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纹身的女孩 西瓜:小说闲话第13篇：何典

张南庄小说《何典》的最早版本是在清代光绪四年由上海《申报》馆刊行。“放屁，放屁，真正是岂有此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读到《何典》开头的这句话后，大彻大悟，于是力主文风口语化，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有学问的人往往诘问别人：“语出何典？”《何典》却是文学史上罕见的生活化、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对它的文化意义，鲁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
　  《何典》是一部很奇特的中国古典小说，它采用了“幽默”的文体，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别具一格。小说通过“下界阴山”“鬼谷”中的“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讽刺了阎罗王与妖魔鬼怪所在的阴曹地府的种种。它一反旧小说的“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满目脏字却不下流，油嘴滑舌却很严肃。
    由于小说的反传统，作者又是个在野才子，从嘉庆初年至光绪三年的七八十年间，小说一直没有登上大雅之堂；也没有人刻印过；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才有了上海《申报》馆海上餐霞客写《跋》的版本。
    一九二六年五月，刘半农在无意间得到了《何典》的旧版本，标点校注后准备出版，并请鲁迅作序。鲁迅在五月二十五日连写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章。前者收入《集外集拾遗》，后者收入《华盖集续编》。鲁迅“很喜欢”“印成的样本”，并认为《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问，用新典一如古典”，“展示了活的人间相”，“在那时，敢于翻的人张南庄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何典》出版问世后风靡一时，跟鲁迅的着力推荐有关；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文化人在书斋里坐不住了，《何典》开场白中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成了对时政最好的注解；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自称《何典》是他做嬉笑怒骂文章的范本；同时，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不断提到这本书。但也有一些“文人雅士”，他们责难《何典》“不入流”。
　　一九三二年，日本打算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把《何典》作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增田涉，并在五月二十二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何典》的作者是张南庄，主要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上海，他的生平无从查证，所知甚少。从光绪四年海上餐霞客写的《跋》里；我们略知张南庄的一些情况，如他‘中法欧阳询，诗宗范成大、陆游”，名列当时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他还著有十余部编年诗稿，只可惜毁于战火，没有流传下来；否则我们能够从他的诗篇中，更多地了解有关他与《何典》的资料。《跋》中还说张南庄的儿子叫张春蕾，孙子叫张小蕃，海上餐霞客就是张小蕃的表兄弟。
　　乾嘉年间，上海归属松江府管辖；松江自春秋建城以来，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原因，唐代已经成为富庶之地，中原、湘楚一带有不少居民移至松江做生意、定居。元代松江棉纺织业誉满天下，就是中原之花东海开的结果。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是文化的高峰，元明清出现了“云间画派”、“云间书派”、书法“馆阁体”等文化现象，出现了赵孟頫、陶宗仪、杨维桢、董其昌、陈继儒、沈度、张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
　　《何典》里大量的方言俚语，就出自松江，但也夹杂着一部分江苏南部和浙江东北部的方言（刘复发现其中有些方言出自温州），故我们推断，张南庄可能客寓在松江，他的化名为“过路人”，也可证实这一点。从小说内容和细节描写表明；张南庄很熟悉松江一带农村的生活，称自己的住处为“罨头轩”（放着鱼网的小屋）。本人仔细地查阅过松江的志书及上海的其他志书，未找到张南庄的线索。当年，刘复也为找张南庄煞费苦心。由于“南庄”是作者的号，不是名，给查询增加了难度。看来，要确定张南庄其人其籍贯，尚有待新材料的发现。

毛泽东与《何典》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书单中，有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一部书：《何典》。《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共12万字左右。其题材写的全是鬼的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名为《何典》的小说里面看来的。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何典》一书对死读书和读死书者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很会读书，但竟沦落为乞丐。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诩：“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特别强调“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他在延安整风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鉴于此，他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

关于《何典》
    平日读诗词，常见人批注出于何典，想不到“何典”亦可作为书名，成为何典之典！周末在家，去淘旧书摊，竟发现工商出版社于1982年内部发行的清代张南庄所著的章回体小说《何典》。书虽脏旧，但见有鲁迅题记、刘半农校点，想必有些意思，遂稍翻翻。然问老板何价，却贵得可以，曰：字虽简体但文为竖排！我愤然离摊，但到底心有不甘，于是下午再去书摊，终以老板要价之半价购得！
    此小说算来并不长，概有4万字左右，分为十个章回。但前有序后有跋，有人著有人评，又有人题记有人校点，包装得好不热闹！不过王婆自夸自瓜好，味道尝后才知道：任谁读完小说，都会有一番自己的品评。
实话实说，掩卷摇头，小说并未如我想象中完美、有趣。从它的传记式一竿到底令人张口的单线叙述结构、始还合理继而牵强但终落窠臼的故事情节、该繁不繁该简不简的颇失精当的细节选材、不避粗鄙不事曲笔以露阴亮丑为有趣的恶俗心理到为滑稽而滑稽以至生搬硬套俗谚的突兀语句，乃至不痛不痒不着要领令人唯欲去之的画蛇添足的点评等等，让人就想起小说开场词《如梦令》中的末句词：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而或许正是书前这放诞怪语的“放屁放屁”之句，才引得作者身后诸多言必以礼的谦谦君子们，以猎奇的心理对其书逐而阅之以至称奇！想一想，历来哪有人敢以“放屁”入诗？就是其后，也只在领袖的一阕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才又出“不须放屁”句——而从领袖曾给儿子开的书单中有《何典》一书推测，他语用“放屁”也应典出这里。
    然《何典》一书竟无可取之处？难道题记的鲁迅、校点的刘半农，还有再版的工商出版社竟也以鱼目混珠？细阅工商出版社1982年的出版说明、刘半农1926年的关于《何典》的再版前言、鲁迅的两篇题记、四篇原书作者或再版者的序或再序以及最后的跋，发现众口并非全为溢美之词：工商出版社说它有“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糟粕；鲁迅虽借别人序说自己事，未多涉及本书，但后来曾批评它“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至于小说之跋，则认为“夫是书特先生游戏笔墨耳，”“而悲先生以是书传之非幸也。”就是极力推崇此小说的刘半农，他对其价值的肯定也多在作者“善用俚言土语”。
    因此，可以看出，对于《何典》，众人虽倾心包装但初衷并非一致：出版社在于钩沉，鲁迅则碍于人情、为序而序，刘半农则认可小说保存方言俚语的价值。于是，虽然“盛装”，《何典》亦并非即为经典。然而略去不足，此小说自然还是有些独特之处。
    最别开生面的是小说弃往圣先哲的斯文章句不用，而以俗语、谚语、方言、俚语等入句入文、连缀成篇，因之小说极口语、土语化，虽其故事并未有多少新鲜，最多也只能算及格，但小说语句读起来却滑稽可笑，给小说本身就加分不少。也正因为此，鲁迅曾在1932年将《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日本人编的《世界幽默全集》。
    不过，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恰是由于这些通篇运用的俗语、谚语、方言、俚语，却使小说在今天失去可读性。遥想鲁迅、刘半农时代，离《何典》成书之时的清乾隆、嘉庆年间并不久远，加之他们的出生地一为绍兴一为江阴，离小说作者居住地上海亦还相近，皆为吴方言通行地域，因此他们能于品评中击节叹赏、会心一笑，可是对于时空皆隔的现代北方读者来说，那些俗语、谚语、方言、俚语却如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来得莫名其妙！在我看来，现在阅读此书，与其说它是一部文学性欠缺的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语言学著作，就其保留古俗语、谚语、方言、俚语等作用来说，其对于语言学界可谓功莫大焉，亦足堪称吴方言语出之新典！这也或为作者命书名为《何典》用意之所在。
    综观《何典》所经历的洛阳纸贵与束之高阁，启示至少有两点：

一，文学在于创新，能语人之不敢语、能想人之未曾想，则文必新奇而人必争相欲读。《何典》借鬼蜮世界讽喻抨击黑暗现实本不足奇，但它忽借神力、首开先河，以俚言土语连字成句，于是滑稽顿生，使本颇平庸的小说却徒添乐趣以至洛阳纸贵。它的这种写法极具借鉴意义，难怪刘半农在《重印何典序》开篇即说“吴老丈屡次三番的说，他做文章，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即《何典》得了个诀。”就是对于现在的小说家，这种作法亦应有现实意义。

二，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文学性、艺术性，体现在作品的结构、情节、语言、主题等各方面。然后它才有望经受时间的考验。圣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何典》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它虽然在写成之时因其令人耳目一新的俚言土语暂遮小说本身的先天不足，但当时空变迁，其所倚重之俗语、谚语、方言、俚语等或死亡或变异，则小说本身之瑕疵即水落而石出，进而也就难免其因缺乏文学性、艺术性以至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厄运。
    关于《何典》的作者张南庄，人们对其生平似乎所知甚少。仅从书后的跋中可知他曾为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首，其书其诗俱佳，但皆为战火所毁。虽其小说独存，然不足以代表作者文学造诣之高度，以至做跋者也“悲先生以是书传之非幸也。”想一想，作为小说，《何典》虽有独特之处，但尚欠火候，然这似并不能说明作者缺乏非凡才情，毕竟“是书特先生游戏笔墨耳”。但是正是这“游戏笔墨”却让作者青史留名，我也不禁感慨：对于作者，是幸还是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