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淮安财政局咨询电话:杨小凯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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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的经历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5 14:36:05 来源： 点击数：99
永别了，小凯！
——在杨小凯教授追悼会上的讲话
IAN HARPER 2004-07-14
受小娟之托，今天能站在这里向我的同行，好友和教友小凯弟兄最后作别，我深感荣幸。我于2001年在他患不治之症前不久认识小凯，尽管更早约10年前已闻其大名。人生有缘，我太太也在MONASH经济系任教，办公室还与小凯相邻。
小凯的一生只能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他1948年出生于深具文化修养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父亲杨第甫先生，一度出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要职。母亲陈素女士，则是总工会主席。“严父慈母”，具有国学背景的父亲注重灌输儒家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相对而言母亲更为崇尚个人自由与尊严, 对弱者充满同情与爱心。小凯深受熏陶，与两个妹妹，杨晖与杨小成——两位女士分别从中国和美国赶来，今天同我们一起与小凯最后道别——在关注时政和追求知识的气氛中成长。早慧的小凯很早就显露出不凡的潜质，必将大展宏图。
早在中学时代，小凯政治上已相当活跃.亲眼目睹了父亲1959年因批评当局的”大跃进“政策政治上陷入麻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年轻的小凯深受震撼，父亲政治上的受挫促使他开始怀疑共产主义的信条，重新审视和分析以前的信念和社会形势。他积极投身学生造反运动，参与了一些不见容于当局的激进组织。
19岁时小凯以学名杨曦光撰写《中国向何处去》，公开批评共产党权贵。其异端思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广为传播，被最高当局点名批判。洛阳纸贵竟换来十年炼狱。起初，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对共产党政权深具批判锋芒的文章出自一位弱冠之年的年轻人。怀疑与灾难降落在父亲杨第甫与母亲陈素身上。极度痛苦与绝望之下，母亲陈素女士于1968年初自尽，同年小凯入狱。
小凯入狱时尚未完成高中教育。不可遏制的求知欲将他从令人窒息的劳改生活中拯救出来。他四处寻找政治犯中的学者拜师切磋，广泛阅读，甚至还自修了微积分。他开始深入思考政治经济学的艰深问题，这些思考若干年后将在他突破性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开花结果。
1978年小凯的妹妹杨晖女士接他出狱。小凯服刑期间，远在乡下插队的杨晖年年千里迢迢去探视，惊心呵护苦难中的哥哥。这种亲情一直贯穿小凯的一生。若干年后小凯写到，在他获释那一天，杨晖让他联想起他们的母亲，“庄重而美丽”。小凯迅速振作起来。为避开政治麻烦，他重新使用乳名杨小凯。家人帮助下，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一份校对工作，同时在湖南大学旁听。
正是在这段日子，小凯认识了未来的夫人，小娟(英文名JEAN)。他们在同一家印刷厂工作，建立起真挚的友谊。 1980年小凯受聘于声誉卓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北京。天涯咫尺，书信传情。两人于1981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成婚。
小凯的学术事业开始腾飞。1982年，受聘任教于武汉大学，次年得到福特济基金会资助赴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小娟与小凯再一次天隔一方，惟赖鸿雁传书。克服重重困难，小娟终于携XIAOXI在NEW JERSEY与小凯重新团聚。
取得博士学位后，小凯在耶鲁大学作1年博士后研究，受聘来MONASH任讲师。 1988年，小凯决定携四口之家(JAMES1987年出生)定居墨尔本，而不是学成回国。这一选择反应了小凯渴望一家人避开政治迫害安心作研究的迫切心情。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诚如GILL PALMER 教授所言，小凯从讲师作到讲座教授， 在MONASH辛勤工作16年。小凯学术生涯上的成功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其学术成就的影响之深远今日尚无法充分估价。其工作兼具原创性和拓展深化的巨大空间，假以天年，他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以机敏诙谐著称的小凯从前的一位同事，曾戏言凡是姓名可简写为“X.Y.” 的将注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小凯的学术同行不仅推崇和敬慕其成就，亦深爱其人。深受小凯感召和激励的众多学生和学者必将继往开来，告慰小凯的在天之灵。
不负父母与姐妹之厚望，小凯果然英明远播。国际上小凯主要以经济理论家知名，而在中国，小凯作为一名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观察敏锐的时政评论家亦声誉卓著。抱赤子之心，小凯在两岸三地发表了大量的演说与文章，于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不遗余力。他的文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在1997－1998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
耀眼的成功背后，小凯付出甚多。毕其一生，小凯大多数年华里孜孜以求事业上的卓越。2001年患绝症后，小凯回顾平生时深入反思，“我太专注于事业，一切以事业为重。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太少了。对在中国迫害过我的人们充满憎恨……对世俗功名的孜孜以求令我身心疲惫”。最后的三年里，他专注于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女儿小溪脑瘤痊愈不久，小凯开始来GWAC参与教会活动。小溪在她非常困难的时候接受了耶稣基督，加入了教会。疼爱女儿的父亲试图深入理解这些变化。不久，小凯有了类似的宗教需求。开始接受来自慈爱我主的荣耀。
小凯2002年2月17日受洗。正象今日许多在坐的朋友和小凯的学生所亲眼历见，小凯的归属我主，改变了他的生命。小凯又一次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他尽力与孩子们增加沟通，包括1994年才出生的幼子Eddie。与此同时，他与太太小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深相爱。据小娟讲，小凯生命最后的三年，是他们23年婚姻中最美好的岁月，尽管死神的底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落下。信主后，小凯的生死观变了。受洗仪式上，小凯说：“我内心非常平静，不再恐惧死亡。”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他柔声说：“我想现在就去天堂，”然后闭上眼睛，面带微笑，期待我主荣耀的降临。
朋友们，小凯让我告诉大家，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体验—基督的福音是此世最伟大的真理。终生致力于发掘观念世界里的微言大义，小凯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在这里他发现了“无价的美丽珍珠”。他希望诸位能理解这一点，并象他那样，自己去主动发现这一真理。
在其自传体作品“牛鬼蛇神录”序言的结尾处，小凯有意写给那些对他个人由早年的极端左倾到后来的推崇市场秩序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变好奇的汉学家朋友，
“掩卷沉思，读者们也许不仅能理解我个人的思想转变，他们也会经历其自身的思想转变。”
今天，在小凯的信念之旅已到终点之时，重温小凯这段话，倍感涵义深远。
前面已经提到，含义是“小胜仗”的小凯另有学名杨曦光，意为晨曦初照光芒四射。小凯仰赖对主的坚定信念超越世俗功利之念，意义更大，岂止是“小凯(小胜仗) ” --这已为他赢得永生。借用他最喜爱的圣经里的某个段落，我们的朋友杨曦光，已经超越了作为“征服者” 的杨小凯——他的灵已升入天堂，熠熠生辉，在主耶稣慷慨赐予每一位诚信者的光华里翱游。
(孙广振译)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07-12 15:06:49
新兴古典经济学奠基人杨小凯先生辞世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本报记者 李磊 实习记者 梅洁 上海报道
杨小凯（1948－2004）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新兴古典经济学”创始人。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而入狱整整十年。1980年杨小凯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到武汉大学讲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1983年在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的推荐下，杨小凯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四年之后被聘为教授，曾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他就是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杨小凯。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他生命的年轮永远在第56环上停止了生长。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崭新学派，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新兴古典经济学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用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尽管在20世纪30－60年代遭遇了“凯恩斯主义”的强力解构，但至今仍可谓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所有当代重要领域进行了原创、新颖解释，并试图通过“分工和网络效果”全线贯通之。“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杨小凯可谓超级雄心。
无论如何，杨氏却不能亲眼见证这一刻的到来了。
去世前，杨小凯的学术职位包括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ＡＥＲ）、《政治经济学杂志》（ＪＰＥ）、《发展经济学杂志》（ＪＤＥ）、《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ＪＥＢＯ）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论为：“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布坎南也再三表示，“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杨小凯学术研究的关注。对中国、东欧和俄罗斯转轨的共同兴趣与交叠共识，也促成了杨小凯1998－2000年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中心访问（杰弗里·萨克斯时任该中心主任）。在杰弗里·萨克斯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这位“世界发展的大脑”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在北京，杨小凯去世后第二天即7月8日9时30分，一个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员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员共同参加的悼念座谈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林毅夫、海闻、陈平、周其仁、宋国青、姚洋等中心教员，以及钱颖一、徐滇庆、李稻葵、汤敏等著名经济学者共20多人在沉重而悲痛的气氛中对杨小凯进行了缅怀。
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1981年就开始与杨小凯相熟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告诉记者，尽管身在外地或因公务，茅于轼、吴敬链、樊纲和张维迎也都在第一时间发来了唁电。“我7月7日晚上打了通电话，12个小时后那么多人都赶来了，这实在说明了小凯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
国内社会科学界乃至公共实务部门感受到杨小凯的超群思维力量，却是因为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那场石破天惊的论争。论辩行进中，也就是杨小凯在国内精英阶层中普遍性影响力的构建时。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争论的开始是2002年4月，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创地指出，1）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2）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3）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以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论据部分，杨小凯从仍在暗涌不息的历史河流中采撷到了不胜枚举的案例对其论点进行了实证。比如：1）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2）苏联为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迅猛而后来又急剧趋缓；3）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后来的金融危机。
在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中，他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就在众人震惊、激赏之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对好友的观点公开表示了“不苟同”，并洋洋洒洒行文万言写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浑厚内力跃然纸上。
林文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分别回击。其文以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
林文最后结论认为，虽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随后的几个月里，伴随着杨小凯和林毅夫接踵而至的多回合“内力公开大比拼”，互联网络上、现实生活的学术沙龙、各式论坛里可谓“刀光剑影”。到后来，没有人关心谁胜谁负，只是众人的心里，又多了两个尊敬的姓名。
在7月8日的悼念座谈会上，林毅夫对这场争论是这样说的，“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期，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从2001年被诊断出肺癌晚期，至今已是三年。三年里，杨小凯的爱徒，现台湾中原大学工商管理系的曲祉宁助理教授见证了全过程。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曲回忆说，就病理治疗而言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是在澳大利亚接受化疗，服用ＩＲＥＳＳＡ，然后经杰弗里·萨克斯介绍了多位在波士顿的资深医师进行咨询；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反复，筹集资金飞赴洛杉矶尝试ＧＶＡＸ疗法，后发现不合适进行该项实验性治疗；回到澳大利亚后，服用一江西抗癌土方，效果也不明显，直到最后一次接受化疗。
曲还告诉记者，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作为旁观者，他没有在先生身上看到灰色，有的只是乐观和奇迹。
墨尔本是个鸟语花香的城市，市域1／3都是森林，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杨小凯的住处就在莫纳什大学东北11公里一个晚近开发的社区里。确诊后，他开始学习康德，并笃信基督教。他每天去离家不远的森林散步两次：早上是630出发，8：30回来；下午3：30出发，5：30回来，这四个小时，是他主要的会客、辅导学生和思考的时间。当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他还会去爬山玩飞盘，有时还会去海滩散步玩帆船。“他掌大帆，我掌小帆。”曲的声音有些哽咽。
记者了解到，就是这三年里，杨小凯建树依旧惊人：1）建立了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2）催生了一份超边际分析的学术杂志；3）在美国、澳洲、中国内地和台湾进行了六次短期课程；4）写作两本经济学教材；5）在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进行多次讲演。
而出于纪录超边际分析方法历史发展的目的，曲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为杨小凯做一些录音整理工作。由此，他也得知了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从1968（当时20岁）到1978年，杨小凯受了整整十年牢狱之灾！艰苦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和机械学。“那种精神力，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1983年，已经平反的杨小凯受到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推荐，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诺奖得主纳什的世界名校里，杨如鱼得水——师从国际贸易顶尖高手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只用四年时间就成为莫纳什大学的高级讲师。
曲告诉记者，尽管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杨小凯极少向他人提及他的这些早年遭遇。而徐滇庆则认为，安静并不表示忘却。“那个特殊的时代，这段特殊的经历其实是每一个留洋的中国学者都永远走不出的背景——出去时我们已是成年人，思维模式和现在出去的留学生区别很大，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杨小凯遭灾最重，经历也最坎坷，批判精神也因而最彻底强健。”
春华秋实，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杨小凯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经济后学走不出的背影——无论我们意识得到，或者意识不到……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12辑
题记
性格决定命运。——培根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杨小凯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
一
锋芒毕露论时政两度陷囹圄
磐石不移苦自学十年悟真经
杨小凯学名杨曦光，小凯为乳名，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2年，由于当时刘少奇反对考“父母”不考学生的阶级路线，录取标准不看学生的家庭成份，因而杨小凯和当时很多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同学考入名闻遐迩的长沙一中初中。1965年，录取标准唯成份论后杨小凯又与许多高干子弟一起考入长沙一中高中。不过与大多数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相反，杨小凯朴素得像一个平民的儿子，只是在他文静的外表下潜藏着思想的滚滚波涛。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像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大陆，杨小凯这些正需要阳光雨露的小草们就被突然卷进了这场浩劫。跟当时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杨小凯忠贞地投入其中，甚至不惜以自己柔弱之驱捍卫天真的信念。1967年2月，因不满省军区抓捕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工人群众，杨小凯挺身而出，散发传单、写大字报，结果被军队抓去，在公安局监禁两个月。在狱中，他高唱革命歌曲，用绝食来为自己争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监禁没有消灭他的勇气，反而促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文革”的实质以及中国的前途问题，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见地的文章。这些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文章被广为传颂，结果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羞恼成怒，竟亲自下令将杨小凯再次投进监狱。从1968到197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在黑暗的牢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过问，1983年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
进去时尚是弱冠少年，出来时已到而立之年。20岁，正是黄金般的美好年华！本应坐在明净的教室里自由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为自己的明天憧憬着各种梦想，在广阔天地间纵横驰骋任意挥洒。如果一个人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最黑暗的监狱度过，结局可能有千万种；但是我敢肯定，恐怕很少人日后还能成为一代宗师！面对绝境，杨小凯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在艰苦的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机械学。尽管他的肉体饱受折磨，但在精神上却是那么的固若磐石、坚不可摧。在狱中，能接触到的经济学读物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杨小凯以其天才般的智识反复研读，他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这些在绝境中的体悟，日后竟成为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滥觞。进去时杨小凯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出来时他在学力上已经完成了大学水平的学习。
恢复高考后的次年（1979年），杨小凯曾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数学课，于第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担任实习研究员。1982年，未上过大学的他到武汉大学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被聘为助教、讲师。从1984年到1986年连续三年，他每年出版了一部这方面的著作。我相信，即便是没有进过监狱的“老三届”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怪不得一位崇拜杨小凯的网友深深感叹：“即便杨小凯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者行列。”先哲曾云：“痛苦之时，正是磨练造就阅历人情世故之候。一生本领，多在此处得来。不可困而委顿，如无根小草，不耐风霜。看遍二十四史，古来有大功业者，孰非从艰难困苦中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的，杨小凯这棵昔日的小草饱经风霜，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乃至日后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界的一棵“骄杨”。
二
负笈西域从名师五载得正果
漂落澳洲创学派仗剑闯江湖
杨小凯是不幸的，一个才华卓绝的人竟遭遇天妒其才的命运；杨小凯又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等同时代的英雄们那般英才早逝，而且以后多次获得大师的提携。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 Chow）对杨小凯在经济计量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颇为赏识，遂推荐他于1983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天才、诺奖得主纳什（Nash）的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Reader）。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能在国际上排进前5名。因此，直到目前为止，该系只有2位教授（另一位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若干年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界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像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是想不到的。你说杨怎么跟我比？我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他却在坐牢，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赢不过他。”
杨小凯何以如此能耐？皆因他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又称“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且让我简单地对其中的背景做些交代吧。按照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发的意蕴，“劳动分工”对实现递增报酬的推动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然而，自1776年以来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如处理角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就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递增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而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利用现代经济学和数学工具逐步复苏了斯密的思想，通过构建一个超边际的分析框架，成功地同时处理了以“资源配置”为形式的边际决策和以“劳动分工”为形式的超边际决策。打个比方，学生在填报大学志愿时选择读什么专业就是一种超边际决策，它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而一旦确定了专业后，如何在一个学年内分配学习时间就是一种边际决策，它是连续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解释后一种决策，它无法解释前一种决策，但是从实践上看前一种决策更为重要。
杨小凯等人所创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当代所有重要主题的全新解释，并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条线将它们全部贯通，声称要消除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界限，将新古典经济学包纳其中。不可否认，杨小凯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牢牢占据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地位的今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即遭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四面围攻，但是这一学派经过战火的洗礼，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正日益得到好评。诺奖得主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一次有副校长和院长参加的午餐会上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在布坎南的支持下，杨小凯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专门向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讲授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姓杨的中国人首次为我们摘取了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谁又敢说姓杨的中国人不会再为我们赢得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呢？
杨小凯创立新学派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过人的天赋，但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遵循国际学术秩序并最终成功突围的做法更值得中国经济学者学习。首先，创新的思想必须体现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因为一流名校的博士论文得以通过本身就说明它经得起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批评，这是第一关。杨小凯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就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建基于递增报酬的劳动分工的微观模型。接下来的第二关，要能在一流的匿名评审的学报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些论文要有一定的引用率。杨小凯和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针对新古典的所有主要命题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在一流学报发表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三关，要把自己的成果编成教科书，使教师爱教，学生爱学，并且有研究生愿意做这方面的学位论文。1998年和2000年，杨小凯与人合作共出版了三本中英文教材，吸引了欧美和中国一批研究生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论文。当一个学派的理论进入一流大学的课堂教材时，一个学派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当然，除了上述三关外，还需要一些支持性条件，包括较强的数学功底，能将本学派的思想模型化，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网站，并得到基金资助。杨小凯本人的强项就是数学，如今他们已经成立了“超边际经济学会”（Inframarginal Economics Society）以及一个交互式的“超边际经济学网站”www.inframarginal.com）。其门下弟子史鹤凌、孙广振、刘孟奇和李克等人，分别把守澳洲、澳门、台湾、北美等地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户。当初之所以选择澳洲莫纳什大学而不是美国一流大学，杨小凯的解释是，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相形之下，国内的一些学者出版了一两部未经匿名评审的著作或论文便宣称某某学派创立的做法，显得何其浅薄！
三
诲人不倦传学问睿智点中国
詈患肺癌信基督天公降奇迹
在很多人看来，像杨小凯那样少年时便锋芒毕露，动辄对新古典理论大开杀戒的名人，要么高傲冷峻，要么性格乖戾，总应该显得高不可攀才是。但是，杨小凯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的和蔼、平易近人，对于后学总是谆谆教导、勉力提携。2000年我还在人大读本科，适逢杨小凯教授到人大演讲，在热烈的演讲延长了一个小时后，他竟然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我按照他提供的邮件发给他一篇冗长的论文，请他指点一下。本来没有想过他这样的名人会给我回复，但是一周后居然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他指出了我论文的几个模型有一些问题，还将与这些模型有关的几篇文章的电子版给我发了过来。读了研究生之后，我又向他提了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答，并且将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群发给他的几个学生看并要求他们给予解答。虽然贵为教授，但是杨小凯依然是朴素本色，在莫纳什大学坚持每周上六天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风雨无阻。对于一个敢于用最宝贵的生命来捍卫心中之真理的人，还没有什么名利不能看开呢？正是杨小凯伟岸的人格，感召了一大批弟子投入门下，他们亦师亦友。尽管在学术观点上有时也难免争执，但是对于杨小凯的人格却是赞美之词是溢于言表，几乎言必称“小凯”。
作为一个华人，杨小凯始终热心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他针对中国情况提出的许多观点，例如给予国有企业老板剩余索取权，放开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成立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如今部分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采纳。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发展，当大多数学者对此赞誉有加时，杨小凯却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他提出了“后发劣势”的假说，认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却没有建立起成功的制度。由此可能导致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短时期内也可能是成功的，但却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与杨小凯的思想导师哈耶克一样，杨小凯在中年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从经济、历史、宗教和政治的多个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一次在北大演讲时，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学，我看今后要提倡自由和宪政了。”
正当杨小凯处于事业的颠峰时，不幸再一次降临于他。早年的炼狱对他身体的摧残，再加上他废寝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真是天妒奇才！然而和年青时面对绝境一样，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他坚强的人格。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每日祷告，并接受了科学的治疗。难以想象的是，像他这样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的祷告居然真的令病瘤消失了！2001年9月份时，他的整个右肺都僵硬了，讲话都很困难。而现在杨小凯不仅讲话正常，还开始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2002年7月15日，杨小凯在上海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主办的“超边际分析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午，他给我们这些后学们语重心长地谈了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感受，之后和大家合了影，紧接着就去做手术了。下午，在我们即将开始研讨会时，负责会议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兴奋地告诉大家：“奇迹总是发生在小凯身上。小凯的手术非常成功，他还吃了两碗米饭！”大家一片欢呼。
总有一些事让我们无比感动，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无比折服。关于杨小凯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并不陌生。我写下上面的话，不是想以此为杨小凯建碑立传，而是希望带给更多的人以鼓舞和激励。特别是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时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受到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还要直面社会的各种世俗压力。可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跟杨小凯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注定成不了像杨小凯那么宏大的事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杨小凯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榜样，在小有所成时不要沾沾自喜，在遭遇困顿时不要萎靡不振。
逝者杨小凯
南方周末 2004-07-15
王伟／图
□本报驻京记者赵凌
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后的道别。
少年无畏
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那次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避难。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不慎外传，已有对他不利的消息传来。
带着对社会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长沙的路上，杨曦光看到四处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关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时间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铁窗，他绝望至极。在判决下来的当天他甚至想到过越狱。
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对于孤独，杨小凯处之泰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徐滇庆说，在他所见者中，杨小凯几乎是智商最高的一个。而且，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那一年，徐滇庆留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骑车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几乎一直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学者生涯
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故土一直无法过上合时宜生活的杨小凯，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
永别了，小凯！
——在杨小凯教授追悼会上的讲话
IAN HARPER 2004-07-14
受小娟之托，今天能站在这里向我的同行，好友和教友小凯弟兄最后作别，我深感荣幸。我于2001年在他患不治之症前不久认识小凯，尽管更早约10年前已闻其大名。人生有缘，我太太也在MONASH经济系任教，办公室还与小凯相邻。
小凯的一生只能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他1948年出生于深具文化修养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父亲杨第甫先生，一度出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要职。母亲陈素女士，则是总工会主席。“严父慈母”，具有国学背景的父亲注重灌输儒家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相对而言母亲更为崇尚个人自由与尊严, 对弱者充满同情与爱心。小凯深受熏陶，与两个妹妹，杨晖与杨小成——两位女士分别从中国和美国赶来，今天同我们一起与小凯最后道别——在关注时政和追求知识的气氛中成长。早慧的小凯很早就显露出不凡的潜质，必将大展宏图。
早在中学时代，小凯政治上已相当活跃.亲眼目睹了父亲1959年因批评当局的”大跃进“政策政治上陷入麻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年轻的小凯深受震撼，父亲政治上的受挫促使他开始怀疑共产主义的信条，重新审视和分析以前的信念和社会形势。他积极投身学生造反运动，参与了一些不见容于当局的激进组织。
19岁时小凯以学名杨曦光撰写《中国向何处去》，公开批评共产党权贵。其异端思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广为传播，被最高当局点名批判。洛阳纸贵竟换来十年炼狱。起初，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对共产党政权深具批判锋芒的文章出自一位弱冠之年的年轻人。怀疑与灾难降落在父亲杨第甫与母亲陈素身上。极度痛苦与绝望之下，母亲陈素女士于1968年初自尽，同年小凯入狱。
小凯入狱时尚未完成高中教育。不可遏制的求知欲将他从令人窒息的劳改生活中拯救出来。他四处寻找政治犯中的学者拜师切磋，广泛阅读，甚至还自修了微积分。他开始深入思考政治经济学的艰深问题，这些思考若干年后将在他突破性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开花结果。
1978年小凯的妹妹杨晖女士接他出狱。小凯服刑期间，远在乡下插队的杨晖年年千里迢迢去探视，惊心呵护苦难中的哥哥。这种亲情一直贯穿小凯的一生。若干年后小凯写到，在他获释那一天，杨晖让他联想起他们的母亲，“庄重而美丽”。小凯迅速振作起来。为避开政治麻烦，他重新使用乳名杨小凯。家人帮助下，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一份校对工作，同时在湖南大学旁听。
正是在这段日子，小凯认识了未来的夫人，小娟(英文名JEAN)。他们在同一家印刷厂工作，建立起真挚的友谊。 1980年小凯受聘于声誉卓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北京。天涯咫尺，书信传情。两人于1981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成婚。
小凯的学术事业开始腾飞。1982年，受聘任教于武汉大学，次年得到福特济基金会资助赴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小娟与小凯再一次天隔一方，惟赖鸿雁传书。克服重重困难，小娟终于携XIAOXI在NEW JERSEY与小凯重新团聚。
取得博士学位后，小凯在耶鲁大学作1年博士后研究，受聘来MONASH任讲师。 1988年，小凯决定携四口之家(JAMES1987年出生)定居墨尔本，而不是学成回国。这一选择反应了小凯渴望一家人避开政治迫害安心作研究的迫切心情。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诚如GILL PALMER 教授所言，小凯从讲师作到讲座教授， 在MONASH辛勤工作16年。小凯学术生涯上的成功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其学术成就的影响之深远今日尚无法充分估价。其工作兼具原创性和拓展深化的巨大空间，假以天年，他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以机敏诙谐著称的小凯从前的一位同事，曾戏言凡是姓名可简写为“X.Y.” 的将注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小凯的学术同行不仅推崇和敬慕其成就，亦深爱其人。深受小凯感召和激励的众多学生和学者必将继往开来，告慰小凯的在天之灵。
不负父母与姐妹之厚望，小凯果然英明远播。国际上小凯主要以经济理论家知名，而在中国，小凯作为一名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观察敏锐的时政评论家亦声誉卓著。抱赤子之心，小凯在两岸三地发表了大量的演说与文章，于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不遗余力。他的文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在1997－1998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
耀眼的成功背后，小凯付出甚多。毕其一生，小凯大多数年华里孜孜以求事业上的卓越。2001年患绝症后，小凯回顾平生时深入反思，“我太专注于事业，一切以事业为重。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太少了。对在中国迫害过我的人们充满憎恨……对世俗功名的孜孜以求令我身心疲惫”。最后的三年里，他专注于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女儿小溪脑瘤痊愈不久，小凯开始来GWAC参与教会活动。小溪在她非常困难的时候接受了耶稣基督，加入了教会。疼爱女儿的父亲试图深入理解这些变化。不久，小凯有了类似的宗教需求。开始接受来自慈爱我主的荣耀。
小凯2002年2月17日受洗。正象今日许多在坐的朋友和小凯的学生所亲眼历见，小凯的归属我主，改变了他的生命。小凯又一次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他尽力与孩子们增加沟通，包括1994年才出生的幼子Eddie。与此同时，他与太太小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深相爱。据小娟讲，小凯生命最后的三年，是他们23年婚姻中最美好的岁月，尽管死神的底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落下。信主后，小凯的生死观变了。受洗仪式上，小凯说：“我内心非常平静，不再恐惧死亡。”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他柔声说：“我想现在就去天堂，”然后闭上眼睛，面带微笑，期待我主荣耀的降临。
朋友们，小凯让我告诉大家，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体验—基督的福音是此世最伟大的真理。终生致力于发掘观念世界里的微言大义，小凯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在这里他发现了“无价的美丽珍珠”。他希望诸位能理解这一点，并象他那样，自己去主动发现这一真理。
在其自传体作品“牛鬼蛇神录”序言的结尾处，小凯有意写给那些对他个人由早年的极端左倾到后来的推崇市场秩序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变好奇的汉学家朋友，
“掩卷沉思，读者们也许不仅能理解我个人的思想转变，他们也会经历其自身的思想转变。”
今天，在小凯的信念之旅已到终点之时，重温小凯这段话，倍感涵义深远。
前面已经提到，含义是“小胜仗”的小凯另有学名杨曦光，意为晨曦初照光芒四射。小凯仰赖对主的坚定信念超越世俗功利之念，意义更大，岂止是“小凯(小胜仗) ” --这已为他赢得永生。借用他最喜爱的圣经里的某个段落，我们的朋友杨曦光，已经超越了作为“征服者” 的杨小凯——他的灵已升入天堂，熠熠生辉，在主耶稣慷慨赐予每一位诚信者的光华里翱游。
(孙广振译)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07-12 15:06:49
新兴古典经济学奠基人杨小凯先生辞世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本报记者 李磊 实习记者 梅洁 上海报道
杨小凯（1948－2004）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新兴古典经济学”创始人。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而入狱整整十年。1980年杨小凯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到武汉大学讲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1983年在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的推荐下，杨小凯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四年之后被聘为教授，曾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他就是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杨小凯。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他生命的年轮永远在第56环上停止了生长。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崭新学派，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新兴古典经济学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用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尽管在20世纪30－60年代遭遇了“凯恩斯主义”的强力解构，但至今仍可谓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所有当代重要领域进行了原创、新颖解释，并试图通过“分工和网络效果”全线贯通之。“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杨小凯可谓超级雄心。
无论如何，杨氏却不能亲眼见证这一刻的到来了。
去世前，杨小凯的学术职位包括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ＡＥＲ）、《政治经济学杂志》（ＪＰＥ）、《发展经济学杂志》（ＪＤＥ）、《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ＪＥＢＯ）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论为：“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布坎南也再三表示，“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杨小凯学术研究的关注。对中国、东欧和俄罗斯转轨的共同兴趣与交叠共识，也促成了杨小凯1998－2000年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中心访问（杰弗里·萨克斯时任该中心主任）。在杰弗里·萨克斯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这位“世界发展的大脑”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在北京，杨小凯去世后第二天即7月8日9时30分，一个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员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员共同参加的悼念座谈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林毅夫、海闻、陈平、周其仁、宋国青、姚洋等中心教员，以及钱颖一、徐滇庆、李稻葵、汤敏等著名经济学者共20多人在沉重而悲痛的气氛中对杨小凯进行了缅怀。
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1981年就开始与杨小凯相熟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告诉记者，尽管身在外地或因公务，茅于轼、吴敬链、樊纲和张维迎也都在第一时间发来了唁电。“我7月7日晚上打了通电话，12个小时后那么多人都赶来了，这实在说明了小凯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
国内社会科学界乃至公共实务部门感受到杨小凯的超群思维力量，却是因为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那场石破天惊的论争。论辩行进中，也就是杨小凯在国内精英阶层中普遍性影响力的构建时。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争论的开始是2002年4月，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创地指出，1）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2）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3）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以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论据部分，杨小凯从仍在暗涌不息的历史河流中采撷到了不胜枚举的案例对其论点进行了实证。比如：1）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2）苏联为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迅猛而后来又急剧趋缓；3）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后来的金融危机。
在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中，他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就在众人震惊、激赏之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对好友的观点公开表示了“不苟同”，并洋洋洒洒行文万言写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浑厚内力跃然纸上。
林文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分别回击。其文以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
林文最后结论认为，虽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随后的几个月里，伴随着杨小凯和林毅夫接踵而至的多回合“内力公开大比拼”，互联网络上、现实生活的学术沙龙、各式论坛里可谓“刀光剑影”。到后来，没有人关心谁胜谁负，只是众人的心里，又多了两个尊敬的姓名。
在7月8日的悼念座谈会上，林毅夫对这场争论是这样说的，“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期，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从2001年被诊断出肺癌晚期，至今已是三年。三年里，杨小凯的爱徒，现台湾中原大学工商管理系的曲祉宁助理教授见证了全过程。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曲回忆说，就病理治疗而言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是在澳大利亚接受化疗，服用ＩＲＥＳＳＡ，然后经杰弗里·萨克斯介绍了多位在波士顿的资深医师进行咨询；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反复，筹集资金飞赴洛杉矶尝试ＧＶＡＸ疗法，后发现不合适进行该项实验性治疗；回到澳大利亚后，服用一江西抗癌土方，效果也不明显，直到最后一次接受化疗。
曲还告诉记者，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作为旁观者，他没有在先生身上看到灰色，有的只是乐观和奇迹。
墨尔本是个鸟语花香的城市，市域1／3都是森林，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杨小凯的住处就在莫纳什大学东北11公里一个晚近开发的社区里。确诊后，他开始学习康德，并笃信基督教。他每天去离家不远的森林散步两次：早上是630出发，8：30回来；下午3：30出发，5：30回来，这四个小时，是他主要的会客、辅导学生和思考的时间。当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他还会去爬山玩飞盘，有时还会去海滩散步玩帆船。“他掌大帆，我掌小帆。”曲的声音有些哽咽。
记者了解到，就是这三年里，杨小凯建树依旧惊人：1）建立了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2）催生了一份超边际分析的学术杂志；3）在美国、澳洲、中国内地和台湾进行了六次短期课程；4）写作两本经济学教材；5）在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进行多次讲演。
而出于纪录超边际分析方法历史发展的目的，曲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为杨小凯做一些录音整理工作。由此，他也得知了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从1968（当时20岁）到1978年，杨小凯受了整整十年牢狱之灾！艰苦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和机械学。“那种精神力，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1983年，已经平反的杨小凯受到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推荐，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诺奖得主纳什的世界名校里，杨如鱼得水——师从国际贸易顶尖高手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只用四年时间就成为莫纳什大学的高级讲师。
曲告诉记者，尽管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杨小凯极少向他人提及他的这些早年遭遇。而徐滇庆则认为，安静并不表示忘却。“那个特殊的时代，这段特殊的经历其实是每一个留洋的中国学者都永远走不出的背景——出去时我们已是成年人，思维模式和现在出去的留学生区别很大，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杨小凯遭灾最重，经历也最坎坷，批判精神也因而最彻底强健。”
春华秋实，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杨小凯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经济后学走不出的背影——无论我们意识得到，或者意识不到……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12辑
题记
性格决定命运。——培根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杨小凯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
一
锋芒毕露论时政两度陷囹圄
磐石不移苦自学十年悟真经
杨小凯学名杨曦光，小凯为乳名，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2年，由于当时刘少奇反对考“父母”不考学生的阶级路线，录取标准不看学生的家庭成份，因而杨小凯和当时很多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同学考入名闻遐迩的长沙一中初中。1965年，录取标准唯成份论后杨小凯又与许多高干子弟一起考入长沙一中高中。不过与大多数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相反，杨小凯朴素得像一个平民的儿子，只是在他文静的外表下潜藏着思想的滚滚波涛。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像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大陆，杨小凯这些正需要阳光雨露的小草们就被突然卷进了这场浩劫。跟当时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杨小凯忠贞地投入其中，甚至不惜以自己柔弱之驱捍卫天真的信念。1967年2月，因不满省军区抓捕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工人群众，杨小凯挺身而出，散发传单、写大字报，结果被军队抓去，在公安局监禁两个月。在狱中，他高唱革命歌曲，用绝食来为自己争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监禁没有消灭他的勇气，反而促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文革”的实质以及中国的前途问题，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见地的文章。这些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文章被广为传颂，结果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羞恼成怒，竟亲自下令将杨小凯再次投进监狱。从1968到197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在黑暗的牢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过问，1983年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
进去时尚是弱冠少年，出来时已到而立之年。20岁，正是黄金般的美好年华！本应坐在明净的教室里自由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为自己的明天憧憬着各种梦想，在广阔天地间纵横驰骋任意挥洒。如果一个人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最黑暗的监狱度过，结局可能有千万种；但是我敢肯定，恐怕很少人日后还能成为一代宗师！面对绝境，杨小凯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在艰苦的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机械学。尽管他的肉体饱受折磨，但在精神上却是那么的固若磐石、坚不可摧。在狱中，能接触到的经济学读物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杨小凯以其天才般的智识反复研读，他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这些在绝境中的体悟，日后竟成为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滥觞。进去时杨小凯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出来时他在学力上已经完成了大学水平的学习。
恢复高考后的次年（1979年），杨小凯曾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数学课，于第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担任实习研究员。1982年，未上过大学的他到武汉大学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被聘为助教、讲师。从1984年到1986年连续三年，他每年出版了一部这方面的著作。我相信，即便是没有进过监狱的“老三届”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怪不得一位崇拜杨小凯的网友深深感叹：“即便杨小凯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者行列。”先哲曾云：“痛苦之时，正是磨练造就阅历人情世故之候。一生本领，多在此处得来。不可困而委顿，如无根小草，不耐风霜。看遍二十四史，古来有大功业者，孰非从艰难困苦中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的，杨小凯这棵昔日的小草饱经风霜，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乃至日后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界的一棵“骄杨”。
二
负笈西域从名师五载得正果
漂落澳洲创学派仗剑闯江湖
杨小凯是不幸的，一个才华卓绝的人竟遭遇天妒其才的命运；杨小凯又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等同时代的英雄们那般英才早逝，而且以后多次获得大师的提携。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 Chow）对杨小凯在经济计量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颇为赏识，遂推荐他于1983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天才、诺奖得主纳什（Nash）的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Reader）。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能在国际上排进前5名。因此，直到目前为止，该系只有2位教授（另一位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若干年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界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像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是想不到的。你说杨怎么跟我比？我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他却在坐牢，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赢不过他。”
杨小凯何以如此能耐？皆因他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又称“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且让我简单地对其中的背景做些交代吧。按照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发的意蕴，“劳动分工”对实现递增报酬的推动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然而，自1776年以来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如处理角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就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递增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而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利用现代经济学和数学工具逐步复苏了斯密的思想，通过构建一个超边际的分析框架，成功地同时处理了以“资源配置”为形式的边际决策和以“劳动分工”为形式的超边际决策。打个比方，学生在填报大学志愿时选择读什么专业就是一种超边际决策，它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而一旦确定了专业后，如何在一个学年内分配学习时间就是一种边际决策，它是连续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解释后一种决策，它无法解释前一种决策，但是从实践上看前一种决策更为重要。
杨小凯等人所创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当代所有重要主题的全新解释，并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条线将它们全部贯通，声称要消除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界限，将新古典经济学包纳其中。不可否认，杨小凯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牢牢占据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地位的今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即遭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四面围攻，但是这一学派经过战火的洗礼，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正日益得到好评。诺奖得主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一次有副校长和院长参加的午餐会上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在布坎南的支持下，杨小凯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专门向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讲授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姓杨的中国人首次为我们摘取了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谁又敢说姓杨的中国人不会再为我们赢得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呢？
杨小凯创立新学派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过人的天赋，但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遵循国际学术秩序并最终成功突围的做法更值得中国经济学者学习。首先，创新的思想必须体现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因为一流名校的博士论文得以通过本身就说明它经得起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批评，这是第一关。杨小凯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就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建基于递增报酬的劳动分工的微观模型。接下来的第二关，要能在一流的匿名评审的学报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些论文要有一定的引用率。杨小凯和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针对新古典的所有主要命题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在一流学报发表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三关，要把自己的成果编成教科书，使教师爱教，学生爱学，并且有研究生愿意做这方面的学位论文。1998年和2000年，杨小凯与人合作共出版了三本中英文教材，吸引了欧美和中国一批研究生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论文。当一个学派的理论进入一流大学的课堂教材时，一个学派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当然，除了上述三关外，还需要一些支持性条件，包括较强的数学功底，能将本学派的思想模型化，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网站，并得到基金资助。杨小凯本人的强项就是数学，如今他们已经成立了“超边际经济学会”（Inframarginal Economics Society）以及一个交互式的“超边际经济学网站”www.inframarginal.com）。其门下弟子史鹤凌、孙广振、刘孟奇和李克等人，分别把守澳洲、澳门、台湾、北美等地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户。当初之所以选择澳洲莫纳什大学而不是美国一流大学，杨小凯的解释是，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相形之下，国内的一些学者出版了一两部未经匿名评审的著作或论文便宣称某某学派创立的做法，显得何其浅薄！
三
诲人不倦传学问睿智点中国
詈患肺癌信基督天公降奇迹
在很多人看来，像杨小凯那样少年时便锋芒毕露，动辄对新古典理论大开杀戒的名人，要么高傲冷峻，要么性格乖戾，总应该显得高不可攀才是。但是，杨小凯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的和蔼、平易近人，对于后学总是谆谆教导、勉力提携。2000年我还在人大读本科，适逢杨小凯教授到人大演讲，在热烈的演讲延长了一个小时后，他竟然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我按照他提供的邮件发给他一篇冗长的论文，请他指点一下。本来没有想过他这样的名人会给我回复，但是一周后居然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他指出了我论文的几个模型有一些问题，还将与这些模型有关的几篇文章的电子版给我发了过来。读了研究生之后，我又向他提了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答，并且将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群发给他的几个学生看并要求他们给予解答。虽然贵为教授，但是杨小凯依然是朴素本色，在莫纳什大学坚持每周上六天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风雨无阻。对于一个敢于用最宝贵的生命来捍卫心中之真理的人，还没有什么名利不能看开呢？正是杨小凯伟岸的人格，感召了一大批弟子投入门下，他们亦师亦友。尽管在学术观点上有时也难免争执，但是对于杨小凯的人格却是赞美之词是溢于言表，几乎言必称“小凯”。
作为一个华人，杨小凯始终热心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他针对中国情况提出的许多观点，例如给予国有企业老板剩余索取权，放开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成立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如今部分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采纳。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发展，当大多数学者对此赞誉有加时，杨小凯却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他提出了“后发劣势”的假说，认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却没有建立起成功的制度。由此可能导致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短时期内也可能是成功的，但却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与杨小凯的思想导师哈耶克一样，杨小凯在中年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从经济、历史、宗教和政治的多个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一次在北大演讲时，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学，我看今后要提倡自由和宪政了。”
正当杨小凯处于事业的颠峰时，不幸再一次降临于他。早年的炼狱对他身体的摧残，再加上他废寝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真是天妒奇才！然而和年青时面对绝境一样，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他坚强的人格。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每日祷告，并接受了科学的治疗。难以想象的是，像他这样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的祷告居然真的令病瘤消失了！2001年9月份时，他的整个右肺都僵硬了，讲话都很困难。而现在杨小凯不仅讲话正常，还开始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2002年7月15日，杨小凯在上海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主办的“超边际分析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午，他给我们这些后学们语重心长地谈了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感受，之后和大家合了影，紧接着就去做手术了。下午，在我们即将开始研讨会时，负责会议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兴奋地告诉大家：“奇迹总是发生在小凯身上。小凯的手术非常成功，他还吃了两碗米饭！”大家一片欢呼。
总有一些事让我们无比感动，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无比折服。关于杨小凯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并不陌生。我写下上面的话，不是想以此为杨小凯建碑立传，而是希望带给更多的人以鼓舞和激励。特别是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时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受到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还要直面社会的各种世俗压力。可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跟杨小凯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注定成不了像杨小凯那么宏大的事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杨小凯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榜样，在小有所成时不要沾沾自喜，在遭遇困顿时不要萎靡不振。
逝者杨小凯
南方周末 2004-07-15
王伟／图
□本报驻京记者赵凌
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后的道别。
少年无畏
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那次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避难。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不慎外传，已有对他不利的消息传来。
带着对社会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长沙的路上，杨曦光看到四处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关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时间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铁窗，他绝望至极。在判决下来的当天他甚至想到过越狱。
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对于孤独，杨小凯处之泰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徐滇庆说，在他所见者中，杨小凯几乎是智商最高的一个。而且，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那一年，徐滇庆留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骑车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几乎一直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学者生涯
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故土一直无法过上合时宜生活的杨小凯，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