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莱山游泳馆:南方周末：对谈：免税后，给农民算笔“家务账”(2005-10-20)

2005年10月20日
对谈：免税后，给农民算笔“家务账”
南方周末　  　2005-10-20 14:39:04
三农专题·纵论
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编者按：9月23日－25日，近百位学者、政府官员、乡镇干部聚首广州，在“首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探讨“三农”难题。
本报上周推出了专家的观点，此次则是5位基层乡镇干部的所思所想。
□本报记者　胡念飞　□本报实习生　舒畅

○余爱民　湖北省监利县政研室副主任、县税改办主任

○胡晓芹　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长坪镇副镇长

○王传师　江西广丰县毛村镇政府常务镇长

○潘远臣　辽宁省东港市十字街宏天村村委会主任

○王新海　山东省海阳市盘石店镇党委干部
记者：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减轻，能不能从具体数据来谈谈？
王传师：就税费改革本身而言，农民负担确实减轻了。拿我们镇来说，人均减免农业税60多元，加上35元的粮食补贴，相当于人均减轻了近百元的负担。
余爱民：湖北监利去年的农业税是6925万元，以全县95.2万农民、22.1万农户来算，今年人均减少72.7元，每户减少313.3元支出，再换算到土地，则相当于每亩减少支出48.5元。
王新海：现在农民负担确实轻了，但一方面是随着农业税取消，农资开始涨价，去年下半年，我们村一袋化肥70－75元，现在已经涨到了115－120元，玉米种由2.5元／斤涨到了6元。另一方面现在农产品的价钱不升反降。去年我们村小麦是0.8元／斤，现在实行粮食直补后却变成了0.65元／斤，这前后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
记者：不过无论从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从数字上来看，中央实施免税政策，给农民是有很大实惠的。
余爱民：我们下乡时看到两副春联，一个是“千年等一回，免征农业税”，另一个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农民种地不交税”。
王传师：实际上，中央政府给予农民的实惠力度确实巨大。2004年，全国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减免达280亿元，粮食直补政策又让农民获益116亿元。今年，中国农业税收入将由2004年的232亿元减少到15亿元左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余爱民：我来算一笔账，就可以看出农民收支的现状了。监利县现在的5712万元的收费，来源于“一事一议”、“两款回收”（世界银行贷款回收815万，农业综合开发款461万）、“三项水费”（易涝地区赔涝水费1624万，经营性灌溉水费1040万，江汉平原用于提水补偿的村组赔水费5元／亩）共6个项目，相当于县农民每亩收费39元，我们县现在转移支付发放的“两补”则相当于每亩补贴35元，39－35＝4，也就是说，现在农民在免除农业税之后基本上没什么负担，所以我列了一个式子：“0（农业税为0）＋6（6个征收项目）－2（“两补”）＝0”。如果国家不实行这次税费改革，那农民的这个负担值就不是0，而是39元／亩，所以说农民肯定是受惠的。
记者：种田没有多少负担了，这是中央政策带来的好处，但农民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可能就成为主要项目了。
王新海：我认为医院高收费是农民的最大负担。我也拿数字说话吧。现在我们镇一个青霉素皮试收费18元，打一针的治疗费是6元，挂一个吊瓶的治疗费14元。摔折一条腿，治疗费1万多，割一个阑尾5000多。农民住院，如果花1万块，其中药费大概两三千元，其他费用则可占到七八千，医院的高收费，是农民返贫致贫的主要原因。这个负担比起几十元的农业税来讲，要重很多。
记者：那您觉得用什么措施来解决？
王新海：我的意见是，医院收入应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不需医院再单独设立账户和小金库。医护人员的工资应由国家财政按事业人员标准统一发放。另外，医院治疗的服务收费标准、各类药品价钱都应该公开。
记者：那在教育方面的情况呢？
王新海：现在农村小孩，5岁前的抚养费就不说了，5岁以后就要开始上“育红班”，这个班，在村里一个孩子每年要交1000多的学费，乡镇是2000多元，县城则要4000多。
在农村，一个小学生一年的费用约需两三千元，初中是三四千，高中生一年约五六千，一个大学生一年则要1万－1.5万元。这样算下来，农村要送一个大学生起码得有7.4万的资金支持，而且这个数据的前提是要求学校不乱收费、孩子成绩完全达到所考学校分数线而不用花钱“买分”等基础之上。
记者：中央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且正在解决。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将对贫困地区贫困生实行“两免一补”，广东省现在也正在全省1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开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试点工作。其实这些都涉及到资金的问题，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的运转可能受到影响了。
王传师：运转出现了一定困难，怎么填这个缺口，各地有各地的法。我所在的那个镇，就把由税费改革产生的财政压力转移到社会抚养费征收上了。
胡晓芹：湖北没这个现象。这可能跟我们有类似于烟叶、生猪、干果、茶叶等特产税有关。以前市里返还的特产税大概有三四百万，80万元由县里分配，我们镇可分到四五十万，去年是60万，偿还债务后还剩30万。用于日常办公经费和接待费等。
其实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最大的困境是沉重的债务。从我们长坪镇2003年锁定的债务来看：财政欠款44.39万元，政府机关欠款47.98万元，镇欠县财政周转金69万元，普九债务117.03万元，事业单位欠款30万元，共计308.4万元，这还不包括镇内14个村的270万元债务。以我们镇18623人计，相当于人均负债180元。
潘远臣：我所在的镇13个村组织中负债的有12个，几万到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其中很大比例为必偿债务，比如欠信用社、农行等金融部门的款项。
记者：那有没有办法来化解？
潘远臣：这两年来，债权人逐步意识到村级经济已如无源之水，都想尽办法清偿债务，村干部夹在其中，为了债务东求西讨，“拆东墙补西墙”也难以支付。村干部被传唤、村部被查封拍卖不是什么稀奇事。仅有的一点集体资产，能变卖的都变卖了。
胡晓芹：近两年来降息、锁定债务、债务核销、拍卖闲置资产的先后实施，化掉了一部分债务。
我的意见是，一方面，对乡镇债务分门别类，该乡镇负责的，由乡镇自己负责，过去由于政策调控、上级指令性生产和普九、办电、修路架桥、改水等本应国家投入的公共建设导致的乡镇债务，应由相关部门剥离、分担、接转，或由中央、省、市、县从转移支付中拨付专项资金解决。另一方面，加大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力度。
记者：债务是一个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一时只怕还比较难解决，农业税取消后，对干群关系改善应该是有好处的。
王传师：以前征收农业税时，由于老百姓并不从心理上接受农业税，所以干部收税基本是“讨饭式”，基层干部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会主动去了解农民，与农民搞好关系。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好像关系变了。我们一个村支书在听说不要收税时就说了一句：“老子再也不受这些气了。”现在由于基层政府自身财政运转已经很困难，而上面的财政压力并没有相应减轻，这样一来，干群关系是缓和了，但基层干部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却有些变化。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相信，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导。群众对干部有信任感，任何矛盾都可以化解。当然，做到这些，需要政策支持与干部自律。
记者：有很多矛盾其实原本就存在的，跟农业税关系不大。
王传师：对，农业税减免之后，确实牵扯出了很多新问题、新负担，但农业税减免与农资涨价、农产品降价是两码事，这之间存在必然关系吗？所以我说，就税费改革本身而言，农业税免掉的这100多元，是以前实实在在的负担，党和政府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