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世俗化时代的圣者》

2009-09-21 23:58:46 来自: 天问(传递富足，持续收入！)

王康 2009年4月14日 重庆

即使到了月球背面，在环形山巨大阴影里，有人也会把四川泡菜、水煮鱼和燕京啤酒的混合味道挥发四溢，互不相识的红男绿女也会在熔岩砌成的条桌旁次第入座。直到夜阑人去，这人才戴上新近装配的老光眼镜，躺在峋嶙砂砾间，以肘为枕，打开最近一期电影画报。直到第一道阳光切过地球赤道，以每秒30万公里的永恒速度映射狼籍杯盘，这人才揉揉眼，翻身酣眠。这人就是黄珂。

黄珂生于1957年的重庆。写下《饥饿的女儿》的女作家和拍摄《饥饿的石头》的先锋导演都把饥饿的桂冠赠给那座山城。黄珂的哲学体系漫漶飘逸，从来不为任何本质或定性徒费脑力，他是天生的现象学信徒，一切都是表象，泡沫，流转，形态，一切都是瞬间，永不再复……黄珂把饥饿之城的记忆抖落，只把美味的极限和宴乐的一览无余只身带入京畿。

上世纪六十年代，天府之国曾饿殍遍野，上千万人死于饥馑。“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偏偏出在巴蜀，如同“深淘滩，低作堰……”出自同样一片膏腴之地一样。既然两千年来总在存亡生死间徘徊，那么最高的智慧就是吃饭的艺术。“民以食为天”成为世代循环必得遵循的天宪式箴言。黄珂是50年前中国历史的真正守夜人，就像但丁是中世纪欧洲最后一位诗人一样。

按李慎之先生，中国现代最黑暗最苦难最贫穷的时期，大致从20世纪初到毛泽东去世八十年间，内忧外患、革命、战争、入侵、内战、工业化、造反、浩劫轮番折腾，几乎所有苦头和悲剧都让其间三代人承受殆尽。适逢冷战终结，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时代同时来临，中国正好实行开放，伴随贫困仇恨的血色乌托邦和政治狂热如同舞台布景倏然消失，一个拒斥“崇高”、告别“革命”的全盘世俗化时代君临中国。世界上最激进最精神化最蔑视财富最仇视享乐的政党像脱衣舞者一样，渐次亮出“富起来”、“小康”、“和谐”旗幡，偌大中国真地变了颜色。食色性情，轻而易举地为数以亿计的人众虔信、笃行，“黄门宴”的社会学意义一目了然，中国三十年财富超常膨胀需要各式橱窗，“黄门宴”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更符合中国现象学本质。

古代罗马贵族精英们经过600余年扩张，征服了环地中海、伊比利亚半岛、两河流域，订立了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发明了人类最早的共和民主制，无处发泄的精力总需一个去处，于是从恺撒到奥古斯都到尼禄，罗马演绎了从伟大征服者到暴君，从雄心勃勃到腐败堕落的帝国兴亡史。伊璧鸠鲁耽于享乐的官能哲学最后与北方蛮族一道，软硬兼施地征服了全体罗马统治集团和被统治人民。后期罗马国家法定假日竟达180余天，全体贵族和一半庶民都在游乐宴饮猎奇角斗中坐享帝国浮华财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的根基，是在浴池和宴饮中泡软销蚀掉的。近两千年后，孟德斯鸠和尼采还在思索帝国兴衰与人性本乐之间的关系。同时，罗马毕竟为世界贡献了欧洲哲学风格独具的斯多葛学派、欧洲古代智慧最后一名守望人普罗提诺，李维、普鲁塔克、昔修底德斯几位堪与司马迁遥相呼应的史学大家，以及不朽的盲诗人荷马。最令人惊异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国为西罗马帝国和此后两千年西方见证了基督教的力量，耶酥与十字架使罗马帝国的荣耀与耻辱成为永恒。

中国还不是一个新的大帝国。大帝国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中国天然俱备，幅圆辽阔的土地，天文数字般的人口，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及强大的中央政权。但大帝国并不只是体积和数量的简单叠加，它对精神力量的需求远在物质之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元首、独裁者、战争狂人，征服世界的意志，一套世界理论和历史哲学，一群富于进取扩张不惮牺牲的国民，一支能征善战的高度职业化的军队，一次千年难遇的天赐良机呈现时，其他列强都处于衰败之中，最要紧的是，斯巴达式的性格加上鞑靼一哥萨克的骁勇凶猛。

黄门宴，当然不是罗马贵族遗风在东方的继承发扬。事实上，中国有更悠久的宴乐传统。三代之间即有“酒林肉池”之谓，战国四君子都深谙养士与天下之间的奥妙关系。食客络绎于途，门铃不绝于耳，千里逢迎，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此场面、豪性、陶醉、倾泄，相互托付，中国曾是一个多么富于人情多么专擅即时行乐放逸不羁的民族！
黄珂那里云集星散的人们，谱系十分紊乱。各类艺术家，诗人、画家、舞美设计师、平面设计人、音乐制作人、摇滚乐手、歌剧演员、翻译、教师兼掮客、导演、电视主持、记者、海龟土鳖、炒股高手……前总书记夫人、中央党校高官、佛徒、社会学家、大亨、破产老板、失意人、汉学家、外交官、“说不”和“不高兴”的矫情书商、伪民族主义者、异端、中国的奥勃罗摩夫和罗亭，形迹可疑的江湖浪人……。但是没有一个马基雅维里分子，没有一个布朗基主义者和涅卡耶夫式的革命党、权力狂和密谋家，也没有一个青年毛泽东、戈培尔式的哲学博士或只身进入密林的格瓦拉。

“黄门宴”的准入条件是齐是非，等善恶，泯恩仇。一切主义、学说、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激情血性之争，都被消融，——本来就早已被收购。“黑猫白猫”和“不争论”的市侩哲学已经由黄珂的老乡邓小平以最高权威身份钦定如仪多年。“黄门宴”不曾、也不想扮演罗马帝国掘墓人的角色。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也没有任何形而上学，最大的乌托邦和最终极的形上学，就是生活本身。“黄门宴”提供的，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来，劫尽变穷后幸存的残余人性底色。

难怪，这么多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的人物乐此不疲如朝圣般地接踵而至，这里有一种让他们把一切放下的烹饪迷魂术和人性复原法，他们甚至有复归婴儿般的新生之快。

一切都是因为黄珂本人。当今中国，吃喝拉撒，无处不在，偌大京城，笙歌达旦、怡然销魂处岂止万千。唯“黄门宴”主人以其不存任何偏见歧视的霭然目光、亲和温存、随缘引介与自由无碍的时空格局，让各色来者大有解下盔甲脱去面具归去来兮的轻松。黄珂生来不会成为任何帝国的臣民，中国成不了第四罗马，“黄门宴”已为地球上最裸露坦陈的世俗时代作了广告。

故作高深的人们总会露出小市民的痛风脚踝，藐视简单的黄珂却真正地深不可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几乎每位造访者都会问，他追求什么，目的何在？在功利主义统治的时代，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如此经年累月地送往迎来，仅仅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在充满误解的世界上，黄珂让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黄珂甚至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好客发明一种说辞，他因此一天比一天笨嘴笨舌，这主要该由媒体记者和好奇心重的人们那些愚蠢的问题负责。

我在二十年前失去职业漂泊不定时，幸与黄珂结缘。
那天，不像重庆人、甚至不像中国人的黄珂，从早到晚陪我在重庆南岸山上山下转了一整天，其目的是让我这无家可归的状态有所改观。傍晚夜幕降临时，我们分手。我向黄珂何往，“看老父亲，正住院”。以我待罪之身，萍水相逢而已，竟蒙受如此厚意。眼望黄珂消失于人海的背影，我没有“中国人民觉悟真高”的浩叹，心中只有几个字：此君够意思。

以后在北京，曾与黄珂三年同住。我的偏狭任性急激，曾开罪多少友朋，唯有黄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总以其和平的目光，宽宥容忍我颓唐苛刻甚或暴戾的行状。在最黯澹的时间里，黄珂成为我多年后才悟到的一种映证和对照。
近年年事渐高，到京城时间更见少。每次去，都是黄珂派车接送，住进他的客房。每次坐在黄珂右首，但见黄珂鬓角露出白发，心中有莫名的惋惜。那年黄珂五十大寿，在燕山山脉某庄院庆贺，嘉宾贵客逾百。黄珂要我致词，我只有两句话：黄珂也有今天，半百之日！黄珂该觅一位知己红颜了。

单身汉是世界上最需提防最难逆料的人物，希特勒、斯大林都是弃绝了另一半世界而为祸不浅的显例。精神病院和愤世嫉俗的不幸行列中，独身孤处者的比例肯定远在为夫为妻为父为母者之上。黄珂颠覆了这个可悲的惯例。他比安享天伦之乐有家有室的幸运儿，更富人性、情趣、同情心，更葆有良善、健全心智。但我还是在那个时辰当众劝这位寿星，在第六个十年期间寻得佳偶，下半个百年将会有另一番美景。当然这样一来，黄门宴流水席就会收敛多了。对众食客多少是件憾事，对黄珂则意味着另一种人生的起始，对社会学家、记者，中国将失去一则不可摹仿复制的故事。

现代社会令人沮丧的是，从工业文明开始，包括人本身的所有社会产品都靠批量生产，按冰冷的供求关系为一个虚假的目的量身定做。古典主义那些完整、充实，因为永恒和无限原则而富于命运感的人格已寥如晨星。黄珂在外形上似乎属于天生的现代派，但“黄门宴”的主人却是贵族时代和绅士王国里的典范再世。我欣赏这位又熟悉又陌生又普泛又不同寻常的老友，他是我们这个无以名之时代真正有个性的人物。他以一种古老的豪侠之风塑造着这个口味贫乏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在有限时空里，消解历史的重轭和帝国幻景，以致我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宿命论者和糖尿病患者，也偶尔忝列于似乎将与世长存的宴席旁，大嚼傻笑，宠辱皆忘。

黄珂是我们时代一位不自封的隐修士。他用热闹、佳肴、美酒和精神铲平主义，抚熨那些或因饥饿或因孤独前来觅食并寻慰籍的心灵，却把寂寥、孤单、苦涩和信念珍藏于己，从不轻易示人。

我们全都从黄珂那里获益不浅，包括发现自己的好胃口和坏脾气，也包括在这位现代施粥人身上偶尔悟得的人间真谛。

我封黄珂为世俗化时代的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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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22 00:39:01 枫林仙 (荔枝春风香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