婵真银杏泡沫洁面乳:北京的红帮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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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红帮裁缝
www.zjol.com.cn　 2005年12月29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早在明代，宁波的裁缝即已闯荡北京。到了清代， 进而垄断了北京的成衣业，不过那时的裁缝还是专做中式服装的慈溪帮。后来随着洋务运动在清末的兴起，北京又出现了宁波红帮裁缝。到了民国时期，红帮裁缝已取代慈帮裁缝成为北京服装业的主导力量。
根据资料，北京的红帮裁缝并不象有些研究人员所说的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早在前清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就有宁波红帮裁缝汪天泰，随西方人士由上海到北京从事西服业。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北京红帮裁缝第一人。随后又有周天泰、顾同泰等西服庄相继在北京开业，工人师傅也都是从上海来京的宁波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中国逐步半殖民地化，但北京的西服业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宁波红帮裁缝陆续来京开业者有十余家，除雇佣宁波同乡外，还开始兼收北方徒弟。红帮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北京为洋务运动的发祥地，原因之二是北京西方外交机构与洋商众多。这些原因导致西服需求量日益增加。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推翻了满清政府，效法西方政治体制实行共和，加快了西化的步伐。北洋时期，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新式知识分子成了效法西洋的倡导者。官僚们身穿燕尾服，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也是西服革履，新式 商人也纷纷效尤，所以北京西服庄的顾客已经不仅仅是西方人士，还有大量的中国群体。这些因素都给宁波红帮裁缝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服庄不再局限于东交民巷附近的崇文门和王府井，开始向全北京扩展，造成北京西服业的空前繁荣。
二十年代在北京名气响、规模大、资金足的西服庄无一不是宁波红帮裁缝所开设，诸如“新记”、 “鑫昌祥”、“同森泰”、“源泰兴”、“协昌”等名店在北京都享有盛誉。1935年鄞县同乡会会员314人中有115人从事西服业，占鄞县会员总数的36.6%;奉化同乡会会员64人中有48人从事西服业，占奉化会员总数的75%。那时，北京共有西服庄70余家，除少数几家外，有67家为宁波红帮裁缝。其中“陈振”、“发昌祥”、“李明新”、“新记”、“陈森泰”、“源泰兴”、“应元泰”、“徐顺昌”等二、三十家西服庄是其中之佼佼者，早在北京名闻遐迩。
1937年日寇占领北京后，有的红帮裁缝逃难离京，但还有很多宁波西服庄在北京苦苦坚持。1940 年北京西服同业公会15名董事中，宁波人就占了13名，会长及5名常务董事则是清一色的宁波人，连北京西服业同业公会会址都设在小甜水井胡同的宁波会馆里。由此可见，在三、四十年代宁波的红帮裁缝已经垄断并领导着北京的西服业 。开设在王府井闹市中的“源泰兴西服庄”的经理俞英勋还是宁波旅京同乡会的会长，可见红帮裁缝在北京宁波帮中的实力。但到1944年，北京参加西服业同业公会130家西服庄中，宁波人开的只剩下34家，数量已大为萎缩，不过在1935年就有的名店还有23家。
抗日胜利后，由于连年内战，经济凋敝，西服庄的数量继续萎缩。到了北京解放后的1953年，在北京宁波同乡录中，只发现“发昌祥”、“东华”、“李明光”、“中央”、“徐顺昌”、“大东”、“美泰”、“美琪” 等8家西服庄。但这些西服庄构成了解放后北京西服业的骨干。那时，国家领导人的制服、出国人员的西服都是这些红帮裁缝制作的。
为了国家领导人和出国人员置装的需要，解放初中中央警卫局还专门挑选了一批宁波红帮高手组成东华门服装服务部。地点就在东华门大街东口“馄饨侯”小吃店的旁边。它的外表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沿街只有一个黑漆的门洞，门口也不挂牌，很像一家普通的住宅。从门洞进去，到了庭院深处，才发现里面院子很大。接待“内部顾客”的全是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红帮名家。屋里高档料子应有尽有。有时候老师傅还会不无自豪地推荐：“这块面料是少奇同志喜欢的”，“那块面料是总理选用的”等等。最让人叫绝的是在60年代，当时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落难北京，有国难回，我国帮他在北京安了家。由于没有什么替换衣服，周总理决定送他一套西装，可是又不便给国王量体裁衣，于是就利用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机会，让东华门服装老师傅站在宴会厅的一角，远远地看一眼西哈努克的身材，师傅就精确地估计他的身高、腰围等尺寸。西服做好后，周总理当面送给西哈努克，给他一个惊喜。西哈努克一试十分合身，就惊异地询问周总理：“你们又没有给我量体裁衣，怎么会做出这么合身的西服呢？”当周总理将经过告诉他后， 西哈努克对红帮裁缝的本领赞不绝口，成为北京宁波红帮裁缝的一段佳话。
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后，北京为了改善人民衣着的需要，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曾从上海迁调一批红帮名店进京。由几十家上海西服名店组成的“雷蒙”、“造寸”、“蓝天”、“波纬”等服装店。一下来了200 多宁波人，大大壮大了北京红帮裁缝的队伍。说是上海迁京，但一打听都是“阿拉宁波人”。笔者曾到“雷蒙”和“红都”做西服，就碰到过不少宁波老乡。特别是“雷蒙”经理楼景康，笔者一打听是甲村人，他不但是与笔者同村，还是笔者老同学的兄长，关系就更近了。一有紧急出国任务，就马上找他赶制西服。
“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西服业业受到巨大的冲击，很多西服店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只许做工农兵服装，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全国掀起了西服热。原来满街的制服早已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西装革履。西服业又迎来了一个可喜的春天，又到了宁波红帮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除了“雷蒙”发展成北京最大的服饰公司外，又联合了数家企业在东交民巷成立“红都”服装公司。宁波的“杉杉”、“雅戈尔”、“培罗成” 等名厂也都进军北京，有的在北京开设了专卖店，有的更进一步设立门市部就地进行生产。可以说，宁波红帮裁缝虽经历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但直至现在还在继续领导北京西服业走向新世纪。
（作者系本会会员、宁波中学北京校友会会长）
来源： 浙江在线-宁波网 　作者： 徐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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