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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推荐】2020年，中国素质教育前景之沉思

精品推荐 2010-01-27 17:51:18 阅读46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苏州中学校长 张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电话采访整理，并经本人修改。)

　　站在21世纪新10年的门槛上，遥望10年后中国的教育，不得不先回首审视已经走过的道路。20多年前，“素质教育”的篝火在中国大地上点燃，并已成为大家共同高举的旗帜。然而，直到今天“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依然是普通教育现状的真实写照，乃至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教育悖论和教育谎言，成为一切有良知的教育人的隐痛和耻辱。教育界内，一部分人乐于此道，以假乱真；一部分人迫于无奈，被动跟风；更有人在艰难地追求理想，寻找出路。中国教育的这种尴尬局面，事实证明，仅靠理论研究、政策干预或者行政命令是无法真正摆脱的，仅靠少数立场坚定者的勇敢前行也是不成气候、甚至不可持久的。未来10年，乃至更久，中国教育的前景如何？“乐观”二字是难以让人立刻接受的。

　　中国应试教育的成因非常复杂。不是哪个人造成的，也不是哪个人能改变的。最根源的成因是历史性的、文化性的、社会性的，最根本的症结是社会价值观问题。仅就教育谈教育，仅停留于制度完善、课程创新、高考改革，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也必定会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出若干个更严峻的新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群星璀璨？

　　 2009年11月21日，本校举行了“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面试遴选。其中一道题是：“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什么时空区间？”，贾若楠同学回答道：“我会选择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这个意志和我是共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兵荒马乱，但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陶行知、巴金、茅盾、钱学森、李四光等等，难以数计。

　　 众所周知，鲁迅为了拯救国人灵魂而弃医从文。无独有偶，苏州中学校友钱伟长也曾经为了科学救国而弃文从理。18岁的钱伟长考取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的中文、历史均获满分，而物理仅5分。入学清华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我国东三省。“造飞机大炮，保家卫国”的激情驱使他毅然提出转学物理的请求，这个扬短避长的要求被拒绝后，他百折不饶终于感动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年试读后他奇迹般地成为了物理系的高才生，后来又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报国之心居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省立苏州中学首任校长汪懋祖，13岁即中清末最后一期秀才。矢志于教育救国，1916年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留学成为杜威的弟子，1919年受聘于哈佛大学研究员。1920年回国，历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代理校长及江苏省督学等职。为实现亲自办学、普及教育的理想，1927年他毅然辞去所有职位，回故乡组建苏州中学。这种舍高取低的抉择在当今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那个时代，鲁迅的弃医从文、钱伟长的扬短避长、汪懋祖的舍高取低，还有钱学森、李四光等老海归的毅然回国，乃至数以万计英烈们的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大众，这就是那个时代所有仁人志士们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任何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可置之度外。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博大的胸怀、没有功利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不仅拯救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同时也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和人生，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现在培养不出如此杰出的人才？两弹元勋钱学森也曾一再问总理。类似的，国人还有一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英国仅剑桥大学就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我们不得不反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认为诸多原因中，价值观是首要因素。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无一不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为着贡献人类的目标，历经艰辛，百折不饶，九死一生。其实上述国人关于诺贝尔奖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错误。我相信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是为了这个奖项而奋斗的，与他们所创造的人类财富相比，其实这个奖项本身是微不足道的。

　　 日本旅华作家加藤嘉一最近也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失衡。他警示道，转型中的中国缺乏核心价值观。中国正在蔓延着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不过，我认为，中国当前不是没有价值观，而是扭曲的价值观在大行其道。与上述的那个时代相比，现在中国的许多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近乎小康，但相反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发生了一些偏离，人们的精神境界也趋于低俗化。

　 究竟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发生了怎样的偏离？

　　 功利至上。中国数千年的“望子成龙观”以及“读书做官论”，随着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不断被强化。虽然曾经出现过“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高尚年代，但是在经历十年文革废止高考的“读书无用论”后，已步入了当今这个唯学历的、就业难的、又是独生子女的社会。为了生活需要就业，为了就业需要学历，平民家庭的“书包翻身理念”可以理解。但是人才市场的学历标准不断攀升，促使学生不断追求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硕士博士，造成独木桥越走越长、越走越窄，这是不正常功利升级现象。事实上现在普遍的是，学生时代，一切为了升学和择业，无关的事不做，学生如此、家长如此、老师亦如此，看上去是减负增效、实质上是在培养功利主义；步入社会后，荣誉、地位、财富成了一生唯一的兴趣、唯一的追求。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其实已经是功利主义的训练手段。更不可思议的是一所国内知名理工科大学在做招生宣传时介绍到，他们的顶尖学生很多都活跃在华尔街，学校居然以此为荣，难怪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金钱比科学更有诱惑力。

　　攀比成风。政府攀比GDP，校长攀比升学率。从攀比本一本二率，到攀比清华北大数，攀比金牌银牌数，甚至把素质教育都异化成体育比赛奖牌数的攀比、国际文艺演出档次的攀比等等，一切可以数字化的东西都会成为攀比的对象，都会成为工作业绩的证明物。其实这是应试教育的泛化，是功利主义的强化。这种无处不在、不断升级的竞争，使学生、老师、校长都很累。

　　诚信丧失。几千年前《孙子兵法》所总结提炼的种种计谋，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智慧的教本。从战场到商场、到官场、到职场、到考场，凡是为功利就有竞争、有竞争就要兵法。兵不厌诈，无商不*，事实是谋略者胜、诚信者败。难怪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会一石千浪，原因之一是社会缺乏诚信。公众认为，如果仅凭校长个人就可以推荐上北大，谁能保证校长的这种权力不和利益挂钩，进行暗箱操作，成为另一扇后门。社会的不诚信问题由来已久，伴随着利益社会的步法，难以止步。“学校既社会”，圣洁之地也难以洁身自好，不诚信的事件，有的是别有用心，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一些过于理想化而脱离实际的上级决策，无法操作时的变通技巧往往是真假两面主义，有时还会把学生卷入造假行列，这是教育的最大犯罪，根源在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上。

　　创新缺乏。无止境的攀比不可取，适当的竞争是有益的。有两种竞争方式,一是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大家挤在同一条路上，最后挤死。二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错位发展，创新取胜。目前，前一种情况较多。

　　胡锦涛总书记对普通教育的期望

　　2006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增强学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形成全社会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环境。”

　　 方向已经指明，但前进的道路确实是艰难而漫长的。

　　 这里摘录一段我关于素质教育的哲学思考：“多年来，师生负担减轻不了，应试教育摆脱不了，素质教育落实不了，这是客观事实。教育内部矛盾重重，归根结底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就是，‘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的矛盾。这两对相互关联的矛盾，目前处于对立状态。如何化对立为统一和谐？治标的方法是通过规章制度，规范办学行为，惩治不规范的现象。治本的方法是通过正面榜样，建立正确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风尚。”

　　 “教育规律”的依据是人的健康成长规律，“市场规律”的成因是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努力让家长、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包括教育工作者形成一个以人为本的、在乎人的健康成长的共同的人才价值观，并以此导向行为，从而使得人为的市场规律尽可能地服从于客观的教育规律。这种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和谐，就促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和谐。

　　 高考制度强化了功利价值观的误区，应当改革；课程体系是引领正确价值观的渠道，应当完善；行政管理是正确价值观的保证，应当强化；人才市场是左右价值观的第一指挥棒，应当理顺；宣传媒体是影响社会形成正确价值观、形成健康社会文化的重要阵地。总之，正确的人才价值观以及素质教育的理想环境的形成，必须形成合力，其中过去薄弱的政府职能、人才市场和宣传媒体尤为重要。

　　教育是一颗大树，它植根于社会的土壤中。要想使这颗大树枝繁叶茂、健康成长，我们必须要从社会、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来给以滋养。要全方位、深层次推动教育改革，否则就永远走不出教育的沼泽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2010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