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女孩 云播:台湾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的历史教训

　60余年前，在宝岛台湾发生了一起震惊岛内外“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等人被台湾特务机关逮捕而叛变，使得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不仅有一大批地下党员、骨干和积极分子遭逮捕入狱，甚至直接被杀头，而且还使得隐蔽在台湾国民党高层的中共地下党员等，如时任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及王璧奎夫妇、朱谌之（女，吴石的联络人）、王璧奎（吴石妻）、聂曦（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吴石老部下）、陈宝仓（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方克华（长官公署中校参谋）、江爱训（主管补给的参谋）、王正均（吴石的副官）等被秘密逮捕。其中，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4人于1950年6月10日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分别被判刑。而造成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窒息性破坏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台湾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蔡乾等人的工作失职和腐败沉沦所致。

　1949年7月，撤退到宝岛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岛内部分高校中发现有中共地下进步报纸《光明报》，于是派出大批特工采取顺藤摸瓜等方式，破坏了《光明报》印刷场所，并由此掌握了中共台湾地下党主要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在随后几个月里，保密局通过混入高雄地下党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进一步掌握了其“上线”李汾，使其在被捕后供出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保密局特工让他去接头时实施了抓捕。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即蔡乾的身份，但却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工们赶到此往所已空无一人。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对外联系据点暴露等线索，在街上抓捕到了中共台湾工委另一位副书记张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即蔡乾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

　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蔡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自己着装上的大忌。

　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表示愿意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乞求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前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就把那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蔡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先后共计抓捕1800余人，其中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使其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1950年3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国民党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

　这段辛酸历史在1990年代的台湾解密后，将幸存者和特务头子的回忆录结合起来看，便能清楚显现出当年地下组织遭破坏的详细过程。

　中共台湾工委遭受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又是主要原因。当对台湾工委书记蔡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后来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过，比较熟悉共产党内部的一些情况。他在 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大量史料证明，蔡乾从条件十分艰苦的延安返回到台湾后，因台湾岛内经济条件高于当时的大陆，他便开始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年仅14岁的妻妹同居生活，钱不够花便私自挪用地下党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开始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在地下党组织中的领导身份，以向其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等等。

   蔡乾被捕后即刻叛变投敌，并改名为蔡孝乾，随后到广播电台发表反共讲话并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宣布委任他为保密局少将参议。其实只作为特务机关搞反共宣传的走卒，最终于1982年病死。张志忠经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尽管蒋经国两次到狱中以现身说法劝其转变政治立场，得到的回答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1954年张忠志拒绝了捆绑昂然走上刑场，后来国民党特务在回忆中对此气概也不禁表示佩服。

　除了台湾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腐败堕落的个人品质之外，台湾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等对形势发展错误估计、指导方针偏差和工作盲目冒进，也是造成台湾地下党组织在短期内招致大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

　60多年的时光流逝，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已发生了巨变，当年岛内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在1990年代以后已能公开凭吊牺牲者，一些就义烈士的遗骨还经有关部门安排迁葬到大陆。今天的人们纪念那些牺牲的前辈时，不仅能进一步激发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意志，同时通过回顾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从中总结一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的教训，对如今的干部和党员也许会引发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