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寐 嗜你如命:“诽谤韩愈”奇案

    1976年10月，台湾《潮州文献》杂志上，赫然登出文章《韩文公苏东坡给与潮州后人的观感》。作者郭寿华提及:“韩愈为人尚不脱古文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铅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 

    回眸历史，明朝以前并无“风流病”一说。嘉靖年间，方广所著《丹溪心法附录》首次提及，民间所谓杨梅疮，后世所称梅毒是也。此病由哥伦布舰队水手，从美洲传到西班牙，后经东南亚，最后辗转传到中国，不折不扣的舶来品。唐人韩愈再风流，恐怕也是与“风流病”缘悭一面。如此“栽赃”，韩愈何其冤枉? 

    韩愈第三十九代孙韩思道，视为奇耻大辱，拍案而起。急忙翻阅刑法，查到第312条诽谤死者罪:对于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此条其后解释是:“所以保护死者后人之孝思也。我国风俗，对于死者，其尊重心过乎外国，故不可不立此条，以励俗薄而便援用。”遂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 

    刑庭推事(法官)认定:“自诉人以其祖先韩愈之道德文章，素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于私德而与公益无关之事，无中生有，对韩愈自应成立诽谤罪。自诉人为韩氏子孙，因先人名誉受侮，而提出自诉，自属正当。”判处被告罚金三百元。郭寿华不服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该案遂告定谳。 

    判决一出，引发台湾社会轩然大波，学者专家纷纷撰文陈述己见。法学家萨孟武指之为文字狱，作家柏杨评价说:“此乃六法全输。”小说家高阳痛斥:“诽韩案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学术界中，唯有钱穆一人为判决缓颊。 

    萨孟武讥讽判决离谱:“韩愈到底得了什么病，有没有吃过硫磺，这都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余年以后，有人写了文章，考证韩愈的病，而司法机关竟为一千余年前的韩愈，判决现在著作人郭寿华犯了诽谤罪罚金三百银元。我不知道这个判决是根据刑法哪一条;根据刑法第309条么?此条所谓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根据刑法第312条么?本条所谓‘已死之人’，必有期间上的限制，否则我们随便评论一位古人，均将犯了诽谤罪。此风一开，我们不能批评王莽，不能批评曹操，不能批评秦桧，不能批评张邦昌。文人一执笔，一下笔，动辄得咎，哪里尚有什么言论自由?” 

    蒋经国第一高参严灵峰，发表《公是公非，必须判明》一文，质问法院:“第一，我要问‘中华民国’的‘刑法’哪一条哪一项，指人有风流病是犯罪行为?第二，韩思道是否韩愈的直系血亲?” 

    学术界清剿法官，钱穆颇不以为然。他在《联合报》副刊上发文《为诽韩案鸣不平》，加以声援。“昌黎韩文公，不仅为唐代一大人物，实系中国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来少数之第一流大人物也。” 

    在钱穆看来，诽韩案要害，不只是攻击韩文公，而是要否定所有的古圣先贤，否定历史。钱先生断言:“民国以来，竞务为崇洋谴华，在中国历史上不甘仍留一好人。孔子大圣，以子见南子肆嘲弄。岳武穆为武圣，以军阀恣诬蔑。韩公亦自不免。”最后感慨:“偶值诽韩风潮，以不免作不平鸣，然其声哑以嘶，其辞晦而抑，并不能鸣举国一世之盛，而特为国族往古鸣不平。” 

    法学家杨仁寿，也发表《恶法亦法?——从古今中外法制谈直系血亲》一文，从法律角度为判决辩护。强调韩愈千载之后人，有起诉权，这在现行法律是站得住脚的。原来中华民国民法制定之初，亲属法审查意见书第三点指出:“亲属不规定范围”。也就是说，直系血亲之亲疏，不作规定，由民刑及其他法律，视其情形分别规定。 

    立法者一时疏忽，于制定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5项时，仅规定:“刑法第312条之妨害名誉及信用罪(诽谤死者罪)，已死者之直系血亲得为告诉。”未就直系血亲之亲疏设有限制，以致法院成为代罪羔羊，未免冤枉。 

    其实，直系血亲之亲疏，是否应设限制，答案不言自明。传统中国法中，素有九族之称。所谓九族，是以己身为准，从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己身，到子、孙、曾孙、玄孙。逾此范围，即非属于“法律上”之直系血亲。 

    果不其然，民间有人追究起来，黄正模告发韩思道“伪造文书”。原来后者所出具《韩氏宗谱》，系民国二年二月所修。谱中能确定的先人，不过是“相传文公二十四代孙玉珍”。韩玉珍系从传闻而被认定，尚无法确定他与韩愈的血亲关系。那么从韩玉珍算起，又过十五代的韩思道，算得上什么?又凭什么有“告诉权”?且家谱最后一页，笔迹与原谱根本不一样，法院为什么不予追究?案外案，更是闹得满城风雨! 

    杨仁寿先生后来态度转变，坦承:“此件判决，至今思之，未免可哂。平心而论，此号判决仍在‘概念法学’阴影笼罩之下。审判者一味专注于概念逻辑，只知‘运用逻辑’，为机械的操作，未运用智慧，为‘利益衡量’，才会闹此笑话。” 

    这一则奇案，后人戏称为最后一桩文字狱。细究起来，本是骚人墨客，发思古之幽情，用不着认真，更不值得提出诉讼。有关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都要让法官来审判，那还得了?法院恐怕除了民庭刑庭之外，还得增设一个历史法庭。历史学者今后除非不动笔，否则难免动辄得咎，误蹈法网。 

    明代之前，民间言论颇为自由。君不见，杜甫《石壕吏》痛斥赋税之苛;《兵车行》谴责兵役之重;白居易《长恨歌》讽喻玄宗“重色思倾国”，而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后来天子是否以“大不敬”罪名相绳诗人? 

    郭寿华所言，即使失慎失实，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自古文人多风流，又何必细究?学者高谈阔论，法院与我何有哉?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奇在偏偏有后人起诉，孰不知，唐末天下大乱，谱牒罕存，家谱真假难辨，攀龙附凤者所在多有。 

    此案报纸几度渲染，学者多次撰文，反而把韩愈一干琐事都抖了出来。官司纵然打赢了，公道自在人心，究竟是得是失?“匹夫而为百世师”的韩愈，若地下有知，一定也会斥责其子孙太不知风趣幽默。 

    一言以蔽之，法治不容曲解，学术必须自由，或许正是当时台湾街头巷尾人人津津乐道的“诽谤韩愈案”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