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欧美尼龙丝袜恋足癖:刘衡：“斗书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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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谈往事]“斗书记”转变 - sltao 评论: 0 访问次数: 39 发表时间:2007/07/01 08:30am (2天1小时12分钟前) 加评论
1980年，湖北应城红旗公社开劳模授奖大会。当龚河大队的支部书记龚天惠上台领奖的时候，只见台下人群有个青年满面通红，浑身冒汗。
他是代河大队的支部书记代润山。
原来，代河跟龚河村对着村，田挨着田，相隔只有一里路。两队门前流着富水河，共饮一河水。两队旁边靠着石膏矿，是石膏矿的左膀右臂。两队又是一对穷朋友。领导同志只要谈到谁谁生产落了后，工作没搞好，提了代河，就要说龚河；提了龚河，也要连着说代河。每当这种时候，代润山就要在心里跟领导吵架：“难道你不知咱们两队都在矿上？这里土硬地薄，连草都不长！”可是，从1976年开始，龚河的生产就像猴子翻跟斗一样，越翻越高，翻进了先进行业，把代河甩了好远。现在，还能跟谁吵架？还能用什么语言安慰自己呢？
代润山听过龚天惠的先进事迹报告，知道他脑子里有算盘。“千干万干，比不上龚天惠的脑子一算！ ”可是自己脑子里有什么呢？自己脑子里有的是：“斗！斗！斗！”就为这，得了个“斗书记”的外号。文化大革命可害人不浅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代润山16岁，小学刚毕业，当了红卫兵，南征北战搞串联。韶山脚下、天安门前，他都留过影。回到家乡，当民兵排长、连长。1972年入党，1976年当党支部书记。不管他到那里，当什么，他总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在他眼中的阶级斗争就是两斗：斗阶级敌人——五类分子；斗资本主义——工、副业。
老虎死了，还斗么事？
代润山常常说：“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他怀里揣个笔记本，里头记的全是五类分子的“破坏”活动：“地主某某放牛，撒开牛绳，自己去玩。”“富农某某耙田，回来叫牛拖耙，自己不用肩扛。”“右派某某会咬文，爱讲故事，影响生产。”全队20多个五类分子，平均每人被他批斗过不下七八次。
前年，代润山到地里检查晚稻秋收。第六小队队长对他说：“难怪咱们收成不如二队，咱队一个分子也没有！ ”一句话使代润山想了好久：“这些年，咱们大队人心都搞散了。有狠吃狠，有谋吃谋，没狠没谋的吃力气。只有五类分子做活不做声，出了力气又吃亏。”如果说他们是老虎，可这老虎早就死了，不吃人了，还斗么事哟？”
去年年初，公社找他开会，传达“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的文件。开完会，他往回走，刚到村边，听见有人嚷：“代发旺吊死了！”他心里扑通一跳。原来代发旺是个地主的儿子，干活卖力，长得也好。可是，28岁了，说不上媳妇。他的弟弟17岁时给一位贫农做儿子，最近结婚了。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寻了短见。
代润山赶到代发旺家里，他们一家人正伤心成一疙瘩。代润山讲了要给地富摘帽的消息，老妈妈立刻扑倒在地，抱尸痛哭：“我的儿呀，你要是多活半天，你就死不了啦！” 代润山鼻子一酸，也要哭了。但他忍了又忍，没让眼泪滴下来。他想：“代发旺和我同年，长在红旗下，他有什么罪？投错了胎，能怪他吗？我从小不跟他玩，还要斗他，真对他不起。”
他连夜传达文件，布置工作。经过群众评议，不到一个月，大队唯一的一个右派得到改正，地富都摘了帽子。有两个小队还选了两个地富子女做副队长。“一家摘帽，几家解放” 。多年不来往的亲戚、朋友都互相来往了。五类分子活得像个人了，干起活来，更是卖劲出力。
为啥对工、副业有仇？
代润山听过公社书记曾炎安的报告：“要得社队富，必须坚持农工副，龚河的路子闯对了。”可是，代润山千思百想，怎么没有想到也去闯闯这条路子呢？相反的，他一上台当书记，就宣布：“除了修地球，其余都是非法的！”他枪毙荸荠、藕，坚持“以粮为纲，全面插秧”。他没收了富水河上的7只打渔船、70部网。他把船打坏，把鱼网一把火烧掉，把副业门路砍光。
代润山为啥对工、 副业这样有仇？ 是谁教给他的？ 他不由得记起了过去的两件事：1973年，应城盐矿需要临时工，经公社一位老书记批准，大队去了40人。谁知才两天，老书记就变了卦，要代润山（当时他是民兵连长）喊他们回来。代润山跑了10几里路，来到矿上。兴高采烈的民工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当头淋了一盆凉水。盐矿黄矿长也挺不满意：“矿上正需要劳动力，已经订了合同，每人每月60元，个人和队上二八分。这件事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为什么又要改变？”黄矿长写了一封信，盖上巴巴印，让代润山带回来。 老矿长看了信，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宁愿要贷款，不能搞副业！”结果，40个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从此，代润山对工、副业就没有了好印象。1974年，代润山到大寨参观，特别留神，看看大寨有没有工、副业。一看，果然没有。白天，大寨的街道没有人，人们都在干农活。他更明白了：庄稼人除了种田，还是种田，不能有二心。
可是，这里人多地少啊，龚河原先想在“九分田里闹革命” ，没有成功。代河想在“八分田里闹翻身” ，失败得更惨：不管代润山怎样阻拦、批斗，还是有60％以上的人外流、单干、自寻活路。留在家里的人都慌了神：集体的田不愿种，连自留地都不肯要。吃饭靠三买（米、 菜、煤），有的连屋梁都拆下来卖了吃。每天，当石膏矿工人下班的铃声一响，正在耕地的牛都要停下来，不肯再走。
这个烂摊子，归我来治
在授奖大会上，代润山脑子里滚上滚下，想来想去。想得难过、灰心时，他对自己说：“我犯了罪， 害了大队。 这个书记， 不能当了。”想得明白、清醒时，他又对自己说：“龚河闯出路，咱在后头跟，一块往富奔！”又高兴起来。
回到大队， 在干部会上，代润山讲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最后他说：“闹穷闹穷，越闹越穷。就是斗来斗去，把大家闹穷了。这个烂摊子，是我惹下的，归我来治！要是今年生产不上去，我就下去。” 参加会的有几个是老党员、老干部，他们早就在背后议论过：“这些年，我们是被4个恶鬼扯着乱跑，不能光怪小代一个人。”“这个伢是棵好苗，被虫虫咬了，害虫一除，还能抽穗进米。”现在听代润山这么说，自然个个喜欢。
“斗！ 斗！斗！”的办法不灵了，有几天，代润山感到工作失掉了“抓头”，不知从何入手。慢慢，他感到工作做不完了：他要听技术员讲课，要跟会计一块研究定额管理、成本核算。他拜了两位副书记做师傅，学农业管理、工、副业经营管理。他怀里另外揣了个笔记本，记的是：代河农业规划、早稻促早发问题、如何科学施肥、水牛耕田一亩多少分、 栽秧一亩又是多少……他学着算帐，算出大队全劳力750个，应该抽出350个搞工、副业。 他还跟大队商量，找出大队的“母鸡”：建立砂石厂、青膏（又名兰板，可制水泥）厂。富水河岸、石膏矿旁的砂石、青膏取不尽、用不完，只要劳力，几乎不要本钱。
看吧，打倒了白骨精，孙猴子的跟斗将越翻越快…………
原作于1980年8月
1980年，湖北应城红旗公社开劳模授奖大会。当龚河大队的支部书记龚天惠上台领奖的时候，只见台下人群有个青年满面通红，浑身冒汗。
他是代河大队的支部书记代润山。
原来，代河跟龚河村对着村，田挨着田，相隔只有一里路。两队门前流着富水河，共饮一河水。两队旁边靠着石膏矿，是石膏矿的左膀右臂。两队又是一对穷朋友。领导同志只要谈到谁谁生产落了后，工作没搞好，提了代河，就要说龚河；提了龚河，也要连着说代河。每当这种时候，代润山就要在心里跟领导吵架：“难道你不知咱们两队都在矿上？这里土硬地薄，连草都不长！”可是，从1976年开始，龚河的生产就像猴子翻跟斗一样，越翻越高，翻进了先进行业，把代河甩了好远。现在，还能跟谁吵架？还能用什么语言安慰自己呢？
代润山听过龚天惠的先进事迹报告，知道他脑子里有算盘。“千干万干，比不上龚天惠的脑子一算！ ”可是自己脑子里有什么呢？自己脑子里有的是：“斗！斗！斗！”就为这，得了个“斗书记”的外号。文化大革命可害人不浅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代润山16岁，小学刚毕业，当了红卫兵，南征北战搞串联。韶山脚下、天安门前，他都留过影。回到家乡，当民兵排长、连长。1972年入党，1976年当党支部书记。不管他到那里，当什么，他总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在他眼中的阶级斗争就是两斗：斗阶级敌人——五类分子；斗资本主义——工、副业。
老虎死了，还斗么事？
代润山常常说：“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他怀里揣个笔记本，里头记的全是五类分子的“破坏”活动：“地主某某放牛，撒开牛绳，自己去玩。”“富农某某耙田，回来叫牛拖耙，自己不用肩扛。”“右派某某会咬文，爱讲故事，影响生产。”全队20多个五类分子，平均每人被他批斗过不下七八次。
前年，代润山到地里检查晚稻秋收。第六小队队长对他说：“难怪咱们收成不如二队，咱队一个分子也没有！ ”一句话使代润山想了好久：“这些年，咱们大队人心都搞散了。有狠吃狠，有谋吃谋，没狠没谋的吃力气。只有五类分子做活不做声，出了力气又吃亏。”如果说他们是老虎，可这老虎早就死了，不吃人了，还斗么事哟？”
去年年初，公社找他开会，传达“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的文件。开完会，他往回走，刚到村边，听见有人嚷：“代发旺吊死了！”他心里扑通一跳。原来代发旺是个地主的儿子，干活卖力，长得也好。可是，28岁了，说不上媳妇。他的弟弟17岁时给一位贫农做儿子，最近结婚了。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寻了短见。
代润山赶到代发旺家里，他们一家人正伤心成一疙瘩。代润山讲了要给地富摘帽的消息，老妈妈立刻扑倒在地，抱尸痛哭：“我的儿呀，你要是多活半天，你就死不了啦！” 代润山鼻子一酸，也要哭了。但他忍了又忍，没让眼泪滴下来。他想：“代发旺和我同年，长在红旗下，他有什么罪？投错了胎，能怪他吗？我从小不跟他玩，还要斗他，真对他不起。”
他连夜传达文件，布置工作。经过群众评议，不到一个月，大队唯一的一个右派得到改正，地富都摘了帽子。有两个小队还选了两个地富子女做副队长。“一家摘帽，几家解放” 。多年不来往的亲戚、朋友都互相来往了。五类分子活得像个人了，干起活来，更是卖劲出力。
为啥对工、副业有仇？
代润山听过公社书记曾炎安的报告：“要得社队富，必须坚持农工副，龚河的路子闯对了。”可是，代润山千思百想，怎么没有想到也去闯闯这条路子呢？相反的，他一上台当书记，就宣布：“除了修地球，其余都是非法的！”他枪毙荸荠、藕，坚持“以粮为纲，全面插秧”。他没收了富水河上的7只打渔船、70部网。他把船打坏，把鱼网一把火烧掉，把副业门路砍光。
代润山为啥对工、 副业这样有仇？ 是谁教给他的？ 他不由得记起了过去的两件事：1973年，应城盐矿需要临时工，经公社一位老书记批准，大队去了40人。谁知才两天，老书记就变了卦，要代润山（当时他是民兵连长）喊他们回来。代润山跑了10几里路，来到矿上。兴高采烈的民工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当头淋了一盆凉水。盐矿黄矿长也挺不满意：“矿上正需要劳动力，已经订了合同，每人每月60元，个人和队上二八分。这件事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为什么又要改变？”黄矿长写了一封信，盖上巴巴印，让代润山带回来。 老矿长看了信，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宁愿要贷款，不能搞副业！”结果，40个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从此，代润山对工、副业就没有了好印象。1974年，代润山到大寨参观，特别留神，看看大寨有没有工、副业。一看，果然没有。白天，大寨的街道没有人，人们都在干农活。他更明白了：庄稼人除了种田，还是种田，不能有二心。
可是，这里人多地少啊，龚河原先想在“九分田里闹革命” ，没有成功。代河想在“八分田里闹翻身” ，失败得更惨：不管代润山怎样阻拦、批斗，还是有60％以上的人外流、单干、自寻活路。留在家里的人都慌了神：集体的田不愿种，连自留地都不肯要。吃饭靠三买（米、 菜、煤），有的连屋梁都拆下来卖了吃。每天，当石膏矿工人下班的铃声一响，正在耕地的牛都要停下来，不肯再走。
这个烂摊子，归我来治
在授奖大会上，代润山脑子里滚上滚下，想来想去。想得难过、灰心时，他对自己说：“我犯了罪， 害了大队。 这个书记， 不能当了。”想得明白、清醒时，他又对自己说：“龚河闯出路，咱在后头跟，一块往富奔！”又高兴起来。
回到大队， 在干部会上，代润山讲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最后他说：“闹穷闹穷，越闹越穷。就是斗来斗去，把大家闹穷了。这个烂摊子，是我惹下的，归我来治！要是今年生产不上去，我就下去。” 参加会的有几个是老党员、老干部，他们早就在背后议论过：“这些年，我们是被4个恶鬼扯着乱跑，不能光怪小代一个人。”“这个伢是棵好苗，被虫虫咬了，害虫一除，还能抽穗进米。”现在听代润山这么说，自然个个喜欢。
“斗！ 斗！斗！”的办法不灵了，有几天，代润山感到工作失掉了“抓头”，不知从何入手。慢慢，他感到工作做不完了：他要听技术员讲课，要跟会计一块研究定额管理、成本核算。他拜了两位副书记做师傅，学农业管理、工、副业经营管理。他怀里另外揣了个笔记本，记的是：代河农业规划、早稻促早发问题、如何科学施肥、水牛耕田一亩多少分、 栽秧一亩又是多少……他学着算帐，算出大队全劳力750个，应该抽出350个搞工、副业。 他还跟大队商量，找出大队的“母鸡”：建立砂石厂、青膏（又名兰板，可制水泥）厂。富水河岸、石膏矿旁的砂石、青膏取不尽、用不完，只要劳力，几乎不要本钱。
看吧，打倒了白骨精，孙猴子的跟斗将越翻越快…………
原作于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