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哪里有养中华鹧鸪:李新宇：辛亥革命中的严复

辛亥革命中的严复 

李新宇

 （一）：写给莫里循的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

    10月9日，革命党在汉口的总部被发现，领导人大多被捕。10月10日清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革命领袖在督署辕门外慷慨就义。湖北官员弹冠相庆，以为祸患已除，却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有一阵枪声骤然响起。那枪声也许没什么特别之处，却注定了要永远响彻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因为正是它宣告了几千年帝制的灭亡，为中国历史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枪响几个小时之后，湖广总督越墙而逃，仓惶跑到江边，藏进了江上的一艘军舰。奉旨入川查办保路风潮的岑春煊，也从武汉悄然逃走。

    天亮之后，湖北新军将领黎元洪被推上革命领袖的位置，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下决心率领湖北参议会赞助革命大业。

    三天之后，摄政王载沣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氏两年前被罢黜，此时在彰德“养疴”。革命发生了，朝廷却又想起了他，既然乱子发生于湖北，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可是，袁世凯就那么好欺负吗？既然当年以足疾为由将他罢免，此时就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赴任。

    大清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几年新政所经营的“盛世”，因武昌的一把火而原形毕现，忠臣良将原来实在不多，人心所向原来也是假的，帝国事实上早已分崩离析。虽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只骆驼已经腐败透了，连骨架也已朽坏。平日里，民众和大臣迫于专制淫威而三缄其口，让它披了虎皮立在那里。没想到的是，武昌的几个士兵轻轻一碰，它就一节节迅速断裂开来，转瞬间坍塌于地。连革命党人都没想到，大清王朝的统治大厦竟然崩塌得如此之快，各省纷纷独立！

    面对这种势头，朝廷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10月27日，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这次袁世凯就职了，因为他已经有了全权指挥军队的权力。为了笼络袁世凯，摄政王载沣于11月1日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全权组建新内阁。

    袁世凯看到了朝廷的诚意，立即给予回报：北洋军于第二天攻下汉口。

    此时的袁世凯完全可以乘胜进攻，拿下武昌。因为民军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北洋军相比。但袁世凯没有这样做，而是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开始寻求议和途径，同时抽空到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去了。

    就在袁世凯进京之前，严复给莫里循写了一封长信，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面对革命爆发，严复看得比较清楚，立场也非常明确。谈到革命之所以发生，严复分析了各方面的原因。他说：“我国目前这场起义的远因和近因可归纳如下：（一）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极端无能；（二）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影响；（三）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四）近几年来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这些就是共同导致目前灾难的因素。”

    在他看来，宣统皇帝登基以前，海外有两个反政府的团体。一个是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他们仅仅是反满的会社，带有一点共和主义的味道”。另一个是康有为等领导的保皇党。“他们宣称要保卫先皇帝光绪”。“这两个团体有完全不同的纲领。摆脱满人的枷锁，消灭这个最可恶的种族，是第一个团体所作的宣传；他们曾在横滨出版过叫做《民报》（意即人民的言论）的报纸作为他们的喉舌。后一个团体的纲领要温和得多，而且确实理智得多。他们坚持中国的统一；要求彻底改革中国的政治；对满族没有深仇大恨；把光绪皇帝捧上天，把先太后骂入地狱。他们大多数人是1898年间的逃亡者。”严复似乎特别看重梁启超。因而特别指出：“他们有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成员梁启超，他有一支带感情的笔，并且熟悉政治、经济和哲学。不久前，他们的喉舌是一份报纸或杂志叫《新民丛报》，后来是一份三月刊杂志叫《国风报》。这两份刊物都畅销，对中国的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1]

    显然，严复对革命派的了解并不深入。他更关心也更了解的，是康、梁等维新派。因此，关于革命力量的增强和革命浪潮的加剧，他说到了一个特别的原因：维新派转向革命。这是一般人较少关注的，即使涉及，也很少注意这一特别原因，但严复注意到了：

    当今的皇上即位时，即光绪皇帝和他的养母慈禧太后去世后，康党作了极大的努力来取得大赦以使他们的人得以返回祖国。他们认为，因为摄政王是光绪陛下的弟弟，他一定会同情他可怜的皇帝哥哥，会对于因为他才被放逐海外的人表示好意的。那时确是一个如此行事的好机会，杨锐的儿子把一份早先在杨锐手中、后来又传给儿子的皇上诏书展示出来。如果摄政王不是个无情无义的傻瓜，又没有庆亲王、张之洞蒙蔽圣聪的话，他会赢得大多数民心而不会发生目前的叛乱的。然而康党大失所望。于是自1908年起康党参加反满活动。梁启超开始用他的杂志对摄政王政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

    关于革命的直接起因，他谈到了“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因为正是盛宣怀的铁路国有化政策，使革命有了一个得人心的理由：反对政府背信弃义和掠夺人民的合法财产。其实，盛宣怀也冤枉。政府要“强国”，总是要掠夺百姓。开始时千方百计动员人们出钱投资修路开矿，但铁路一旦修成，就总想收归国有，而不再顾及投资者的利益。再进一步想，大清也冤枉。这事让他们碰上了，可是，考察几千年中国传统，哪朝哪代又顾及过百姓的利益？统治者总是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就放开一点，让百姓自寻活路，于是，为了过上好日子，百姓就会创造更多财富。但百姓一旦富足，统治者就会实行“均贫富”或“抑豪强”的政策，其实不过是以种种借口把钱财搜刮起来，收入国库——也就是皇家的腰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睡安稳觉。否则，百姓富强了，国家就会很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帝国的“铁路国有化”运动并不是什么独创，而是不尊重百姓个人财产权的中国传统所决定的，是一切专制统治者都要做的。

    武昌起义是军队干起来的。关于大清的军队，严复有这样的分析：新组建的中国军队大多由湖北人充任军官，这些人先在张之洞创办的军官学校受训，而后或在湖北由日本人加以训练，或被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与此同时，他们接受了革命思想，也接受了“被曲解的爱国主义的真理”。正因为这样，当部队接到命令调往汉口惩处那里的造反部队时，他们敢于起而抗争说：“不！我们不打自己的同胞。”严复说：“这简直就像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二百七十年的大清王朝推向绝境，进而将中华帝国碎为齑粉。”

    在这封长信中，严复分析了朝廷决策的一系列失误。其中重要之处有几点：一是为巩固专制统治而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一名日本军官（我想是福岛）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华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组织得很好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满族王公们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无所作为。”因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大清帝国在涉及内政时很少接受美国和英国的建议，而是更喜欢听那些同样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的统治者的建议。严复并不认为这是错误选择，却认为日本人和德国人这样教导大清，却是“恰如将一件锋利的武器给小孩玩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伤了自己。既然国家经济在迅速发展，既然税收日益增多，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要首先发展军备。严复说：“政府以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改编军队，而摄政王完全凭借这支军队作为靠山，以为这样一来他就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了。他自封为大元帅，让他一兄弟统帅陆军，让他另一个兄弟统帅海军，他认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不惜血本造就的这支武装力量，会成为把他们自己送入坟墓的力量。

    在严复看为，大清的军队是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所瓦解的。

    随后出现的情形，严复看得清楚：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大清国一切都已失控，朝廷手忙脚乱，寻找种种应急措施。对于10月30日的诏书，严复评论说：

    皇上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他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他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严复说得不错，为了私利，基于幻想，统治者总是拖延早该实行的改革，不到万不得已，总是不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但最后却无一不是自食其果。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他们让步了，愿意和解了，但一切都晚了。严复认为中国当时很像法国大革命的情景，皇室所做的，与路易十六如出一辙。一切都太晚了，注定不会有效。严复说：本以为10月30日及以后的诏书会使革命党人得到抚慰，感到满意，双方可以和解，却没想到十九项条款公布的第二天早晨，资政院就收到各省发来的抗议电报，——人们对朝廷已经不再信任。

    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1月17日，严复已经知道在上海将召开一个“人民代表会议”。他同时还知道，“没有军队办不成事，因而在武昌或别的地方也会有一个军队的代表会议”。严复清楚，有了这两个政治会议，他们就可以解决一系列问题。他对莫里循说：“一旦他们像个样子了，他们将向北京政府发号施令！他们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至最后，而以一个中国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

    由于一贯信守的立场和观点，严复认为中国不适宜建立共和制度，而倾心于君主立宪。而且，行文中总是与大清统治者站在一起称“我们”；而把革命党和康梁等人称作“他们”。他知道大清帝国已经无力抵抗革命，因而希望国际社会干预，最好能使双方讲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在革命初起之时的基本政治态度。

革命爆发之后，严复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11月13日，袁世凯带着自己的卫队进京就任内阁总理，严复日记写下了这件事。12月2日，他去拜会袁世凯。在这次历史大转换中，他与袁世凯注定要有些纠葛。

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之后，用3天的时间即组成了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同一天，他调任冯国璋接替禁卫军总统领，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之职，并把禁卫军炮队调出城外，派段祺瑞另编拱卫军进驻京城。至此，北京已经控制在袁世凯手中。与民军的谈判也于此时正式开始。在这次议和中，严复有幸参与，却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参与者。

12月8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武汉进行谈判。其代表团由严修、杨度等人组成。严复也在其中，但不是重要角色，而是以福建代表的名义参加。但是，他对大清的忠诚，却让那些大清官员们大吃一惊。而对严复来说，他更不明白那些大清官员为什么那么急于投降革命党而出卖大清江山。

我们先来看一看严复当时的日记：严复是12月9日与议和代表团一起赴汉口的，12日过江见黎元洪，17日到上海，18日谈判开始，19日他就独自一人订船票准备回京了。

严复这次参加谈判，一开始就感觉不对劲。12月9日，他跟随唐绍仪等一群和谈代表乘专车南下，一上车严复就大吃一惊：代表团在全权代表唐绍仪的带领下，竟然一上火车就剪掉了辫子。其实，他们并非像革命党人那样以剪辫表示反叛，而是就在前一天，朝廷刚刚下诏：从此以后，允许臣民自由剪发。辫子的剪与留可以由自己做主了，唐绍仪等这些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深为辫子所苦的人，当然要立即剪掉辫子。何况他们知道，南方独立诸省的代表是不会拖着辫子的，他们也不必用辫子来增加分歧。事实也正是如此，状元张謇这时也高兴地剪了辫子，而且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感受。但是，严复不同，他要保留自己的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严复之所以能够进入和谈代表团，主要原因是起义领导人黎元洪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为了利用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陈宝琛力荐，袁世凯同意，才让他以福建代表的身份参加和谈。

12月11日，北方议和代表抵达汉口，第二天严复即过江到武昌与黎元洪会晤。12日下午，严复见到了黎元洪，师生多年不见，相见又是如此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两人都流下了眼泪，相拥流涕不已。但是，感情归感情，黎元洪此时是革命元首，肩负重任，不可能因为老师的态度而改变自己，更不可能因为老师反对革命而放弃革命。对于严复来说，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大概也在预料之中。因为黎元洪即使愿意接受他的意见，也无法不顾自己的革命领袖身份。严复在第二天即给陈宝琛写信，信中说：

廿一早始得抵汉入寓。此间气象自是萧索，舆论于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余痛，民心大抵皆向革军。

复于廿二下午过江，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黎诚笃人，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而既以为之，又不愿学黄兴、汤化龙辈之临难苟逃，此其确实心事也。私觌处所不在武昌，而在青山之氊呢厂，党人有名望者约有二、三十在彼。谈次极论彼此主旨，语长不及备述。约而言之，可以划一如左：

一、党人亦知至今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箝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一、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以上皆复以二时许之谈所得诸革党者。至明晨坐洞庭船赴沪，到沪如何，尚未可知。然以意测之，大抵相合，以党人代表始皆已至武昌，至十八日因龟山开炮击破武昌，谘议局各有戒心，乃群赴沪，彼等在此之议已有眉目也……[1]

到上海之后，严复更成了多余人。全部谈判都在唐绍仪与伍廷芳之间进行，而事实上是双方都受张謇和赵凤昌支配。张謇、汪精卫等人既可以代表革命党，又可以代表袁世凯，所以和谈并不困难，双方不过是商讨如何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而这一切，严复并不知晓。

这时的严复表现出书呆子的一面。他以为袁世凯世受皇恩，官高禄厚，自然比他更忠于大清，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坚持君主立宪。但他不知道，袁世凯早已不再坚持。此时他想做的，已经不是君主立宪国的总理，而是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之所以派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也是因为唐绍仪最容易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正因为这样，在和谈中，袁世凯没有重用严复，也没有重用杨度，他所重用的全权代表，事实上是共和派。

第一次谈判是12月18日，地点是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厅。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以及外商代表李德立。整个会谈都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都赞同共和，都赞成袁世凯做总统，需要商讨的只是皇室待遇和权力移交的细节和技术问题。所以，议和顺利，很快达成协议：袁世凯使清廷退位，南方各省支持他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是，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了。他的出现使本来的规划为之改变，各省代表决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2日，袁世凯得知消息，立即撤销了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议和谈判因而中断。为此，张謇给袁世凯发电报解释：“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此外，他还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昨由中山、少川先后申达。前距停战期止十余小时矣，……久延不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2]袁世凯回电说：“凯衰病，断无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涂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对极多，情势危险，稍涉猛浪，秩序毕乱，外人乘之，益难收拾，困难万分，笔难罄述，非好为延缓，力实不足，请公谅之。”[3]众所周知，“断无非分之想”当然不是真心话，但别的话却不失真诚。而在此时，南方领袖们也在真诚为未来谋划。

张謇更是忙碌，真不愧状元出身，此时一手在操纵南北和谈，一手操控武汉清军，让段祺瑞等将军们联名上书拥护共和；一边要说服袁世凯，一边又要为孙中山与黄兴着想，最后，连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也是他写的。

赵凤昌也没有闲着。他不是谈判代表，但凭着个人交情和信誉，却可以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议和到了最后关头，遇到的难题是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任内阁由谁任总理。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组阁由总理提出阁员名单，参议员投票通过。这显然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让实权掌握在总理手里。袁世凯当然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一次讨论这个问题，赵凤昌列席旁听，看到双方为此犯难，插话提议：“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话音刚落，孙中山和黄兴就同时热烈鼓掌，既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又庆祝第一任国务总理的诞生。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双方都能接受，僵局一下子就打破了。正因为这样，时人戏赠赵凤昌一个外号：“民国的产婆”。张謇和赵凤昌，的确都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4]

当时的谈判是这样一种情况，严复却不愿了解，只觉得自己是多余人，所以不几天就买船离去了。回到北京之后，他还去向袁世凯告唐绍仪的状：“唐绍仪非谈和也，乃往献江山耳。”[5]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派唐绍仪到南方，本来就是去“献江山”的。但唐绍仪“献江山”并非献给革命党，而是请革命党转手，最后交到袁世凯手上。

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因为自己一厢情愿，这时的表现是迟钝的。他只是觉得奇怪，这些大清的官员为什么转眼之间都变得如此不忠不义。相比之下，他倒成了大清的忠臣。

[1]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2-503页。

[2]《劝告袁世凯速决大计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3]隗瀛涛《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300页。

[4]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