿身实方三间也。上檐斗拱出重昂，下檐则为单昂。殿内壁画多幅，其一以演剧为题材，款题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月，至于殿之建立，当在是年以前也。
    延福寺大殿[5]校注[23]（第112、113图）在浙江宣平（今武义）县陶村，建于元泰定间（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殿平面梁广各五间，近正方形，当心间特大，次梢两间之联合长度，尚略小于当心间，屋顶重檐九脊，阑额之上不施普拍枋，为元以后所不多见。其上檐斗拱出单杪双下昂，单拱造，第一跳华拱头偷心。第二三跳为下昂，每昂头各施单拱素枋。其昂嘴极长，下端特大。其第二层昂不出自第一层昂头交互斗以与瓜子拱相交，而出自瓜子拱上之齐心斗。第二层昂头亦仅施令拱，耍头与衬枋头均完全省却。其在柱头中线上，则用单拱素枋三层相叠。其后尾华拱两跳偷心，上出■栔以承昂尾。昂尾不平行，故下层昂尾托于上层昂尾之中段，而在其上施重拱。其柱头铺作，则仅上层昂尾挑起其下层昂尾分位乃为乳栿所占。此斗拱全部形制特殊，多不合历来传统方式，实为罕见之孤例。下檐斗拱双杪单拱偷心造，后尾则三杪偷心。其当心间补间铺作三朵，盖已超出宋代两朵之规定矣。屋顶仅覆瓪瓦，不施脊兽等饰。
    广福寺大殿[6]在云南镇南县城内。寺创于元代。大殿平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檐柱卷杀为梭柱。外檐斗拱重杪重昂，昂为平置假昂，昂嘴斜杀为批竹式，但昂尖甚厚，至为奇特，柱上阑额虹起如月梁，补间铺作遂不用栌斗，将华拱泥道拱相交直接置于阑额之上，至为罕见。梁栿断面均近圆形，为元代显著特征之一。
    广胜寺诸门殿[见注4]校注[24]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上下两院（俗呼上寺下寺）建筑两组，在结构上为我国建筑实物中罕见之特例。
     （一）下寺山门（第114图）平面广三间，深二间，单檐九脊顶，但主檐之下，前后两面各有垂花雨搭悬出檐柱以外，故前后面为重檐，侧面为单檐，为富于变化之外观。其斗拱单杪单昂，但山面中柱上用双杪，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其梁架不用平梁而将三侏儒柱并立于四椽栿上以承脊榑及平榑，亦罕例也。
     （二）下寺前殿平面广五间，深四间，椽六架，单檐“不厦两头造”。除前面当心间外，无补间铺作。其内柱之分配，仅于当心间前后立内柱，次间不用，使梁架型成特殊结构。在当心间内柱与山柱之间，施庞大之内额，而在次间与门楣间之柱上，自斗拱上安置向上斜起之梁，如巨大之昂尾，其中段即安于内额之上。前后两大昂之尾相抵于平梁之下，加垫■头以承托之（第115图）。我国建筑，历来梁架结构均用平置构材，如此殿之用巨大斜材者，实不多见也。
     （三）下寺正殿殿广七间深八架，其次梢间亦用类似之大昂式乳栿，其尾与斗拱相交承托于四椽栿下。正殿斗拱单杪单昂重拱计心造。各间均无补间铺作。
     （四）上寺前殿 民国二十年发现金版藏经之处，即此殿也。殿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斗拱重昂重拱计心造；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一朵，梢间不用。其梁架结构亦有巨昂挑起，但用于山面中柱上以承托两际构架（第116图）。自藏经一部被窃后，其前面门道已被县府封砌。
     （五）上寺后殿 平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因平面之近似方形，故正脊极短，形成奇特之外观。斗拱亦重昂重拱计心造。内部梁架亦用巨昂挑起，但不若前举数例之巨大；其位置则在山面中柱，以挑托山面上平榑。
    广胜寺诸殿堂均有用此巨昂之共同特征。其斗拱阑额及普拍枋并断面圆形之梁栿，均为元代之特征。寺创始甚早，唐代宗朝就原有塔院建立伽蓝。金代曾大修葺。元大德七年地震至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重修。现在殿宇殆即延祐间所建也。上寺前部正中为飞虹塔，明代重建，当于下文另述之。
    资福寺藏经楼[见注5]（第117图）山西太谷县城内资福寺，创于金皇统间，其大殿前之藏经楼，则为元构，楼左右夹以钟鼓楼，成三楼并列之势，楼本身两层，每层各重檐，成为两层四檐，外观至为俊秀。其平座铺作之上施椽作檐，尤为罕见。
    二 元代砖石建筑
    观星台[7]（第118图）河南登封县告成镇周公庙有测景台及观星台，前者唐建，仅小石台，上立石柱。后者为崇伟砖台，元郭守敬所建，所以竖表以测冬夏至日影之长短者，我国现存最古之天文台也。台平面作正方形，北面为直漕以竖表，在地与表成正角者为圭，圭面为水渠以取平。圭长一百二十八尺，表高四十尺（元尺），其制见《元史·天文志》。台自北面近中作踏道分左右簇拥而上，至为雄壮。台上小屋为后世所加。
    安阳天宁寺塔[8]（第119图）在河南安阳，塔平面八角形，高五层，其形制介乎单层多檐塔与多层塔之间。塔身极高。立于不甚高之阶基之上；以上四层均有低矮之塔身。各层上砌斗拱出檐。顶上立喇嘛塔为刹。此塔形制特殊之点颇多。其塔座“莲瓣”作螺发状。塔身四正面作圆券门，四隅面作直棂窗，但塔身甚高，故门窗以上作佛菩萨像。塔身八隅皆立圆柱，其上为阑额普拍枋以承斗拱。五檐斗拱，层各一式；第一层出三杪，转角铺作用附角斗，补间铺作一朵出斜拱。上四层均出双杪。第二层用补间铺作三朵，双杪单拱。第三、四层转角铺作均施附角斗；补间铺作两朵均用斜拱，第四层在两朵之间更加偷心双杪一缝。第五层不用附角斗而用斜拱，补间铺作三朵。自下至上各檐大小完全相同，无丝毫收分或卷杀，为他塔所不见。
    弘慈博化大士之塔[见注8]（第120图）在河北邢台西门外开元寺元代塔院。塔平面八角形，在高基之上立平座勾栏及莲座，上立高瘦塔身，上出密檐七层。塔八隅均隐砌七层檐小塔，普拍枋下隐出惹草文饰，为金元特征之一。
    安阳白塔[见注5]在河南安阳城内，塔制如瓶。塔座由八角须弥座两层相叠而成，上为宝瓶，此例颇为瘦高。宝瓶之上又置八角塔脖子，上更置仰覆莲座。顶部更立三层八角“刹”，略如小塔，以代十三天。塔全部石造。此式塔型至元代始见于中国。此塔准确年代虽无可考，但其形制与元代多数塔略异，殆为元代最古之瓶式塔也。
    妙应寺塔（第121图）在北平阜成门内。元之圣寿万安寺也。世祖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毁辽旧塔改建今塔。塔亦瓶形。立于崇峻之双层须弥座上。须弥座平面为折角四方形，殆即清式所谓四出轩者。宝瓶肥短，其下为庞大之覆莲瓣。其上塔脖子平面亦为四出轩。十三天收分紧骤，成为下大上尖之圆锥体。其上施金属宝盖及宝珠。此外如北京护国寺舍利塔，建于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虽高仅六米余，形制则与大塔几完全相同。
    居庸关（第122图）关隘所建石门如台，其下穿以梯形券门道。券面外圆，雕饰繁缛。门道两壁浮雕四天王像及各族文字经文咒语等。门上相传原立瓶式塔三座，今已不存，门建造年代则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也。关门全部样式雄伟，雕刻精致，为我国石建筑中之精品。
    漳州桥[9]（第123图）在福建龙溪县九龙江上。相传建于元代。桥砌石为墩，上置庞大石板，为闽省常见形制。

第三节 明代实物
    一 都市
    北京城，今日北京市之规模，实明太祖以下诸帝所陆续经营，而有系统之计划，则定自成祖之时。盖明之北京本元故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其后更展其南里许，遂成今日北京近似正方形之内城，其外城则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所建也。成祖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改建皇城于燕王府之东，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遂形成明清之规模。其制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周以皇城，最外乃为京城。禁城西侧，皇城以内，就原有之太液池琼岛作西苑，以为游宴之所，即今之三海公园也。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之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我国自上古以来，营国筑室，首重都城计划。汉唐长安规模尤大，而隋文帝所建之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皇宫，官府，民居，各有区域，界限清晰，树后世城市设计分区制之型范，高瞻远识，尤足钦敬。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就近代都市计划观点论，庞大之皇城及西苑，梗立全城之中，使内城东西两部间之交通梗阻不便，为其缺点之最大者，然在当时，一切以皇室尊严为第一前提。民众交通问题，非设计人所考虑者也。
    二 明代木构
    大同城楼[1]（第124图）山西大同东南西三门城楼与城同为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所建，为现存明代木构之最古者，诸楼平面均为凸字形，后部广五间，其前突出部分广三间，全部周以回廊。楼之外观，分上中下三层，檐三层。下两层檐之上缘，即紧沿其上层窗之下口。每层均较下一层收入少许。屋顶前后两卷相连，均为九脊顶。其各层梁架，均为月梁，各层梁间承以极低之驼峰。外檐斗拱下檐为单杪重拱，上两层檐为双杪重拱，逐跳计心。补间铺作正面三间用两朵，山面用一朵，梢间走廊不用，其斗拱之特点数事：
     （一）上两层泥道拱与慢拱之上更施拱一层，成“三拱”之制，为罕见之例；
     （二）上两层柱头铺作之耍头乃梁头之延长，其宽较华拱稍大，为后世明清梁头加大之始。

   大同钟楼[见注1]（第125图）在大同城内。平面三间，正方形；高两层，檐三重；上层周绕以腰檐平坐，上作九脊顶。下层斗拱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一朵；平坐双杪重拱，上檐单杪单昂重拱，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一朵，稍间无。腰檐斗拱特小，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两朵，志称钟楼建于明，今考其全部结构手法，与城楼诸多相同，想当时所建也。
    开福寺大殿[2]（第126、127图）在河北景县。寺建于明洪武中。大殿则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殿广五间，深四间，单檐四阿顶；但在前面另加廊，两端仅及梢间之半。殿身中三间开敞，安装格扇，而稍间为雄厚砖墙，以接受廊之两端，权衡至为洽当。殿身斗拱单杪双昂，昂嘴纤长，虽梁头不见加大，但补间铺作，当心间及次间均增至四朵之多，已渐呈繁琐之象矣，殿内藻井于斗八之上以交叉斜拱构成螺旋顶，至为精美（第127图）。
    社稷坛享殿[3]（第128图）殿在社稷坛之北，建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今中山公园之中山堂也。殿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简单阶基之上。殿斗拱单杪双下昂，重拱造；其第一层昂为平置假昂，第二层则后尾挑起，其上耍头亦将后尾挑起，但在第二层昂尾之下，另施上昂一层。殿内梁枋断面高厚之比例，近于三与二；其阑额亦颇高，而普拍枋宽度，则与阑额之厚相等，皆明初显著之特征也。
    长陵棱恩殿[见注3]（第129、130图）北京昌平县天寿山南麓，明十三陵所在。长陵为成祖陵，十三陵中规制最宏。关于陵寝当于下文另述，兹先叙长陵棱恩殿木构。陵以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殿亦同时物。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较之北京清故宫太和殿深度虽稍逊，而广过之，两者面积大致相等，同为国内最大之木构。其外观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下檐斗拱单杪双下昂，上檐双杪双下昂。其下檐斗拱自第二层以上，引伸斜上者六层，实拍相联，缀以三福云伏莲销，已形成明清通行之溜金科。其补间铺作当心间加至八朵之多。上檐斗拱则唯第二层昂及耍头后尾延长，压于下平榑之下；在比例上，其昂尾之长，尚为前所未见也。殿全部木料均为香楠，当心间四内柱特大（径一点一七米），自顶至根，一木构成，为稀有之巨观。殿梁额横断面均狭而高，不若后世之近乎正方形者。殿内藻井当中三间较高，两侧三间较低。殿于民国二十四年经北平市政府修葺。
    北京护国寺[4]寺本名崇国寺，其创始无考，金元之际毁于兵。元代重修，另营寺于大都，称崇国北寺，即今寺所在也。寺中现存建筑物则大多为明宣德成化间（公元15世纪中叶）物，现有规模亦当时所增扩也。寺平面布置，前后可分为三部，共九层，最前为山门三间内为广场，为其前部。广场之北为金刚殿五间；殿之北计殿四座，曰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均为明构，最后千佛殿则元构也。四殿前左右均有配殿，缀以廊房，自金刚殿左右折而北至千佛殿左右围绕，为寺之主体。千佛殿之北为垂花门，入门至寺之后部，计有护法殿，功课殿，后楼，共三层。此部地址较前部狭隘，无东西廊。垂花门内东西各立舍利塔一，即第二节所述之舍利塔也。
    寺现状极为残破，其中轴线上殿屋，中部除金刚殿外，无复有屋顶者，后部护法殿与功课殿则较为完整。至于东西廊屋及各殿配殿，则东面诸配殿及钟楼已不复存在矣。
    寺平面布置，以中部为主，殿数座在中轴线上前后相直而列，四周绕以廊屋配殿，盖历来佛寺之通常配置。然如唐以前之建塔于中线之上者，明以后已不复见矣。
    鹫峰寺大雄宝殿及兜率宫[5]寺在四川蓬溪县西门外里许。其中轴线上自外而内，为牌楼，天王门，大雄殿，兜率殿及后堂。兜率殿之前，左右建钟楼鼓楼，其后为廊庑杂屋，配列殿之两侧规制颇为整然，大雄殿之左则白塔凌空，高十三层，甚峻拔。寺创造无考。元末毁于兵灾。明宣德间重修。白塔为南宋时建，其余木构则明中叶遗物也。
     大雄宝殿（第131图）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前砌月台。檐柱间上施阑额二层，下施地栿。外檐斗拱双杪，除当心间外，均无补间铺作。其第一跳华拱之上施瓜子拱。但第二跳华拱不与瓜子拱相交，而自其上齐心斗内出跳，同时左右更出斜拱。在原则上此法与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斗拱第二层昂之位置相同；为木构中罕见之例。屋顶前后坡均作一阶级，如汉阙所见为此殿重要特征之一。殿建于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佛像三尊亦皆明塑。
    兜率宫建于高台之上。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斗拱单杪重昂，昂嘴细长。泥道拱慢拱之上，更施长拱一层，成三拱之制，如大同城楼所见。其两层昂跳头横拱，拱端不齐切，而斜斫作“出锋”状。背面及两山将檐柱加高，上施栌斗挑梁以承檐。殿之建造年代，无纪录可凭，但右庑枋下题明成化己丑（公元1469年）年号，想时代相去不远也。
    七曲山天尊殿[见注5]四川梓潼县西北七曲山，山顶柏林中文昌宫，殿堂多座，为明代所建。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结构较为宏丽。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其斗拱之分配，前面单杪双下昂，背面及两侧则仅在柱头施栌斗挑梁，如鹫峰寺兜率殿之制。其前面斗拱两昂不平行，第二层昂尾挑承下平榑之下。内部梁架作叉手，襻间，替木等；梁栿上施蜀柱及十字斗拱，与元代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大殿颇有相似之处。殿营建年代文献无征，其结构样式，当为明初或明中叶所构也。
    曲阜奎文阁[6]（第132、133图）曲阜孔庙本无奎文阁。至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始建“书楼”，金明昌二年赐名“奎文”。现存之奎文阁则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所重建也。阁在大成门之外；广七间，深五间，高两层，中夹暗层，檐三重，九脊顶，下层四周擎檐俱石柱，立于砖石阶基之上。阁之构架可分为上下两半，下半为下层，上半为平坐以上之全部。盖下层诸柱之上施列斗拱，以承平坐柱，而自平坐以上，则内外诸柱均直通上层，虽平坐柱头铺作，亦由柱身出华拱。其制已迥异于辽宋古法矣。在柱之分配上，下层当心间减去前面两内柱，而上层则前面内柱一列全数减去，以求宽敞。三层檐均承以斗拱，并平坐斗拱共为斗拱四层。但上层腰檐之外缘平坐四周施擎檐柱及绦环楣子。平坐斗拱掩以雁翅版，故骤观唯上下两檐斗拱为显著。阁所用昂均为平置假昂，后尾不挑起，为明清标准做法。但柱头铺作上所出梁头，已较华拱宽加倍，清式桃尖梁头之雏形，已形成矣。
    太庙今北京故宫太庙主要建筑，多为明建。庙在天安门内之东侧，今辟作公园。庙周以围墙两重；外垣正南辟琉璃花门三道，内垣正南为戟门五间。戟门之内，正面为前殿，左右为东西庑。前殿之后，更有中殿及后殿，亦各有东西庑。
     太庙之初建，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其后则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所建也。至嘉靖二十年太庙灾，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完成，以后未再见重建纪录。考今太庙诸建筑，独戟门斗拱比例最宏，角柱且微有生起；前殿东西庑柱且卷杀，作梭柱，当均为永乐原构。其余则嘉靖重建也。今存前殿十一间，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第134图）。其正中三间，梁柱均金饰，清代飨祫行礼在焉。中殿九间，平时奉安历代帝后神龛。后殿亦九间，奉祧庙神龛。
    建极殿[7]（第135图）今北京清故宫主要殿宇中，唯保和殿为明构，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所重建之建极殿也。殿于明初名谨身殿，至嘉靖间改名建极殿。明末李自成焚烧北京宫殿，建极殿得幸免。清代未见重建保和殿纪录，而著者于民国二十四五年测绘故宫时，发现藻井以上童柱标识，楷书“建极殿右（或左）一（或二三）缝桐柱”墨迹，足证其为明构无疑。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斗拱纤小，当心间补间铺作用至八朵之多，已与清式难于区别矣。
    三 陵墓
    长陵[见注3]（第136图）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京，迥异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按自秦汉二代，皇帝陵寝厚葬之习始盛。始皇陵建陵园游馆，汉陵有寝庙之设。自唐太宗昭陵设上下二宫，上宫有献殿，仍如汉陵之寝；降至南宋犹有二宫。明太祖营孝陵，不作二宫，陵门以内，列神厨，神库殿门，享殿，东西庑，平面作长方形之大组合。其后成祖营长陵于昌平天寿山，悉遵孝陵旧法，而宏敞过之；献陵景陵以次迄于思陵，悉仍其制凡十三陵。清代诸陵犹效法焉。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为最大。陵以永乐七年兴工，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陵可分为二大部：宝顶及其前之殿堂是也。殿堂东西南北三面周以缭墙，在中线上，由外而内，为陵门，棱恩门，棱恩殿，内红门，牌坊，石几筵，方城，明楼，宝顶。
    陵门为三道砖券门，单檐九脊顶。门外，明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五间，今已不存。门内中为御道，东侧为碑亭，重檐九脊顶，有巨碑。亭东昔有神厨，御道西有神库，今俱毁。棱恩门五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白石阶基上。中三间辟门，阶基前后各为踏道三道。棱恩门内广场御道两侧有琉璃焚帛炉各一。东西原有东西庑十五间，久毁无存。其北为棱恩殿，巍然立于三层白石阶上，即上文所举之木构也。殿北为内红门三洞，门内复另为一院，院北方城明楼，巍然高耸。方城为正方形之砖台，其下为圆券甬路，内设阶级以达城上明楼。甬道北端置琉璃照壁，照壁后即下通地宫之羡道入口也。明楼形制如碑亭，重檐九脊顶，楼身砖砌，贯以十字穹窿，中树丰碑曰“成祖文皇帝之陵”。楼后土阜隆起为宝顶，周以砖壁，上砌女墙，为宝城。
    地宫结构，文献无可征，实物亦未经开掘调查，尚不悉其究竟，但清代诸陵现存图样颇多，其为模仿明陵地宫之作，殆无疑义，亦可借以一窥明代原型之大略也。
     长陵以南，为长七公里余之神道。其最南端为石牌坊（第137图），五间十一楼，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建。次为大红门砖砌三洞，单檐九脊顶。建造年代待考。次为碑亭，及四华表，再次石柱二，石人石兽三十六躯，均宣德十年（公元1453年）建。自石柱至最北石人一对，全长几达八百米，两侧巨像，每四十四米余一对对立，气象雄伟庄严，无与伦比。次为棂星门，俗呼龙凤门，门三间并列，石制，更次乃达陵门。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规模为最大，保存亦最佳，民国二十四年曾由北平市政府修葺，其他各陵殿宇多已圮毁，设不及早修葺，则将成废墟矣。
    四 明代佛塔及其它砖石建筑
    明代佛塔建筑，胥以砖石为主，木材因易变毁，已不复用以建塔矣。有明一代，其佛塔之最著者，莫若金陵报恩寺琉璃宝塔；不幸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至今仅存图绘。据海关报告[8]，塔高英尺二七六呎七吋强，约合八十四点五米。塔经始于明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讫工，历十九年告成；八面九级，外壁以白磁砖合甃而成，现存佛塔之型制约略相同者，为广胜寺飞虹塔。
    飞虹塔[9]（第138、139图）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木构殿堂，已于元代木构中叙述。其前殿之前，正中线上之琉璃塔，则为佛塔中之极特殊者。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部砖砌，而壁之柱额斗拱椽檐等，则以琉璃砖瓦镶砌，并饰以多数佛像，外观至为华丽。塔最下层绕以木廊。自第二层以上，塔身逐层收分起点甚低，收率不递加各层檐角亦不翘起；故其轮廓梗拙，无卷杀圆和秀丽感。塔内最下层供极大释迦坐像一尊，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制，其下层藻井作穹窿式，饰以纤细斗拱。塔内阶级结构，于通常用半楼台（landing）之处不作楼台，而使升降者迈空跨上次一段阶级（第139图），虽非安全善策，但在各种限制之下，亦可见设计人之巧思也。志称塔建于北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重修；塔上琉璃多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年号，疑即现存塔之建造年代也。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10]（第140图）寺在北京西直门外，俗称五塔寺，今寺毁仅塔存。永乐间“西番班迪达来贡金像，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经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11]。今塔下石台之外壁，最下承以须弥座，上划为五层，各层以檐为界，龛列佛像，上冠以女墙，南面正中砌为券道，高等于须弥座及下两层，通内部阶级可“左右蜗旋而上”台顶。台上五塔，平面均方形，为单层多檐塔，四角塔檐为十一层，中间塔檐十三层。除五塔外，台上正中南部尚有亭形重檐小殿，下檐方，上檐圆，为阶级上端之出入口，塔于民国二十四年经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重修。
     云南昆明妙湛寺亦有金刚宝座式塔一座，其上五塔，均为瓶形塔，天顺间（公元1457—1464年）所建也。
    慈寿寺塔[见注7]（第141图）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寺为明慈圣太后所建，万历四年兴工，至六年（公元1578年）完成，塔亦同时建，今寺已毁，仅塔屹立。塔平面八角形，立于高基之上，基上塔身，上出密檐十三层。其基于土衬之上作须弥座，须弥座上施斗拱平坐及勾栏，更上乃施仰莲两重，仰莲之上乃立塔身，其全部形制为模仿辽塔之作，其蓝本即为附近之天宁寺塔，殆无可疑。但就各部细节观之，其略于辽构之点颇多，如须弥座各层出入之减少，勾栏之每版用一望柱，仰莲瓣之小而密，塔身之低矮、窗之用圆券，阑额之用两层，斗拱之纤小，均其区别之较著者也。
    五台山塔院寺塔[见注7]（第142图）塔院寺为今五台山之中心建筑，其塔屹立台怀中，为五台最显著之建筑。相传寺原有阿育王舍利塔及文殊双塔，今塔则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所重建也。塔为巨大之瓶形。下为双层须弥座，其平面为每面“出轩”两层之亚字形，其上为覆莲及宝瓶，宝瓶上部较下部仅大少许。其上塔脖子平面亦出轩。十三天则下径甚大，收分缓和。最上金属宝盖，较十三天挑出甚少；最上之宝珠，则又为金属之瓶形塔一座也。
     此塔与北京妙应寺塔相较，虽同属一型，但比例较之略为紧促，故其全部所呈现象，较为舒适稳妥。
    永祚寺大雄宝殿及双塔[见注7]山西太原永祚寺俗呼双塔寺。志称寺塔均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其双塔及大雄宝殿均为建筑史研究中之有趣实例。
     （一）双塔（第143图）平面八角形，均十三级，高度亦相若。骤观似完全相同而实则区别颇多。其最大之区别，则在南塔收分圜和逐层收分度递加，轮廓清秀柔和，而北塔则每层收分均等，其轮廓生涩，缺乏秀丽之感。两塔均以斗拱承檐，其斗拱颇为繁复，每华拱一跳施横拱两列，一列在跳头，如通常斗拱之制，但在拱眼之上更施横拱一列，则尚为初见也。南塔第二第三第四三层周作平坐，仅叠涩无斗拱。北塔则无平坐焉。
     （二）大雄宝殿及其东西配殿（第144、145图）全部以砖砌成，其结构法为明中叶以后新兴之样式。殿平面长方形，下层表面显五间，每间为一券；而实际则为纵横三券并列而成。其中部三间，实为一纵列之大券筒，其中轴线与殿之表面平行，而表面所见之三券乃与大券正角穿交之三小券也。至于两梢间则为与大券成正角之小券洞，由前达后。上层仅三间，深广均逊于下层，其当心间为正方形穹窿，两梢间则为两横券。
    殿之外表以砖砌出柱额斗拱椽檐全部模仿木构，至为忠实，唯因材料关系，出檐略短促。正殿两侧配殿，单层五间，其结构与外观均与正殿同取一法者也。
    我国用券之始，虽远溯汉代，然其应用，实以墓藏为主。其用于地面，虽偶见于桥梁及砖塔之门窗，然在宋代，城门仍作梯形。其用作殿堂之结构，则明中叶以后始见也。考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葡租我国澳门，同年耶稣会成立，至万历十五年，利玛窦至南京以后，而耶稣会之势力乃浸入全国上下。时在欧洲适为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其殿堂之结构，多以券洞穹窿为主，而外观上则以砖石模仿古代木构形制，与明末骤然出现之无梁殿，在结构上及外观设计之方法，其原则完全相同，似非偶然之现象。其间蛛丝马迹，可引起研究者之注意也。
    南充广恩桥[见注5]四川南充县西门外广恩桥，俗称西桥。东西七孔，皆半圆券，券之净跨约十一米，桥面宽九米，规制宏巨，蔚然壮观。县志载宋嘉定旧桥，毁于明嘉靖间，其旧址在今桥之南，今桥则万历六年所重建，至八年（公元1580年）讫工。桥后世累经修改，恐万历原状或已有改变处矣。
    济美桥[12]河北赵县，除著名之大石桥及小石桥外，在宋村附近，尚有明代石桥一座。桥券下有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题字，是桥之建当在是年以前也。桥四孔而共有五券。居中两孔券大，两端两孔券小。而在两中券之间又施一小券，成为空撞券之制。其样式虽与大石桥不同，而其用空撞券之法，则一也。
    万里长城[13]（第146图）自秦始皇以来，万里长城虽经历代重修，然均为版筑土垣而已。自明初北逐元后，深感北方边防之重要，自太祖以降，历代修筑，山西河北两省境内，陆续甃以砖石，遂形成今日东段长城之外观。今河北省居庸关，南口及山海关附近，皆明代所修筑也。城垣下厚约七八米，顶厚约五六米，高度七、八、九米不等；墙上女墙，高与人埒。每距百米许设墩台，较城垣高出约三四米不等。今墩台似较城垣年代稍古，盖长城初为土筑，甃砖之始，先甃墩台，其后始次第甃及城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