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但求无愧我心:一代大学生的心灵枕边书：耻辱者手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3:18:45
<一代大学生的心灵枕边书：耻辱者手记(全文)>
内容简介：
1998年，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以一个边缘的民间思考者的身份探讨良知、正义和尊严，成为一匹闯入公众视线的黑马。北大教授钱理群称其是继鲁迅之后的精神界战士，读者们高度评价他为一代启蒙宗师，尤其对青年人而言，摩罗的文字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震撼体验。11年过去，他在推出的新书《中国站起来》中批判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导致中国人精神大崩溃，并斥之为洋奴。两个极端的思想碰撞引发了舆论大讨论，一个关注个体自由的人，如何会陶醉于空洞的国家叙事？但即使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们也承认，十年前，摩罗曾经以文字到达过他们的内心。作者也在思考，十年来自己的认知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于是有了这本《耻辱者手记》的修订本。本书调整了原书结构，分为《描述耻辱》《知识分子问题》《寻找精神资源》三辑，另增加了《杞人可以忧天吗？》《为什么老要人六亲不认》《灵魂的巴士底狱》等七篇文章。
目录
第一部分
第1节：卷首题词 独行者语录
第2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1)
第3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2)
第4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3)
第5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4)
第6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1)
第7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2)
第8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3)
第9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4)
第10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5)
第11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6)
第12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
第13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2)
第14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3)
第15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4)
第16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5)
第17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6)
第18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7)
第19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8)
第20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9)
第21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0)
第22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1)
第23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2)
第24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3)
第25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4)
第26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5)
第27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6)
第28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7)
第二部分
第29节：过客之爱(1)
第30节：过客之爱(2)
第31节：过客之爱(3)
第32节：过客之爱(4)
第33节：一无所有(1)
第34节：一无所有(2)
第35节：一无所有(3)
第36节：一无所有(4)
第37节：一无所有(5)
第38节：一无所有(6)
第39节：描述耻辱(1)
第40节：描述耻辱(2)
第41节：耻辱与耻辱意识(1)
第42节：耻辱与耻辱意识(2)
第43节：耻辱与耻辱意识(3)
第44节：疯狂与自虐(1)
第45节：疯狂与自虐(2)
第46节：杞人可以忧天吗？(1)
第47节：杞人可以忧天吗？(2)
第48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1)
第49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2)
第50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3)
第51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4)
第52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5)
第53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6)
第54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7)
第一部分 第1节：卷首题词 独行者语录
卷首题词独行者语录
一
有一个人来友好我，又有一群人来友好我。我说：
“晚了!你们的世界是地狱，孤独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圣梯。让我孤独吧，因为我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
二
我在地上走，没有一处风景叫我留恋。我只是向着另一个所在疾走。
忽然有一群声音在叫我，是杨柳树下一群嬉戏的男女向我招呼，其中一位还走过来邀请我。
“不，请你不要走近我。”我立在路上冷然说，“我是为了与你们不同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讨厌一切烙上你们印记的东西，我甚至因了自己长有与你们相同的形貌而羞恼，因了自己的脚踩踏着同一片土地而惭愧。我唯有走向另一个世界，才能实现与你们的不同。”
他们一时哑然。我一边前行，一边对他们说：“我们因为互相否定而彼此不同。但我是因为厌恶而否定你们，你们是因为不可理解而否定我。”
我又补充道：“我沿着你们的诅咒走向超越。心，因为不被理解而骄傲。”
三
一个诚实人拦住我，扬起瘦脸，用友善的声调说：“让我们谈谈吧，只要互相理解……”
我说：“麻木的无法理解热情的。”
“你所离弃的并不全是麻木的心灵。”
我说：“贫乏的无法理解丰富的，卑琐的无法理解伟大的。”
我说着撇开他继续赶路，并回过头来强调道：
“而且，伟大的心灵永远是唯一的。”
四
在沙洲上，有人问我这沙里有金吗。我说：“不要问我，我是一名过客。”
在荒漠的戈壁，有人问我驿路上有人吗。我说：“不要问我，我是一名过客。”
当城门口一名岗士要开口盘查我时，我不屑地说：“我不会进你们的城。凡你们的一切，我都嫌恶。凡跟你们有关的，我全要遗弃。我降生在这里，却不与你们同住。我的世界在别处。我只是这里的过客。”
五
村东头场子上。
人群中走出一名婀娜多姿的姑娘。她的容貌美丽自然，如银河边一棵纤尘不染的鲜花。她的眼睛水一样明澈深邃。
莫非我的道路就要终止在她的眸子里?
我一边寻思，一边恋看着她迷人的笑容。她回头看一眼人群，然后向我递来一束水仙花。
我终于摇摇头，平静地说：“我多么喜欢你，如果你不是长着与他们相同的样子。”我转过脸，向着前方迈步，同时说：
“可是再见吧，既然你是他们中的一个。”
六
越过许多城镇和乡村、江河和森林，我来到一片沙漠。我想坐下来片刻，忽然从沙丘那边冒出一个长着横眼睛、竖鼻子、宽嘴巴和两条腿的东西。他龇龇牙，亲热地说——
我们是同类……
立时有沉重的悲哀从我心上漫过。我遥远了我所嫌恶的一切，却没能遥远我所嫌恶的自身。我依然被这样的东西引为同类。我以他为镜子，察看着自己的丑陋，禁不住咬牙切齿地说——
我恶心!
狂风忽然激动起来，沙漠也不安宁了。我不再坐下休息，而是告别那个与我说话的东西，走向沙漠深处。我张开双臂，轻轻喊道——
让狂风淘洗我吧，让飞沙过滤我吧，让我在另一个世界的门口，变成另一个模样吧。除了人，我愿意是其他一切。
第一部分 第2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1)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作者：钱理群）
坦白地说，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摩罗的本名是什么；但我却要为他的“思想随笔”作序了。
第一次见到摩罗，我是有些惊异的：这样一个文静的书生，怎么竟然以“恶魔”自居，而且为文坛学界所认可？这一回，为写这篇序，通读了他的大部分文稿，又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引起了长远的思索与无尽的感慨。
我想起了世纪初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呼唤——“摩罗”的笔名显然是源于此的。那时候，鲁迅正在殚精竭虑地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的道路，“别立新宗”，即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对于“理想在不撄”的中国传统的“不争之民”来说，他们无疑是异端的反叛者，但鲁迅看来，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因此，他引来了19世纪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以为同道，并且指明“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但鲁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他于是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被惩罚、被改造，以至导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尽管对这悲剧产生的外在体制的，思想文化上的，以及中国知识者自身的根源，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但严酷的事实却是不可回避的：到了摩罗这一代，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并要从前辈那里寻求精神资源时，他们所面临的，竟是一片精神废墟。正像摩罗在好几篇文章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他对被权势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充满同情，但他从受难的姿态中却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看到的却是已经渗入灵魂的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他甚至从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也或显或隐地看到了这样的顽症；这就意味着，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驯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引出必要的教训，以至他们中间少数觉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这是真正的危机：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这样的发现，使摩罗惊恐不已；而当他把目光再转向世界，就更感到困惑：为什么处于同样（相近）的境遇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始终未断，唯独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改造（驯服）得如此全面，彻底，而且永不觉悟（还美其名为“永不反悔”）？这是怎样可怕的“中国国情”啊！而尤其让摩罗痛心的是，他竟然难以开口：因为——说出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摩罗毕竟未经“改造”，血性尚在，勇气犹存，他奋笔直书，陆续写下收入本集中的《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等文，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而我却从他的这些文章里，重又听到了鲁迅当年“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呼唤，经过一个世纪的牺牲，这历史的重复（循环），更让人感到透骨的悲凉——我们真的有“一切从头开始”的力量与勇气吗？
第一部分 第3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2)
而对摩罗这一代来说，也许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于是，又有了摩罗自称的那个“干泣的黄昏”的“死亡体验”。这是同样惊心动魄的发现——
“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与灵魂，所以也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决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
“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咀嚼耻辱?非人的宿命》）
“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自问：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这是对自己的非人的生存境遇、无以摆脱的精神死亡宿命的体验，这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也正是在这个“颤抖的黄昏”、“干泣的黄昏”，摩罗想起了鲁迅的“狂人”：“他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对真的人怀着恐惧。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难见真的人”；并且引发了更为强烈的自责：“这种对于真的人的虔诚心哪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摩罗自己说他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了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鲁迅”的；而在此之前，对教科书强制灌输那个“鲁迅”他是“怀疑且抗拒”的。而心灵的共震恰是表明了摩罗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鲁迅的传统：这自是意义重大的。
于是，摩罗又有了“光辉的（生存）体验”：那是类似于鲁迅（还有摩罗崇拜的孙中山）那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准备着“战斗而且失败”的，“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的反抗意志与“行动、创造、实践”的欲望，以及“总感到前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过客”式的生命选择——摩罗因此说：“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独的痛苦”的体验。摩罗回忆说，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的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于是点明：“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便是这番寓意”（《咀嚼耻辱?丑陋的中国文人》）
第一部分 第4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3)
摩罗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欢愉”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干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摩罗的写作就超越了他个人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成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摩罗自己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在《知识分子的覆设》《思想随笔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刘震云》等文章中，谈到了“近年来”所出现的“自觉地寻找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自觉地趋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着又谈到了当人们“立志求道时，这才发现世界上竟没有一个自己所需要的道，这才发现自己们的真实的处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机四伏”：由此而激发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罗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从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也许，‘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真的到了一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的关键年代？那裹挟我们几千年的巨大的历史惯性，真的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挣脱？”——或许，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战士所面临的时代使命？
“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与探索却必须从现在开始。摩罗正是将他自己前述刻骨铭心的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想命题。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耻辱”：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至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所谓“耻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处于“非人”的地位，却毫无自觉，甚至百般回避与掩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才心态，众多的国民（包括文人）麻木于此，摩罗却以为奇耻大辱。因此，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是第一步。“咀嚼耻辱”也是人性尊严恢复的过程，而唯有以“人”的身份、心理、尊严去反观苦难，这才能达到对苦难的理性的“反思”，自觉的“反抗”。这就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反思也有不同层次。摩罗说：“苦难总是由每一个受难者分别承担的。只有耻辱才可使人类沟通。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这就是说，必须把个体的苦难，国家、民族的苦难，上升到人类共同苦难的高度，反思才能超越于一己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的层次，获得理论的深度与思想、精神境界的升华，所谓“咀嚼耻辱”正是包含了“正视，反思与升华”这三个层面；唯有如此，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与耻辱才能真正转化为精神的资源。而摩罗更是期待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在“咀嚼耻辱”过程中，“重新审视与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建立起自身的“确定的体验”，即对人的非人化的高度敏感基础上的“深重的耻辱感”；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稳定的性格”（按摩罗的解释，这种性格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在文化理想与精神信念上所具有的稳定的思想立场、精神品格），“重新规划与建立自我与世界的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对奴役人的一切形态的抗争，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摩罗所说的“描述耻辱”所指的也正是建立在自身“确定的体验”与“稳定的性格”基础上，从自己内心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内容与方式。
第一部分 第5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4)
摩罗，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方式，发言了。
首先要“追问前提”（这也是摩罗的命题），即对长期支配着人们（首先是自己）行为的，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因而无须（也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观念提出挑战，追问其合理性。他问：“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他又问：“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己，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合道的还是非道的？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是该享祭的还是该献祭的？”（《什么是写作》）如摩罗自己所说，这是“从理所当然中看出荒谬，从司空见惯中感到惊讶”，这也是“重新估定价值”，要走出被神圣化了的虚妄。但却要触犯制造虚妄、并使其神圣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会触怒习惯于虚妄，精神麻木的多数。因此，这觉醒者的追问，便先天地带有悲怆的意味，这是我们在摩罗的文章时，可以时时感受到的。
所谓虚妄就因为违背常识（常理），“追问前提”其实就是要“回到常识”，摩罗干脆把他的（以及朋友们）要做的事，归结为“言说常识，宣示常识”。这又是一个摩罗的命题，说的是大实话，却让人备感悲凉。因为我们今天（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始终是“常识的沦丧”，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牺牲了那么多的人，都是源于忘了常识，或有意地抛开常识，去另立什么违背常识的“真理”。当年的鲁迅，如今的摩罗们，费尽口舌，说的尽是常识。比如，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鲁迅语）等等；比如，“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摩罗：《咀嚼耻辱?反叛非人》），等等。理论家或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毫无新意，且已落后，不够“先锋”，更可以列举各种更为高明的新说；这些我都相信，但我认定的却是一条：这些常识在中国真正落实，还会有诸多阻力，还要费很大的劲。只要现状如此，摩罗的“言说常识，宣示常识”的命题就始终有意义。而且我相信摩罗的话：这仍然需要“人格力量，道德勇气”，“认识了常识并且说出常识，与认识了常识而不说出常识，二者的区别决不在于说与不说，而在于人格境界和精神自由上有天壤之异”。也还是摩罗说的好：“在自由的时代，每一条常识都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可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中，由于常识和事实本身一样令人恐惧，说出常识往往成为一种壮举。透过把微弱的呢喃，我感到一个强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长。这个自我不想淹没于外部世界之中，而是要超越于外部世界之上”。
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新一代的“强大的自我”，他们热切地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同样热切地追求全人类的物质幸福与精神自由——他们早已宣布，“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爱一切苦难的生灵，并和他们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这是“唯一的选择”。作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他们已经认定要与一切奴役人（使人非人化）的制度、思想、观念作不妥协的反抗，他们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与历史的需要”，因此时刻准备着“战斗后的失败”，并且正在磨炼自己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了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在作着不同于摩罗们的选择，也自有自己的价值。在这世纪之末，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经历了大绝望以后，又在进行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或者说，他们正在“从头开始”。对此，应该给予关注，给予支持，这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并已无力重新来过，又仍对未来中国与世界抱有希望的年长者，所应作与可作的“最后的工作”——我因此而欣然为摩罗的的第一本文集作序。
1998年8月30日深夜12时写毕于燕北园
第一部分 第6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1)
第二版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作者：摩罗）
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有多远？
1998年，《耻辱者手记》刚刚出版，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颇出我的意料。往后的几年，常有朋友向我打听，哪里能买到《耻辱者手记》。有时候在社交场合，我会遇到某位年轻朋友，很隆重地向我表示感谢，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耻辱者手记》曾是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
在出版销售的第一波热潮过去之后，我对这本书就慢慢冷静下来。后来遇到读者朋友的称道，我也常常颇为忐忑。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东西太少了，真正是“卑之无甚高论”啊。去年初，在南昌的一家酒店里，几位老朋友依然在表示对《耻辱者手记》的厚爱。北行的火车启动以后，我向这几位刚刚在候车室里跟我挥手告别的朋友发短信致谢，其中一位朋友在回复短信时再一次强调，你怎么敢那么轻慢地谈论《耻辱者手记》，那本书处处都在张扬屈辱者的尊严，那是一种抗争者的尊严。
关于《耻辱者手记》，十年来这是最为打动我的一句评价。我没有回复这条短信，我感到也许我真得好好想想《耻辱者手记》的价值。这一年我一边写作一边不紧不慢地琢磨着那位朋友的意见。
第一部分 第7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2)
最近《中国站起来》的出版，让我再一次集中思考《耻辱者手记》的内容与主旨。《中国站起来》虽然受到一些新读者的欢迎和称赞，却遭到《耻辱者手记》许多老读者的抵制。网上和报刊上批评《中国站起来》的，绝大多数都是用《耻辱者手记》压《中国站起来》。他们的基本句法是：《耻辱者手记》的作者演变为《中国站起来》的作者，摩罗已经堕落了。
为什么在我自己看来十分自然的思想发展，在读者和媒体看来却如此突兀，竟至于被一些报刊描述为“今天的摩罗在虐杀昨天的摩罗”、“摩罗清算摩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与《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之间，究竟横亘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最近13年来，我的知识和认识，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这些年我做了一件事，补充了一种知识，有了一个发现。
一件事：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等三个不同地区，对那里的乡村文化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我的调查完全是参与性的，在他们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我是祭祀者而不是访问者。在他们隆重的葬礼上，我是戴着孝花跪在地上对陌生死者行大礼、并到礼簿上登记礼金的凭吊者，而不是外来的旁观者。
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的正当性。所谓愚昧，所谓迷信，不过是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的人出于傲慢与政治需要，对他们所作的主观描述。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通过对底层文化正当性的否定，必然地通向了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漠视与否定。
一种知识：我在阅读人类学著作时，从英国学者达尔文和普里查德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方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屠杀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是我了解人性、了解西方种族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我马上中止了人类学的学习，转而研究起殖民史来。这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所看到的东西，跟中国学者称道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所关注的东西大不一样，跟五四一代建构的世界图式更是有天壤之别。
以前阅读中国近代史时，对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表现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像与我同龄或长我一轮的许多中国读书人一样，将制造那些悲惨故事的责任都推给腐败的满清政权和愚昧的义和团，极力维护西方侵略者作为文明传播者和现代化推进者的正当性。可是，当我读到西方人在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进行掠夺和屠杀时，已经无法以满清和义和团作为替罪羊敷衍过去。这个契机让我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性以及西方种族的性格，能够重新打量和认识。
第一部分 第8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3)
也就是说，我上学以来所学的所有历史知识，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不得不进行一次重组，以前的知识给我建构的世界图式，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换句话说，以前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由五四启蒙话语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话语所塑造的，我跟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读书人具有相同的世界图式。现在，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在殖民史知识介入之后重新生成的，它在我的同龄人中可能不是主流，甚至可能是异端。
一个发现：非洲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一个非洲人说，西方殖民者来到非洲的时候，土地在我们手里，《圣经》在他们手里。一百年后我们发现，《圣经》在我们手里，土地在他们手里。
这个故事高度概括了我这几年的相同发现。西方殖民史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1492年哥伦布侵占美洲土地为开端，直到二战结束。第二时期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第一时期他们输出的是《圣经》和上帝，收回的是无穷无尽的金银财宝，第二时期他们输出的是普世价值，收回的是财富、屈服和服务。
500年来地球上的文化传播和财富流向呈现出十足的逆向运动态势，谁能够借助枪炮的力量输出文化，谁就能够坐享文化接受地送来的财富和服务；谁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别人的文化，谁就必定会同样心悦诚服地将自己的财富奉送给那些文化的母国。
所以，那些殖民国家不只是擅长于用枪杆子统治世界，同样擅长于用自己的文化统治世界。
以上都是铺垫，现在我来说说我的卑之无甚高论的“一个发现”。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诸多民族、诸多阶级的紧张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这个文化的目的就是用文化维护自己这个群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所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自己民族的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并极力将其他民族的存在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之中。一个阶级也是这样。
《中国站起来》与《耻辱者手记》神髓相通
由上文推出的下一个所以就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传播推广自己文化的过程，就是将其他民族、其他阶级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中国的帝王将相为什么两千年如一日地积极推广儒家文化？这个教化的过程就是为了将其他阶级都纳入到权贵阶级的利益框架之中。经过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毛泽东时代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国的读书人对我以上的判断一般都能接受，《耻辱者手记》跟这种判断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西方殖民者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推广他们的上帝和普世价值，并居高临下地批判其他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目的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都组织到他们的利益框架之中。《中国站起来》就是为了揭穿这个事实、表达这个判断而写的。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必将遭遇抵触，《中国站起来》当然也必会受到围剿。
第一部分 第9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4)
为什么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会遭遇抵触呢？因为这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借助五四启蒙运动或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资源成长起来的，而那两个资源所建构的世界图式，都高度肯定西方殖民者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传播上帝福音和普世价值方面的道德形象，这种肯定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另一种罪恶的后果，那就是隐晦地认可他们殖民的正当性和掠夺与屠杀的正当性。
《中国站起来》打破了那个虚妄的世界图式，批判了西方殖民的罪恶，站在弱势国家的立场对今天依然猖獗的新的殖民形式及其相关霸权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尤其是，对百余年来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化，以及借助这种文化立场对于中国社会的居高临下的描述和命名，表现出不信任、不认可、不接受的姿态。我的老读者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终生在旧的世界图式中打转的学人对此有抵触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那“颇为忐忑”的心情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正是我积累知识、发展认识、丰富思想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审视、自我整合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也许需要用一本书的规模，才能说得清楚。而写一本这样的书，也许是遥远的未来才可能实现的。当人们用《耻辱者手记》否定《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终于不得不对此作个简单的交代。我本来是最不愿意解释自己的人，我宁愿承受他人的误解，而不愿意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白，我从小就这样。承受误解只是有点委屈，为自己辩白却很是屈辱，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何况我倾向于相信，时间会使他人明白过来的。
但是这一回似乎事关重大，因为关系到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于是我不断地向媒体解释，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反复申说：《耻辱者手记》与《中国站起来》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并列互补关系。前者站在作为弱者的个人立场，面对强大的国家维护自己的尊严；后者是站在作为弱者的被殖民、被掠夺的民族立场，面对强大的国际霸权维护自己的尊严。
我知道以上的介绍太书卷味了，我再用打比方的方式说说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的发展吧。
原先我困居在一个房间里，我把自己所遭遇的不如意、所知道的一切丑恶现象和黑暗人心，都看作这个101房间的特殊现象。为了摆脱这黑匣子里的丑恶和痛苦，我拼命想象着102、103、104以及201、301、401等等房间是多么明亮、和谐、清爽。我像一个盲人一样，坐在这个房间里这样想像了大半辈子。饶有趣味的是，102、103、104以及201、301、401等等房间的人，还真的不断传来一些消息，说他们那里住的都是高贵人种，的确十分明亮、和谐、清爽。所以，咱们房间的蜡烛、檀香、面粉、金银财宝都应该交给他们的光明世界才对。我对这些说法颇为认可，我们这里反正是黑暗世界，反正是劣等人种，要这些美好的东西干什么。
第一部分 第10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5)
这几年我点着一根蜡烛，狠狠地研究了一些材料，对于原先认定的黑匣子的特殊性有所怀疑。于是我从这房间里出来，仔细考察一番整个大楼。我发现自己那间房里的黑暗，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的缺点与整个大楼的缺点是基本一致的。仅仅对咱们101房间进行卑贱化描述和妖魔化评价是很片面的。
就是这样，《耻辱者手记》说的是一个房间的缺陷，《中国站起来》说的是整个大楼的缺陷，并强调那个房间的缺陷只是这个大楼之缺陷的一部分。
《中国站起来》并没有说101的缺点不存在，只是说不要将101的缺陷特殊化，只是说102、103、104以及201、301、401等等房间也各有自己的缺陷，只是说不要将102、103、104以及201、301、401等等房间的人凌驾于咱们101房间之上。
《耻辱者手记》是在一个房间之内张扬屈辱者反抗强暴的权利与尊严，《中国站起来》则是着眼于整座大厦中一些房间与另一些房间之间不平等、不公正的现实，在更大的空间背景上继续张扬屈辱者反抗强暴的权利与尊严。讨论问题的范围有所拓展，其神髓毫无二致。
我感到欣慰的是，当《中国站起来》正在遭受误解和围剿时，已经有相当多的读者朋友正在强调它与《耻辱者手记》的一致性。有不少朋友在评论文章和博客留言中，借用“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说法，描述《耻辱者手记》和《中国站起来》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关系。这种表述深得我心。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今天之所以还要再版《耻辱者手记》，就因为《耻辱者手记》中的批评并非出于捏造，就因为我今天依然认为，这个101房间需要改良之处甚多。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说话，我也愿意对这本书有所反思。《耻辱者手记》有时候将中国的缺陷特殊化，表现出某一程度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中国站起来》乃是对这种错误倾向的审视与纠正。
既然提到“逆向种族主义”这个词，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去年春夏之交，我第一次从《中国不高兴》中读到对于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反思，很受震动。我这几年一边研究西方殖民史，一边反思中国应对殖民掠夺与屠杀的苦难史和奋斗史，经常感到我们的应对与反抗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是五四以来我们对于这种应对与反抗的解释却常常是主动抹煞自己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五四以后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恰是导致我们阐释错误的症结之一。
五四一代在中华民族惨遭失败的最低谷，毅然主张抛弃民族文化，不惜以自轻自贱的方式对这个民族展开血淋淋的大批判，这恰是自审意识的高度张扬。他们的观点虽然包含不少错误，但挽救民族危亡的热肠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却是十分宝贵的。
第一部分 第11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6)
当我们消费他们的思想长达百年之后，当中国的发展势头和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出现了重大变化之后，如果我们还只是五四思想的消费者而不是其发展者，那就说明我们的批判精神和自审意识远不如这些毅然断尾求生的伟大前辈。
100年前的思想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当代的发展现实，100年前的思想尤其无法指导中华民族未来的崛起道路。我们作为五四前辈的儿子和孙子，在充分继承他们宝贵的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应该认真清算自己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想病毒，充分肯定中国文化、中国信仰、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充分肯定中国崛起的正当性。
近代以来，最集中地承载着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病毒的学术命题就是“国民性批判”（也可称之为国民劣根性批判）学说。这几年，为了清算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病毒对于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肌体的毒害，我对国民性批判问题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编著了五本著作体现我的研究成果。其中编选的作品是《梁启超国民性研究》《鲁迅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批判百年反思》。著作有两本，学术著作是《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通俗著作是《中国站起来——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在完成以上工作之后，我正准备从一个窄小角度，写一写欧洲种族在500年殖民扩张中所表现的国民性，看看他们究竟是不是像五四前贤及我们这些继承者所想象的那样，真的具有什么“优根性”。
这六本书都是为了完成一个自审的过程，首先让我自己弄明白一些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项学术工程，为国人解除佩戴百年的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
前不久几个朋友聚首聊天，聊到我们这些人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一位比我年长七八岁的朋友说，我们这代人还能做什么？80年代我们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跟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起哄，甚至还为中国不曾被西方人殖民300年而痛心疾首。我们自轻自贱倒也罢了，还非得倒腾什么黄土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巫术，把自己的国家推到别人的权力框架和利益框架之中。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跟老外打商业战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空谈什么文明和文化。我们把位置让出来吧，让“80后”来组织商战，让他们把这个被我们送进了别人裤裆里的民族重新拯救出来。
这位朋友的话不免愤激，但是他的自审意识与五四前贤堪称异曲同工。他摆脱了五四一代某些思想观点的藩篱，却是五四精神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超越者。有了这种自审意识，随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思想，总归有希望挣脱一切枷锁的。如果没有一点自审意识，没有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升华，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像那位朋友所言，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我们很可能不是促进因素，而是成为拖累。
是时候了，请从那个黑匣子里走出来。
2010年3月19日，写于北京北小河边
第一部分 第12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
第一辑描述耻辱
咀嚼耻辱
耻辱的心灵
我居然至今还活着，活在这样的世间，而且活得如此平安。我并不为此庆幸，我只感到无限耻辱。
我曾经长期迷惑，不知道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我一直倾向于相信后者，像越王之卧薪尝胆，像司马迁之忍辱负重。后来我终于清醒，所谓忍辱负重乃是活命哲学的借口，是中国式的自欺欺人。且不说大多数人的所谓使命，根本就不含有合人性的高贵素质，倒多半是反人性的。即使是高贵的使命，又哪应成为生命的包袱。我们唯一至高无上的使命，不就是捍卫人的尊严么？我终于没有理由自欺，我终于认清人应该为尊严而生活。可是我们的尊严早就丧失殆尽，我们又不敢起而寻找尊严。我们分明是在苟且偷生。
既然不能为尊严而活，为什么不可以为尊严而死呢？
我却至今不死，我却至今还活在这样的世间，而且活得如此平安，似乎我们已经得到了尊严，似乎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
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啊！
我们何止是没有尊严，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却不敢正视。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到连改变一无所有的权利都没有，可是我们却依然不敢正视。
我们事实上已经意识不到尊严的丧失，意识不到已经失去了改变一无所有的权利。我们已经没有了权利和尊严的意识，这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可悲的一无所有。在所有别的时代和别的区社，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无所有。
我们像一条癞皮狗，怯生生地走在充满敌意的村巷里。我们对那些敌意已经毫无敌意了。我们一边怯生生地走，一边向村民们仰起头来，送去媚笑，摇着讨好的尾巴。当任何一位村民向我们跺脚或打石头，我们就夹着尾巴开溜，默默地开溜，没有愤怒，没有咆哮，只有几声惊恐不安的呻吟。
我们从东巷溜到西巷，从南巷溜到北巷。到处都是敌意，到处都是棍棒和石头。我们终于溜到了荒野。我们坐下来喘息，却依然没有愤怒，没有咆哮，没有敌意，更没有复仇的决心和行动，倒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只有一边舔着伤口，一边为免于一死而露出庆幸的笑容。
这是怎样丑陋的笑容啊！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和灵魂，所以也就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第一部分 第13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2)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决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我十分真诚地渴望改变这种一无所有的生活。可是我曾经付出过什么努力呢？采取过什么行动呢？
我们渴望着有民主，同样打算着一有民主我们就去参与。
我们渴望着有面包，同样打算着一有面包我们就去劳作。
我们渴望着有自由，同样打算着一有自由我们就去战斗。
可是我们却不懂得问一问自己，你不去参与，民主从何产生？你不去劳作，面包从何产生？你不去战斗，自由从何产生？难道真的要等待救世主把这一切布施给我们吗？
这一问问出了多少耻辱啊！
曾经有那么一位杭州姑娘，因为憎恶社会风气之污浊，跳进西湖，以命反抗。我却批评她没有反抗到点子上。
曾经有那么一位北京青年，为了民主赤膊上阵，拼力呐喊，因而身险囹圄，囚居于发霉的铁窗之下。我却批评他的理论不够力度。
曾经有那么一位中学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惊慑于生活的丑陋，在幻灭中自杀身亡。我却批评她过于娇气，过于软弱。
可是，我自己呢？我有多少次幻灭的痛苦，可我却依然活着，而且活得这么平安。我蒙受过多少次非人的凌辱，可是我却全都忍受了，有时还以忍辱负重自欺。我的坚强在哪里？难道就因为我敢于苟且偷生，倒有了对他们评头品足的权利吗？
当窗前的茶山一天天披绿挂翠的时候，许多热血男女，正在一些重要的都市，以各种行动纪念中国仅有的一个伟大节日，为沉闷的生活创造一丝生机，不惜跪下高贵的膝盖，不惜冒着失去生命失去自由的风险。我却坐在这间斗室里，犹如困兽与世隔绝，写着这样一些苍白的文字。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没有正义，没有尊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耻辱！只有耻辱！
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自问——
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
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
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
耻辱的人啊，还要耻辱到什么时候呢？
应该正视我们的耻辱。
仅仅懂得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当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才使得苦难无法把人吃掉，并且才可能使人得到超越和升华。
谁曾像阿Q和祥林嫂这样，承受过如此深重的苦难呢？但他们只能屈服于苦难，只会把苦难不但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且作为一种心理素质，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就因为他们没有耻辱感，没有对苦难的反思和反抗。
第一部分 第14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3)
应该反抗苦难。
苦难总是由每一个受难者分别承担的。无论你怎样同情十字架上的基督，但那骨肉的灾难只能由他一个人独自承担。即使你以形而上的思考，体悟到了人的原初苦难，但你的体悟终究只是你个人的思想。你的肚子不可能代替别人来挨饿。只有耻辱感才可使人类沟通。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那集中了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基督，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他在十字架上的作恶者，竟然也是两脚动物，这不是我们共同的耻辱么？受难者因为受难而尊严受辱，作恶者因为作恶而尊严丧失，这全是我们共同的耻辱。
苦难是暗淡的，当我们用耻辱感将苦难转化为耻辱时，我们已经蕴含着反抗苦难反抗耻辱的光辉。
苦难可以属于人，也可以属于非人。而且，苦难的直接目的就是把人变成非人。
耻辱感却只能是属于人的。非人无论是怎样地耻辱，却绝对没有耻辱感。
我们在如此一无所有的生活中，竟然如此心平气和地忍受，这就证明着我们全都是非人。苦难在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取得了怎样辉煌的胜利，它已经把我们全都摧残成了非人。
非人的最可悲的特征，就是他不懂得追求真的人。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非人，他对真的人怀着那样虔敬的心情。他那样真诚地反思着现实的丑恶，忏悔着自己的耻辱。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由真的人组成的美好世界，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充满了人的光辉。他立时那样地自卑，自羞，自惭，自愧。
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对真的人怀着恐惧。
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难见真的人。
他是鲁迅笔下的狂人。
狂人永远只能躲在房里翻弄古籍并让自己也成为古籍吗？
这种对于真的人的虔敬心哪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
没有这种耻辱感和虔敬心，非人永远只能是非人。
我为自己是个非人而耻辱。
我为自己安守于非人的生活，而没有用生命捍卫人的尊严而百倍地耻辱。
我对自己最有力的惩罚就是要自己咀嚼这耻辱。
我渴望着在咀嚼耻辱的过程中，变得坚强一点，有勇气一点，与自己心中真的人的形象接近一点。
我知道自己成不了真的人，但是我依然要反叛自己。
我宁愿做一只被围猎的豺狼，而决不做一只癞皮狗。
我宁愿做一个魔鬼，而决不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非人。
我相信别的非人们的耻辱，也不见得比我少。我愿所有的非人都跟我一起来咀嚼咀嚼，放下非人的自尊心，来咀嚼我们共同的耻辱。
第一部分 第15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4)
怀着虔敬的心来咀嚼，带着对人的尊严的向往来咀嚼。
要长久地咀嚼。
咀嚼出苦味，咀嚼出恶心，咀嚼到难以忍受，一直咀嚼到要么就跳楼自杀，要么就起而反抗这种耻辱的生活。
非人的宿命
像往常一样，我吃过晚饭就去了她那里，享度宁静的黄昏。小斤自然是以那种期待的目光，迎接我进房。在偌大一个校园里，只有在她那里我不感到压抑和恶心，不感到格格不入。因为她不像别人那样势利眼，不像别人那样庸俗而苍白，她不会把我看作一个昏昏沉沉疯疯癫癫的角色。在她那里我可以狂妄地吹牛，可以轻松地幽默几句，可以把她的书一本本地扔过来扔过去，还可以在她床上横躺斜卧的，我可以享有一切自由。
她正在听一支乐曲，也许是莫扎特的吧，那么温婉甜柔。我取来一本鲁迅的书，歪在床上看《藤野先生》。记不清这是第几回读它。开始是漫不经心，后来进入了境界。藤野先生对于鲁迅的温暖的关怀，和鲁迅对于他的先生的深切尊敬和怀念，与那支温婉的乐曲一起，交织成柔美恬静的气氛。原来鲁迅是这样多情的人，他对人类怀有这样深广的爱心。我以前把他看作一个咬牙切齿的怒目金刚，显然是歪曲。有了这个领悟，鲁迅笔下的一切形象，和鲁迅自己的内心世界，立时在我眼前呈现出全新的内涵，或者说是深一层内涵。
小斤见我在读鲁迅，乃关掉录音机，给我讲她游历绍兴的见闻。她首先用轻松的口吻描述咸亨酒店的情景。我想象着那种阴森森的气氛，孔乙己拖着残腿沉重地走来，书生的尊严扫荡尽净，忍受着无边无际的嘲弄和戏侮。越咀嚼越感到阴暗寒冷。
人怎么被摧残到了这一步！
我一边这样暗自发问，一边又看见阿Q戴着破毡帽，唱着“手持钢鞭”走过来。他的细瘦辫子一摆一摆，刺得我眼睛酸一阵热一阵。我又模模糊糊看见祥林嫂，她的脚步是那么苍老疲乏，那嘎哒嘎哒的破竹竿声，诉说着世间的冷漠和悲惨。这些人原本都应该是可爱的人，他们之所以令人厌恶，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身，他们不再是人。我想到生活中那些挣扎着的人们，和一切不再挣扎的人们，我们每个人不都处在这样一个非人的深渊中么。
人为什么被摧残到了这一步！
我似乎要向谁质问，又无处质问。我的心强烈颤动起来。
“不行了，我好想哭。”我把书一扔，猛一翻身，小斤趁势把我搂住，搂得紧紧。我像寻找安慰似的，也紧紧搂住她。孔乙己、祥林嫂，还有我们的现实，以及现实中一切丑陋的人们，都一步一步地，齐刷刷地向我压来。我的身子抖颤起来，喉头也跟着抖颤，终于压抑不住地哭出声来。但是不流泪，只是干泣，脸部和其他部位都变形到最大限度的干泣。
第一部分 第16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5)
我以前竟然只知道厌恶和批判阿Q们，而不是首先爱他们。我因了这一点而十分羞愧。鲁迅在写作它们时，难道只是厌恶吗？他以那么强的人的意识，那么深广的爱心，会怎样地因这些非人而痛苦。他是否常常念叨人为什么被摧残到这一步呢。
整个世界因为人的丧失而一片阴暗，所有的人都因为已经丧失了自己而无力感知黑暗，于是所有的黑暗凝结成一块魔石沉沉地压在那个矮矮的绍兴人心上。我躺在小斤的臂弯里，体味着鲁迅当年所可能体味到的一切苍凉和痛苦。
我的脸部又像水波一样被扭曲被变形，身子又跟着微微发抖。我把脸埋在小斤的臂弯里，无所适从地蹭来蹭去。
打开录音机，打开录音机！
怎么呢？
让它吵一阵，吵一阵。
但是，那温婉的乐曲无法安平我的心，我依然处于莫名其妙的紧张状态。小斤继续讲绍兴见闻，而且提高声音，想以此缓解我的情绪。
“我们还去看了秋瑾墓，和那个什么亭。”
“来轩亭，秋瑾献身的地方。”我声音短促地补充。
原来我总以为，秋瑾在事发以后，坚持不逃走，是个错误。可是今天想来，她的献身也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欲求的。在那样黑暗的年代，离光明是那样遥遥无期，哪一个觉醒者能受得起这样长久这样沉重的绝望呢。我忽然看见华小栓在刑场边等着啜饮秋瑾的血，看见阿Q在骂秋瑾犯上作乱罪该万死。那苦难深重而又冷漠残酷的人啊！
反抗的生命被扼杀了，像秋瑾，不反抗的生命也被扼杀了——所有阿Q们不都是没有灵性的行尸走肉么。那些生存着的觉醒者，要么被摧残成疯子、狂人，要么就要为一切反抗者和不反抗者体味着所有的痛苦和耻辱，这是何等深广的苦难！鲁迅心灵所受到的摧残，难道比秋瑾们和阿Q们和狂人们小一点么？那么老人所承担的乃是所有摧残的总和。
我深深觉摼出生为一个中国人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前面已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浓缩，以巨大的速度向某个点浓缩，所有天体都带着轰然巨响朝这一点狂奔，而这一点正是我的脑袋。我感到头皮发麻，脸上肌肉发胀。我抬起右手，在脸上烦乱地极快速地挥动摩挲，似乎是抹泪，然而并没有泪。配合着手的挥动，我把头摇得飞快，快得有飘飘忽忽的失重感，似乎这样就可摆脱那从四面八方狂奔而来的压力。
小斤已经知道，无论是她的话还是录音机的乐曲，都无法驱走我心中的痛苦。她于是关了录音机，深情地爱抚我的脸，那柔嫩的手指，传导着她的怜惜与忧虑。
第一部分 第17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6)
“你呀，你真要发疯了！”
平时也有人骂我疯子，我从来引以为骄傲。可小斤说这个“发疯”，显然别有含义。想到自己也许真的已经不正常了。我突然出现了两秒钟的平静。我静止不动，睁开眼睛，向虚无境界寻找一道白光，那道白光是刚刚从我意识深处闪出的疑问——
怎么？我已经是非人么？刚刚体味到被摧残的痛苦，就已经是非人了么？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吗？
仅仅两秒钟的平静，身子马上又剧烈抽搐起来。小斤紧紧搂住我，像要做我的保护神。我的哭声在她怀抱里盘旋一阵，随即充满在房里。黄昏在房里颤抖而且倾覆。所有轰然作响的天体终于同时撞击在我的脑袋上。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
在我坠向深渊时，似乎有一阵温暖的风，柔柔地将我托住。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小斤的怀抱里。她正怜惜地望着我，温暖的泪水一串串流下，轻洒在我的干枯而又苍白的脸上。
这些年来，有多少次罪恶的力量，将我的心砸碎一次又一次。有多少次，我像那个颤抖的黄昏那样，绝望地干泣。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当我认清了自己是非人的宿命，后来倒是更加坚强些，虽然同时也多了一些苍凉。
我常常庆幸那个死亡的一刻，有她给我以深情的抚慰，在我干涸无泪时，她又以温柔的泪水，濡润我的新生。
拜谒中山堂
我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中山纪念堂，偶尔抬起头，突然看见了那个高大的黑色身影，我心头猛的一震，全身立即充血，眼里盈满泪水，我不知道那泪水怎么来得那么快。
我迟疑一两秒钟，似乎需要这么一两秒钟把自己的过分激动调整到一个适当的程度，以便越过那个宽广的草坪，向那身影靠近。接着我就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踏在那条柔软如地毯的青草上，眼睛一直凝视着那高大的黑色身影。他左手撩起大衣叉在腰上，右手拄杖，那眼睛甚是专注，似乎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是的，这就是他，那个用这支手杖摧毁了整个旧时代的人。我似乎感应到了他对我的期待，我的脚渐趋急切，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念叨：中山先生，我来了！当我这样默默念叨时，充盈在眼眶的泪水终于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那时候正是炎夏，草坪上张肢张体地倒卧着三三两两的游客，塑像边不断有人转来转去拍照留影，不远处的树荫下卖雪糕的声音起起伏伏。中山先生的眼睛专注地凝望远处，似乎是讨厌这里的嘈杂，想避到别的所在。
这时候我以瘦弱疲惫的身子，站在了中山先生身边，仰望着久经风雨剥蚀苍老如古树的塑像，仰望着塑像基座上的建国大纲，我的心又一次深切感到中山先生的寂寞和孤独。似乎是为了慰藉中山先生，或者是为了慰藉自己，我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默念：我来了，中山先生，我是为了寻找你才来的，中山先生！我的眼睛又一次流出了泪水。我听到了那泪水的哗啦哗啦响声。
第一部分 第18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7)
那些年我常常想流泪，因为我心里总是荡漾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灵光，那时候我还没有经历后来的那个哭泣的黄昏，也就是《非人的宿命》中所写的那个黄昏，所以我的灵光还很晶莹，我常常被自己的灵光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我不知这究竟是英雄的激情还是庸人的脆弱和多愁善感，我总是让那种激动澎湃于衷而不形表于外，总是用思维打岔和压抑来封闭我的泪腺。可是当我超脱嘈杂，与中山先生默默对话时，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纯真非常崇高的感情，我的泪水就哗啦哗啦流得无拘无束。我第一回这样放纵自己的泪水，直到流出痛快的感觉。似乎这泪水化作一团纯净的白云，托我升腾，升到了与中山先生并踵比肩的高度。我与中山先生默默相对，对话更加亲切。
比那时候更早的时候，我就对中山先生怀着非同一般的敬意，这敬意不是教科书中得来的，对中国的教科书我从来是怀疑且抗拒，越是他们花了大的力气要人们相信的，我越是不轻易相信。比如鲁迅先生，就因为受到所有教科书的千篇一律的低能的吹捧而一度遭到我的反感和嘲弄。我完全是在后来苦苦挣扎中，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了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鲁迅。对于中山先生是革命先驱者的说法，只在我完全不懂得中国甚至不大了解先驱者的确切含义时，才不置可否地把他作为一句知识记住了。随着我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随着我对近代各个重要人物和各种人格的了解，渐渐地，我知道中山先生远不只是先驱，而且至今没有成为先驱。中国的一切革命都是从中山先生开始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人格和现代意义的革命家，而且至今仍是唯一的一个。他没有一丝一毫中国旧官僚的权力欲，他完全是带着对天下难民的博爱而担当起政治使命的。在几十年的奋斗中，他为中国革命拉开了序幕而且把它推进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这后无来者的认识，在此后的几年中变得更加清楚更加牢固。那时候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继承并完成了中山先生的事业，从而使他所完成的那一部分成为粗糙的开端和雏形的引子。中国的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都应当到中山先生这里来吸取营养和力量，都应该接着中山先生那猝然终止的脚印，迈开新的步伐。
当我与中山先生默默私语时，我已完成了对于中国现阶段文化水平的确认。我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巨人来凭吊，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现实的心灵来与之交流。但那时我还远没有完成对自己素质的确认，还没有清楚意识到肩起自己使命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更不知道隐在远处等待我的乃是非人的宿命，因为我还没有经过那次黄昏的痛苦干泣，还没经过更多的挫折和耻辱。认清自己的素质和完成使命的别无选择的方式，是几年以后的事，即是我坐在案前写这文字的几个月以前的事。
第一部分 第19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8)
那时候我相信自己的力量与激情是相称的，所以我敢于耽溺于英雄主义的梦想。我甚至遗憾中山先生在现实行动中过于软弱无力。我期待着自己是一个比他更有政治力量的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国那些专断有力者，都是在业已腐烂的中国旧文化旧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旧人格，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只会扼杀新生把中国拉向倒退。我不知道一个中国人要想具备现代素质变为现代人格，必须把灵魂赤裸裸地供奉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面前，让它击碎一千次，同时他还必须有力量把这破碎一千次的灵魂从大悲哀大痛苦中拯救出来。可是，一颗如此伤痕累累的心不可能适应和驾驭旧的生活。大粪窖只会为满身奇臭的搅屎棍翻腾欢呼并将他拖举在自己头上作为标榜的旗帜，对于充满赤诚的金条和充满智慧的温度计，大粪窖自然是蔑视和仇恨并把它们一口吞掉。中国最早最彻底的两个现代人格——鲁迅、孙中山的道路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可以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中把自己塑造成崇高的形象，却不可能在陈腐的生活中取得现实的胜利。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理解这一点，就像今天的新权威主义论者依然不理解这一点一样。以后当我理解了这一点时，我对鲁迅、孙中山的认识几乎丰富了一百倍，于是我抛弃了“战斗而且胜利”的座右铭，我不敢这样许诺自己，我已经懂得了自己的命运乃是“战斗而且失败”。
我至今忘不了与中山先生并肩而立时那种又纯净又崇高的冲动。那时的我就像神话世界里一位头戴光环的少年英雄。后来每当我心里充满鬼气难以摆脱时，我就想起那个少年英雄的光环，想起那种冲动中所含的夺目的光辉。我几乎愿意相信那时的自己真是一个英雄，谁曾经对世界有过这么深的爱呢，谁曾经有过这样热切的献身的渴望呢？只要曾经有过一分钟，我就愿意尊敬他一辈子。如果谁能长久地保持这种爱和战斗的激情，我就一定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崇拜欲的人，想起拜伦和卢梭，想起裴多芬和拿破仑，我就不能不崇拜他们。现代人没有崇拜心，似乎颇可骄傲，但不敢崇拜正是现代人品行中最卑微的一种。在人类文化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每个人都充满个性光辉的时代，崇拜欲乃是引导人们走向超越的一种重要心理契机。我因为崇拜巨人而崇拜与一切巨人心心相印的自己的灵魂。一个在认清了自己的卑微和可耻以后还敢崇拜自己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独立而且独特的人格。由中国旧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的真正起点即是人的独立性。每一个敢于独立的人必是独特的。
我在中山身边站了许久以后，感到灼热难熬，体力疲乏，乃坐到树荫下。我悲叹自己的身体过于瘦弱，这哪像个担当重负的样子。我认真地做着强健体格的计划。几年以后当我独自坐在橘子洲头，久久凝望着意气风发体健如牛到中流击水的那个韶山青年时，我深悔当初的计划没能付诸实现。可是我的命运使得我的全部心智都集中到了对于耻辱和痛苦的体味上，我没法建设我的先天不足的身体。就在我坐在树荫下渴望着强壮体格时，我又一次强烈感应到了那尊塑像的孤独的痛苦，这感受很快就紧紧攫住我的心，使我无法他顾。我用那种哀悯的眼光端详着不远不近的孙中山，那黑不溜秋斑驳苍老的塑像表露了这个世界对于一位巨人的冷漠和遗忘，这种冷漠与遗忘并不是因为这位巨人和这项事业已经成为历史，而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极端麻木和无知。我感到那些嘻嘻哈哈围着塑像拍照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简直是在成心戏弄一颗痛苦的灵魂。我第一次对外国人产生厌恶和蔑视，对那些中国人我则是充满憎恨，我以剧烈的心跳呼唤中山先生挥起他的手杖。
第一部分 第20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9)
但是，中山先生是怎样慈爱的人啊！他只以他悲悯的目光，悲悯地凝视着这个苦难的世界。
几年以后，我在广州居停一月，特地登上长洲岛，在昔日黄埔军校的残垣断壁间盘桓数日。在黄埔学生肩扛长枪开赴前线的一幅照片前，我又一次感到晕眩，又一次被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一遍又一遍默念着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那句演说词：我们建立这所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建设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我感到那支肩扛长枪的队伍不是开向某支具体的敌军，那矫健的步伐分明是向几千年的苦难和耻辱挺进，是为四万万同胞寻找尊严和自由。这乃是中山先生的真正伟大之处。这时我的热血在体内蹿跳骚动，这股热血无处喷涌，于是穿透我的每一个细胞，蒸腾成一种斑斓缥缈的光辉，将我整个身心照彻。我像一个梦游者，每时每刻都在这种光辉里徜徉。
我徜徉在这种光辉里，又一次前往拜谒中山堂。远远地，隔着铁栏杆，我看到那个身影更加苍老更加乌黑，他依然以那种悲悯的眼光看着这个苦难的世界。我忽然感到莫名的耻辱，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我不敢跨进那个院门，不敢踏着柔软如地毯的青草，走近那颗痛苦的心。我不敢再一次与那期待而又悲悯的眼光默默相对，我不敢品味那种悲哀和酸楚。我一边离开纪念堂，一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悲叹——
苦难的人们啊，还要苦难到什么时候呢！
中国的基督
他虽然对中国十分了解，可是他无法在这里运转自如。他的一切思想都与这个国家格格不入。连当时最先进的人物（李鸿章）也对他充满激情的改革计划报以冷脸。他第一次向海外华人宣传自己的理想时，人家只当他是痴人说梦。他一定常常感到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一定常常感到孤独无援。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面对着中国这只庞大无比的刺猬，竟然沉着而又坚定地下了决心：推翻它，改造它，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他的目的远不只是推翻政府、更替政权，他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从而从根本上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同胞，彻底解除他们的苦难。在苛政如虎、万马齐喑的中国，只有神志不清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几乎是自不量力的决定。要知道，连鲁迅笔下的狂人，也只是囚居于斗室之中，为那种觉醒的恐惧搅扰得心惊肉跳、草木皆兵。而这位年轻的医生却沉着而又坚定地行动起来了。
每想到这些我就惊讶不已。不可思议中山先生究竟哪来这么大的动力和勇气。在我面临异乎寻常的困难时，我也常常鼓励自己：不是有中山先生榜样于前么？下定决心，同时开始行动。然而我终于连下定决心的勇气都不曾有过。于是我深深自卑，于是我更深地敬仰孙中山。
第一部分 第21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0)
那天在黄埔军校旧址，我注意到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照片。他创办军校，意在重新开始中国的革命大业，此时的力量已经强大得多，在这样的开学典礼上，充满激情的中山先生应该是如何地意气风发呢。可他依然是那种严肃沉郁的神情，那种苦难而又悲悯的眼光。我忽然想起，他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这样的神情和目光，包括他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照片和与宋庆龄的合影，也不论是摆拍的还是抓拍的。一定是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处于一种深重苦难的体验之中，才每时每刻都以这样悲悯的眼光爱抚着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
孙中山乃是中国的基督，我立时明悟到这一点。
他的基督精神在民主主义中得到突出表现。这种思想绝不同于中国的怜惜百姓恩加子民的腐朽传统。苦难感和博爱心才是这种思想的特质。以人的意识来同情人的苦难，以人的意识来爱苦难的人们，以人的意识来向造成苦难的一切力量反抗——中山先生带着这种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精神光辉，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他的确是基督精神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次显灵（而且是一显即逝了。中山以后，谁是中国的基督呢，谁曾这样爱过众多的难民呢）。
正因为他是中国的基督，全人类的苦难，尤其是四万万难民的生存痛苦，全都压到了他一个人心上。人民的苦难乃是他的动力和勇气的来源。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在我的视野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辛酸的苦难史。一看见他们，我就不能不想起闰土，想起华小栓的干咳声，想起祥林嫂，想起偷萝卜充饥的阿Q。这是怎样不幸的人们啊。他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和自救能力。谁来拯救他们？谁来为他们谋求利益？更有谁以人的意识来体味他们的痛苦，来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利呢？
总是有孤苦无依的老太婆，在黄尘飘飘的乡间小道上踉跄前行，而且背着各种东西，我常常担心一片树叶就要将她击倒。总是有痛苦的老头，在病床上绝望地呻吟，在无衣无药无饭无水无温情的冷寂中，等待着咽气的时刻。
当这些苦难的人们向我倾诉，向我流泪时，我感到自己这么无能，这么渺小，我无力给他们以任何帮助，连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口，因为在说出以前我就知道这些话过于苍白。我只有黯然神伤。我常常独自在夜间的乡场上郁郁缓步，望着远远近近的山影和昏昏花花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自思自问：怎样才能解救他们呢？我因为完全无能为力而只能像老人们那样，流出伤感的泪水来。
基督不光是拯救灵魂的，他从来就尊重人的肉体，肉体的生存乃是神所赐予的权利。
第一部分 第22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1)
于是我想起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这个主义中所含的对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对于人的生存苦难的体贴，对于人的生存煎熬的同情，对于人的生存幸福的追求，充分体现了真正的博爱之心，是其他一切高尚的主义的最基本内容，或说是基础。
在海南期间，我对那种浓烈的金钱气氛难以适应。可是有一天我想到，这不正是被几千年的生存煎熬所激发起来的发财之梦么？这种金钱的欲望不正蕴涵着对于生存苦难的反抗吗？这个民族的确太需要富裕起来。应该首先让肉体得到解放。我懂得贫穷对于人的身心的摧残是如何残酷，长期以来我深受这种摧残。我懂得贫穷就是耻辱本身。我们有权利摆脱贫穷的折磨。
我被浸染在一种梦幻的氛围中，我以那么温柔的情感祝愿全民族的发财之梦成为现实。我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匆匆人影，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祝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尽快发财。我一边祝愿一边在心里念叨：民主，民主。
后来我又觉得，在这近乎神圣的发财梦中，还缺着一点什么。可以说缺的是价值准则。不以解除人的生存苦难为价值目的的经济活动，不但无法保证给人带来福利，而且往往会导致以人作为它的牺牲品。几十年来，为了表明丰收，把粮食全都交上去，然后大家一起挨饿熬日子的事，曾经普遍存在过。为了维护某种政治谎言，直闹得尸骨遍野，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悲剧。
自古以来，无论什么社会理想，无论什么文化目标，都不懂得要以人为价值准绳，而且其结果几乎都是以人作为牺牲，使人受到更多的凌辱和煎熬，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只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对抗着这种老传统的。
唯一宝贵的民生主义啊，应该重返这片苦难的大地。
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这项充满博爱精神的学说，更在于他终其一生，百折不挠地实践着这项艰难的事业。他为什么不在失败了一次两次以后，量力而退，就算坚持到第十次失败吧，这已是非凡的坚强了。不可以侨居海外吗？不可以隐遁山林吗？而他偏偏要无止境地实践下去，直到失败了一千次，一万次，直到失败到生命的终结。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韧性。以失败的记录走完自己的一生，以全部失败构成自己最后最伟大的胜利——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革命家，他是真正的基督。
想想自己，我常常感到悲哀，因为我连失败也不曾有过。虽然我对人民的苦难感受极深，可是我为此做过什么呢？不说做吧，我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来思考它呢？当众多生灵哀号于饥寒交迫之中时，我却只管谋求个人的前途，只顾抱怨自己的厄运。在强大的厄运前无能为力时，又从心中生出许多阴暗而又恶毒的鬼气来。在海口的嘈杂喧嚣气氛中，我一面为吃饭问题奔波，一面感到迷乱。社会生活是如此铁板一块，谁也无法改变它半点，而我却曾想用自己的激情和奋斗来改造这个世界，岂不是荒唐。我对自己原先的那种激情和理想，觉得不可思议，渐渐怀疑起来，我几乎要嘲弄自己的不识时务。
第一部分 第23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2)
这个时候，我天天想起孙中山，我总是回忆第一次与中山塑像默默对话的光辉体验。当想起孙中山那忧郁的神情，悲悯的眼光，和他充满悲剧色彩的坎坷一生，我总是这样思忖：有什么样的厄运值得恐惧呢？有什么样的失败值得灰心呢？有什么样的私欲不可以抛弃呢？爱一切苦难的生灵，并与他们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这难道不是唯一的选择么？！
中国的基督终于远去了，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将他的灵光深藏在心中，并让这灵光荡漾在我们的上空。我们也许可以没有基督，但我们绝对不可以没有博爱之心，不可以没有慈悲和温情，不可以没有对于一切苦难的不妥协的反抗。
记住吧，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耻辱。
丑陋的中国文人
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虽然文字的事我也乐意做一些，但总想弄个文字之外的职业，以便逃避这种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对于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们的交谈中，用来指代最丑恶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而我们所做的文字之事又多少与文人有点干系，作为自我批判精神强一点的人，自然要把最无情的批判指向自己及与自己相近一点的人。这种恐惧和批判中暗含着我对另一种人格形象的追求。需加说明的是，我这“中国文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的文人”，而是指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籍华人）。至于那些虽是中国的文化人，却较多地抛弃了中国旧文化的价值观，接受了西方现代意识并敢于坚持自我的人，则多多少少总会受到我的尊敬。当然，这种人在中国极少极少。
遥远的古人姑且不论，先说说虽已作古却并不遥远的郭沫若先生。他是有着较多文化成果的人。这成果是其追求真理的足迹，是其生命激情和生命意义的证明。稍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人都会尽力捍卫这成果。可在“文革”阴风还没吹进他的院门时，他却来个先下手为强，主动宣称自己的作品全是毒草，你们可以全部烧掉。在那种非常时期说出那种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可是西方的一个著名故事却是另一种结局和意义。在宗教裁判所的铁窗里，布鲁诺对于自己的眼前亏看得十分清楚，可他却不想放弃自己和自己的真理去做一个所谓好汉。火舌终于舔上他的身体，他却骄傲地向那些罪恶者最后一次重申那个真理：“当你们烧死了我时，地球照样在旋转。”这实在是科学的胜利和宣言。在科学胜利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光辉人格的胜利。将这两个故事中的主角对比一下，究竟谁洒脱谁卑鄙，谁智慧谁丑陋，谁好汉谁痞子，谁维护了自己谁丧失了自己？
第一部分 第24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3)
也许有人说这个对比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郭沫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鄙弃。其实无论拿哪一个中国的文化人跟布鲁诺相比，或跟别的什么西方人相比，何尝不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呢。
艾青和丁玲是饱经患难备受尊敬的人。可当中国文坛刚刚输进一点新的艺术方法时，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当他们无力将其剿灭时，竟然玩起了政治手腕，企图借当权者来惩恶除邪，一旦精神污染扫除净尽，他们便可欣欣然地照当名作家，照当权威泰斗。这也不是艾青的发明，而是中国文人的老传统，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为了自己能做最受宠的走狗，不惜张开狼一样的獠牙，将别的狗们一概咬死，四十年来这样的丑剧哪一天停演过？又有几个中国文人不是在争媚夺宠的倾轧中被咬死或咬伤的呢！
艾青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一个巴黎故事。当印象派画家们新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得不到官方认可和民众理解时，似乎并没有同行来乘机起哄或威压，倒是有不少文化人首先予以支持和尊敬。著名的左拉特地写出长篇评论，举荐印象派首领马奈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如阿斯特吕克，丢朗提等人，也像左拉一样经常参加画家们的讨论活动。他们一面相信自己是天才，一面十分尊敬别人的天才。倘若觉到自己并非天才，便忠诚地做天才们的泥土，共同培植人类精神的大树，而不是做那千方百计蒙住天才灵光的无赖似的“灰尘”（鲁迅语）。艾青在巴黎留学几年，而且是为学习美术而去的，难道竟然连这则左拉与马奈的故事都没听说过吗？
听过了又能怎么样呵，这些可怜的中国文人！西方世界那么多崇高的人和事，哪样不为中国人所知呢。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讲着它们的，把它们译成汉字编成书的，将它们一本一本买回家来的，以及拿了人民的钱远涉重洋去将它们写成博士论文的，不都是我们的中国文人么？这一切又能怎么样呢？
再讲一个巴金与契诃夫的故事。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切丑恶都在巴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愿我的文字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对这位老人再刺伤一点点。当许多人都用恶意的攻击和诬陷（也就是“咬”）以置胡风于死地时，巴金的文章是那么温和，完全是为了敷衍过关。在人人都要表态的威压下，写点这样的文字算不上什么罪过，事后也很少有人引为自愧。可是在俄国，当沙皇因了高尔基的进步倾向而不批准他进入国家科学院时，契诃夫等人愤然宣布退出科学院，以示对政府的抗议。高尔基进不了科学院，只是少享受一项荣誉，契诃夫们却如此怒不可遏。胡风的被打倒，乃是关于一种文学理论和个人的（其实何止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大事，中国文人们却如此随和，连最正直最纯洁的巴金也听任他人指使，去干落井下石的勾当，这种对比是何等鲜明。顺便说明一句，在俄罗斯和欧洲，契诃夫远不是猛鸷的英雄。可就是他这种较平和的人，也总是手握长剑，时刻守护在自由女神之前，一旦有罪恶前来进犯，他就不顾一切地挥剑而上，显出斗士的雄姿。
第一部分 第25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4)
中国文人呵，你已经完全没有了正义感，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么？连你的最优秀分子，也已经找不出一丝光辉来么？
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许是那名噪一时，为整整30年的中国文坛提供了完美无缺的散文模式（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杨朔。这个人把中国文人的丑陋和中国文体的丑陋都发展到了极致。那样地不敢正视现实，在尸骨遍野的一片死气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胜过天堂的蓬莱仙岛。文风上是那样矫揉造作，那样地充满八股气，那样地干燥，那样地无病呻吟，牵强附会，拿腔拿调，那样地千篇一律。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叭儿狗的媚笑和媚笑后的沾沾自喜。这几年来，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学讲坛上大讲杨朔们的散文时，我就像进了地狱一样充满恐惧和绝望。这样罪恶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蚀下一代的心灵，这是怎样难以容忍的罪恶，可是我不但容忍它，还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罪恶，目的不过是求一口饭吃，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的卑鄙和下流。至今想来还如此恶心，真想到卫生间去吐个三天三夜，真想到不沾中国空气的外国温泉去认真清洗自己。逃避那种卑鄙和下流的勾当，正是我现在弃职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说，杨朔是个很有诗人气质的人，是个十分真诚的人。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但正是这种说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剧更加深刻。如果纯粹是为了谋求私利，睁着眼儿求宠，我们呸他一口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这样。他是不自觉地充当奴才的，他觉得为主子唱赞歌是一个文人无需怀疑无需论证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赞歌为先入之见，他当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面对真实，不需要为苦难和尸骨和罪恶和丑陋动一丝一毫感情，而只需要去看蓬莱仙境，只需要去看海市蜃楼，只需要动用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文人的老伎俩，编出一篇篇粉饰现实的文字。即使是那些无法点化的纯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红叶”，“童子面茶花”，出于那种需要，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强令他们像自己一样承担起歌功颂德的使命。连如此真诚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恶之中自丑不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直和良知可言。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当西方畅行所谓神道主义时，他们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压，一旦解放出来即有光辉闪烁。而奴道主义则是一种内在的变质。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奴隶精神成了灵魂中唯一的内容。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每个奴隶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之无愧的奴隶主，正如每个农民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忠于职守的皇帝一样。像杨朔的所作所为，不应解释为迫于外部压力，实在是出于奴才的本性。这种人一旦晋升为奴隶主，他所制造的悲剧和罪恶，决不会逊色于我们已经认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隶主们。中国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样遍野横陈，而绝对没有人格可言。
第一部分 第26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5)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无疑就是中国文人。让自己去做这样的典型，岂能不感到恐惧。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郭沫若杨朔们的尾巴后边，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现在我终于知道，做一个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是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选择的同时我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自我。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
最后再谈几句巴金先生。在十年“文革”以后，谁曾站起来承担过一丝责任？中国文人固然没有，他们重新出山以后，除了哭诉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责任者呢？又有谁反省过？我不是不懂得“文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法一点一点地追究个人责任，可是，如果谁都以此为自己开脱，那么，社会运动中人的主体性又作何解释呢？而且，那些应该由组织由民族所承担的集体责任，又有过真正的自审没有？倒是那个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着那样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审。他对于自己灵魂的苛刻，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真诚，他对于人的尊严的虔敬的渴望和追求，使他高居于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鲁迅以后中国仅有的一颗良心。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丑恶悲惨的历史以后，竟然毫不愿意拿出一丝勇气来作一分的集体反思，却让这么一位颤颤巍巍的龙钟老人，独自背负着如此深重的忏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极度的窒息和悲哀。
走向悲剧
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我知道自己能力很弱。我总是随随便便，淡然处之，以求回避矛盾，有时甚至想用点怪癖来保护自己。可是我的策略毫无效果。我不去冒犯任何人，可是所有人都似乎被我得罪了，都看不惯我。一切追名逐利的事我都不介入，然而你因此所失去的决不只是名利本身，你还将失去平等和生存的安全感。
有很长时间我对此感到奇怪，甚至认为也许自己还随便得不够。好心友人劝我要将自己掩藏得好一些，何必锋芒毕露自惹麻烦。我连称是呀是呀，真羡慕别人的老练。后来却发现，他们之所以掩藏得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需要掩藏。他们的素质与环境本身一一对应，完全合拍，因而可以鱼水相宜。而我已回不到那种境界。
第一部分 第27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6)
一个人只要稍有一点独立精神，他的不幸也就从此开始，要么是消灭独立精神以保存自己，要么是坚持独立精神而走向厄运。要想既保持独立而又平安处世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真正独特的素质，就是想掩藏也掩藏不住，就像豺狼的獠牙无从掩藏一样。而当你真正的独特品质显露出来，社会是不会便宜你的。群众会因了文化原因视我们为敌人。同处一寓的知识者们，又会因了争恩夺宠争官夺禄争名夺利的缘故，而对我们保持严格的敌意。在具体的争夺中，他们当然要把对手看作敌人。然而在大生活背景中，所有的争夺者都将不约而同地把不参与争夺的人看作自己最可恨的敌人。一切力量都这样迫不及待地企图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没有同盟者，我们没有阶级后盾，我们是独自深入敌阵作拼命冲锋的孤独的斗士。因为我们不是伴着现代社会组织现代文化同步成长而来，而是通过接受西方文化和自我灵魂搏斗脱胎而来，所以我们毫无依靠，毫无退路，连避风港（比如现代法律）也找不到。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四处碰壁，焦头烂额，很大程度可作这种解释。
我们比孙中山、鲁迅更其不幸，因为越是在愚昧的底层，对于现代气息的容纳度越小。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像秋瑾、陈天华一样毅然献身并惊天动地，更不可能谁都有足够的力量和光辉像鲁迅、孙中山那样长驱直入杀个人仰马翻。更多的奋斗者恐怕只能像范爱农一样，默默无闻地生，默默无闻地死，默默无闻地与命运抗争。他们战斗的残酷和艰难，决不亚于鲁迅们。鲁迅对于范爱农的悲剧根源和人格意义作了认真仔细的思考。
范爱农是鲁迅的同乡。留日回来在乡间教点小书度日，甚是潦倒。鲁迅出任绍兴师范校长时，他做监学。后来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范爱农即被顽固守旧的新任校长解除监学职务，潦倒困窘直至溺水而死。他的一生毫无引人注目之处，更无惊天动地的功业。在三汊港乡间小道上度过的那些黄昏，我常常比照着范爱农来思考自己。我觉得自己会成为又一个范爱农。
初闻噩耗，鲁迅即发表《哀范爱农三章》，以古诗表示哀悼。这还不算，20年代中期，鲁迅经历了一场近乎崩溃的精神迷茫，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再战的力量，他写了著名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范爱农》即是这本书的压卷之作。可见范爱农的命运和精神曾经深深触动过鲁迅。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而是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民族生活改造和人格改造的深远眼光。
范爱农生性耿直。从日本回国后，马上跌进了陈腐的中国旧生活的深渊，受着轻蔑和迫害，几乎无地可容。但他不改秉性，依然耿直而且愤世，引来更多的讨厌和迫害。鲁迅那三首悼诗，有三点可予注意，一是将范爱农放在一个充满败落溃灭景象的社会中来审视（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等）；二是将范爱农作为一种人格典型与另一种典型（鸡虫、狐狸等）相对照，突出其居于鸡虫之上的人格特征；三是将自己与范爱农对比，觉得他死得可悲，自己没死也并没什么价值（我亦等轻尘等）。这说明鲁迅已经深入到对范爱农的人格意义的思考。中国古典文人们无论怎样自视清高，但他在本质上与封建生活是相和谐的。虽然人们常常批评其怪癖，却可保护他龟缩在生活的夹缝里孤芳自赏，苟延自安，甚至还可取得学业上的成功。而且，一旦功成名就，昔日被批评的怪癖立即被传为美谈，从而他可以体面堂皇地走进生活舞台，成为主角。范爱农却不是这种旧文人，他一点怪癖都没有。他的愤世既不是出于清高也不是因为迂腐；而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中国的腐朽文化和丑恶现实时所产生的感情反应。他的受人厌恶以至于无地可容，也不是因为得罪了一二权贵或三五邻里所出现的人情关系的紧张，而是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对于代表着现代文化精神现代人格形象的范爱农的出自本能的敌视和扼杀。
第一部分 第28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7)
倘若范爱农未曾出国留学，则他多半是个或如寿镜吾或如孔乙己的旧式文人。倘若他虽留过学，却未曾向内心注入现代精神，未形成现代人格，那他就可以既可以容于中国旧生活，又可以凭他的洋文凭和才学成为这种生活的强者。不幸范爱农偏偏是个怀有新向往新理想的人，他内心含蕴着另一种生活的价值原则，这就决定了他与旧生活形成互相对峙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且是最根本最全面的敌对。这正是范爱农悲剧的根源。
许多中国知识者的毁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这是进退维谷的路。大多数知识者在现实的威压下抛弃现代精神，改变自我人格，重新融合于现实之中，这是现代文化意识在中国旧生活中的一种悲剧结局，作为一种悲剧的人格载体，他的毁灭乃是丑的毁灭。范爱农却过于鲁直，他宁可在威压中痛苦，在痛苦中绝望，却决不放弃自己心中所抱定的关于未来新生活的价值原则，决不放弃自我意志。他的最终被毁灭，是现代文化章程在中国旧生活中的另一种悲剧结局。但是十分明显，他的毁灭乃是一种美的毁灭。
范爱农作为一颗具有自我意识的种子，本应发芽开花，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青绿，为改造民族生活起到中坚作用。种子的终于烂死，即证明了他的土壤的彻底腐朽。这土壤像能量无限的黑洞，几千年来尤其是一百多年来不知吞食了多少高贵的生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培植大树，而是连土壤也得重新培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仅为中国所遇的难题。那些高尚者懂得唯一的办法：将大量宝贵种子向地上播撒，不惜烂掉自己，以构成新的土壤。一旦新的土壤生成，后来的每一颗种子都可能长成大树。这些种子的牺牲，也就是生命的牺牲人格的牺牲。这是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表现了个人主义的蔑视一切的强大自我意志。近代以来许多先驱者，正是以各种各样的自我牺牲，创造了人类精神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沉重、最悲惨、最阴暗、最壮烈的精神悲剧和人格悲剧。我想，鲁迅正是基于这样的眼光，才如此重视范爱农的意义，尊敬范爱农的人格。鲁迅在极度的孤独中写他的回忆文字，写到《范爱农》就煞笔了，然后就投入了沉默两年以后的新的战斗。他是否通过与范爱农的精神交流，更增长了挥笔再战的勇气呢？鲁迅虽然是这些牺牲者中生命力最强的一颗种子，他将所有先驱者的生命价值连成一体，构成了一小片沉重的土壤，以作我们后来者创造新生活培植新生命的立足点。正是这样一个立足点，成了改造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开端。
很难说我们的改造已经真正开始，也许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依然不过是将那片立足地扩得更大一些。因此，我们还只能做一个范爱农式的牺牲者。既然我们已经迈开了悲剧的步伐，我就决不回到“中国文人”的老路上去。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坚持自己，愤然而又坦然地往悲剧深处走。悲剧的终结将是我们自由意志的真正实现。
这样，我倒不想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过于随便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要求它符合自己的价值准则。连在那么破烂那么愚昧的中学讲坛上，我也尽可能按自己的声音说话。思想启蒙不就该从这里开始么？即使完全是对牛弹琴，我也必须这样满足自己。那些卑琐的名利我可以不计较，但对那些卑琐的灵魂我决不妥协。一切庸俗和丑恶都无法使我屈服，更不向权势献媚求宠，即使在他垂下龙腰施舍恩惠企图收买我的时候，我也决不趋而附之。因为我不想放弃自己而走向丑的毁灭。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独立的人格，这本身就是对罪恶势力的最大威胁。
由此我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关于如何改造民族文化民族生活，如何改造国民性和国民人格，我们是讨论了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道理也越讲越玄妙。我总怀疑仅仅这样年复一年的空谈，只是懦夫的自欺欺人。我似乎听见那个直立在深水泥淖中的范爱农，挥着手，揪着他年轻的白发高叫道：“你不要跟我讲道理。如果你是一个高尚的灵魂，就去作人格的冲击吧。如果你是一个卑劣者，就干脆来作砍杀我们的刽子手吧。”
第二部分 第29节：过客之爱(1)
过客之爱
“每个男人都需要两个妈妈，一个是母亲，一个是情人。我已找到了我的第二个妈妈，她是我唯一可以撒娇的地方，而且怎样撒娇也不过分。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喊她时，我喊她喂，当我不需要喊她时，却一千遍一万遍地喊她妈。这两年来，我是在这位妈妈的温怀里，一点一点成长的。”——在三汊港中学的那间寒气逼人的破房里，我给朋友D写信时，写过这样一段话。这话并不表明我正处在幸福之中，相反，我是意识到即将失去她，才觉得弥足珍贵，才用这种似含欣慰的笔调，掩饰我即将失去她的恐慌。
她是小斤。
她没想到，毕业以后会被命运逼使来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满目疮痍的死地方。她为此狠狠哭过几回。熟识我以后，她感到一丝慰藉。对于她来说，我是那个世界仅有的一丝辉光。同时，她也是我的慰藉，因为总算有一个人不但不把我看作异端，而且会投来欣赏和尊敬的目光。我们的相亲相近是非常自然的。
她待我很好，各个方面都好。食堂的伙食总是叫人失望，我又从不愿意动手做菜，她便常常在开饭前的几分钟对我说：“我刚烧了菜，你来吃不？”
刚开始时，我是有时去，有时不去。我总是在即将达到太亲近时又故意拉大一点距离。我因为出身于最最底层，整个生活浸埋在深重的耻辱之中。这种生活培养了我超乎寻常的野心。我从小就渴望着实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后来又想创造一种使每个人都可获得尊严和价值的新生活。我不但感到重任在肩，同时感到总有某个声音在对我呼唤。无论身处何地，我都觉得自己全然是一个过客，总有匆匆忙忙的感觉，因为我也许明天就会离开这里，甚至在今天夜间就有可能拔脚远涉。有很长时间，我一直生活在《拜谒中山堂》中所写的那种辉煌的体验之中。我不但对于自己结婚成家之类怀着深深恐惧，连别人夫妻双双从我眼前走过，我也会生起厌恶之心。我觉得那种生活是丑恶的，一切理想一切想象力都会在一个大红双喜字下彻底完蛋，整个生命就会因此而终结。这种心理一直是我与女人交往的大障碍。因为在我的生活环境中的女人，她越是尊敬你越是喜欢你，就越是对你怀有结成伉俪白头偕老的期待。满足这种期待显然扼杀了我，粉碎对方的期待又刺伤了她，而且会因为刺伤了她而同时刺伤自己。
第二部分 第30节：过客之爱(2)
我对小斤正是有着这双重的刺伤，两个人的心都因此受到种种折磨和痛苦。
在保持了两年君子风度后，双方都向前跨进一步。这段时间我们是相濡以沫，她给我的温情令我终生难忘。
她不像一般的知识者那样，只在挨别人批评时才感到压抑，只在没评上先进时才感到不满。她在观念、价值准则、感情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一定程度西化了。她总是想逃离这个环境，可又无力挣脱。有一回，也是在黄昏，没什么具体事情的触发，她的那种压抑感绝望感突然升到顶峰。她无力自持，埋头在我怀抱里哭了起来，而且是号啕大哭。她抽搐的身子使我想起了在茫茫大海中颠簸的小船，凶恶的波浪随时都可能将小船吞没。她显然希望与我连为双体船以求多一份安全。
这正是使我感到恐惧的。我在生活中挣扎得已经够累。我从荒山野岭走来，那是绝对的文化沙漠。我先天地文化营养严重不良，一切都得靠自己重新建设，而且仍然是在与世隔绝的文化沙漠中孤立无援地建设。别人轻而易举即可达到的目标，我却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百倍的艰辛。而且底层人的正义感使我把什么使命自觉揽到自己肩上，似乎越沉重越好。生活中的伦常责任，则是我必须逃避和抛弃的。我总想如萨特那样遇上一个波伏娃，双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独立自持而不必依赖对方，更想如卢梭一样遇上一位仁爱的华伦夫人，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征战者，每一次出师都会被打得披头散发精疲力尽，我们多么需要一位至爱至仁的保护神啊，哪里还有力量去保护别人。父亲母亲在呼唤我的保护，弟弟妹妹在呼唤我的保护，这足以使我狼狈不堪焦头烂额，哪里还能腾出一只手来搂抱娇妻弱子。也就是说，我只能舍弃一切独自向惊涛骇浪挺进，我宁愿樯折桅断葬身海底，也不愿跟别人连成一体，我不能连累着毁了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毁了我。所以，当小斤哭了一通，对我不能成为她的精神支柱表示失望时，我不是予以温情的抚慰，因为我不敢以这抚慰来加强她对我的期待心理。她所得到的是我的批评。我那批评也的确出自真心，因为那时我常常自以为处于呼吸宇宙吞吐河山的宏大气势中，我对她的囿于个人困境不能自拔不能升华老感到不满。
我知道自己是个十分温情的人，但在小斤面前我终于彻底压抑着温情，尤其是那一回，竟成为我永久的悔恨。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生活像一场噩梦，比大海中的颠簸更叫人恐怖。我不知道当时怎么竟走在那样的院墙边，坐在那样的办公室里，听着那样的下流声音的训话，那里每时每刻都有残废的阴影在蹿动啊！可是我对于那颗在阴影中恐怖得颤抖的心，竟然没有献上一丝温情。而当我痛苦时，当我第一次体味残废时，她是怎样悲悯地抚慰着我啊！我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冷酷。她从我怀里抬起头，坐开一点距离，一边揩眼泪一边说：“好吧，我的胸怀不如你博大，以后我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她的声音叫我今天想来不寒而栗。她总是相信我是正确的，她总是不敢用自己来否定我。她对我的信任和尊敬都达到了顶点。在长达几年的交往中，她没有喊过我一回名字，即使是相抱着睡在一起时，她也没喊过我的名字。分手前她曾告诉我，她把我看作是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她在我身上寄托着对于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生命的希望。所以她把我当作一个神圣之灵，生怕因为自己的不当而玷污了我。
第二部分 第31节：过客之爱(3)
而我实际上是如何的卑污啊。尤其是在她的对比之下。
她不但给了我温情，而且给了我鼓励。在所有他人都视我为异端时，她率先承认了我。当我的奋斗和我的价值完全不为外人所知时，她凭自己的判断力给予我全面的肯定。即使在我心灰意懒自己怀疑自己时，她也依然敢于坚定不移地想念我。她是这世上唯一不曾怀疑过我的人。我想，以后如果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被别人承认，我将不会有太新鲜的成功喜悦，因为这种心理体验我已在小斤那里经受过了一回。而且，谁的承认能像她那样伴着无限柔情呢。
我记得十分清楚，有一回我给她念了一篇我刚刚写出的文学方面的论文，她听了以后那么兴奋，忘乎所以地扑上来，抱着我动情地亲吻，一边吻一边叫嚷：“哦，别林斯基！我的别林斯基！”在我印象中，这是她在我面前最潇洒最放得开的一次。吻后她又说，你要赶快走，要到更高的地方去闪出光辉来，一颗星星要挂得高一点才可以与别的星星相互映照。
后来有两回，我都准备离开那个僻死之地，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她强忍着即将失去我的痛苦，在生活上依然对我照顾得那么好。后来当我被赶出县城，调往三汊港时，她经过许多天的考虑，以那么欣悦的神情，向我提出了一个计划，她叫我辞职不干，住在她那里，吃她一份工资，苦学三年英语，然后去考研究生。
说不清在听了这个计划之后，我的心情是如何地复杂。
只有一颗高贵的灵魂才可作出这样的奉献。
而接受这样的奉献，绝对需要一颗同样高贵的灵魂。
我没有接受这样的奉献。我终于离开了她，独自来到了那个魔窟似的三汊港。世界上所有的侮辱都集结在这里等待着我，我每天都得忍受他们的无耻威压。在这里，我将承受失去小斤的痛苦，还将多次体味比《非人的宿命》更加沉重的幻灭的痛苦。在这里，我还将失去许多自由。直到把这一切受够了以后，直到两年以后一个十分闷热的中午，我才冷笑一声龇着獠牙扬长而去。
在我与小斤分手之后，不知内情的人谴责小斤没有良心，他们认为是小斤嫌我困居乡村而遗弃我。事实上我来三汊港以后还藕断丝连地与她共度了半年时光。我依然没法献给她关于未来的任何许诺，我终于使她彻底绝望了。我只有看着她的背影一步一步远我而去。
1978年春天，是我不堪回首的最暗淡的苦春。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压抑和侮辱，每天都是阴晦的日子，每天都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每天都感受到严重的胸闷和胸疼。学徒出身的医生狗屁不通，而到城里治病是需要开后门的。我只好在胸脯上贴着伤湿止痛膏，如疯如狂地写作系列小说《第七病室》（后改名为《古钟》）。我隐隐感到这将是我最后的作品，因为我的劫数已经到了。
第二部分 第32节：过客之爱(4)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这样一个阴惨惨的日子里，突然收到小斤的信，她向我宣布她已结婚了。
我是站着读信的。读完之后我马上倒下。椅子被绊倒，砸得楼板轰隆一声巨响。随后我在那个狗窝似的床上胡乱翻滚，全身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都在哀哭，而且是无泪的干泣。
那些天我完全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我常常在深更半夜从噩梦中醒来，疯子般地向身旁久久寻找小斤，然后抖动身子又是干泣。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第一次表露以前深深压抑着的温情。但我没有寄去，我怕这最后的温情扰乱她的心。我只寄去了非常简单的几句话。“为了领受你的温情，上帝让我作男人。为了体味失去你的痛苦，上帝给我痛苦的心。——摩罗留给小斤的话1987年苦春”
我们曾经谈论过，即使我们分手了，也应有一种友好关系。可是后来的几次见面，我虽很想与她说点什么，她却很不自然，总是打个招呼，很快就匆匆分手。她是以此报复我所曾予她的冷酷么，我更感到那一段美好的日子真正失落了，因为受了她的否定而失落得完全无踪无影。我很为此伤感。可是朋友D说：这正说明她心里还有你，你竟然连这一点心理的奥秘都不懂，你心理不正常了，看不出这种奥秘了。
我似乎从这话中得到一丝安慰。
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好到那种程度。这种深情为什么不能把另一个人完全感化和融化。我常常感到这不只是小斤和我的悲哀。这是人性的悲哀。
两个月前，一个寒气逼人的黄昏，在一家破烂不堪的旅店里，我向一对男女谈起我与小斤的故事。我忽然说不出话来，立时满脸是泪。我一闭眼，就看见她在地狱里挣扎。尽管她也许活得比我体面，可我总觉得她的生活是那么寒冷，那么黑暗。那蹿动着的死亡的阴影，像一根鞭子每时都在她的头上呼啸，我们曾经共同抗拒这侮辱，可是我终于背叛了她，留下她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我常常为她揪心地痛苦。我多么想有一次机会，两个人哭在一起，我一边向她撒娇，一边给她以温情的抚慰，以救赎我那一回的罪过，和那几年里的罪过。可是，这样的机会不可能有的。我已彻底失去了那温情的怀抱。每一次回到县城，她的那个又拥挤又整洁的小房间都像磁场一样呼唤着我的心。我时时暗自念叨她的方向和位置。可是我只能傻愣愣地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却不能向她那方向迈进一步。我们终于只好永远隔膜，并且渐渐陌生下去。这由亲切变成陌生是多么叫人受不了的折磨。我这样哭哭说说，说说哭哭，完全忘了那一对男女的存在，只顾疯子一样自念自叨：这由亲切变成陌生是多么叫人受不了的折磨，可我却不得不忍受。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小斤，用以感谢她对我的关怀和抚慰，救赎我的深重罪过，并表达我对她的永久不变的爱戴和怀念。愿她高贵的心灵永远伴我在耻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永不止息。摩罗挥泪写于1989年4月30日。
第二部分 第33节：一无所有(1)
一无所有
在“一无所有”的题下，来谈中国唯一的文化巨人鲁迅，几乎近于亵渎，我又何尝愿意。然而这是我的真感受，我不得不如实写来。当我从鲁迅那里读出一无所有来，一如我读出非人的宿命那回一样，感受到了幻灭的痛苦。这种真诚总算可以对得起这位老人。
讲清他的一无所有，是个大题目，我将另找机会试着写篇论文。这里只好从我很不乐意谈论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角度，简单地说说我的思路。曾经有人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推到了鲁迅面前，但是鲁迅认为这于他是极不合适的。有人把他的辞避看作伟大的谦虚，这只是中国式的迂腐之见。好在鲁迅自己是公正而且清醒的。
现代化已经成了几乎一切民族的文化目标，而且成了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乎一切民族的价值标准。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把鲁迅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难看出，鲁迅没有为现代化文化提供任何文化建树。无论是他的医术，还是他的文学观念；无论是他的人道思想，摩罗精神，人和非人的意识，还是他的进化论，阶级观，乃至于他的发式，他的西装，他的见了友人握握手的习俗，全都是从西方来的。他区别于其他中国思想家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精神是完全现代化的即西化的。可是，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什么呢？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文化精神，是内化到了每一个大人小孩头脑中的内在素质，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和心灵中培育生长起来的果实。鲁迅只是虚心地学习了那一切，而且视若珍宝，用来对中国文化作最有力的批判。在世界思想史上，他无法成为发明者创造者，而只是一个运用者操作者。而且他刚领略到西方文化的要旨，就一直忙于运用和操作，无暇去作更具体更学科化的研究。站在这样的文化水准上，又身处连运用者操作者都廖廖无几的社会之中，要他拿出堪与西方大师相比美的文学成绩，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不说鲁迅的具体作品吧，说多了会触伤自称是鲁迅的捍卫者的人们的感情，也许还会触伤民族自尊心，据说这种自尊心是很高尚的。
要说思想的犀利猛鸷，《坟》可以作证；要说观察的深刻，《呐喊》《彷徨》可以作证；要说表现力，《野草》可以作证；要说文体的智慧，全部杂文可以作证。而他的整个灵魂，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丰富感悟和深广同情。他的战斗的一生，更证明着他是个十分坚强十分彻底的人。也就是说，就个人素质而言，他应该可以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优秀思想家优秀文学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原因乃在于他的民族。
第二部分 第34节：一无所有(2)
中国人总是用裹脚布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领带。当西方人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高度艰苦跋涉时，我们却盘腿坐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看着他们努力扭动的屁股发出下流的嘲笑。鲁迅先生是个真诚的人，他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和向善之心，向西方人的队伍急追而去。当他气喘吁吁赶到那个队伍中时，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自己是个侏儒。在他所尊敬的卢梭们达尔文们马克思们托尔斯泰们面前，他的确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自惭形秽的侏儒。历史竟然以这样叫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来回报鲁迅的艰辛努力。一次又一次，永远是这样。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只能是这样。
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人格成为崇高的人，而要成为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化巨人，却必须仰仗自己民族的文化力量。我这里不光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指该民族正在运动着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卢梭正是通过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走向世界的）。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是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卢梭、拜伦、托尔斯泰、尼采们的队列。可是他们走近人类文明的贡坛时，只有鲁迅两手空空，好像一个误入祝寿宴席的穷人，忏悔般地自言自语：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当他的同胞捧来几本旧书向他打手势时，他终于无限羞愧地流出了眼泪。我也像鲁迅一样流着眼泪，因为我与他一样清楚，作为文化人，他只是一个向中国人传播火种的转运者或曰翻译者。中国秦汉以后，每一个文化人都是注释家。近代以来，国粹派仍在摇头晃脑地忙于注释，反传统的人们则都成了翻译家。与别人不同的是，鲁迅在这种比创造更为艰难的翻译中，把自己磨砺成了一个无从翻译的灵魂。西方人永远不会懂得鲁迅，甚至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只需尊崇原作者即创造者。如果要他们把鲁迅迎到卢梭纪念馆或诺贝尔纪念馆中奉为神明，当然不合适。中国人一直怀着这种奢望，久久不肯破灭，只能说明中国人连翻译家的东西都还远远没有读懂，也就是对于自身还完全无知。现在更有许多人叫嚷着责怪诺贝尔的同胞将我们遗忘了，不惜操起为中国人所不习惯的签名活动，举荐东方巨人，甚至恨不得从长城上拆下几块破砖，去换个诺贝尔桂冠，来为这个文明古国装点门面。这除了无知以外，还多了一点无耻。我为他们羞耻呢。
不知羞耻的人们啊，我们来反思一下吧。在这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除了被迫贡献了许多白银和死尸以外，其他还贡献过什么呢？鲁迅的贫乏乃是他的民族的贫乏。
对于一个巨人来说，诺贝尔奖能算什么，得上一百回，也不过分。可是，鲁迅在经过了比西方任何文化巨人都艰苦一百倍的奋斗，站到了一个巨大民族的制高点上以后，当他面对这么一项虽然高贵却又平常的文学荣誉时，他竟然只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轻轻地说：我不配。
第二部分 第35节：一无所有(3)
这是多么残酷的清醒。
什么样的耻辱没有体味过呢，那个清醒地知道自己最终仍只是文化侏儒的老头。
而我们正在体味的和将要体味的耻辱，会比鲁迅少一丝一毫吗，如果我们不故意关闭自己的心灵的话。
谁不希望自己有多一点的建树，谁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光辉的形象，谁不渴望着以巨人的脚步走遍世界，与人类的每一颗心灵亲切对话。站在民族制高点上的鲁迅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依然处在与世隔绝的孤寂之中。
我们呢？我们这些并不见得能站到制高点上的人们，还能怎么样呢？而且，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和生活都无质的推进，我们脚下的土地仍是鲁迅脚下的土地。我们没有理由给自己以乐观的许诺。
就这样，我经历了一次建功立业的幻灭。我懂得自己既不可能以学术家走向世界，也不可能以文学家走向世界，更不可能以涵盖一切的文化巨人形象走向世界。我们依然只能在与世隔绝的囚牢中孤独地挣扎，或者说，我们依然只能在西方人遗下的征尘中，体悟他们冲锋的豪情和开拓的痛苦，而无法与他们并肩前进，共同创造奇迹。
这样的幻灭实在叫人绝望。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痛苦，而做一个不甘于只做中国人的中国人，其痛苦将会无限深重。
那个一无所有的孱弱老头，乃是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仅有的一点财富或营养。如果这个民族还会走向新生，鲁迅乃是真正的起点。如果这个民族要走向灭亡，也必是从他这里倒向深渊的。鲁迅将永远站在中国的零公里处，他的墓志铭是：一无所有——面包、人权、尊严、自由、艺术、科学、民主……
是的，我们的确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却心安理得地在鲁迅身边逡巡不前，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一点也不懂得拿出大的胆气来，正视自己的一无所有，鼓励自己行动起来。这是怎样耻辱的日子。
我就在这样的耻辱中生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尽快摆脱这种煎熬，我总是一边忍受耻辱，一边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语——
难见真的人！
难见真的人！
反叛非人
从《河殇》的讨论和球籍的讨论中，所显出的忧患感和热情，令人尊敬。但他们所讨论的，依然是民族文化败落问题和民族难以立足于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直接的人的问题，对此我只能深深失望。
中国人啊，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谈谈人本身的问题呢？要知道，我们的现状的最可悲之处，乃在于我们的人籍早就被开除了，早就像鲁迅先生所曾担心的那样，从世界人中挤出来了。可是我们对此毫无所知，毫无所觉。我真想生出十一亿个手指来，指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塌鼻子大声吼道：你不是人，你是非人，你是猪猡，你是虫豸，你是人的最丑陋的敌人，让我们一起灭亡吧，一切非人都应该彻底灭亡。
第二部分 第36节：一无所有(4)
可是，几千年来，我们偏偏灭亡了的是人，生存着的是非人。
从敢于抱怨命运的孟姜女，敢于质问天地的窦娥，到完全屈服于命运的祥林嫂，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吃掉的么。
从虽为奴才却敢于愤世嫉俗的屈原，到半仕半儒不僧不道的苏东坡，到八面玲珑自打自招的郭沫若，到令人呕断肠胃的曲啸和李燕杰，我们不是可以痛心地看出，人是如何地一代比一代更加卑微更加可耻更加罪恶昭彰么。
即使是那个深怀人的意识的鲁迅，他曾一厢情愿地颂赞过的民族的脊梁，又何尝有一个是人呢？那里所明列或暗指的，不全都是中华民族“非人”大谱系中愚忠愚孝的徒子徒孙吗？非人的生命机体，其脊梁也一定是非人，就像狗的脊梁只能是狗骨一样。
没有什么比人更美丽的，如果他是真的人。也没有什么比人更丑陋的，如果他已退化成了非人。每一个非人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罪恶，因为他是直接反对着真的人而存在的。
而我们这些猪猡，这些癞皮狗，这些虫豸，正是深陷在这样的罪恶和丑陋之中。
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而非人们也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出最最典型的非人来作自己的楷模。当曲啸、李燕杰和一帮缺臂少腿的非人们到处摇舌鼓噪教化国人时，这个由非人组成的民族的一切空间，是如何地乌烟瘴气啊！
这个吃人的民族至今仍在以吃人为乐，有什么好拯救的？这种吃人的文化至今仍阴魂不散，有什么好凭吊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必要去挽救一种文化，振兴一个民族，难道目的不正应该是通过这挽救和振兴来拯救人吗？如果我们确实无法从这挽救和振兴中解放出人来，或者这挽救和振兴竟依然要以扼杀人为其代价为其后果，那么，我们就必须果断地说：让这文化绝种吧，让这民族灭亡吧。
谁若战战兢兢不敢喊出这声音，谁就是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人。或者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非人，什么是人。
必须确立这样一个最高准则：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为了解放人，一切有碍的事物都必须予以反叛和否定：文化、民族、集体、国家，政党、道德、风俗、传统，以及每一个非人自身。
什么是真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的人？
真的人作为人类文化的终极目标，应该享有全面的发展和解放。但它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每个时代的真的人都有特定的含义，而决不是凡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的都可以称为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上，真的人无疑是生活在他所创造的最先进的文化中的那一部分人。认真说起来，又有什么奥秘呢。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一无所有，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彻底奴化毫无自我，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恬不知耻自丑不觉不思长进。或者换一种表述角度，真的人必须具有自我意识独立人格，他生活在民主国家中而且是真正的现代公民（而不是奴隶或臣民），生活在自由社会因而可以自由劳作自由创造自由抒情达意，生活在博爱和人道的文化氛围里因而享有尊严和温情，同时生活在所有真的人构成的环境里，因而有平等有和平有沟通有协作。真的人总是保持着最活跃的想象力和最伟大的理想，他们生怕因自己的过错而亵渎了自己的理想，总是以忏悔促使自己超越。他们还有行动的权利和力量，以保证自己不但有美好的现在还可以克服变异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真的人永不会为自己的历史画上句号。
第二部分 第37节：一无所有(5)
而且，真的人只有通过对上述这一切的创造，才能同时完成对自己的创造，成为真的人。几百年来，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实验科学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到产业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到性解放运动，到新技术革命，西方人正是将人格力量不断地外化为这一系列历史实践活动，并通过这实践活动，将自己塑造成了包涵了这一切文化内容的现代人格，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的人。
细细品味一下这些内容吧，这一切我们曾经有过吗？我们现在有吗？没有这一切的动物还想自称为人，是不是有点厚颜无耻呢？是不是对人的亵渎呢？渎神的人是要遭到严刑的，渎人的非人呢，永远让他作非人将是最严厉最公正的惩罚。
这种惩罚乃是我们自己加于自己的。
成为真的人的第一个前提，是意识到自己是非人，并且承认自己非人的丑陋。可是我们至今还死在赖账，至今还拒绝反思，我们完全没有一丝人的意识。
成为真的人的第二个前提，是具有实践的勇气和权利，并不顾一切地投入实践。可是我们也没有。那些似醒非醒的非人，总是企图坐在书斋里，通过苦思冥想和著书立说成为真的人，而且其书其说也往往是空洞的说教和神秘的玄想。
即使是这样的前提，离我们还如何地遥远啊。我们是连前提也没有。这是多么彻底的一无所有。
首先觉醒的非人，只有在没有前提的现实中，和自身软弱的反省中，深深悲叹，而且将因为这悲叹，遭到所有非人的憎恶和诛伐。
我不是人，我是非人。前几年我常常这样对远远近近的友人们说。
你对自己是不是太苛刻了？至少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这是一部分友人的回答。
我说，我们决不能因为要把自己划到人的行列，而有意无意地降低人的标准。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是非人。我们不可能因为道出别人是非人而自己成为真的人，也不可能因为承认自己是非人而立刻成为真的人。我们要敢于并甘于为真的人做毛坯和铺垫。
在某次小型的文学讨论会上，由于谈到了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我和朋友Z提出，我们的民族一无所有，我们是非人，我们哪跟诺贝尔文学奖扯得上？这很伤了几个正人君子的自尊心。他们散会后，连夜组织沙龙会议，义愤填膺地吼叫，要把我们这些民族败类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在一次文学笔会上，我谈着人的意识问题，提出我们是非人，又有几个中国文人，怒不可遏地跳起来，打断我的发言，当众宣布我是疯子，我是神经病，并预言我将给文坛带来灾祸。
他们可以没有人的尊严，却决不可以没有非人的面子。
第二部分 第38节：一无所有(6)
他们可以丧失人的一切高贵内涵，却决不可以丧失人的虚名。
这是多么不可救药的非人啊。
早些时候，我还可以通过这些矛盾，看到自己与非人有一丝区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多少还有点人气。
然而这美梦早就幻灭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与一切非人同样卑污渺小。
我没有行动的力量，没有创造的权利，没有实践的勇气。多年来，我不过是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坐在窄小的破房里，一边翻弄书本，一边惊恐颤栗。这种颤栗来源于心灵的巨浪，可是与行动相比，这点颤栗未免太斯文了。想想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和果戈里笔下的俄罗斯狂人，他们都有那么剧烈的外部活动，都敢于按着自己的欲望或正义原则，不顾一切地行动和战斗。中国的狂人却不行。中国人连发狂也得斯斯文文，规规矩矩。中国连狂人都是模范的顺民（中国社会对于人的压抑和扼杀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中国人是怎样地丑陋和可怜，非人竟“非”到了这种地步）！
我是狂人的后代，却没有任何进步。我只是一边翻弄书本，一边抱怨这个世界没有自己，抱怨没有起码的民主和开放度。一边抱怨，一边等着别人争取这些，等着别人为创造这些前提作出牺牲。然后我可以坐享其成，我可以成为集大成者，我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旧时代的挽联上，和新时代的纪念碑上。
怎样的卑鄙怎样的卑鄙，这是怎样的卑鄙啊！
那是一个冬天的寒夜，我与朋友Z第一次反思到这一点。我们是这么惊讶，这么恶心，这么不可忍受地扭动脖子，最后羞愧地流出眼泪。接着我们倒在床上，一直没说出一句话来，我们羞耻得说不出话，只可用对羞耻的体味来折磨自己。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高贵的，根本没想到自己是如此软弱和卑鄙。这种卑鄙正是非人的品性。
即使我不是这样卑鄙，又哪能成为真的人。鲁迅和孙中山似乎是真正的人，他们有强大的自由意志，有反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终生都在行动，都在为消灭非人而奋斗。然而他们仅仅只能说在个人精神和素质上成为了现代人，实际上却依然一无所有，依然是非人。因为他们依然深陷在非人之中，深陷在专制社会和吃人文化之中。
所有人的解放，是每一个人解放的前提。没有哪一个非人可以仅仅凭着个人的力量进化为真的人。个人的觉醒仅仅是非人成为真的人的个人方面的前提。仅有前提是不够的，仅有个人的行动也是不够的。走向真的人，是需要所有非人的共同努力的，而且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能因此就自暴自弃，甘做非人吗？
要敢于让自己成为牺牲者。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是牺牲者呢？甘做非人的固然是牺牲，不甘做非人的也只能作牺牲。因为谁首先起来解放自己，谁就牺牲得最早。这种文化必定要对你张开血口。而且，这一切牺牲都还只是为前提牺牲，离真的人还不知是如何地遥而又遥呢。我为自己取魔鬼名字，就因为我懂得自己现在不是人，将来也成不了人。我行动是牺牲，不行动也是牺牲。正因为不想做非人，而甘愿做魔鬼，然而魔鬼不也是非人的一种吗？
什么样的耻辱什么样的耻辱，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啊！
一切非人都是我的耻辱。一切丑陋和罪恶都是我的耻辱。非人竟是我的宿命。我竟然只可咀嚼非人的耻辱，体味耻辱的痛苦。
然而我必须去反叛。向非人的命运反叛，向非人的耻辱反叛。虽然会因这反叛被摧残得更惨，灭亡得更快，但我必须用自己的反叛向历史宣告：
我是一个想做真的人的非人，这是一个身陷非人世界却渴望与真的人沟通的非人，我是一个为走向真的人付出了全部努力的非人。
一切非人们啊，反叛你自己吧，就从今天开始！
第二部分 第39节：描述耻辱(1)
描述耻辱
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
“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在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
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
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
第二部分 第40节：描述耻辱(2)
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
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
本来，我以为，“文革”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文革”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还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
“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地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
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文革”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
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部分 第41节：耻辱与耻辱意识(1)
耻辱与耻辱意识
当我们对人类历史作客观主义的描述时，我们只能看见苦难而看不见耻辱。耻辱是心灵的体验，是以尊严为坐标轴对生存状态的价值评价。当我们感受到耻辱时，这感受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压力和凌辱，也可能源自对族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性审思，而最后，总是要归结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痛苦。
大约在10年之前，我痛切感到耻辱感的折磨，跌入了这种漫长的紧张和痛苦之中。我开始摆脱个人主义的冲动，转而寻找群体归依，急切地向知识分子群体寻找文化和精神的认同。我渴望通过这样的认同和归依，获得认识上的沟通和心理支持，渴望最少地拥有“自我”，而最多地拥有知识分子集体“属性”。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在我所能延伸到的领域中，我几乎找不到有关耻辱和耻辱感的表达。那些出版物致力于冲破思想的禁区，开拓理论的新地，或倾心于情感的宣泄，智慧和机巧的铺陈。这些著述者们都懂得自己的使命，并为这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然而他们唯独没有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时间用心灵去感受一下耻辱。
这是为什么呢?
不说别的，单从个人经验而言，从“文革”的黑洞里爬出来的一代人，满身满心披沥着多少耻辱的灰尘啊。
何况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甚至也不仅仅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是曾经或将要在这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个体的痛苦、绝望与幻想。正像我们的个体发育史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一样，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拥有着人类史上所有的欢欣和苦难，所有的光荣和耻辱。开始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着它们，而当我们自觉地拥有这一切并担当这一切时，我们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个性生成的时刻，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诞生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物意义上成为人类生命的全息体，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着人性的全部意蕴，因而，捍卫我们的个人尊严，也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受难都不再仅仅是为族类所作的牺牲，而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折射出族类对于尊严与幸福的渴望。在风寒雨冷的时代，我们会因为申诉了自己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希望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
第二部分 第42节：耻辱与耻辱意识(2)
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应该最充分地张开自己的心灵，丝毫不漏地感觉族类的和人性的全部耻辱，同时一定会无可遏止地将这耻辱感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这种表达。
当然，并不是完全找不到。比如1987年，从一位青年学人讨论鲁迅精神痛苦的文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所期待的耻辱感的表达。后来，在另几位优秀的学人和作家那里，我也陆续找到了一点。但就整个文化界而言，这点声音微弱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刚一产生，就被庞大深邃的麻木吞噬得无踪无影。所以我认定，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远没有滋长发育起耻辱意识。正如一位学人所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要追问为什么，是太大太深的话题。我只能凭自己的感想，列出几条极为肤浅的回答。
第一是尊严意识的缺失。我们之所以感不到耻辱，恰因缺乏尊严意识。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只在乱世和盛世之间来回颠簸。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更是日趋恶化，无休无止的漫长凌辱把残存的一点人文气息扫除尽净。人们一步一步地后退，最后退到了只要能够呼吸、能够吃喝拉撒就心满意足的死角。对于长期习惯于动物式生存的群体，尊严不但过于奢侈，而且会成为负担。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中表现不出足够的尊严意识，正说明民族的生命机体中缺乏这种因子。
第二是文化理想的缺失。耻辱感首先意味着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否定性评价，而作出这种评价时，需要某种价值标准作为依据。一个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群体，不但没法拥有对现实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力，连最起码的感受力也没法具备。长期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艺术上一直深陷在可怕的混乱（表现为对西方“概念”和“文本”的泛滥成灾的抄袭）和同样可怕的失语症（表现为无力作出原创性的理论建树和无力作出现实的批判）之中，你看卢梭在看清了早期人类纯朴自然的生活情景之后，鲁迅在听清了异邦的新声之后，他们对于自身的现实状况是如何地深感耻辱，接着而来的批判又是如何地勇猛有力。
一个新的时代，往往是在对时代的批判中渐渐萌生的，而对旧时代的批判，又只能在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时才能开始。寻找新的文化理想的最初动力来自哪里?来自耻辱意识的觉醒。在找到了新的文化理想的新因子之后，再反过来促使耻辱意识发育成熟。在具有生机的所谓新的时代，耻辱意识又转化为尊严意识。所谓尊严感，乃是按自身理想来创造自身的权利、信心和力量；所谓耻辱感，乃是受挫的尊严感。
第二部分 第43节：耻辱与耻辱意识(3)
我们连耻辱意识的最初觉醒还谈不上，我们离新的文化理想怕是还很遥远吧。
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缺失。有一句这样的民谚：人无两块皮，百事都可为。把它翻译成文化人的话语就是：人一旦放弃了尊严，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那就什么境遇都可以忍受，什么丑行恶行都能干得出，再也没有羞耻可言。由于放弃了自我要求，我们无须拒绝什么，无须反抗什么，也无须要求什么，无须捍卫什么，更无须忏悔什么。表面上是无欲而刚，实际上是生命取消主义。
就这样，我们成了不知羞耻的人，和不知羞耻的群体。
前几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后，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满地说：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活得这么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的内蕴无非是：我们活得这么嬉皮笑脸，活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
然而，生活是严肃而又神圣的，正如灵魂一样。我们应该为丑恶卑污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惧，而彻底不眠。
由于灵魂的恐惧和颤栗，由于耻辱，我们应该彻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学人从自身的生存困境出发，讨论起人文精神失落问题。有人马上从学理上对此提出质疑。质疑者完全漠视了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对于文化现实和生存状态的反思，漠视了它所表现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号，从而把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挣扎转化为一场概念与概念的拼板游戏。他们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生活的困境与痛苦吗?我有点不相信。也许他们不过是故意东拉西扯，以逃避对于耻辱的正视?
不敢正视耻辱乃是我们所有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还想改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咀嚼耻辱，通过反反复复的咀嚼，品出耻辱的真味真源和真义，然后起而反抗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描述耻辱，也就是以某种符号把我们内心的耻辱展示出来，这既是咀嚼耻辱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抗耻辱的一种方式。通过描述，赫然凸现出耻辱的存在，并无情地刺激起我们的耻辱意识。
或许，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
第二部分 第44节：疯狂与自虐(1)
疯狂与自虐
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学。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屟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
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
第二部分 第45节：疯狂与自虐(2)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
然而没有。
我们没有疯狂的学者和学说，没有疯狂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
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
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
第二部分 第46节：杞人可以忧天吗？(1)
杞人可以忧天吗？
很古很古的时候，杞国有个人忧虑天会崩下来，地会陷到空处。这本是人类在产生了生命自觉意识之后，对于其外在环境及这环境与自身命运的关系的积极思索。但这位杞国人却因为胆敢怀疑盘古老人所开辟的天地而遗臭万年──千万年来，中国人所加于他的奚落、嘲弄和挖苦，比加于暴君和弄臣的还多。谁都愿意借嘲弄这个可怜的杞人来显示自己的聪明、理性和稳重，谁都愿意通过消灭杞人的奇思异想来建立自己对于这个并不了解的世界的猜想与信任。连李白这样高远的意识和伟大的生命，也无法从中感觉到一丝卓然不群的思想火花，竟也人云亦云地嘲讽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中国人是如何地缺乏宇宙意识，缺乏文化想象力，尤其是如何地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对于卓越见解的赏识与宽容，单在“杞人忧天”这一条成语中，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古时是嘲讽“忧天忧地”，后来是扼杀“忧国忧民”──谭嗣同、秋瑾、刘和珍、遇罗克……一个个忧者全被杀害了，同时还极力压制“忧历史忧民族”。鲁迅先生就因为有“忧历史忧民族”的毛病而落得群起而攻之，以至于使他连心中的“忧”都不敢充分表达。1926年底，鲁迅指出自己“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同时哀叹“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罢。”（《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预言是否如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否有过“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机会？十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鲁迅还一再强调自己为了避免危险而不敢直言不讳，凡说话作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可见，直到鲁迅逝世，他并没有将他所想说的话尽情说出。
那么，鲁迅先生的未尽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这位中国最敢说话的斗士为什么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个言尽意至呢？
在那些已经说出的话里，鲁迅先生所表现出的尖锐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当时和此后的国人。他查遍中国的陈年旧账，总结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的独特历史规律，并指出“吃人”即是其内在本性。狂人、疯子、夏瑜、子君这些反抗者被吃掉了，闰土、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们也被吃掉了。尤其可悲的是，许许多多阿Ｑ和小Ｄ们，貌似鲜活，也不乏挣扎的愿望，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过是报点私仇、谋点私利，心中并无关于自由、尊严、平等的文化想象和价值期待。他们的失败固然悲惨，他们倘若胜利，不是同样悲惨吗？鲁迅对于国民灵魂的揭示和批判，可谓针针见血，但他的深刻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他的广阔精神世界里，还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也难以理解的意识活动。1932年，他说以上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之后所呈现的面貌。如果将那刻意装点的欢容删去，而将那刻意删去的黑暗体验如实地展现出来，那将是怎样强烈、怎样浓重的黑暗呢？裹挟在这黑暗深处的，又是怎样可怕的结论呢？也许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许是说，这个民族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灭亡是他唯一的出路。也许是说，人本身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我们只有等着唱最后的哀歌。要作这一类的推究，似乎很容易，然而要推究得准确，又确实很难。
实际上，刻板的索引是没有意思的。也许鲁迅本人当初就没有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结论。冲撞在他脑子里的，是一个博大而又浑沌的感觉，一种急切而又幽远的灼痛。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鲁迅的勇气和风格，他决不会在某个一般性问题上吞吞吐吐，也不会因为某个一般性问题不能述说而一直耿耿于怀。只有一个绝对重大而又绝对不同寻常的问题，才会使他分外沉重也分外慎重，虽然一生念念不忘，也终于没有直陈无遗。按着鲁迅关于“你要他掀掉屋顶，他才勉强同意开个窗洞”的独特体会，他若以最极端的方式提出最极端的批评，不是更可以惊世骇俗、震醒国人于麻木沉睡之中么？但是，一旦如实说出，恐怕不但无法掀掉屋顶，连指出要开窗洞的权利也要被剥夺了。当他指出了历史的固疾，揭出了国民的弱点，“酷爱温暖的人们已经觉得冷酷了”，但毕竟还有一些民族优秀分子程度不同地理解他的思想、支持他的抗争。如果不“删削一些黑暗”，而是“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情况将会怎样呢？恐怕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视之为“枭蛇鬼怪”，使他再也没法“在这社会里”“生活”了（《坟?写在〈坟〉后面》）。杞人只不过忧了一下天，就要承受这么多的嘲讽，倘若有谁胆敢对国人命运、民族前途之类说三道四，还能逃脱“全民共诛之”的“末路”吗？
第二部分 第47节：杞人可以忧天吗？(2)
鲁迅是深知中国人的脾气的，所以他终于没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部分，而是一面体味着古老文化灭亡的悲哀，一面作着并不是“希望光明的到来”，“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的“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那些“酷爱温暖的人们”便只取“抗战”二字而抹去了“绝望”二字，更不愿意承认正是这“绝望”才是这“抗战”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动力。直到现在，倘若有人代鲁迅说出他的绝望，怕是仍要被指为对鲁迅最恶毒的“贬损”了──国人们总是认为凡有绝望感危机感的人无疑都是狭窄卑陋的。鲁迅是带着对一个浅薄民族的深刻恐惧和同样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别这个民族的。
我们姑且不说哥白尼正是在忧天意识中发现地球的确处在“空处”，进而发现了日心说并发展了现代天文学；我们也姑且不说达尔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的祖宗是猴子，尼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自己还是猴子，你的后代才可能是人，他们却并没有遭到谭嗣同式或鲁迅式的命运。我们甚至也不说鲁迅的绝望感究竟是有呢还是没有，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我们只是想要这样问道：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绝望，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忧地、忧国忧民、忧历史忧民族之外，还进而要忧现实忧未来，能让他说出来吗？而且，如果这一切忧都恰好与公众的习见和陈见相矛盾（几乎必定是这样的），能让他说出来吗？一个中国人，究竟有没有权利在一片歌舞升平和灯红酒绿之中，在一片麻木的沉睡和愚蠢的哑默之中，保持他卓越的洞见、幽远的焦灼、深广的忧虑，并发出他的悲叹与诅咒、嘲讽与警示？难道麻木不仁、人云亦云、说谎、欺骗就该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选择、永远不变的命运吗？
倘若我们能够尊重并且聆听那些卓越之士的隐忧，也许这些“忧”就可以在民族生活实践中被逐渐化解。倘若我们永远只要愚蠢与浅薄、谎言与欺骗，永远要借嘲讽那个无辜而又可怜的杞国人来显示我们的理性与自信，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鲁迅先生的“忧”是所谓“杞人忧天”了。
第二部分 第48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1)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为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候，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治活动，那风仪确实洒脱。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身陷囹圄。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英明决策。所以，名正言顺的狂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第二部分 第49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2)
从《狂人日记》中读出这一层，真叫人不寒而栗。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钳制”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而是进展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所谓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压抑能力。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理性”标准。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狂人主要是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的小房里，深切地反省自己、权衡环境。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尔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做派。
我们在悲哀之余，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他之所以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
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先生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检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这种发明当然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体的真正繁荣，大约是20世纪。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创作，成就最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散文，而是检讨书。尤其在20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创作任务就是写作检讨书。1979年，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钟惦先生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时痛心疾首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靠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的，是谁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检讨书上？
第二部分 第50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3)
钟惦先生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一个人不能凭着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但是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都是从写作检讨书起步学习写作的。我想问一问，一个人从小学念到大学，而一直没有写过检讨书的，有没有？我估计没有。有的教师充分认识到写检讨书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绝招，更多的政工干部更是认为，让学生写检讨书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奴隶自觉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学校当局和教师在对于检讨书的效用上达到了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东北某地有一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他以特级教师的身份介绍教学经验时，就向人们坦诚地亮出了他的绝招。他的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写作检讨书训练出来的。一有什么情况，就让学生写一份检讨书，规定字数，规定思想认识，规定关键词。检讨书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让他过关。
检讨书的妙用有以下几条。
首先，像所罗门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灵魂一样，强势群体总是认为，检讨书可以关押弱势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国人自古喜欢谈论人心，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术”“诛心之论”等等，都是在灵魂上下功夫。但其出发点决不在于尊重灵魂，不在于灵魂与灵魂的互相理解，而在于用自己的灵魂镇压、奴役乃至消灭他者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内蒙古边境的知识青年说：“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莲《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这种做梦都想做领袖的人时刻都在训练着奴役他人灵魂的能力。诱骗他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写检讨书的强势群体看来，检讨书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坚固的监狱，是彻底关押甚至埋葬灵魂的巴士底狱。只有将他人关进了永远不得翻身的灵魂的巴士底狱中，强势群体才能拥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质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因前一天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上课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让她罚站，打扫办公室。”（佚名《一个学生的呼喊》，《北京晚报》1998年4月3日）很显然，写作检讨书挽救不了上课迟到的事实，也弥补不了因迟到而耽误的功课，但老师因为收到了检讨书而以为掌握了学生的灵魂，以为取得了奴役他人灵魂的巨大成功。
其次，可以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挫败感。害怕看见他人拥有尊严、获得成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如果学生敢于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如果学生敢于对教师提意见，如果学生敢于挑剔教科书的错误，如果学生敢于发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感觉和看法，如果学生上学敢于迟到5分钟（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不是主观过错）……那么，写作检讨书的任务肯定就要落到你这个学生头上了。如果认为写作检讨书是跟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误会了。写作检讨书绝不是针对错误来的，而是实行精神控制和心理打击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强势群体所认定的主要教育手段和统治手段之一。有一个老师发现他的课堂上少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是被另一个教师委派去别处为学校办事的。这个老师很不高兴，马上安排缺席的学生写检讨书。这样还觉得不过瘾，他还补充说，没有缺席的学生也必须写作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在这一事件中，缺席的学生本来就没有错，按时来到课堂听课的学生更加没有错，可是全体学生不得不按时写出检讨书来。可见，检讨书不是用来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检视、反省，而是被迫向强势群体表示屈服与依从的跪拜仪式，是强势群体用来消灭你的自尊与自信的无形武器。强势群体将你的检讨书收进文件夹时，体会到了将你的灵魂收进了巴士底狱或者所罗门的瓶子里的成功感和踏实感。
第二部分 第51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4)
第三，写作检讨书是训练说假话的重要手段。强迫他人写作检讨书的人，知道检讨书的表述与写作者的真实想法存在严重分离，他们不在乎这种分离，依然要求写作者按照强势群体的口径和理念表示悔过、认罪、屈服。他们甚至给检讨书规定具体的内容和篇幅，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可以强迫人们反复写。四川省某初级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军（化名），因被学校怀疑偷了东西，2000年2月22日晚10时许晚自习后，被校长等人叫到学校办公室训话，一直到次日零时40分。校领导们要陈军写检讨书，连写三次都没法让他们感到满意，最后一位保卫干事为其代写了一份，又由陈军按上指印。（高冰洁田富友《被疑偷了东西一学生服毒自杀》《滇池晨报》2000年3月8日消息）至于检讨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事实，检讨书中的认识是不是陈军本人的认识，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陈军不堪他们的羞辱和逼迫，第二天到街上买了老鼠药，服毒自杀，暴死街头。校方不惜以摧毁一个学生的灵魂为代价，给一个小小的案件做个交代，结果连学生的生命也给摧毁了。他们失去了一个学生，但是拥有了一分屈服。中国的强势群体看重的是后者，所以没有谁会从这些血案中吸取教训。
逼迫弱势群体写检讨书，只是一种低调的假话训练。它与工作汇报、思想汇报等等高调的假话训练相互配合，构成了学校思想控制和假话训练的完整体系。当然，更加完整的假话训练还必须包括作文训练和日记、周记、书信、课堂发言、口头告密、与教师和学生干部谈心等等。魏书生将检讨书的写作与作文训练看作一体，是对二者精神一致性的天才领悟。学校里假话训练的体系实在已经完备得天衣无缝了，其中大多数训练项目都是诱骗性质的，或者说是由强迫性质逐步过渡到了诱骗性质，只有检讨书一直是强制性的。所以检讨书作为构成最严重灵魂伤害的精神暴力，实际上是校园暴力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形式。
“孩子们和猿猴一样，爱去模仿他们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神志没有吩咐他们去做，也是一样；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8页）大多数中国人经过不断被迫说谎、被迫出卖灵魂的训练，都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这一切。丑恶的教育占满了他们的生活和大脑，他们甚至因此没有机会发展心灵，没有机会学习基本的德行。因为“德行是由经常做正当的事情学来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7页），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从事正当而又高贵的行为和思考，所以他们只能按照模仿的模式无所顾忌地说谎，按照习得的方式成为没有灵魂的无赖。他们几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他人灵魂的奴役之中。所以，检讨书在阉割灵魂、囚禁精神、伤害尊严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部分 第52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5)
对于一小部分善良的人士来说，他们从检讨书中所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他们常常因为自己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出卖过自己的灵魂而自责不已，痛苦万般。他们比别人更严重地感受到灵魂就像人质一样已经被扣押在巴士底狱中，他们因为这种软弱的过失而彻夜难眠。
良知之士的灵魂痛苦正是逼迫人们写作检讨书的强势群体所期望的效果。作为对抗灵魂伤害和精神奴役的措施，我们必须主动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逃离出来。就像美国士兵在绝对弱势中举手投降而不会因此背上精神包袱一样，一个中国人面对无耻的迫害时不得不交上检讨书作为自我保护的措施，这并不必然地成为丧失人格与尊严的事件。我们必须及时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越狱，以求获得灵魂的新生。我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反抗精神暴力和其他一切暴力，为反抗灵魂奴役和其他一切奴役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尊严才不至于被这种消灭尊严的教育所消灭，我们的灵魂才不至于被这种奴役灵魂的制度所奴役。
西方天才与东方圣人
西方文化在我心中的形象，首先是那些天才人物的人格形象。尤其是那批搏战一生不寿而夭的天才们，给了我太强烈太深刻的印象。拜伦享年36岁，济慈26岁，别林斯基37岁，杜勃罗留波夫25岁。他们都是心力耗尽，猝尔长逝的。此外，雪莱30岁，普希金38岁，莱蒙托夫27岁，他们虽然皆为非正常死亡，但其死因亦与其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借用英国哲人罗素之言，便是以孤独本能对一切束缚作坚决的反抗。
所谓孤独本能，照我的理解，便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确立了与众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价值标准，从而使他们与整个市民集体和市民社会格格不入。他们要么牺牲自己以屈于规范，要么坚持自己以反抗流俗。他们显然只能选择后者，于是就把自己推上了凭着个人力量“独自反抗你们全体！”的坎坷道路。这反抗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狂暴的感情活动，来自他们如疯如魔的精神世界。他们每一分钟的存在，都要以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而且，他们时时要以手中的真理向庸碌的公众作勇猛冲击，这更需要十分强大的勇气作动力。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战斗状态，往往来不及进入中年，便已积劳成疾，积狂成疾，积战成疾。他们无以享尽天年，是因为他们预支了全部生命能量用来作冲锋的枪剑。
人们习惯于称这种精神为浪漫精神。浪漫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是指中世纪骑士无所顾忌地抒泄内心的感情（往往是热烈的感伤的），就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涵义而言，是对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狂肆反抗；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浪漫主义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渴望，和为追求这种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伟大热情和力量。所以，浪漫主义者一般都具有尊重个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的鲜明特征。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文化意义上的“群众”只能是对抗关系，因为一切时代的黑暗力量都是借群众的愚昧和软弱得以苟延。那位跛足的英国勋爵拜伦，便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典型。他无疑是个叛逆的精灵，内心常常奔涌着“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勃兰兑斯语），表现出所向无敌的气慨，其所凭依的就是充满反抗意志的自我。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当其他诗人的个性都能随意变形时，“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这是一个激动和执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他的特立独行的自我，就是一部捍卫个性自由、寻求人性解放的宣言书。
第二部分 第53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6)
我们把拜伦式的勇猛之士称为天才，那么，那些总想入于俗流、力求取得公众拥戴，以便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的人，则可称为圣人了。凡欲成圣称贤者，第一要素即在迎合公众，也就是将自己的个性尽悉交给公众的共性，以求取得一致。否则，谁还会乐于听你的呢。第二要素当是在与公众取得高度一致后，不失时机地显出他独有的聪明和智慧，证明自己确有资格教诲蒙子引导俗众。第三要素呢，便是保持仪态端庄，风度儒雅，悲愁哀痛不可有动于衷，快乐欢喜不可有形于色。无论遇到泰山倾覆，还是黑云压城，都要正襟危坐，缓理长髯，有板有眼地说：“君子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益其寿而延其年。”因此看来，平庸、聪明、麻木，就是东方圣人的三大法宝。他们永远豁达淡泊，无需咬牙切齿地诅咒，无需披头散发地冲锋，所以也就不会像拜伦们那样恨恨终生，赍志而没，而可以白髭长髯，永生不老。
这样来描述东方圣人的特征，也许难免使人感到偏颇。但我不过是将这些特征置于一个极端的境地以便作典型化处理。在中国的文化名人那里，虽然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肠，却难见面目狰狞的叛骨，虽然不乏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的诚挚，却绝无否定一切我行我素的个性光辉。试想那个渴慕着“羽扇纶巾”、建立永世功业的苏东坡，当他遇到障碍、雄才难展时，竟然挽起宽大儒服，“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是何等儒雅的绅士风度，何等突出的东方豁达，与拜伦之狂暴、雪莱之奋进，实在是大异其趣。
东方的能人都是想做这样的圣人，一时间也似乎功成名就了，但却没有树立起自我。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自己铸就圣人的牌位，却使“人”受到灭杀，社会也无从前进。西方人则多半愿意做超群脱俗的天才，倘成狰狞恶魔则自视为大幸，所以他们多破坏者，多新学说，多雄杰之士。他们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现实的认可，而且往往会失去一切。但他们能经得起这样的孤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并不怀太多功利目的，并不企求俗世报偿。他们的需要，总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方向，就是人类解放的方向。
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站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东方圣人形象，不过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对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在对于这两种人格模式的态度上。当中国文化处于嬗变更替、空前痛苦中的今天，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了每一个知识者面前：你是要做天才，还是要做圣人？
答案当然千差万别的，但是肯定会有人作出符合人性要求和历史要求的选择。
第二部分 第54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7)
从特立独行到三献书稿
废名的文字以宁静淡雅见长，其人却以奇倔孤傲著称于世。无论论文论道，都有藐视天下之气，即使对熊十力这样的一代巨儒和长者，也毫不相让。这对黄冈老乡在争论佛道问题时，由于各不服输，曾经扭打成一团。这则历史上少见的学坛佳话，活现出两个求道者的炽热与纯真。后来为了驳倒熊十力的巨著《唯识论》，废名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了浩浩二十章的大作《阿赖耶识论》。俞平伯曾经称道说，像废名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在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养成特立独行的气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坚持特立独行的品性，也许同样需要类似的条件?
废名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受到周作人的器重和栽培。升入英文系本科后，成为《语丝》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本科毕业后，受聘在周作人所主持的北平大学国文系任讲师。他每出版一部新著，都由周作人亲为作序，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可谓难得的殊荣。1949年以前，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受到文坛推重。每有一件文化成果产出，即有著名编辑或出版家抢着将它公布于世，以供世人共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是不难保持自信的，从而也就不难立其“特”而行其“独”了。
在他49岁那一年，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那是1949年，北大当局组织员工政治学习。废名痛感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堪回首，决意放弃文学创作，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年他写了《读新民主主义论》，送呈毛泽东指正。这本书自然不像当年写《阿赖耶识论》那样立意在驳难，而是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再加上真诚的赞颂。据说事后董必武约见过废名，算是对他的答复。后来，废名还有过两次献书，其结局很有点叫人痛心。
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此前一年，他被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所以他献书的对象是这个大学的领导。年初，他把刚完成的新著《跟青年读鲁迅》书稿送请指正，两年过去了，领导没给过答复，特立独行的废名当然不好意思去催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在一个屋角落满灰尘的纸堆里发现了这部手稿，这才物还原主。
第二次发生在1965年。废名将《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三部书稿捧到办公楼，一部一部地交给领导。这三个论题都是当时的显学，写这样的书最能表现他思想上的转变。他一边交书稿一边向领导说，不久就是“七一”了，我这是向党的生日献礼，也是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请领导审定出版。好几个月过去了，废名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某个屋角有一张废弃的书桌，他打开抽屉，看见一叠书稿，书稿上积满了愚昧的尘土。他觉得那些书稿好生眼熟，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那三部著作。他当时不敢把书稿取回，因为这是给别人的献礼。直到回家以后，他才悲愤地吼叫着说：去把那堆破烂捡回来，我不愿意给他们垫抽屉。从这吼叫里，才透出一点当年“特立独行”的影子。事后他眼疾急发，导致右眼失明，左眼衰微，也许这是特立独行之气的一种转化。不久以后，他的住房被“无产阶级”占领。1967年，在“文革”高潮之中，无家可归的废名长辞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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