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免费观看:196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敌对状态下秘密沟通

比姆走进中国使馆，却遭当头棒喝

7月底8月初陈诚应邀访美，虽然是为了调和美台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但在中国看来，却是美台紧密勾结的象征，从而使中美大使会谈的气氛紧张起来。

8月15日双方的第106次会谈，又成为对相距甚远的立场的呆板表述。王炳南称，陈诚访美恶化了中美关系，实际问题没法解决。在美台副总统互访的时候（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已于5月份访台），美中记者交流的建议就不可设想了。会谈成功的机会在于改变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占。但在会后的咖啡谈话中，王炳南表示:中方不反对哈里曼在日内瓦提议的中美代表团就老挝问题举行会谈。中国人民无意反对美国人民，所有中国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总理、陈外长都多次说过，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绝不会威胁美国利益，绝不会向外扩张。这不仅因为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和领土供自身发展，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扩张主义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中美关系。所以我们主张建立太平洋无核区（指1960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致第六届世界禁核裁军大会的信）。比姆也按照国务院的指示重申了应努力寻找共同利益，从小到大、由易到难的谈判方针，强调先从小的实际问题上寻求解决，将会促进关系的缓和。他特意把回国前的日程透露给王，以便对方请示上级后为向华盛顿传话安排私下的会晤。

从这一段谈判情况看来，中方虽然有缓和中美关系的想法，但在外交大战略上仍要坚持高举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旗帜。这就制约了中美大使会谈的进展，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步骤缓和双边关系。这时期，美国相继增兵南越、干涉老挝，在冲绳、南朝鲜进行军事演习，蒋介石也在金门、马祖举行军事演习，在柏林墙事件中与苏联阵营针锋相对等等，在在加剧了中国对周边和国际局势的紧张感。美国在联合国进行“两个中国席位”的尝试和邀请陈诚访美，也加深了中国的敌对情绪，以至在大使会谈中出现了欲进又退、欲拉又打的场面。

8月31日，王炳南邀请比姆到中国大使馆晤谈。华盛顿认为可能有好信息传递过来，马上批准他尽可能隐蔽地去访问中国大使馆。这在中美大使会谈以来尚属首次，打破了当年杜勒斯不许以使馆为谈判场所的禁令。比姆9月1日兴冲冲地踏进中国大使馆后，却见王炳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件，照本宣科地谴责美国在柏林、南越、老挝、冲绳、南朝鲜、金门等地制造紧张局势，把前国务卿杜勒斯的战争政策大大向前推进了。人们曾希望肯尼迪政府能变美国政策为和平政策，但现在美国政府不但无意脱离战争道路，反而走近战争边缘。中美会谈了106次仍无进展，原因就在于美国干涉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事务。美国毫无通过谈判解决根本问题的意图。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想通过谈判手段加大根本分歧。台湾问题是中美间的最重要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

乘兴而来的比姆对这番连珠炮般的指责显然缺乏思想准备，认为中方的反应过分了，重申必须在有相互利益的问题上寻找共同基础，即使在小事上取得进展也是明智的，因为这样可以打破僵局。他责问:私下会晤若在这种气氛下进行能有什么用处？中方是否真认为美国在利用这些会谈推行侵略政策？他将不得不把这个观点上报美国政府，让它得出自己的结论。王炳南大概也想缓和一下气氛，笑着邀请比姆到隔壁房间去吃精美的中国饭菜。比姆余怒未消，婉言谢绝，败兴而去。他向政府汇报这次会晤时指出，王炳南显然念的是准备好的政府声明，这同王以前在私下会谈中表现的和解态度完全相反，他似乎也略感尴尬。

中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僵局。陈毅外长1961年10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提议将中美大使级会谈提升为外长级。对于这样的“跃进”姿态，肯尼迪拒绝响应。他在记者会宣称，美国在日内瓦和华沙先后和中共沟通，但未见任何证据表明中共愿与美国友好相处。把关系未能有所改善的责任，推给中方。于是，中美大使11月28日举行的第107次会谈，又是各唱各的调，各说各的理，除了相互指责以外，没有任何进展。

折冲樽俎止干戈

即使大使级会谈暂时不能取得进展，中美双方还是耐心保持着这个对话渠道。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10月26日提出一个“门缝”政策建议，即设法使中国大门开着一条缝，以寻求建立更满意的中美关系。为此需要继续与中国沟通，保持大使级会谈。还要进一步研究一旦情势变迁，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承认中国，以及应怎样把中国吸收到美苏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中去。他们主张，为了给缓和关系开辟道路，无论中国有关美国的声明多么尖锐，美国都应避免一触即怒的回应，在美方的声明中应避免尖刻的措辞和无谓的漫骂。应继续通过美国记者接触中国，争取在有安全保障的限度内使美国观察家、科学家、学者甚至商人得以进入中国，还可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类有自我制约作用的中共宣言，动员各国敦促中共恪守诺言。

从1962年3月1日第108次会谈开始，美国由卡伯特（Cabot, John M.）接替比姆出任谈判代表。双方争执的焦点如旧。卡伯特是个波士顿的富家子，曾经担任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在王炳南的眼中，这个新对手外交经验丰富，但才能平平，为人和善，举止随便，不拘外交礼节，常常在谈判桌上开点玩笑。尽管作为个人，这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伙伴，但是作为两个敌对国家的代表，他们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谈中，除了唇枪舌剑，相互辩难之外，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终于，他们有机会在一次重大危机中，为两国决策层的沟通做出贡献。

1962年，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并以公开的舆论鼓吹相配合。

据大陆方面得到的情报，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和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据中国军事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蒋介石利用我国大陆经济面临的最困难情况，准备对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闽浙结合部采取军事行动，为此成立了以他和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最高指导机构。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代号“昆阳”的作战演习。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惕，立即作出紧急军事部署，向东南沿海调集重兵。

5月底，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被周总理约去谈台湾海峡局势。周总理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总参谋长罗瑞卿进一步给王大使介绍了军事态势。

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支持不支持，要争取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总理命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王炳南立即赶回华沙，按照国内规定的时间通知卡伯特6月15日私下见面品茶。可是，由于国内南方大雨，冲断了一些重要桥梁，向福建前线集结兵力的行动受阻，王大使又奉紧急电令装病，推迟会谈时间。弄得他好几天不敢出门。

中国在福建前线地区集结重兵的行动，给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敲响了警钟，美国对华政策面临是否卷入战争的考验。

经过一番紧张的研讨，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于6月22日上午和傍晚分别同英国和苏联接洽，请它们向北京传达明确的信息:根据美台之间的条约及换文，台湾当局发动任何进攻都需得到美国的赞同，而美国在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中共攻打沿海岛屿，也将引起美国军队的卷入。

同时卡伯特也奉命立即设法向王炳南直接讲明这番意思。

6月23日下午，王炳南大使邀请卡伯特“茶叙”。谈过东南亚局势后，切入正题。王炳南指出蒋介石集团正在准备侵犯大陆，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他警告说: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宣称自己奉命声明:美国政府在现存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条约，未经美国同意，台湾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对于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如系防御之意，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有进攻意图，将存在美军卷入的严重危险。王炳南要求他把最后这句话重述一遍。卡伯特重述后再次申明:美方无意允诺或支持在任何地方侵犯中方。王炳南历数美国多年来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军事援助，质问:若无美国支持，蒋怎敢进犯？如发生进犯，美国当然要负责任。在王大使的追问下，卡伯特保证美国会从言和行两方面澄清自己与进犯没有干系，并将谋求和平。据王炳南二十多年后回忆，卡伯特甚至说过，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据卡伯特当天的报告，他要求中方保证不进攻台湾，王炳南长时间考虑后，回答说并不存在中共进攻的问题，问题是台湾正在组织进犯大陆。卡伯特对未能达成相互保证表示遗憾。王急忙补充说:现在并未面临中方谋求武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进犯，整个情况的性质就变了。

这次会谈应该说使双方都摸了底，两位大使立即把情况电告国内，对两国政府了解对方意图，作出理智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来自台湾的干扰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又回到阐述己方立场和批评对方政策的状态，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没有谈出任何结果。尽管如此，卡伯特评价会谈的气氛是“务实的”，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安全阀门”。

9月9日，国民党空军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南昌上空被击落。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开承认，洛克希德航空公司（Lockheed Aircraft）1960年7月卖给台湾两架U-2飞机，获得过政府的出口许可证。肯尼迪13日在新闻会上也按这个口径发言，意在开脱政府责任，把美国的角色说成是一种商业行为。20日，中美双方进行了一次大使会谈（原应为第113次会谈，但根据中方要求，改为一次不编号的特殊会谈）。王炳南就这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种间谍活动完全由美国情报部门操纵，是美国煽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对此要负完全责任。中国的结论是，U-2事件证明肯尼迪政府比其前两任在对华政策上更富于冒险性，更不负责任。卡伯特辩解说，飞机是台湾当局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的，美国政府对制造商卖出的飞机的用途不承担责任。中方既然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台湾自然会采取侦察之类的预防措施。此外，他重申在6月23日会谈中的声明仍是美国的政策。

台湾空军依赖美国的装备和训练，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其高空侦察机多次深入大陆腹地拍照，也早为中共所察觉。这次击落U-2飞机，就是根据对其多次飞行路线的分析，精心设伏的结果。这是1958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上空击落的第四架美制侦察机。中方之所以要由此提出肯尼迪政府更有冒险性的结论，应该是在中苏论战激化的背景下，对肯尼迪政策性质的一种判断，也是为了借此事向美方施加压力。

中国方面对近期内的会谈取得任何进展已经不抱希望，但仍有耐心继续谈下去。周恩来11月初对来访的英国代表麦克唐纳说:中美会谈已经进行了7年，毫无结果，但我愿意再谈他7年。

美方也认识到双方的鸿沟不是靠短期的谈判就可以跨越的。美国对华政策设计者们主张保持这条沟通的线路，但不要一开始就期望甚至追求达成正式协议，或谈出什么成果。在一段时间内，这条线路的功能是让双方平行地发送和解读信号，即表达自己的政策和意向，领会对方的政策和意向，直到捕捉到变化的迹象而敏锐地予以恰当的回应。美国可以调整的主要领域是贸易政策和军事对峙政策。

在双方的第113次大使会谈中，王炳南回顾了中国谈判方针的演变。在会谈初期，中国的想法是暂且搁置主要问题，先商讨一些次要问题。因此，在1956年和1957年，中方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取消贸易禁运，进行人员交流和文化交流，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交流记者等等。但是由于美方对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设置障碍，例如拒绝中方1960年9月6日关于记者交流的合理建议等，才迫使中方得出结论，只要中美间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卡伯特在这次会谈中再次提出释放被关押的美国人和双方交流记者的问题，王炳南也重申中美会谈的实质性目标是要华盛顿解决把台湾归还祖国的问题。接着，他谴责了美方飞机舰艇入侵中国领海领空、参与台湾军事演习、高级将领访问台湾、扬言在与中国的冲突中使用战术核武器、暗中纵容蒋介石反攻大陆等问题。卡伯特一一加以辩驳，但也声明他在6月间向王表达的美国政府不支持入侵大陆的立场没有变化。双方还交换了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3年2月20日举行第114次会谈时，美方纵容蒋介石集团侵袭大陆的事实已被揭露。在世界舆论的谴责下，美国处境十分尴尬，又不能放弃对蒋帮窜扰的支持，于是会谈中的口径有所变化。国务院指示卡伯特应继续不承认美国卷入侵袭行动，但避免重申去年6月23日会谈中作出的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的保证。

4月17日的第115次会谈，在东南亚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是交锋比较激烈的一次。双方围绕老挝政局危机、越南战争、美舰侵入中国领海、美台军事活动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辩论。

在7月31日第516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由于担心中国近期内可能在中印、中老边界发动断然进攻，小希尔斯曼建议指示卡伯特在华沙会谈中警告中国不要在这个地区采取会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的行动。

坚定而不敌对？

美英苏这年7月经维也纳谈判，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认为这个条约有利于少数核大国巩固自己的核垄断，能够继续生产、运送、使用核武器，并把它们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合法化。同时束缚了中国等国家的手脚，不让它们研制、掌握核武器，保护自己免遭核威胁。中国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是有意牺牲正在研制核武器的中国的利益。中国决不就范，还要反将一军，7月31日发表声明，提议全世界所有国家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周恩来总理8月2日就此项建议致信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希望各国政府予以响应。

在8月7日中美第116次大使会谈中，王炳南转达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并将周恩来总理致肯尼迪总统的信托卡伯特转交，希望美方能积极响应。如果美方想同中国讨论此事，他随时可按美国代表的安排进行讨论。王炳南还指出三国条约不仅未能彻底禁止核试验，反而可能引起新的核竞赛。没有中国参加，当今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的核部署，使中国重要城市和内地都受到美国核力量的威胁。为此，他奉命提出一个旨在减轻核威胁的协议宣言的草案，希望美国政府予以认真研究和考虑。其基本内容是:（1）中美两国政府联合建议设立亚洲太平洋无核区，包括中国、美国、苏联、日本。（2）美国政府从中国周围撤走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并撤走一切核武器和运载工具。

会谈后，王炳南特意留住卡伯特。告诉他，自己刚从中国回来，中国人民正在勤奋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有够多的事情要做，决不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去别的地区。不要相信美国报界宣扬的中国是远东魔鬼的谬论。

中国反将一军的建议，当然不是美国能够接受的，但毕竟提出了一个至少可供双方进一步谈判的起点。而以关心人类面临的核威胁自诩、特别是关心所谓“中国未来的核威胁”的美国，却拒绝直接同中国政府谈判这个问题。

鉴于中苏裂隙的扩大，国务院考虑在中美会谈中采取更和解的调子，询问卡伯特这样做是否会得到中方的回报？这位肩负沟通和改善关系的大使认为看不到可能得到回报的任何迹象。但他建议国务院根据对全盘情况的了解来研究形势，判断改变会谈的气氛是否值得一试。9月11日中美大使第117次大使会谈。王炳南再次提请美方积极回应周恩来总理信中和宣言中全面裁军和彻底禁核的建议，指出上次会谈时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有助于顺利解决中美之间的其他争端，中方愿意进一步谈判解决技术问题。美国却借口中方的建议“是模糊的”而不肯回应，实际上是不愿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又害怕直率拒绝会给中方提供进行核试验的理由。然而，略有新意的是卡伯特奉命宣称:美国打算对中国保持“坚定而不敌对的态度”，并准备耐心等待直至中方愿意合作缓和紧张局势。

然而，中方尚未来得及对这话的含义仔细研究并作出回应，11月初台湾当局派遣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于大陆一事，又把中美关系推往继续敌对的方向。到了11月13日双方约定的下一次大使会谈，也就是肯尼迪生前的最后一次中美会谈，主题却成了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抗议与反抗议。王炳南把美方刚刚表达的“坚定而不敌对”的对华新立场斥责为“谎言”。他历数美国飞机军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空降蒋帮的游击队、邀请蒋经国访美、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南越和南朝鲜扶持代理人、装备印度军队、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等敌对行动，一一予以谴责。卡伯特除了一一辩解之外，还是坚持要求释放美囚，交流记者。双方的会谈，依然陷于僵局。

综观肯尼迪时期中美大使会谈的情况，似乎除了给双方提供了交换观点和信号的机会之外，一个具体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在控制危机和避免冲突的意义上讲，会谈确实对中美之间紧张而脆弱的关系具有探测仪、缓冲器和减压阀的作用。长期僵持不下的局面，使双方都认识到要求对方一下子就完全投降的立场是行不通的。需要先从“小事”做起，少放空炮，多想办法寻找利益的交叉点，为进一步地改善关系铺垫基础。另一方面，历史的进程表明，中美关系从敌对到正常化，还需要由国际大战略格局的变化来促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苏关系分化时中方激烈的反修言论，不仅成为美国反华强硬派指责中国持“侵略”立场的口实，而且引起了美国那些想改善对华关系的人的顾虑。

差不多十年以后，当中国的外交决策者机智地“以小球转动大球”，在中南海迎来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时，双方对前一段的交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毛泽东坦率地对也曾是肯尼迪的政治对手的尼克松讲:“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主席和总理是完全不同意的。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都认识到世界的新形势，是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政策”。

毛主席在结束会见时，又若有所感地说:“我想，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恩来笑。）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在实现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两国领导人之间这一段回顾与总结，值得人们回味。（摘自《北大史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