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风彩虹抛光条:刘新：找寻仰望天空的人——伽利略的启示

题目：找寻仰望天空的人——伽利略的启示
讲座人：刘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时间：2007年5月30日晚6：30
地点：证券期货楼一楼阶梯教室
讲座要点整理：东方木匠

      5月14日，这一天我们战战兢兢地开始了长达一周的抬头仰望教育部评估组的日子，而就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同一时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几步之遥的同济校园发出了仰望天空的呼吁。

      在家宝同志同济演讲的全文中，被媒体普遍注意到的是下面这段话：“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应当经常地仰望天空。”

      在迎评创优这样一种氛围中听到这样的呼吁犹如久旱之逢甘霖。
 
      家宝同志讲：“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

      家宝同志讲：“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要认真的做人，刻苦的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更不得来半点的虚伪和骄傲，来半点的弄虚作假。真理，以及一切文化和科学的成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经得住考验的，最终的判断是实践，是历史。”

      家宝同志还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历史，许多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是同办教育，特别是办大学分不开的……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三个方面，第一是人，人才、人的智慧和心灵。第二要靠能够调动和发挥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第三要靠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能力，而这三者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才，也都离不开现代大学的培养。”

      这些话很睿智，也很温暖，都说到点子上了。我是一天以后听到这些话的，很激动。激动完了之后，还要继续去仰望评估组。我必须仰望，因为他们的到来，我上课时坐的椅子也被搬走了。所以，如果我胆敢在这个举校仰望的时刻大不敬，我吃饭的椅子也会搬走。

      不过，我还是对仰望天空这件事情怀有兴趣，自己没法仰望，也想知道别人是如何仰望的，于是我开始找寻仰望天空的人。

      一、什么是仰望天空

      一般认为，家宝总理的寓意起源于康德的那段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段话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部分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在第二段中康德又讲：“景仰和敬畏虽然能够刺激起探索，但不能代替探索。”

      学习和探索是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但却不是人类的第一天性的产物，它与第一天性有关——是第一天性之不足的历史后果。

      弗洛姆认为，人性是人的动物性降到最低点时的产物。动物性基于天赋的本能和极强的适应性，当人作为猴子的本能和适应性降低到谷底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成功的猴子，他就要来到世间。当他再也无法在本能适应的伊甸园里混日子的时候，他就只能凭借着初生的智力探索前行。在适应环境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人可以使自己适应奴役，适应充满压抑性和不信任感的文化环境，人完全可能逃避自由，主动削弱个体的自主性，人自身几乎能够适应任何文化形态，但这些文化形态与他人之为人的本性相冲撞，导致人呈现出病态。这意味着尽管人可以适应环境，但当人的本性受到严重扭曲和压抑的时候，人也会具备改造环境的意愿和能力，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的自我意识带来两点重要结果：一是意识到与自然的分离，二是意识到与自身的分离（跳出自己看自己，把自己作为对象）。由此，产生出通贯古今的两个不懈追求：回归自然与回归自我，不是低下头来在地上找寻重回伊甸园的复辟之路，而是仰望星空探索人之为人真谛的前进旅程。这是一条解放之路，是从自然之淫威、相互之奴役、思想之牢笼中挣扎摆脱，也是一条奋斗探索的艰辛之路。唯有星空的浩渺广阔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契合我们内心的激情与宁静、反映我们事业的广阔与壮丽，蕴含未来之无穷于开放无羁之中。

      仰望天空成为一切文化均有的对于最高和最后意义求索的象征，一切不朽文化也均将此文化象征代代相传。所以，无论我们的头颅被摁到在地有多久，一声仰望星空的召唤必然唤起传承已久并已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

      仰望星空实乃文明的命根，仰望星空即是人类精神之根本。

      二、艰难的仰望——抬起头来的困难

      伽利略不是第一个仰望天空的人，早在古希腊时期据说西方世界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就有这嗜好，经常仰望天空，甚至由于仰望的过于痴迷而跌进坑里而遭到人们的嘲笑。伽利略的仰望星空付出的代价可是远大于彼时的泰勒斯，在伽利略的时代——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垄断一切领域的绝对权威的时代（尽管这种垄断已经呈现出松动的迹象），天与地的对立既已有了科学以外的含义，抬头就会成为一件艰难的事业。天空一旦成为权力的象征，窥探天空就将是代价昂贵的事业。

      1、早年经历

      伽利略1564年出生在比萨。他的童年对数学和物理学有着莫大的兴趣，立志做一位数学家。他认为哲学是写在宇宙这本大书里的，而写作这本大书的语言和符号是数学的，只有首先读懂了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只有读懂了数学，才能够理解宇宙。伽利略的父亲反对他的儿子做数学家的想法。他的父亲是一位调琴师、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那个年代的音乐理论被视为是数学的一个特别分支，这当然是毕达哥拉斯开始的传统，也是后来马克斯•韦伯在追溯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为何会把欧洲的理性化内涵扩展到音乐领域的原因。伽利略的父亲就是一个意志坚定和挑战权威的榜样，他穷毕生之力写作的《古今音乐对话》就是提出一种新的定音方法来挑战当时的主流理论。父亲的榜样使得伽利略也不会由于父亲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志趣。

      1589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了著名的落体实验。这一在今天看来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实验过程在当时却被视为滑稽的表演，当时的许多哲学家还不习惯实验证明，而只是满足于从一个概念演绎到另一个概念的“概念的运动”，所以他们宁愿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玄奥智慧，而不愿相信伽利略的滑稽表演，这使得他在比萨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人物。

      2、一个老于世故的人

      伽利略不是布鲁诺，在某些非紧要方面，他并不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他很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如何明哲保身地保住自己的生存权——这是实现他高远的学术志向的根本前提。在1605年，他踏出了接近权力高层的第一步——成为了即将在未来接任托斯卡纳大公的科西莫•德梅迪契爵爷的私人老师。这位时年16岁的聪敏少年对伽利略的才智十分敬服，也在后来的艰难时局中多次出手援助。

      伽利略是一个懂得搞好各方面关系的人。1610年他发现了木卫，也由此发现了亚里士多德永恒宇宙体系中“多余的部分”。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当然深知尽管这种研究是基于自然哲学的纯粹学理研究，但新的事实对于传统理论的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深埋着对于基督教神学旧有的经典教条对于世界万物的解释体系的颠覆的可能性。一旦有人挑起争端，战场必然从学术领域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演为一场残酷无情的清除教内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意识形态运动，自己甚至也可能因此而重蹈十年以前（1600年）布鲁诺被烧死的覆辙。但他毕竟不是布鲁诺，他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将自己的发现记录在一本新书中，取名为《星的使者》，并将这本书题献给年轻的科西莫二世。

      伽利略用无以复加的华丽辞藻大大地拍了这位爵爷的马屁。他说：“殿下，您的灵魂的不朽美质刚刚开始在地球上发出熠熠的光芒，璀璨的群星就已在天空出现，它们像舌头一样，始终在诉说和颂扬您的无与伦比的德行……它们不是那种普通的为数众多而又不甚著名的的位置固定的星，而是那种非凡的飘移游走的星。事实上，他们环绕其中最高贵的一颗星——木星，以惊人的速度运行，它们就像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它们的运动彼此不同，但同时又都在一起和睦相处，每12年环绕世界的中心走完整整一圈……这些星星就像木星的孝顺儿女一样，除了隔着一段最小的距离，从来没有离开过它的身边。因此，有谁不知道仁慈宽厚、性情文雅、态度随和、家世显赫、举止威严、权势广被、主宰众生等所有这些优点齐集于殿下一身而相得益彰？”

      在这篇滔滔不绝的献词中，伽利略将这些星星命名为科西莫星。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便告售罄，并很快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注意。收到了书和望远镜的科西莫爵爷则为表示谢意，任命伽利略为“比萨大学首席数学家和大公的的哲学家兼数学家”，成为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的专家、学者、国师。

      3、体制内的挣扎——推动教会思想转型，代表先进文化

      中世纪的晚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代。首先，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方兴未艾，对人性的呼唤和对抽象的神性的剥离以及对世俗世界和当下价值的确证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冲击着基督教世界所固守着的教条。那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种新旧势力角力不断，在社会控制总体趋向软化的过程中达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氛围。其次，食古不化的人仍然存在，但体制内的开明人士、一些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上深受宗教改革影响的神甫们大有人在，思想的多元化趋势已崭露头角。其三，中世纪经院学者对于学术研究（尽管主要是抽象的、思辨的研究）一贯是持鼓励和支持态度的，换言之，中世纪基督教学者某种程度上是具备科学探索精神的。最后，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各国民族主义思潮、建立民族国家并挣脱教廷控制的世俗建国运动也趋于热烈，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首次呈现出大举溃败的征象，教廷忙于与新崛起的各世俗王权的较量。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和欧洲的小气候下，伽利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1611年5月，他终于来到了京城——罗马，结识了时任红衣主教、将于未来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巴尔贝里尼，凑巧的是，他们还是老乡，年龄也相仿，又都是毕业于比萨大学的校友，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同年10月，再次进京会见巴尔贝里尼红衣主教（乌尔班八世），并在有众多基督教高层领导人参加的一次关于浮力的常委会集体学习中担任主讲，收效甚好。教廷常委会显然都被伽利略的学识和表述深深打动了，巴尔贝里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总结讲话，他完全站在伽利略一边，并说：“我祈求上帝保佑你，因为为了公众的利益，像你这样极重要的人物是理应长命百岁的。”

      伽利略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体制内学者。伽利略并不是一个激进主义革命者，并不是一个斗士，他并不想推翻现教权，他想寻求妥协，他仍然致力于推动传统僵化了的体制逐步接受“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从而能够真正始终代表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伽利略从不否认《圣经》的理想主义的重要性，他无意于对《圣经》提出批评和反对，也从不对教会进行攻击，他真诚地赞同《圣经》对于拯救人类灵魂的必要性，但他认为《圣经》以及《圣经》的历代诠释者们需要与时俱进，接受已经一些已被认为是普世规律的科学结论。伽利略用他的望远镜将哥白尼问题从一个纯粹的中世纪式的理念的思辨层面上升到了实证的检验层面，并确确实实地实证了它。他再次以此事实苦口婆心地劝告他的体制内的顽固派同志们，如果他们的伟大思想导师亚里士多德能够重返人间，看一看今天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一定会迅速改变自己的看法，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尊重经验的人。“他们希望永远也不要从这些文字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好像宇宙这本大书只是为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写的，只有他一个人才能阅读，而他的眼睛注定要代替所有的子孙后代来看的。”

      4、躲过第一次危机——从基础科学转向应用科学

      伽利略自恃受到了基督教的“体制内高层开明改革派”的明确支持而有恃无恐地在尚未开化的大地和仍在冰冻的河流上穿行，传播他认为正确的学术思想。形势稍好，他终于没有忍住，大胆地闯入了哥白尼问题这块禁地。对于日心说的捍卫和揭开几十年前的旧疮疤，尽管是出于学术的目的，但显然地遭到了敏感的教内保守派势力的强力反弹，他们不会容许为既定的结论翻案。首先发难的是一个名叫卡奇尼的年轻神甫愤青，他在一次批斗伽利略及其观点的座谈会上的第一句引用的就是《师徒行传》中的那句话：“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言外之意，你必须怀揣一颗谦卑的心匍匐在上帝和经典结论面前。

      辩论上升到反教反基督主义的高度，伽利略开始了漫长的法庭拉锯战。他很清楚那些诋毁他的人的动机：“我的其他一些主张与普遍持有的主张是不同的。只要他们说的是哲学范围内的事，我的这些众所周知的真理就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从而使他们对自己的辩解失去信心。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决心利用所谓的宗教外衣和《圣经》的权威来掩饰自己的谬误。”

      伽利略在基督教教会史上一个焦虑不安的时刻发出了科学问题与宗教信条相区别、学术与政治相区分的呼吁。在那个时代，基督教最高领导层刚刚通过了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上一个世纪由“叛徒”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进行了旗帜鲜明地抵制，决议指出：“任何人都不得用依据自己的判断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歪曲《圣经》的办法来解释《圣经》。”并修正了入教誓词，任何教会官员和其他天主教徒都必须用如下这个誓词庄严宣誓：“本人最坚定地接受并奉行师徒和教会的传统、所有其他仪式和教会规章。本人并按圣母大教堂过去和现在所持有的见解来接受《圣经》，因为判断《圣经》的真正含义及对《圣经》的解释纯属圣母大教堂之职责。除根据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所一致同意的见解外，本人决不接受对《圣经》的任何其他见解及对其所作的任何其他解释。”

      在审判布鲁诺的宗教法庭中担任审判官、被称为“对付异端分子的铁锤”的著名教内高层保守派——红衣主教贝拉明甚至也对伽利略睁只眼闭只眼，只是告诫他不要把哥白尼模式当作事实来对待，而只应把它当作一种假说，对于这些反动思想，不要公开传播，私下里的想法是不要紧的。

      但形势在1616年伽利略仍在罗马与人展开大规模辩论的时候发生了转变。基督教高层决定抽调11位神学专家组成评估小组，由他们投票决定哥白尼的两个核心观点的是非，即：第一，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因此其位置是固定不变的；第二，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整个都在运动，是终日自转的。这是一次基督教教内民主的实践，专家一致裁定宣布，第一个观念不但因其直接与《圣经》相抵触而成为“正式的异端邪说”，而且在哲学上也是“愚蠢可笑的”；第二个观念在哲学上同样是欺世盗名的，而且“在信仰上是错误的”，他弱化了信仰的意义，无助于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贝拉明红衣主教作为教皇的特别代表前来给伽利略传达新的会议精神，告诉他组织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最终结论，组织上还是信任和看重他的，希望要相信组织，不要再执迷不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应该立即与哥白尼划清界限，更不要再继续为他辩护了。伽利略当时什么反应，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无疑他向红衣主教的命令屈服了。伽利略的声音被压制下去，但也没有受到政治迫害，在随后的几年里，他闭门谢客，似乎开始远离这种基础科学的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转而从事应用科学研究，运用他所发现的那些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利用木卫解决海上航行中确定经度的问题——由于当时的西班牙正在大力发展海上航运，他还为此领受了西班牙国王颁发的一笔不菲的奖金。

      5、改革派上台——朝中有人好望天

      1623年，伽利略的老朋友巴尔贝里尼上台就任教皇，即教皇乌尔班八世。这位新教皇在红衣主教期间就以开明著称，和传统的神学家有很大不同，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有极浓厚的兴趣，而传统的神学家除了低头祈祷，是从来不会抬头仰望天空的。乌尔班八世对哥白尼问题的立场是比较柔性化的，他不相信“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体系”是事实，但他认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一部应当重视的著作，凝聚了作者在数学上的较多心血，而且以这种体系用作天文学计算和预测的工具并没有什么害处。此外，他也希望保护天主教学者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由。不难看出，乌尔班八世的上台令所有寄望教会重启改革大业的人士充满希望。乌尔班八世在写给年轻的费尔迪南多大公（即伽利略当年教导的科西莫爵爷）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老师：“我用父爱来拥抱这位伟人，他的大名在空中可与日月争辉，在地上遐迩皆知。”此时已是花甲之年的伽利略被这些嘉许的言辞和姿态所鼓舞，迸发出壮心不已的激情。“朝中有人好望天”，改革派大权在握的政治背景和高层的明确支持使得伽利略相信，再次仰望天空、对地球绕日运行问题进行思考和辩论的时机来到了。

      1624年，时隔十三年，伽利略应邀再次进京讲学，给基督教常委会集体学习作主题报告。此时的教皇已经是一个肯于仰望天空的开明教皇了。在此之后，他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写作过程，终于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对话中那些基督教保守派经常以冗长、木讷、愚蠢而又顽固的形象出现。

      书虽然写好了，但出版仍然是一个问题。当时的基督教教内有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出版等事务的宣传部门，罗马教廷在1542年改组后承担了对全意大利印刷事业进行监督的任务，并在1559年颁布了全世界第一部教廷禁书目录。伽利略当然知道自己的这部书稿必定要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严厉审查而且可能会难以通过，于是，这个66岁的老人亲自多方奔走，动用他积累多年的人脉，包括费尔迪南多大公、红衣主教以至教皇等等都表示了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教皇已经也一如历任教皇一样，既已成为体制中的固定元素，便很难摆脱体制的痼疾。或忙于“照顾”自己家族势力——甚至于差一点将自己的一个兄弟从一个平凡的修道士提拔为红衣主教，或忙于营造对“唯一领袖”的个人崇拜氛围——从仪式到装修无不穷尽奢华，或忙于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三十年战争、干预法国和西班牙对意大利的争夺，或忙于教内早已存在且越演越烈的派系政治斗争——改革派和保守派。因而，权力斗争尚未结束，哪有空顾及意识形态斗争？乌尔班以及当时的许多高层领导人尚无暇注意到这个因犯过路线错误而被下放的、已经归隐多年的老头子伽利略还能有什么新举动。结果，这部“反动”书籍便幸运地没有被基督教出版署列入“八本禁书”的榜单。1632年，《对话》出版。

      6、第二次危机在劫难逃——政治的牺牲品

      《对话》出版之后旋即一时洛阳纸贵，伽利略晚年所收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后来发明了气压计而至今为人们所熟知的物理学家托里拆利因为看到了这本书而写信给这位陌生的老者说，《对话》使他转而相信了哥白尼的学说。他还透露，曾经和他一起学习的那些耶稣会神甫们也很喜欢这本书，不过他们当然不会支持哥白尼的见解。凡此种种，都表明教内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大地一经开化、河流一经解冻，思想解放所带来的活力就会迅速在各个领域冲破牢笼，只不过出于政治上的高压而不敢正面承认而已。当然，相对应的，保守派也很快注意到了这株从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中仍然冒出来的“大毒草”的毒性之重，要求查禁《对话》、严惩伽利略的声音甚嚣尘上，终于传到了乌尔班八世的耳中。乌尔班八世由于公务繁忙实在无法抽出时间阅读，便咨询他身边的意识形态顾问，这些人认为那是一部美化哥白尼、对教会大不敬的书。

      诚然是朝中有人好望天，获得权力的支持的同时，也就埋下了失去权力支持时或卷入权力斗争时的麻烦和危险。乌尔班终于怒了！基督教出版署作出裁决，《对话》不可再版、不可继续销售，宗教法庭并发出传票传唤该书作者立即到罗马受审。68岁的伽利略此时正患重病，几乎没有好转的迹象。乌尔班能够对老朋友做出的最大让步是：伽利略可以舒舒服服、从从容容地到罗马来，但他必须来，而且要快。主动来是有自首情节，如果要人逮捕将更为麻烦。伽利略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下了遗嘱，奔赴罗马。

      在罗马，他完全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说《对话》一书完全是出于自己“虚夸的自负、纯粹的无知、粗心的错误”，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自己和这本书，他说“由于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本新书，而且是由另外一个作家写的”，写作这本书是屈从于“天生的自满情绪，在涉及自己的巧妙构思和表现自己在发明创造方面比大多数人都要能干，甚至在支持一些错误主张和别出心裁、似是而非的论点方面，每个人都会这样感到沾沾自喜的”。当然，伽利略可以违心地承认一切错误并接受一切指控，但在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上他一再强调自己与教中央保持着高度一致，决没有反教叛教，而只是幼稚地希望以自己的新的模式来解读教义。在专案组第四次审讯时，他做了最后的妥协：“我当时就认为，就像现在仍然认为的那样，托勒密的见解，即地静日动说是非常伟大光荣正确的，无可争辩的……在教中央做出决议之后，我完全服从，不再持有我原有的见解。”

      判决的那一天，审判委员会中10个审判官中只有7个在判决书上签了名。其中最强烈要保伽利略的一位干脆就拒绝出席，还有的改革派则斥责伽利略没有立场、骨头轻，这么容易就屈服以至于支持他的人也没法为他说话——皮科洛米尼大主教就说“活该如此，而且应该更糟，因为你一步步地将那些垄断科学的人缴了械，使他们一无所有而只得回过头来求助于宗教的理由”。70岁的伽利略跪在地上接受了对他的终身监禁的判决。教皇乌尔班八世则没过几天就变相第减轻了对他的判决，把他服刑的地点从宗教法庭的地牢改为托斯卡纳驻罗马使馆，后来，又有不少主教和大公要求接伽利略轮流居住。所以，虽然晚年的伽利略每天都要痛悔、告解和苦刑赎罪，但实际上仍然得以善终。

      7、“我要努力去理解这个世界”

      伽利略的最后几年是伴随着失明而来临的，他很有风度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说亚当的子孙没有一个曾比他看得更远。尽管如此，命运的嘲弄还是使他不知所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希望能够更多地探索和理解这个还有很多未知领域的世界。

      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去世。同年12月25日，牛顿在英国出生。一如国人有借尸还魂的传统一样，当时的开明人士争相呼吁为伽利略的葬礼提升规格、厚葬。但最高领导人乌尔班八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所可能传达的象征性信号，因而从中央传话下来，制止了所有这些企图。乌尔班带着一股他至死都未平息的怒气宣布说，任何对伽利略的尸体小题大做的行为，都将被认为是对教皇权威的冒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两代教会领导人也已过去，1737年，伽利略墓被移防到圣克罗切教堂，与另一个托斯卡纳人米开朗基罗相对。他的幕上刻有三个女性塑像——职司天文、几何和哲学的女神。

      三、还是要抬起头来——通向鲜花盛开村庄的荆棘之路

      伽利略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连自己的位置都搞不清楚的世界里，他常常卷入与教会之间关于宇宙的争论，从而走上了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敬畏的上天与他通过自己的望远镜所揭示的上天之间的对立的一条危险的道路。

      伽利略是不幸的，他生活在中世纪刚刚结束而又没有彻底结束的17世纪早期。尽管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教会的愚蠢和对愚蠢的执着使得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所以，他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迫害。

      伽利略又是幸运的，因为17世纪早期中世纪已经必然地走向了结束——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业已发生。所以，在巨大的迫害中，他仍然可以感到吾道不孤的安慰。最最要紧的是，伽利略之后，牛顿的麻烦就少了许多——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顺利发表，经典力学体系破土而出；爱因斯坦的麻烦则完全不同——1905年狭义相对论发表，证实了光速是绝对极限；而霍金的麻烦则主要是自己身体状况引起的。

      假如中世纪没有结束，伽利略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牛顿和爱因斯坦们也就一定会像伽利略从布鲁诺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样，从伽利略的人生道路中吸取教训、继续地韬光养晦、迂回婉转地发扬自己的志趣以免重蹈覆辙，则这种宗教或政治控制或压迫下的科学进步的步伐就仍然是步履蹒跚而不会突飞猛进。

      结束中世纪，人类才有了今天；接受中世纪的结束，教会才能够幸存至今天，而继续仰望星空则是人类未来之所系。

      抬起头来，仰望才成为可能，直起腰杆，头才有抬起所需要的角度与支撑。抬起头来，站在大地上才会有它的意义。仰望星空，我们才有宇宙意义上的宽广未来。