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1923是民国多少年:现代化，不能没有文化现代化（讲稿） 秦伯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2:51:26
现代化，不能没有文化现代化（讲稿）
秦伯益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100850，北京）
十六、七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先后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新局面。西方发达国家近三四百年来发展迅速的内在动力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三者的良性互动。首先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大批科学家诞生，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采矿、冶金、建筑等领域的新技术问世，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的大量成果迅速投入生产，推动了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结果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了社会革命，结束了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成功又为科技革命和和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因此，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三者的良性互动、相辅相成，就成为最近三四百年来西方国家快速发展的根本的内在动力。这是中央党校2001年的研究结论，写在了《落日的辉煌》一书中。
那么，为什么三个革命的良性互动偏偏会出现在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追其根源，是在十四、五世纪先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文化上的提升和共识。伟大的文艺复兴不仅使意大利成为了当时的世界科技中心，而且影响了西方国家人文精神的回归和人的个性解放，从而迸发了巨大的创造力。随后，英国的宗教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哲学观念变革，最后是集大成的美国开国以后的思想解放。所有这些，无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使那些国家先后成为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所以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文化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没有思想解放，不会有现代文化，也就不会有现代化观念，不会有现代科技和产业，更不会有整个国家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各方面的现代化。
当西方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候，中国还沉缅于“康乾盛世”的自我陶醉中，重本抑末、闭关锁国、搞文字狱、实施愚民政策、禁锢人民的思想。直至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才粉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认识到了要向西方学习，倡导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开始审视自己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而要奋发图强，以期再度崛起，这是中国现代化意识开始觉醒，得到了初步的启蒙。但在顽固的封建政体下只能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学习一些器物层面的实用性知识和技术。虽然从国外引进了不少科技产品和武器，但没有触及根本的制度和体制。当时北洋舰队的舰船数和总吨位都超过了日本，但甲午战火一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动，全世界震惊。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认识到问题不在于器物的落后，而在于制度的落后。于是康梁变法，企图在保持原有制度不根本改变的基础上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像日本那样维新图强。维新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却彻底失败。孙中山起来，革命党人不再和旧制度妥协，推翻了满清封建皇朝，结束了千年帝制。皇帝换了总统，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袁世凯说称帝就称帝了，张勋说复辟就复辟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又进而明白，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没有先进的文化，就建立不起先进的制度。于是导致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后，梁启超总结说：“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制度又促进文化”。
但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一直处于迷茫徘徊之中。五四以来，一些错误的口号曾误导了反封建的方向。如，始而提出反“封建迷信”，反“孔家店”等，而不是反对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文化，继而解放后又长达20多年的狂热宣传“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和个人崇拜，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针对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是一大进步。但也仅限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没有文化现代化，没有观念现代化，因而没有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管理现代化、人文科学各方面的现代化。这在当时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妥协，是那个时期的局限。问题是至今还没有进行充实和提高，使人们误以为现代化就只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不及其他。
由于理论上的不彻底，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在艰难地跛足前行。而冷战思维下意识形态中“左”的思潮仍时不时地用“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来攻击和扼杀要求改革的进步思想。如批判“资产主义复辟”，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资本主义时代，没有的东西怎么会复辟？批判“资产主义复辟”的结果是为“封建主义复辟”扫平道路。又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只有法律所赋予的自由，没有法律以外可以任意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贪污腐化的自由。而他们的劳动人民也同样享受着法律赋予的取得社会保障的自由、监督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和通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手段争取自身权益的自由。在目前中国，奸商和贪官的自由很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很少，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人家的“自由化”？中国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应有的自由还没有完全落实，不存在什么自由“化”的问题。
2007 年人大前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结果，一些“左”派理论工作者居然批判这是“与西方共舞”，是跟着西方的价值观在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奇了怪了！不要科学，难道要愚昧？不要民主，难道要专制？不要法制，难道还要人治？不要自由，难道还要把人禁锢？不要人权，难道还要恢复君权或神权？再说了，现在，不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各种学科的建立，各学科教科书中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结晶，都反映了西方文化。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有浓厚传统文化的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这也是“与西方共舞”，那就“共舞”吧，科技在“共舞”中进步，人民在“共舞”中受益，社会在“共舞”中发展，国家在“共舞”中强大起来。
有一种错误思想是总怕“全盘西化”，怕西方文化有碍国情。我认为，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也不必害怕“全盘西化”。道理很简单：该化的自然会化，不该化的自然不会化。我们的服饰文化不是“全盘西化”了吗？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谁还穿长袍马褂、唐装宋服呀！西化了，好啊！我们的饮食文化呢？西化了吗？没有啊！即使长期侨居海外的华人，不还是喜欢中餐吗？而且“越老越中国”。化不掉的，怕什么呀？人民群众会在自己的实践中选择，使各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我们传统的大中华文化就是“兼容并蓄”的，就是在几千年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发展中形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怕什么呀？
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方面，近代史上中国和日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日本不怕“全面西化”，明治维新的口号就是“脱亚入欧”、“全面西化”。他们直接学习西方进步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体制，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决定取舍，取得了成功。那么，日本的传统文化丢了吗？没呀！仍然是“大和魂”，仍然有“武士道精神”，仍然以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仍然那么勤奋、刻苦、认真、团结。他们的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呀！中国的传统文化比日本的深厚得多，怎么倒怕被“化”了呢？由于中国一直害怕被西化，总不敢直面西方的文化，尤其不敢直面制度和体制，总是仅限于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技术，学习一些形式和皮毛，甚至是糟粕。
甲午战争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预言，中日之战，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很多人不信，俾斯麦说，这些年日本和中国都派了不少使团来德国，他们都来干什么来啦？日本的使团一来就奔我们的政治、制度、治国的理念和思想，回去就改造他们的国家，他们成功了，富强了。中国的使团来了就是买东西，了解哪里造了新的火炮？哪里有了新的军舰？性能如何？价格怎样？他们以为把这些东西买回去了，中国就强大了。他们不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有这些东西。大政治家的预见多么精辟！
中国传统文化原本是很深厚的，是博大精深的。没有任何外来文化能“化”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前的混乱状况不是被“西化”掉的，正如作家冯骥才说，是被我们自己“折腾”掉的。解放后我们先后批判了三个字：封、资、修，这就批判掉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当时我们以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认为只有“在一张白纸上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画出来的是十年动乱、全面内战、经济频临崩溃、社会秩序混乱、道德严重滑坡。接着，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人民起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把这一切再批判掉。结果，古代文化批掉了，西方文化批掉了，自己新建的又被证明是错误的，理应批掉。于是，中国文化的内囊空虚了，陷入了迷乱状态，这是必然的结果。难怪现在很多青年人为自己不知道该信仰什么、追求什么而苦恼。当然，现在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开几个孔子学院啦！清明、端午、中秋过过节、怀怀旧啦！请于丹出来讲讲《论语》心得啦！教中小学生唱唱京剧啦！努力维持着传统文化，这当然也是好事，但作为一种民族灵魂的文化来说，毕竟还只是一些浅层的作为。文化是要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深入骨髓、沁人心脾，形于内、发乎中，影响到人们活动的事事处处，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从这个要求来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建设还真任重道远。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没有文化现代化是不行的。文化不仅决定着衣食住行，还决定着制度、体制、法律、礼仪、规章、伦理等诸多方面，更决定着一个民族深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反映和表现以上这一切的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
任何先进的文化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进步的。今天先进的文化都是在过去传统文化长期发展中逐步提升而成的。传统文化本身也会在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变化发展，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应该主动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来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提升，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扎扎实实的文化现代化基础上健康地发展。
（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5期，8-10）
（转自五柳村）
秦伯益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100850，北京）
十六、七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先后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新局面。西方发达国家近三四百年来发展迅速的内在动力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三者的良性互动。首先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大批科学家诞生，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采矿、冶金、建筑等领域的新技术问世，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的大量成果迅速投入生产，推动了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结果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了社会革命，结束了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成功又为科技革命和和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因此，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三者的良性互动、相辅相成，就成为最近三四百年来西方国家快速发展的根本的内在动力。这是中央党校2001年的研究结论，写在了《落日的辉煌》一书中。
那么，为什么三个革命的良性互动偏偏会出现在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追其根源，是在十四、五世纪先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文化上的提升和共识。伟大的文艺复兴不仅使意大利成为了当时的世界科技中心，而且影响了西方国家人文精神的回归和人的个性解放，从而迸发了巨大的创造力。随后，英国的宗教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哲学观念变革，最后是集大成的美国开国以后的思想解放。所有这些，无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使那些国家先后成为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所以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文化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没有思想解放，不会有现代文化，也就不会有现代化观念，不会有现代科技和产业，更不会有整个国家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各方面的现代化。
当西方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候，中国还沉缅于“康乾盛世”的自我陶醉中，重本抑末、闭关锁国、搞文字狱、实施愚民政策、禁锢人民的思想。直至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才粉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认识到了要向西方学习，倡导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开始审视自己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而要奋发图强，以期再度崛起，这是中国现代化意识开始觉醒，得到了初步的启蒙。但在顽固的封建政体下只能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学习一些器物层面的实用性知识和技术。虽然从国外引进了不少科技产品和武器，但没有触及根本的制度和体制。当时北洋舰队的舰船数和总吨位都超过了日本，但甲午战火一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动，全世界震惊。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认识到问题不在于器物的落后，而在于制度的落后。于是康梁变法，企图在保持原有制度不根本改变的基础上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像日本那样维新图强。维新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却彻底失败。孙中山起来，革命党人不再和旧制度妥协，推翻了满清封建皇朝，结束了千年帝制。皇帝换了总统，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袁世凯说称帝就称帝了，张勋说复辟就复辟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又进而明白，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没有先进的文化，就建立不起先进的制度。于是导致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后，梁启超总结说：“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制度又促进文化”。
但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一直处于迷茫徘徊之中。五四以来，一些错误的口号曾误导了反封建的方向。如，始而提出反“封建迷信”，反“孔家店”等，而不是反对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文化，继而解放后又长达20多年的狂热宣传“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和个人崇拜，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针对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是一大进步。但也仅限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没有文化现代化，没有观念现代化，因而没有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管理现代化、人文科学各方面的现代化。这在当时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妥协，是那个时期的局限。问题是至今还没有进行充实和提高，使人们误以为现代化就只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不及其他。
由于理论上的不彻底，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在艰难地跛足前行。而冷战思维下意识形态中“左”的思潮仍时不时地用“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来攻击和扼杀要求改革的进步思想。如批判“资产主义复辟”，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资本主义时代，没有的东西怎么会复辟？批判“资产主义复辟”的结果是为“封建主义复辟”扫平道路。又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只有法律所赋予的自由，没有法律以外可以任意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贪污腐化的自由。而他们的劳动人民也同样享受着法律赋予的取得社会保障的自由、监督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和通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手段争取自身权益的自由。在目前中国，奸商和贪官的自由很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很少，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人家的“自由化”？中国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应有的自由还没有完全落实，不存在什么自由“化”的问题。
2007 年人大前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结果，一些“左”派理论工作者居然批判这是“与西方共舞”，是跟着西方的价值观在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奇了怪了！不要科学，难道要愚昧？不要民主，难道要专制？不要法制，难道还要人治？不要自由，难道还要把人禁锢？不要人权，难道还要恢复君权或神权？再说了，现在，不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各种学科的建立，各学科教科书中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结晶，都反映了西方文化。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有浓厚传统文化的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这也是“与西方共舞”，那就“共舞”吧，科技在“共舞”中进步，人民在“共舞”中受益，社会在“共舞”中发展，国家在“共舞”中强大起来。
有一种错误思想是总怕“全盘西化”，怕西方文化有碍国情。我认为，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也不必害怕“全盘西化”。道理很简单：该化的自然会化，不该化的自然不会化。我们的服饰文化不是“全盘西化”了吗？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谁还穿长袍马褂、唐装宋服呀！西化了，好啊！我们的饮食文化呢？西化了吗？没有啊！即使长期侨居海外的华人，不还是喜欢中餐吗？而且“越老越中国”。化不掉的，怕什么呀？人民群众会在自己的实践中选择，使各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我们传统的大中华文化就是“兼容并蓄”的，就是在几千年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发展中形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怕什么呀？
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方面，近代史上中国和日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日本不怕“全面西化”，明治维新的口号就是“脱亚入欧”、“全面西化”。他们直接学习西方进步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体制，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决定取舍，取得了成功。那么，日本的传统文化丢了吗？没呀！仍然是“大和魂”，仍然有“武士道精神”，仍然以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仍然那么勤奋、刻苦、认真、团结。他们的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呀！中国的传统文化比日本的深厚得多，怎么倒怕被“化”了呢？由于中国一直害怕被西化，总不敢直面西方的文化，尤其不敢直面制度和体制，总是仅限于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技术，学习一些形式和皮毛，甚至是糟粕。
甲午战争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预言，中日之战，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很多人不信，俾斯麦说，这些年日本和中国都派了不少使团来德国，他们都来干什么来啦？日本的使团一来就奔我们的政治、制度、治国的理念和思想，回去就改造他们的国家，他们成功了，富强了。中国的使团来了就是买东西，了解哪里造了新的火炮？哪里有了新的军舰？性能如何？价格怎样？他们以为把这些东西买回去了，中国就强大了。他们不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有这些东西。大政治家的预见多么精辟！
中国传统文化原本是很深厚的，是博大精深的。没有任何外来文化能“化”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前的混乱状况不是被“西化”掉的，正如作家冯骥才说，是被我们自己“折腾”掉的。解放后我们先后批判了三个字：封、资、修，这就批判掉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当时我们以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认为只有“在一张白纸上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画出来的是十年动乱、全面内战、经济频临崩溃、社会秩序混乱、道德严重滑坡。接着，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人民起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把这一切再批判掉。结果，古代文化批掉了，西方文化批掉了，自己新建的又被证明是错误的，理应批掉。于是，中国文化的内囊空虚了，陷入了迷乱状态，这是必然的结果。难怪现在很多青年人为自己不知道该信仰什么、追求什么而苦恼。当然，现在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开几个孔子学院啦！清明、端午、中秋过过节、怀怀旧啦！请于丹出来讲讲《论语》心得啦！教中小学生唱唱京剧啦！努力维持着传统文化，这当然也是好事，但作为一种民族灵魂的文化来说，毕竟还只是一些浅层的作为。文化是要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深入骨髓、沁人心脾，形于内、发乎中，影响到人们活动的事事处处，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从这个要求来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建设还真任重道远。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没有文化现代化是不行的。文化不仅决定着衣食住行，还决定着制度、体制、法律、礼仪、规章、伦理等诸多方面，更决定着一个民族深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反映和表现以上这一切的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
任何先进的文化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进步的。今天先进的文化都是在过去传统文化长期发展中逐步提升而成的。传统文化本身也会在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变化发展，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应该主动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来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提升，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扎扎实实的文化现代化基础上健康地发展。
（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5期，8-10）
（转自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