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种子包装:《广东十虎》代前言

    幼时在粤北乡村，天天听大喇叭里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村中老汉闲聊，伟大的毛主席不过是“肥毛”，解放军在他们的嘴里，也顽固地沿袭几十年前绰号，叫“长毛红军”。乡下人无见无识，却喜欢自作聪明地无师自解。他们是这样理解的，既然太平军认上帝做契爷，跟耶稣搵食，叫“长毛”。那么红军作反，认马克思做契爷，跟苏俄搵食。两者都是跟住番鬼佬“苏哥”搵食，前者叫长毛，后者亦当然叫长毛。简单区别，叫“长毛红军”而已。即使是到今天，在一二老汉嘴里，也故称如昔。
 

    广东人给别人起绰号，没北方那么多的文化，也没那么矫情。像水浒好汉里的绰号，每一个都威猛精神，叫得令人羡慕。老广才懒得管文雅不文雅，也不管你是谁，皆根据口语习惯，简单总结某个人的身体、出身、职业、言行的特点，给你起个最具市井味的绰号。

    南海佬康有为平时与人谈话，开口埋口就是圣人有云，乡里人烦他烦得不行，便调侃地叫他“圣人为”，其弟子梁启超口阔鼻隆，善高谈阔论，一个“大口超”的绰号就送了过去。你觉得难堪也好，尴尬也好，只要大家觉得口爽易记，这绰号就俗成约定地跟你一辈子，没法改。

    老广喜欢给人起花名的乡俗习惯，不仅仅存在于在底层市井社会，即使在高级知识份子里也有这个习惯，如胡汉民与友人同僚来往的函电信札，也是给政敌乱起绰号。比如他称蒋介石为“蒋门神”，这个绰号大约取自于水浒。李济深信佛，自然叫和尚。唐绍仪也信佛，但因其姓唐，就叫三藏。李宗仁简称“不孤”，这个绰号来自于李宗仁的字“德邻”，而德邻二字，又来自《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所以被胡称作“不孤”倒也能理解。黄绍竑1923年在广西混战时蓄了一脸的胡子，绰号胡须佬。白崇禧绰号很文雅，叫“香山后人”，这来自于白居易晚年自号香山居士。但胡汉民称陈济棠为“爵绅”，陈铭枢为“史姑娘”，就让我摸不着头脑，分析不出来了。国家他也起绰号，如他称英国为老番、日本为矮屐，俄国为红毛，美国自然是花旗。

    胡汉民旧文人习气很重，喜欢玩文字游戏来炫耀学问，给人绰号因此显得文雅一点，没那么浓的市井味。其他人给政治人物起绰号，那就直接粗俗很多。比如陈炯明烟瘾很大，粤军晚辈便叫他“陈老瘾”。竞公晚年蜗居香港，穷得连烟钱都没有，只能趁访客来，多抽几支宾客带来的纸烟顶瘾，死后更是凄凉得连板子都没得装，令人唏嘘不已。清贫廉洁到如此地步，还好意思骂他是反动军阀么？

    孙科在民国政客里面，是著名的亲苏派，他亲苏不是偶尔发神经，而是差不多二十年，贯穿了大革命时代一直到抗战后期。所以他在民国政坛上，是出了名的“孙科诺夫”。外交部长陈友仁自幼在外国长大，英语帅得冇得谈，但中文一句不会。故他的绰号毫无意外地叫“番鬼仁”和“鸡肠仁”。古应芬也算是国民党元老了，此公在黄花岗起义前，表现缩骨怕死，后来被同党讥为漏气的“烂鼓（古）”。何应钦，因其谦谦君子，温文如玉的性格，被誉为武甘草。另一个“文甘草”谭延闿，却是个什么人都能称兄道弟的政客，此人是个滥好人，没什么原则。左派是他兄弟，右派是他同党；官兵是他袍泽，土匪是他手足。另此公特别嗜好鱼翅，佐餐无翅不欢，绰号亦叫“谭鱼翅”。

    宋庆玲现在习惯称为孙夫人，这是政治遵称而已。当年粤系军政后生辈私底下叫她“二叔婆”。广东人本来就习惯称呼社团里的元老人物为叔公，孙中山搞了那么多年的革命，民党里面的广东籍的后生，几乎是听着他的作反故事长大的，对他的感情已经不是革命领袖那么简单，心目中他几乎就是自己的长辈，加之他在家中本来就是排老二，所以私底下叫他二叔公是很自然的事情。孙夫人在家也排老二，又是二叔公的老婆，所以简称为“二叔婆”。廖胖子（廖承志）踎了几年监出来后见到她，激动地叫孙夫人。宋没答应，想了想说：“你还是叫我叔婆吧”。看来孙夫人是知道自己绰号的，也很满意自己这个称呼。

    军人的绰号就简单了，袍泽之间不是同乡同族就是同窗同姓，身份相当又年龄相仿，因此开玩笑给对方起绰号，毫无顾忌不说，几乎是怎么恶心怎么难听就怎么叫，而且不是和畜生动物就是和生殖器联系在一起。

    张发奎运气好，他的绰号叫“大王”，不算难听。他确实很山大王的特点，性格野蛮倔强又暴烈冲动，牛精的薛岳也得对他屈服。他绰号的来历有两种说法。其一，“六一六”事变后，他率大元帅警卫团三营及薛岳一营的一个连跑回始兴老家车八岭仙人洞盘踞，聚啸山林做了土匪，响朵“土匪张”，宁匪不降。另一个说法是他签名的“奎”字，老是上下过于分开，把圭写得潦草如王，乍眼看上去，奎字很容易看成大王。成名后，袍泽部下有时干脆当面叫他“大王”，他也不以为忤。

    薛仰岳的名字历来被人意淫无数，瞎编他因从小仰慕岳飞，树立了“精忠报国”思想，从军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薛岳”。扯谈，敬仰岳飞还把仰字取掉？那是叫自恋不是敬仰。“仰岳”怎么变成“岳”的呢？那是二次革命时，他与林直勉、梁树熊等人在湛江组织屠龙军，被法国巡捕拘捕刑讯姓名时，他决定不泄露真实身份，便说自己叫薛岳，从此他便成了薛岳。他的绰号叫“哨牙仔”，源于他本身就有点大板牙，在河内踎监那两年，组织上委托一些关系华侨时常送些衣食进去给他们。但经得起长时间储存的食物，只有番薯。所以他在河内的监狱里刨了两年的生番薯，营养不均衡的监狱生活让他牙龈萎缩，大板牙越刨越长，出监后看上去就有点龅牙了，自然被张发奎等损友笑称为“哨牙”。
 

    叶挺将军字“希夷”，粤语与“乞儿”（乞丐)近音谐音，他的同学根据此给他取了“乞儿挺”这么难听的绰号。黄琪翔是他的同学，生得仪表堂堂，英气逼人，所以人称“靓仔琪”。虽然他们俩的绰号差距很不同，但他们的人生待遇有一样是相同的——就是都娶了一个漂亮贤惠的女人做老婆。

    陈铭枢在胡汉民信札里有个“史姑娘”莫名其妙的绰号，属于小范围的代称。他真正的绰号叫“阿跛”。1929年陈途经香港时，遇上火灾跳楼逃生跌跛了脚。“阿跛”二字用北方话发音毫无趣味，但用粤语发音，就充满了消遣的意味。语义语音有时会因地域文化的不同会产生不同感受，这种感受毫无规律也没理由。比如我告诉萨苏，广东人形容又肥又壮的人，一曰“肥佬”，二曰“大只”，他要是又高又肥的话，就很可能被人随口叫“大只苏”。他听了乐不可支，笑得前俯后仰。我却很纳闷，这有什么好笑的？

    广东人形容高而瘦的人，没什么想象力，直观简单地“高佬X”。蔡廷锴1.83的个子，自然称为高佬蔡。犹如相声演员搭配一般，他这辈子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拍档却是又瘦又矮绰号“马骝鼐”的蒋光鼐。我还记得他们19路军有个师长谭启秀，不知道是因为确实是嘴大还是口无遮拦，叫“谭大嘴”。按照广东人的习惯，应该是他嘴巴阔大，能吃。若按北方人的习惯，这绰号多半是形容他说话不经大脑。

    陈济棠坐镇南天做广东省主席时，部属当面尊称他为“伯公”，背过去就“瘟猪棠”。这绰号来自他在黄埔陆小混时，课间稍息片刻的时间里，这哥们都可酣然坐睡，还象猪牯一样鼾声如雷。加上其人脑垂体没发育完全，身体协调性不是一般的差，连正步走都走不好，每逢学兵校阅，便被留下来搞卫生，免得丢人现眼。大家给他起“猪棠”花朵，喻其嗜睡愚笨。后来年岁稍长，猪棠目睹世事纷乱，前程艰难，便抱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心思。故平时寡言少语，蔫头蔫脑的，宛如发瘟的猪，又被同袍贬称为“瘟猪棠”。

    如果说瘟猪棠喜欢扮猪食老虎，那么余汉谋就是山猪夹，不动声色就把瘟猪棠这只老山猪夹住了，一声谢谢都不说，就把陈瘟猪苦心经营了8年的广东吞下肚，端是一头笑脸虎。他这个人很有官相，脸宽眉粗，眼神内敛，双肩圆厚，老成浑厚的表情里带着一丝狡黠。平时沉默寡言，却时有惊人之言，正如广东人所说的“唔声唔声、吓死黄猄。”余汉谋家里兄弟姐妹十多人，他排行第九，脑袋也大，被小学同学梁寒操（高要才子，国民党宣传部长）消遣为“大头狗（九）”或“大头鱼(余）”。 

    做学生的历来喜欢给老师起绰号，黄埔军校的学生也不例外。蒋介石曾经在上海混生活的经历，学生们便在背后叫他叫蒋阿拉。戴季陶叫戴古董，源于此公醉心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当时向苏俄学习革命的风气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讽刺为古董；王柏龄是扬州人，一直被叫作“辣块妈妈”，后来他开始信佛，黄埔学生背后叫其王和尚。王没传说中那么草包，他在云南讲武堂先做炮科主任，后做教育长，其炮兵教学造诣相当深，黄埔建校的具体计划就是他写的，还有北伐军的军服，也是他设计的，帅吧？

    邓演达叫“飞机头”，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他中分的飞机发型永远疏得整整齐齐，油光可鉴，苍蝇站上去都摔死。加上他的外表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说话和动作都沉着有劲，气魄雄厚，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当时最拉风的职业就是飞机师，所以他叫“飞机头”也就不奇怪了。好在黄埔不收女生，否则将是什么光景，那真的是不可想象。他天天穿着一双黑色长筒马靴，靴底铁掌着地的响声加上马刺的金声，酷到极点，大老远学生便知道他来了。阿达绰号蛮多的，另外还有什么“黄埔四凶”，大佬达之类的绰号、、、、、、

    军队里面几乎可以说是没人没绰号的。俗话说，人有可能起错名，但不可能起错绰号，这是说从一个人的绰号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特点。比如烂赌光（邓龙光）性格冲动，指挥作战犹如赌台下注，喜欢一锅见输赢。马少屏作战勇猛，经常不管友邻部队有没跟上来，只顾自己冲，被袍泽誉为“癫马”。

    抗战时四军的军长张德能喜欢和女学生搅在一起，“咸湿佬”的绰号他跑也跑不掉。他确实是能打，否则进攻意识很强的四军也轮不到他当军长。北伐时他在长沙搞大一个女人肚子，还累及土匪张出面帮他善后。45年他被枪毙后，又有女人拖着几个小孩跑到土匪张面前要求照顾，说是他的私生子女。台山佬朱晖日白白胖胖，像头小肥猪，所以绰号猪崽晖。

    客家佬吴奇伟，字悟生，粤语谐音就是唔生，顺下去意思就是“唔生仔”（不生儿子）。他还有个绰号叫“阿婆”和“鸡乸”，意思是他这人脾气好心肠软，带兵犹如母鸡带小鸡。土匪张下令军中禁赌，抓住没二话——“枪毙”，只是两广的士兵，让他们不赌钱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于是星期天纷纷跑到军营附近的山野树林里开大档，吴奇伟陪土匪张巡察时远远看见人影就故意大声示警叱问——“你班化骨龙响度做乜（你们这帮家伙在这干啥）？”士兵们一听，一边笑应——冇嘢吖，我地响度卿计嗻（没干嘛，我们在这聊天呢）！一边各抱钱财赌具做鸟兽散。 缪培南于第一东征回广州平叛时，在广州东郊瘦狗岭与滇军大战，左耳被子弹打飞，所以叫“崩耳南”。李汉魂有耳背的毛病，抗战做广东省主席，省府行政系统的人员半开玩笑半恭敬地当面称他为“聋公”（反正他未必能听见）。

     广东地处南海边陲，千百年来远离权力中心，所谓的皇权官威在广东民间实在是不值俩钱。北方社会那种等级森然的封建阶层意识，在这里被随意散漫的市井文化得到很好的弱化和消解，因此造就了广东文化里极为生猛有趣的部分。

《广东十虎》序——谢叫兽谢勇的无耻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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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谈

 重阳兄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网友。说来惭愧，就我这岁数的人，也算是头几波网民了。所谓网友，常常是有复杂意味的，与异性网恋乃至一夜情等等联系在一起，可惜上网近十年，硬是没有过此类艳遇，不多的几个网友，都是男的。我一直觉得这应该怪重阳，是他开的头不好，然后跟着就是一串歪瓜裂枣的老男人，或矫情或闷骚，然后基本反动。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这些网聚的朋友中间，重阳应该是最彪悍的一个，一来是有头颅上五六处伤疤为证，这自然是历年厮混江湖的明证。二来我曾经看过一张照片，是重阳年少时的往事，与人打赌比试胆气。夜上荒山，取出寄放金瓮里不知何年何月的一具尸骨的头颅，回到宿舍，众人骇然鼠窜。尔后，少年陈重阳与被其骚扰的遗骸合影留念。只是不知两人，不对，是一人一鬼随后有没有对话，上演一段庄子当年经历过的故事。

我是在重阳家里听他讲这段故事的。作为证据，他向我炫耀了当年拍摄的照片，一个莽撞少年和一个被岁月腐蚀风化的骷髅一起微笑。这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他是生错了时代，如果让他有机会投胎到晚清，或者民国，能折腾出一段怎样的传奇呢？会不会是一方绿林好汉，或者是地方豪强之类的恶霸强梁？仰或像他自己写到的那样，在粤北山区训练出一支中国最好的山地师，保家卫国，守土护乡兼着轻度鱼肉百姓强抢民女？ 这种疑惑或者叫遗憾在读重阳兄文字的时候感受尤其强烈，看他写的那些枭雄，简直都是和他在一起混社会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就差没拍着他老兄的肩膀说，重阳、、、、、

    实际上，就本性而言，最喜欢的其实是重阳写出的关于吃食的文字，以及他谈天说地，谈情说爱。当然，他读者最多，最能抓人的是这本《广东十虎》，好看，甚至可以说是过瘾，不过因为对历史我实在是外行，难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所以，不妨旁敲侧击，给重阳兄说点别的。

 学着一位敏感词对另一位敏感词写序的方式，先棒喝这厮几句。

 首先，虽然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但是我敢判断，这本书史实方面的毛病，肯定不是一处两处。虽然重阳一定会梗着脖子让我找他哪里出错了，真要找到了也会有一串串的争辩，历史不可重现，细节多是浮云。在我看来，这本书本身就不是历史研究著作，而近于演义文体，对细节，重阳应该精益求精，读者要是拿着放大镜去找，其实意思不大。不过如果重阳自己把这本书当成历史研究著作，那我就你没话说了，那就让他和历史学家们争论去吧。

 虽然细节不必苛求，但是我真正有些担心的是，这本书当中一些关于历史的观念和事件的基本理解是不是经得起检验。对于重阳兄的历史观念和整体理解，我是有赞有弹。赞的地方是，无论是国军还是共党，在自我神话之前，实际上都有几分起于草莽，仿若江湖。而从对手手中取得执政权力之后，常常正襟危坐一副庙堂嘴脸，这个情形，颇类于当年张静江发飙时候说过的，都是叫局吃花酒的角色，装什么？

 就权力去魅而言，重阳兄这本著作功莫大焉，但是仔细读读，却也能发现，作者下笔极有分寸。当然，这可能也有部分史实支持，比如两党相较，百年老店的国民党会党色彩要浓重不少，与他笔调中的那种江湖气更有精神上的契合，而轮到这边，则被主义不断洗脑，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打造成特殊材料的队伍，自然传奇色彩要淡很多，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现实言论环境所决定的重阳兄的不彻底性也能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除了这一演义笔法，我还有些担心，作为非专业的民间历史爱好者，又把故事讲得天花乱坠，不会不真的给读者以一些观念，比如这一边的胜利是因为谍报人员建立奇功，直接把最核心机密输送到延安之类，我曾经在一次饭局中目睹某知名网友与袁伟时等等历史研究专家争论，这位兄弟的观点是，当时上海金融动荡的原因是因为苏联的伪钞被秘密运到了上海，而这次经济危机就成了压垮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可实际上，一个政权的垮台原因复杂，单纯归结于某一具体因素，常常流于偏颇。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毛病，重阳的文字中也不是没有，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实际上算是传记文学，作者写着畅快，读者读着过瘾的时候，也不应该忘掉，这毕竟是三国演义而非三国志。

 我眼中的重阳是杂学家，他社会学科出身，做过摄影记者，编辑等等，看他的书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更珍贵的是，当年因为职业的便利，行走祖国大好河山，在塞外寒风中醉过酒，在高原星光下撒过尿，所有这些沉淀在文字里，让他写的东西分外有味道。实际上，最能体现他这一牛逼之处的还不仅仅是他讲史，而是更显性情的其他文章。这也可能是他虽然多写广东一地，实际上视野更为宽广的原因吧。我虽居住广州一段时间，但是对广府文化还是比较隔膜，书中一些微妙的有趣之处，常常看不出来，不过，看他如此热爱本乡本土，我曾以为他会和一些朋友一样，主张走粤人治粤，走联邦制的路子，不过和他一聊，反而是强烈的大一统主张者，是中央集权的拥趸。这与他破万卷书后又行万里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联、

 说实话，交往日久，我发现重阳在我眼中越来越不彪悍了。一来我们一样，越来越胖，杀气渐渐消退。二来，接触久了，我发现这人简直就是一情圣。听他讲追求美女的经历，那份细致耐心，常常让我有怡红公子之感。别说，看看他的这个城市里的天台私家花园里种植的各种瓜果香草，简直是个耕读传家的儒家隐者——当然，是不是装的就不知道了。

 在今天，社会从严密趋于松散；又有对岸完成蜕变，从威权专制转化成民主政体，遂有不少人心系前朝，盼望和对岸一样获得自由，但又面临强得几乎不可战胜的体制，所以晚清民国历史也就成为热门，穿越的意淫也不时可见。可是，真要是这般儿女情长，重阳回到以前，能不能真成一方枭雄，我还是有所怀疑的。当然，据他说正在构思一部此类小说，那这厮究竟是扭转乾坤还是带着八房姨太太避走香江，不妨拭目以待。

                                                                               ——谢勇。

    晚清随着外国商品经济大量地输入华南地区，令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清末民初战乱不休，农村经济更是凋敝。而农业生产工具的原始破旧，多数农具还保持着一两千年前的样子，又使劳动生产率极低。举个例子，90年代中，粤中英德地区农民收割稻谷，居然仍有农户用抡着稻子在禾桶里使劲摔打脱粒。

    华南山区与丘陵地带分散耕作的特点，让地方政府极难组织起大型的公共灌溉水利系统。清初至民国，即使是精心耕种的水田，亩产两造顶拢收7担谷。望天吃饭的高垄梯田，一年两造收3-4担谷，就算高产。所以一般山区农户仅靠种地所得已难以维持平静安详的生活。“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锓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冻馁，而荒岁必至死亡”。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使农村青年已不可能传承耕读传家的家风，种地渡日已经成为妄想，坐守家中就意味着无望无助地逐渐贫穷下去。当他们翘首山外，却发觉自己现代知识（如物理、化学、数学）基础的薄弱，无法与大城市青年进行升学及其他领域的竞争。自己除了可以出牛力卖贱命之外，实在不知道路在何方。

    在这种背景下，从军谋生便对他们就极具诱惑力，官办军校不交学费还有补贴就成为他们角逐的热门。在那些沙场余生过来人的回忆录中，有关于此的描述屡见不鲜。民初黄埔陆小招生，五六千人投考才招收百余名，几乎是百里挑一。1918年保定军校改从中学生里招生，竟轰动一时，各地无财力升学或辍学的穷家青年纷纷投考。毕竟，卖命搏前程，什么时候都不是权贵富家子弟的首选。

    这些来自农村的精英，从小就衣衫褴褛，饮食粗糙，还要承担部份繁重的农活，这种乡村生活的磨炼反而使他们体格健壮，刻苦耐劳。因此对艰苦的生活自有特殊的忍受力，并能适应军队单调紧张的生活，在战场上也能保持旺盛的体力与坚韧的意志。

    这些青年早年在黄埔陆小接受初级军事教育时，在同盟会秘密散发的宣传读物中，他们了解到过去满清对汉族残暴的征服史，还有当今中国的外忧内患，民族意识的复苏常常让他们痛苦得抱头大哭。从此之后，朴素而坚决的民族主义意识便根扎在他们心中。在邓铿、赵声的感召下，这些少年纷纷加入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在其后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他们追求个人发迹的理想，逐渐转变成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理想。1917年，这些青年精英相继集结在孙中山旗帜下，开始征战四方，接受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与责任。
 
    在长年的军旅生涯中，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他们很容易因为同袍、同乡、同族、同窗、同姓等五同关系结成一个个亲疏有别的群体。这种以地域为纽带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旦借助时势风云，登上历史舞台，很容易演变成地方军政派系。

    但是限于单一的军事生活与较低层次的知识结构，令他们思想比较缺乏单纯，缺乏对各种政治理论的兴趣与鉴别，对军队之外纷纷嚷嚷的政治斗争总是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他们习惯于结成团伙，彼此论忠心、讲义气，上下如父子，同袍如兄弟。在团伙中跟着某个领头人走，而这个领头人一旦在政治与军事上押注成功或看错方向，都会导致一大批人的投效或离散。

    1926年，他们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投身北伐。但在其后农民运动的高潮中，他们无法接受共产党提出平分土地，平分一切财产的主张。

    从政治渊源上说，他们在成长的关键阶段，便参加了辛亥革命，这是他们军人生涯的重大转折。而三民主义虽然有种种弊端，也提供了一套建国富国的思想体系，所以三民主义很自然便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

    在感情上，孙中山是本乡本土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亲切而又实在，如父似兄。他们在他的旗帜下战斗多年，其意义不再是过去跟着军阀乱打一场那么简单，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独立而奋斗。而共产革命来自苏俄，领袖人物马恩列都是留着大胡子的鬼佬。中国人被鬼佬欺负了上百年，而今再去拜在鬼佬的脚下，在他们简单的思维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政治信仰问题，而是民族自尊心与骨气问题。中俄初期的合作关系无非是孙中山发鸡盲，老眼昏花地冇睇清苏俄借鸡生蛋的计谋，根本不知道苏俄目的就是想颠覆国民党，企图把中国变成其傀儡。

    在个人的生活上，这些青年在少年时代便告别故乡从军报国，对父母总是抱有为国尽忠而不能尽孝膝下的歉疚。在为国家争独立与富强之外，他们个人的理想就是光宗耀祖，让父母扬眉乡梓，并在生活上过好一点。而共产革命不但粉碎他们的这种理想可能，同时还要把其家中维持生计的少量田产也要剥夺，他们对共产革命的反感，便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