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08bj1-1坡3 b: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人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9:10:52
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人才——访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亚楠高宇红2011年12月19日14:30 来源：《黑龙江日报》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事关国家竞争力和国民综合素质提升，这是一项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核心理念。这方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明确部署，要求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近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亚楠，她针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就如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人才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记者：大学虽说是象牙塔，但毕竟它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逐利行为盛行，精神空虚、作风浮躁、缺乏理想、同情关爱之心丧失等现象，校园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学应该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用什么方法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基本道德规范，树立和坚守社会主义荣辱观？
郑亚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庞大深邃，关键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我理解，这些具体到人的身上都属于心灵培育、价值观确立的范畴。毫无疑问，大学是精神的领地，触及这些问题责无旁贷。要怎样进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需要知识的传承者做好传道解惑的工作。讲马克思主义要回到马克思，要让人感受到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伟大，感受到他思想的穿透力。比如说，有学生家长认为孩子上了大学后学习不努力，生活没有动力，家长很挠头。其实，这也很好理解，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来解释，即“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很多孩子都清楚父母有多少套房子，他们把孩子的路都铺好了，你让他动力从哪来？他没有需求啊。爱国主义教育也一样，爱国主义不是理念，而是感情。就像小草爱大地，儿女爱母亲。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想象的记忆。祖国就是门前的林荫路；就是松花江上的冰雪；就是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声响；就是灌了浆结了穗的荞麦地；就是果戈理大街上的霓虹灯……
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这恐怕要讲点辩证法，“统一”的概念只能是所追求的目标、效果，而不能是方法、手段。心灵的问题怎么能统一呢？只能是寻求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对于上大学的青年人，特别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大学生来说，采取尊重差异、批判错误、包容多样、确立主导思想的方法尤为重要。比如： “3·14事件”时，出现了中国青年对法国反华声浪潮的抗议，于是，法国一些人在媒体中大量散布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在煽动青年人的信息。岂不知，这么多年我们的大学课堂上一直是向青年人灌输世界对我们友好的观念。之所以出现抗议，完全是因为法国对于事实的歪曲激怒了中国青年，使大家清楚地看到了西方世界对待中国的复杂心态及事实真相，还真不是政府的煽动。因此，面对东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读，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直接决定了这个民族对于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和实践过程的今天，尊重事实、尊重差异、学会辨别、包容多样的教育方法可能会更有效果。
2、记者：现在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不会叠被子，不打扫寝室，不懂得关爱……不是个别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教育有所缺失，在社会责任感、在有所担当的教育上需要加强？
一个人的修养和人品，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和境界；一个人的思想和境界又决定了文品的高下。说到底，文品的高下是由人的修养和道德品格状况决定的。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净化网络文化环境、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郑亚楠：回望百年中国，属于全体国民的传统美德教育之路大有艰辛、迢迢之感。现在有人怀念民国时期的文化景观，与今天对比之意明显。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启蒙屡次被战乱、被救亡图存、被阶级斗争为纲、被文革所打断，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又再一次注定了文化的转型。因此，纳入到文化转型有机体中的传统美德教育不能不再次受到挑战。转型社会时期产生的种种矛盾、种种困惑都使得呼唤传统美德教育的心愿越来越强烈，尤其当人们看到已经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为人处事的态度时。
所谓80后、90后，严格地讲，并不科学。只不过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人们与90后的孩子们产生了恍若隔世的感觉。对于90后的孩子们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享受着物质丰富的便利，也承受着精神寻求的痛苦。因独生子女有受溺爱的一面，也有担当社会责任时比多子女时代要更决绝的一面。而且，请大家相信，这代人对民主法治的观念更在意，对公平公正的要求更强烈。因为他们是商品经济的一代，是网络的一代。市场经济是讲究自由、平等、效率、创新、开放、法治和诚信的。不同观点的交锋将成为这一代人的常态，不再有整齐划一的口号、不再拐弯抹角，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权威是分散的，权力是相对的。不要企望为他们塑造偶像，偶像要由他们自己确立。他们在生活中所上演的各式戏剧，包括悲剧，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当然，校园文化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净化网络文化环境、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都是培养这代人成长的路径选择，要在以上这些方面让90后们（从2009年开始，进入大学的学生全部是1990年出生的）懂得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为网络的主要使用者，懂得理性和尊重。
3、记者：文化发展、繁荣，需要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才学的人才，大学正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的地方。大学教育在文化人才培养上，可以有哪些作为？除国民学历教育之外，是不是还应更多地调动社会积极性，从不同层面培养文化人才，满足社会需求？黑龙江在人才培养上，欠缺的是什么，应怎样解决稀缺人才问题？
郑亚楠：由于汉语语义的丰富性，对于文化人才的认识，想从狭义和广义上来理解。狭义的文化人才指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专门人才，如具备绘画、音乐、文学创作能力的人。而广义的文化人才则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文化水准、文化品位。常言的“有知识、有文化”大概指的就是后者。大学在文化人才培养上兼具了这两个方面的职能。它既要通过专业课程体系因材施教，培养一技之能的专门人才；也要通过通识课程体系培养人文、自然、科学、独立能力、感知能力、文化能力全面提升的文化人才。通过这种共同教育不仅要奠定一所大学共同的文化基础，而且要奠定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打造社会的文化共同体。使得一代又一代学生能够吸取和掌握人类的共同文明财产，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an educated person）。
所以，除国民学历教育之外，当然应该更多地调动社会积极性，从不同层面培养文化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特长班，但对于孩子的培养存在很多误区，已经有过不少的争议，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调动社会积极性培养文化人才首先要塑造尊重文化人才培养规律的氛围。举个例子，现在社会上弥漫着学习不太好的孩子去考艺术类，考上艺术类的孩子想象力、创造力一般不说，更要命的是不勤奋、懒散的学习生活习惯。而这些恰恰是艺术创作的大忌，文化工作的致命伤。至于我们省如何解决稀缺人才问题？这和解决其他稀缺人才一样，要有政策、资金、环境的保证。
4、记者：前些天，我看了许嘉璐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您怎样看待“全人”问题，要秉承怎样的理念扭转这一状况，用什么办法来激发创造力？
郑亚楠：三十年来，我们改革最成功的是经济，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付出的代价也不小。问题最多的属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当一个城市披星戴月的人是中学生，当一个中考、高考的孩子，从早晨六点半离开家到晚上九点半回到家（且不说那些农村留守儿童的种种困境），当社会各种职业的家长在中考面前为上重点校挖尽了心思，你能说这样的教育是正常的吗？现在的教育常常让家长、教育工作者、全社会纠结、无奈。上了大学的新生中流行着“不挂科还叫上大学吗？”，这是对多年中小学严格（严酷）学习训练的反弹。包括很多踏进大学的新生对大学生活失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以往十多年的中小学教育中，上大学是唯一的动力和目标，年复一年对大学的美好描述，致使孩子们对大学的想象严重脱离实际。
这些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的急功近利的培养人的思想和方式。看看近代史，我们学习西方就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船坚炮利被打破后才开始意识到制度有问题，制度寻求迷茫时才开始研究文化差异。“洋务运动”我们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八年，但并没有为中国带来现代化；从四大发明之后我们没有任何发明创造是能够影响人类生产力的。因此，急功近利的思维习惯是无法使我们腾飞的。现在的教育现实得要命，功利得要命。读小学、中学是为了上大学、上好大学；上大学、上好大学是为了考公务员、有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了好生活，房子、车子、票子都有了。问题是，全城的人都能是白领、金领吗？没有做成白领、金领的人，他们生存的意义、生活的价值就没有了吗？是否同样值得尊重？在培养人的问题上，这些年一直存在着培养“全人”（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还是培养“机器”（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之争。归根结底，这也是急功近利与创造文化的教育本质之争。机器只能生产，具备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恐怕承认目前教育功能的扭曲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对于教育来说，除了思考升学率、就业率问题之外，更要思考的是到底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国家图景”是什么？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国家？要想提高国民素质，拥有本分的国民和规矩的政府，基底是良好的教育传承与创造。
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灵魂工程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立竿见影的事情。郑院长认为，我们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树立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诚信教育、法制宣传教育等。还要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在这快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更新也非常快，大学生今天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工作之后要不了几年就已经是陈旧的了，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学生，要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与时俱进。她说，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才，一定要站在培养“全人”的高度来认识、实施，这样的培养要贯穿人的一生，要由家庭、学校、社区、单位及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事关国家竞争力和国民综合素质提升，这是一项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核心理念。这方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明确部署，要求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近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亚楠，她针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就如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人才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记者：大学虽说是象牙塔，但毕竟它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逐利行为盛行，精神空虚、作风浮躁、缺乏理想、同情关爱之心丧失等现象，校园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学应该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用什么方法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基本道德规范，树立和坚守社会主义荣辱观？
郑亚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庞大深邃，关键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我理解，这些具体到人的身上都属于心灵培育、价值观确立的范畴。毫无疑问，大学是精神的领地，触及这些问题责无旁贷。要怎样进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需要知识的传承者做好传道解惑的工作。讲马克思主义要回到马克思，要让人感受到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伟大，感受到他思想的穿透力。比如说，有学生家长认为孩子上了大学后学习不努力，生活没有动力，家长很挠头。其实，这也很好理解，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来解释，即“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很多孩子都清楚父母有多少套房子，他们把孩子的路都铺好了，你让他动力从哪来？他没有需求啊。爱国主义教育也一样，爱国主义不是理念，而是感情。就像小草爱大地，儿女爱母亲。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想象的记忆。祖国就是门前的林荫路；就是松花江上的冰雪；就是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声响；就是灌了浆结了穗的荞麦地；就是果戈理大街上的霓虹灯……
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这恐怕要讲点辩证法，“统一”的概念只能是所追求的目标、效果，而不能是方法、手段。心灵的问题怎么能统一呢？只能是寻求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对于上大学的青年人，特别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大学生来说，采取尊重差异、批判错误、包容多样、确立主导思想的方法尤为重要。比如： “3·14事件”时，出现了中国青年对法国反华声浪潮的抗议，于是，法国一些人在媒体中大量散布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在煽动青年人的信息。岂不知，这么多年我们的大学课堂上一直是向青年人灌输世界对我们友好的观念。之所以出现抗议，完全是因为法国对于事实的歪曲激怒了中国青年，使大家清楚地看到了西方世界对待中国的复杂心态及事实真相，还真不是政府的煽动。因此，面对东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读，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直接决定了这个民族对于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和实践过程的今天，尊重事实、尊重差异、学会辨别、包容多样的教育方法可能会更有效果。
2、记者：现在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不会叠被子，不打扫寝室，不懂得关爱……不是个别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教育有所缺失，在社会责任感、在有所担当的教育上需要加强？
一个人的修养和人品，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和境界；一个人的思想和境界又决定了文品的高下。说到底，文品的高下是由人的修养和道德品格状况决定的。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净化网络文化环境、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郑亚楠：回望百年中国，属于全体国民的传统美德教育之路大有艰辛、迢迢之感。现在有人怀念民国时期的文化景观，与今天对比之意明显。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启蒙屡次被战乱、被救亡图存、被阶级斗争为纲、被文革所打断，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又再一次注定了文化的转型。因此，纳入到文化转型有机体中的传统美德教育不能不再次受到挑战。转型社会时期产生的种种矛盾、种种困惑都使得呼唤传统美德教育的心愿越来越强烈，尤其当人们看到已经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为人处事的态度时。
所谓80后、90后，严格地讲，并不科学。只不过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人们与90后的孩子们产生了恍若隔世的感觉。对于90后的孩子们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享受着物质丰富的便利，也承受着精神寻求的痛苦。因独生子女有受溺爱的一面，也有担当社会责任时比多子女时代要更决绝的一面。而且，请大家相信，这代人对民主法治的观念更在意，对公平公正的要求更强烈。因为他们是商品经济的一代，是网络的一代。市场经济是讲究自由、平等、效率、创新、开放、法治和诚信的。不同观点的交锋将成为这一代人的常态，不再有整齐划一的口号、不再拐弯抹角，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权威是分散的，权力是相对的。不要企望为他们塑造偶像，偶像要由他们自己确立。他们在生活中所上演的各式戏剧，包括悲剧，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当然，校园文化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净化网络文化环境、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都是培养这代人成长的路径选择，要在以上这些方面让90后们（从2009年开始，进入大学的学生全部是1990年出生的）懂得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为网络的主要使用者，懂得理性和尊重。
3、记者：文化发展、繁荣，需要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才学的人才，大学正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的地方。大学教育在文化人才培养上，可以有哪些作为？除国民学历教育之外，是不是还应更多地调动社会积极性，从不同层面培养文化人才，满足社会需求？黑龙江在人才培养上，欠缺的是什么，应怎样解决稀缺人才问题？
郑亚楠：由于汉语语义的丰富性，对于文化人才的认识，想从狭义和广义上来理解。狭义的文化人才指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专门人才，如具备绘画、音乐、文学创作能力的人。而广义的文化人才则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文化水准、文化品位。常言的“有知识、有文化”大概指的就是后者。大学在文化人才培养上兼具了这两个方面的职能。它既要通过专业课程体系因材施教，培养一技之能的专门人才；也要通过通识课程体系培养人文、自然、科学、独立能力、感知能力、文化能力全面提升的文化人才。通过这种共同教育不仅要奠定一所大学共同的文化基础，而且要奠定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打造社会的文化共同体。使得一代又一代学生能够吸取和掌握人类的共同文明财产，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an educated person）。
所以，除国民学历教育之外，当然应该更多地调动社会积极性，从不同层面培养文化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特长班，但对于孩子的培养存在很多误区，已经有过不少的争议，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调动社会积极性培养文化人才首先要塑造尊重文化人才培养规律的氛围。举个例子，现在社会上弥漫着学习不太好的孩子去考艺术类，考上艺术类的孩子想象力、创造力一般不说，更要命的是不勤奋、懒散的学习生活习惯。而这些恰恰是艺术创作的大忌，文化工作的致命伤。至于我们省如何解决稀缺人才问题？这和解决其他稀缺人才一样，要有政策、资金、环境的保证。
4、记者：前些天，我看了许嘉璐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您怎样看待“全人”问题，要秉承怎样的理念扭转这一状况，用什么办法来激发创造力？
郑亚楠：三十年来，我们改革最成功的是经济，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付出的代价也不小。问题最多的属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当一个城市披星戴月的人是中学生，当一个中考、高考的孩子，从早晨六点半离开家到晚上九点半回到家（且不说那些农村留守儿童的种种困境），当社会各种职业的家长在中考面前为上重点校挖尽了心思，你能说这样的教育是正常的吗？现在的教育常常让家长、教育工作者、全社会纠结、无奈。上了大学的新生中流行着“不挂科还叫上大学吗？”，这是对多年中小学严格（严酷）学习训练的反弹。包括很多踏进大学的新生对大学生活失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以往十多年的中小学教育中，上大学是唯一的动力和目标，年复一年对大学的美好描述，致使孩子们对大学的想象严重脱离实际。
这些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的急功近利的培养人的思想和方式。看看近代史，我们学习西方就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船坚炮利被打破后才开始意识到制度有问题，制度寻求迷茫时才开始研究文化差异。“洋务运动”我们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八年，但并没有为中国带来现代化；从四大发明之后我们没有任何发明创造是能够影响人类生产力的。因此，急功近利的思维习惯是无法使我们腾飞的。现在的教育现实得要命，功利得要命。读小学、中学是为了上大学、上好大学；上大学、上好大学是为了考公务员、有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了好生活，房子、车子、票子都有了。问题是，全城的人都能是白领、金领吗？没有做成白领、金领的人，他们生存的意义、生活的价值就没有了吗？是否同样值得尊重？在培养人的问题上，这些年一直存在着培养“全人”（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还是培养“机器”（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之争。归根结底，这也是急功近利与创造文化的教育本质之争。机器只能生产，具备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恐怕承认目前教育功能的扭曲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对于教育来说，除了思考升学率、就业率问题之外，更要思考的是到底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国家图景”是什么？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国家？要想提高国民素质，拥有本分的国民和规矩的政府，基底是良好的教育传承与创造。
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灵魂工程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立竿见影的事情。郑院长认为，我们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树立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诚信教育、法制宣传教育等。还要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在这快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更新也非常快，大学生今天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工作之后要不了几年就已经是陈旧的了，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学生，要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与时俱进。她说，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才，一定要站在培养“全人”的高度来认识、实施，这样的培养要贯穿人的一生，要由家庭、学校、社区、单位及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 ）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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